马春花 韩琛:沉默的他者:“二周失和”叙事中的羽太信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2 次 更新时间:2014-02-11 21:36

进入专题: 鲁迅   周作人  

马春花   韩琛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氏兄弟失和是一桩备受关注的事件。失和前,共同出版著作,相互署名,有一般兄弟无法比拟的亲密;失和后,老死不相往来,彼此攻讦,终了也未能消除内心的怨恨。从“兄弟怡怡”到“兄弟睨于墙”,本是中国家族政治的常态,却因二周在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以及影影绰绰的内闱密辛,引得众说纷纭,流转数十载,以致成为一个源远流长的叙事。1939年,郁达夫在《宇宙风乙刊》连载《回忆鲁迅》,正式公开叙述这一事件1。建国后,许广平为回应读者好奇,在《鲁迅回忆录》中“澄清真相”,“消除误解”。无论是经久不衰的鲁迅研究,还是渐入佳境的周作人研究,都难以回避对“二周失和”真相的探究。家事一桩,流言几则,旋而登堂入室,演绎为“鲁迅之谜”2、 “民国疑案”3,终成拍案惊奇、历史说部。“听窗”、“不敬”、“偷窥”、“无法言说的爱情”之类的“秕史”,纠结与“经济危机”、“家庭矛盾”、“思想分歧”一样的“正说”。一言以蔽之,似乎皆为正本清源,还原历史。

真相本就无迹可寻,往往湮没于纷纭说辞中。二周都是高明的文体家,兄弟失和的创伤记忆,被二人解构于言辞的腾挪中,语焉不详却有所指——羽太信子。周作人在日记中剪去了关键几字,后又持“不辩解说”;鲁迅先是“邀欲问之,不至”,继而“这是家事,不劳外宾”,最终缄口不提。事件的中心——羽太信子,其实从未停止过抗辩,却被归结为“秽语”之类,且“又换了日本语”,自然无从可信,不配记下只言片语,从而被“铭写”为“二周失和”事件中不可或缺的“空白之页”。而在有关“二周失和”的叙事中,因其犹如“空白之页”4般的“沉默”,于是可以被“随手”指认为“有罪”的他者——一个出身底层、患有“癔症”、去国“失语”的日本女性。本文也从搬演“二周失和”事件入手,却并不试图“发明”任何真相,而是通过分析“二周失和”叙事对羽太信子的再现,标记出这个女性在何处、如何被生产为一个他者、“空白之页”与“阁楼上的疯女人”,以掩盖那难以言明的原始创伤。

1923年7月14日, 鲁迅日记如是说:“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 自具一肴, 此可记也。”从跟周作人一家吃饭变为“改在自室吃饭”,是兄弟失和的序幕,后来者推测,5在羽太信子和鲁迅之间必定发生了一场冲突。可鲁迅日记对所谓“冲突”未置一词。是年7月19日,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信,信件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信中内容所及,全是周作人在知道“过去的事”后的震惊和幻灭,但“过去的事”却是“不必再说了”。“过去的事”?什么事?谁人言及?似乎不言而喻、羞于/难于提及。“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自重”云云,实际上又指向了事件本身的性质、当事双方及解决的方式。“担受得起”、“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则表明自己已经宽恕了当事者。周作人遽然站立于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从“可怜”的受害者变成了承受原罪的基督徒。至于导致这一切的“过去的事”,就这样无足轻重地被带过去,似乎没有讨论订正的必要。

鲁迅曾在日记中自辩,试图与周作人质证不果:“邀欲问之,不至”。6一周之后,鲁迅“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决心离开自己一手建造的“八道湾寓所”。至于直接导致兄弟失和的所谓“过去的事”,鲁迅从未直接说明,倒是结局——失和的创伤——在《弟兄》、《伤逝》及《野草》等文字中反复出现。周作人虽然在日记中剪去了关于“过去的事”约10个字,看似不愿再提,而实际上却是隐隐约约地屡屡提及。1923年《怎样办的问题》7,《某夫妇》译后记,1924年的《神交与情玩》8,1925年2月的《抱犊谷通信》,1940年的《辩解》9,及至日后对鲁迅伦理道德方面的不遗余力的攻击10,晚年继续声称“不辩解”11云云,也皆是不能释怀于那“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从未过去,然而却在“二周”王顾左右、语焉不详的叙述中,从“兄弟睨于墙”变成了“兄弟睨于墙、外御其侮” 12,一事各表、俱撰其利。兄弟二人在各自的阐释中,成就了自己的尊严与大度,而将罪责暗中归结于对方,以及那个间发“癔症”的日本女人——羽太信子。作为兄弟失和起因的“过去的事”,以及“过去的事”的焦点人物——羽太信子,在周氏兄弟二人的表述中,虽然一直“在场”,却呈现为不知所云的“空白”,成为“缺席的在场”。鲁迅自然明白周作人绝交信的含义,但却不愿对此进行辩解。至于不值一辩,还是百口莫辩,其实并不重要,更为令人关注的是:鲁迅试图再现的是怎样的羽太信子。鲁迅形诸笔端的羽太信子形象,目前可查者约略有三,都是兄弟失和后的记述。

其一,是1924年6月11日的鲁迅日记中的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九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13

其二,是1924年9月21日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订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徒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14

其三,是1927年11月7日写给章廷谦的信中提及的:

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得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15

鲁迅记述中的羽太信子,是一个“捏造未圆”的撒谎者、“多秽语”的泼妇、“天威莫测”的主子,乃至令自己“孑身逭遁”的贼寇。至于自己,鲁迅则自命为被放逐的复仇者——“宴之敖”,并以“聊集燹余”,永志其耻。1927年4月,在鲁迅所作《铸剑》一文中,再次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可见精神创伤之刻骨铭心。如果宴之敖的笔名确如许广平回忆,是鲁迅自指其事:“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16那么兄弟失和的责任,鲁迅是完全归之于羽太信子的:是一个外来的她者——“日本”“女人”,将自己从家里驱逐出去。对于日本女人这一身份的强调,有不能忽视的性别歧视、国族区隔的隐意,而非单纯的针对于个人的成见。至于“过去的事”,以他人的转述来看,鲁迅则将其解释为“经济纠纷”——一个导致家庭矛盾的惯常题材:

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17

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18

经济纠纷说似乎可以得到许多佐证,周氏兄弟的母亲鲁瑞曾对人说:

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19

周建人的叙述,详细而充满倾向性:

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20

周海婴的描述则与周建人一致:

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孩子,全家雇佣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21

以鲁迅为始,周氏家族除周作人外,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委,完全附和于“经济纠纷”说,而经济纠纷的根源则是羽太信子的铺张奢侈,并由此一举确立了羽太信子性情乖张、爱慕虚荣、挥霍浪费、持家无度的形象,与“完全不计较自己”、“把全部薪水交给二太太” 22的鲁迅,形成鲜明对比。

至于周作人,其在日记中记载了羽太信子的诸多日常行状,不过是一个居家的普通妇人而已。23或者是因为不能忘怀于“过去的事”的创伤,周作人屡用曲笔铺陈出许多“救恕神话”,如前文所提到的1923年11月的《某夫妇》译后记,1925年2月的《抱犊崮通信》,话里话外,一个有罪的“女人”形象跃然纸上。至于这个“女人”及其过失,是否影射于羽太信子和“过去的事”,的确是仁者见仁的事情。24特别是《抱犊谷通信》,周作人假托吕鹤生25之口,一支妙笔左支右绌,自诩以基督徒般的胸怀,宽容了具有“性的过失”的女性:

“她”或者真是有“过去”,知道过一两个男子,但既然她的丈夫原许了,(或者他当初就不以为意,也未可知,)我们更没有不可原许,并不特别因为是自己的女儿。我不是基督教徒,却是崇拜基督的一个人:时常现在我的心目前面令我最为感动的,是耶稣在殿里“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的情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我们读到这里,真感到一种伟大和神圣,于是也就觉得那些一脸凶相的圣徒们并不能算是伟大和神圣。我不能摆出圣人的架子,说一切的罪恶都可容忍,唯对于性的过失总以为可以原许,而且也没有可以不原许的资格。26

其中的意思,与他1923年7月14日给鲁迅的信一脉相承,周作人在那封信里也说:“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周作人“原许”的前提,在于认定了“她”的过去——作为女性原罪的“性的过失”。而对基督的推许,原因有二,一方面在于其“恕道”的伟大,另一方面则坐实了“性过失”作为“女性”的原罪,与人类的其它罪恶并无不同,甚至是其他一切罪恶的渊薮。这个看法可以在《抱犊谷通信》中对于“属虎”女性——女儿和祖母的描述中得到确认,《抱犊谷通信》几乎一开始,就确认了女性“命照白虎”的宿命:

我为了女儿的事这几天真是烦恼极了。

我的长女是属虎的。这并不关系什么民间的迷信,但当她生下来以后我就非常担心,觉得女子的运命是很苦的,生怕她也不能免,虽然我们自己的也并不好。抚养我的祖母也是属虎,她今年是九十九岁,她的最后十年我是亲眼看见的,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27

属虎28的托辞是个障眼法,不过暗指女性是“白虎转世”(《崇明方言词典》:白虎星:骂女人是灾星,命不好)虽然文中言之凿凿,说什么无关民间迷信,然而自己对于女儿的担心却由此而来,而女性的命运不过是从祖母到女儿的苦痛的延续——“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周作人在文中持续了他的男女平等思想,但这一切皆建立在对于女性的“性的过失”的承认的基础之上。就像基督虽然说过“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一类的话,但同样是在基督教神话中,女性被告知,正是她“祖母的祖母”夏娃——摘下树上的禁果,打开通往地狱之门,引发人类的堕落。“白虎遇廉贞,必主官非” 29,而“二周失和”的官非,无论哪个角度看,确实是由一个女人——羽太信子引起的。周作人言语腾挪中终是不能免俗,声言恕道的同时,依然绑定了女性的“性原罪”,并设置了女性与谜一样的、不可捉摸的他者——“(白)虎”之间的联系,女性的“他者性”乃是宿命的先在。

关于羽太信子/女性,鲁迅和周作人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她的他者性。“捏造未圆”的撒谎者、“多秽语”的泼妇、虚荣浪费的家庭妇女、令自己“孑身逭遁”的日本女人,是鲁迅笔端的羽太信子,她呈现为一个现实的 “他者”,鲁迅籍此他者的形象,想象了“宴之敖”者的主体自我,一个“自拟其头”(《铸剑》)的复仇者。“命照白虎”的性原罪的背负者,是周作人想象的女性,她是一个内在的“他者”,周作人以对其性原罪的指认,实现了对于“兄/父”的无意识叛逆 ,成就了“基督般”的自我认同,一个自钉于十字架的赎罪者。通过与一个女性/“他者”的遭遇,周氏兄弟二人分别重构了自我的主体想象。不过,随着兄弟二人的历史地位的消长,关于羽太信子的历史话语塑造,渐次只剩下倾向于鲁迅的一支,丑化、贬斥羽太信子,批判、指责周作人成为最为常见的叙事策略。

无论是“经济纠纷”还是“性的过失”,“二周失和”都与羽太信子难脱干系,甚至是“兄弟睨于墙”的关键所在,羽太信子作为一个无言的他者,矗立于二者之间,从此兄弟相隔霄汉。大概是心有灵犀,与“兄弟失和”事件相关的两篇文章:《〈俟堂专文杂集〉后记》、《抱犊谷通信》,被鲁迅、周作人分别编织为“劫后燹余”之作,然而所谓“盗劫”,归根结底,不过是“女劫”罢了。将羽太信子他者化的叙事,周氏兄弟便是始作俑者。在几乎所有后来者的想象中,“兄弟失和”的根源全然在于羽太信子的 “谎言”,以及周作人的偏信,即便是看上去中正平和的看法,隐含的也是一种“红颜祸水”的“反女性”修辞:

这件事的内情,知者(张凤举、徐祖正等)不言,言者(许多外界人)不知。——假定是有关礼仪的,我一直认为,失误还是在周作人一面。妥善的处理办法应该是:背后之言偏于饮食,用刘伶,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偏于男女,用蔼理斯,说情动于中乃人之常情,可不计较。可是他听了夫人的话,与提携关照他几十年的、有至高成就的胞兄翻了脸。这件事制造一个时代的黑影,蒙在许多知交以及很多文化界人士的心上。30

而其极端者,凡羽太信子的言辞、人品、出身等,无不遭遇质疑与责难。“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 31,此正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女性形象。而其底层出身也成为她不择手段的根源,“她1888年出生在日本东京一个贫民之家,有姐妹、姐弟4人,她是老大……她上有一位年迈的祖母,其父母均无正当职业,只有妹妹福子一个人读过书,生活十分贫困。就是这么一个人,不用多长时间,就把一个刚建立不久的乐融融的大家庭戳散了,把原发誓‘永不分家’的怡怡兄弟终捣腾得分手了” 32,她“是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 33。“生于贫民之家”、无知下女、“奴才”,是典型的卑贱者形象,其天生的邪恶是无从祛除并改造的。更糟的是,她还是一个“癔症”34患者,弄不弄就躺在地上“装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 35,她的非理性甚至被上升到“疯癫”的程度,被描述为一个逾越“常态”的变态女性。“历史”再现的羽太信子是一个恶魔式的女人,这个“妇人以怨报德,心计狠毒,以谲谮之词,构成鲁迅以莫须有的暧昧,这类事是最容易栽诬人而且很难辩解的,向来是刁恶妇人的杀手锏。” 36

以上各种叙事对于羽太信子的再现,呈现为一种强烈的暴力化倾向,她被塑造为一个具有颠覆力和否定性的邪恶“他者”。建构一个邪恶他者的目的,是试图在主体与他者之间划下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并通过性别、阶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编织,强化男性/女性、正义/邪恶、尊贵/卑贱、正常/失常之间的区隔。能否克服羽太信子这个邪恶的他者,并维系与他者之间的区隔,就成为一个问题。能够克服这个邪恶他者,意味着能够保持主体/客体之间的区隔,从而能够明确自我的主体性。鲁迅显然是个克服者,并确立了其正面、阳刚气质的主体内涵;而周作人则一直没有克服这个“他者”,混淆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隔,于是周作人在叙事中衍变为一个他者的他者,臣服于羽太信子的“权威”之下,而他自己也成为一种阴性的、负面的存在。

毫不意外的,羽太信子被指证为邪恶“他者”的同时,周作人则被再现为一个惧内软弱的形象。周母鲁瑞说周作人“性格软弱”、“怕她似的”37,许寿裳说“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38,周建人也说他“意志薄弱”,“既不能明辨是非,又不能摆脱控制和掌握”,“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 39。许广平也说“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40。 既然周作人无法克服羽太信子这个他者,那他失信于兄长、家国便成为必然的逻辑,兄弟失和及其附逆失节于是被叙述为一个二位一体的结局:“在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在经济上挥霍无度,在人品上欠佳,在性格上乖戾,而周作人惧内、无原则,从而导致兄弟失和。” 41 “有‘怕老婆’的毛病又怎能‘权其轻重’呢!‘权’的结果,也势必轻重颠倒,颠倒到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颠倒到‘一张床上睡着两个同样的货’,以至最后陷入汉奸的泥淖。” 42

对怕老婆的男人的鄙弃里面散发着的是强烈的“厌女症”气息,而羽太信子的日本族裔则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厌女症”的恐惧。“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 43、“陷入汉奸的泥淖”等说法不仅再次强化了女人祸水论,也凸显出羽太信子在国族上的“他者性”,有罪者不但是一个卑贱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日本女人。因由周作人附逆失节的历史过失,鲁迅的“宴之敖”者笔名所隐含的“族裔差异”内涵在后续的叙事中被进一步放大。这个日本女人“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就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 44,“在羽太信子的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 45,“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 46。羽太信子在这些叙述中,并非是日本妇女温顺节俭的传统刻板印象,而是被赋予了一种恃强凌弱的侵占者的恶魔样态。在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以及周作人附逆所造就的历史创伤中,对“羽太信子”的形象塑造,就不能不隐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内涵。羽太信子的日本族裔强化了她的“他者性”,让“二周失和”由家事上升到了国恨的高度,对于羽太信子的他者化叙事的最为极端的情况,就是将之放到一个族裔冲突的历史背景中来加以凸现。

在“二周失和”及其相关叙述中,由性别差异入手,以阶级排斥、精神区隔加以强化,最终在国族冲突的历史氛围中成形,完成了对于羽太信子的“他者化”铭写。女性、癔症、底层、日本人等等,成为铭刻于羽太信子这一人物身上的“他者”烙印,这是一个卑贱的、非理性的、非我族类的女性他者,而癔症、底层、日本人等他者化要素皆影射于她的“女性本质”上。羽太信子这个他者形象,不仅深刻体现出视“女人祸水”的厌女症的根深蒂固,也体现了性别差异作为“他者化”建构的历史无意识:在父权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中,女性“在整体中是他者”,并“热衷于扮演他者角色”,47而其他诸如阶级、国族等他者化因素,往往需要通过性别差异的翻译,来强化其自然的合法性。颇为反讽的是,“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 48鲁迅曾极力批判过 “女人祸水论”: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汗,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并说“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49

鲁迅确切指出,“男性的作者”制造了女性兴亡的神话,而女性被男性所塑造,成为历史话语中的他者。但是,在“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明白的将自己命名为复仇者“宴之敖”,把“兄弟睨于墙”、自己“孑身逭遁”的责任,完全归罪于日本女人——羽太信子。这是否也是“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却忘记了其“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的主张。50其他追述“二周失和”事件的后来者,在现代妇女解放经年之后,也同样将“二周失和”、“大家庭分裂”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并以性别、阶级、国族等区隔的重复演绎,不断强化羽太信子的他者身份。按照鲁迅的说法,应也是一群“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通过将羽太信子排斥于语言象征系统之外,限禁在一个被谈论、被分析、被窥视的客体位置上,使之成为失语的沉默者来实现的。

“二周失和”叙事中的羽太信子,体现了作为一个客体他者的语言状况:他者不能表述自己,只能被表述。一切关于羽太信子的再现,都是抽象的形容、概括、判断,而不是倾听、记录、复制。生前身后,羽太信子的名字和行状被无数人、无数次地重复,然而却与她无关,这不是关于她的再现是否失真的问题,而是她在这些叙事中从未出现。再现行为是一种权力操弄,能够言语并再现世界的人拥有权力,并成为主体,而那些不能言语、也不能说明自己的人,则只能被表达,成为权力的对象——他者。51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他者不能言语,而是他的言语被取消、抹除、遗忘,使其成为一个“空白之页”。如是的情形,同样发生于对羽太信子的再现中,一方面,记叙者皆于无意中透露,在“二周失和”事件中,羽太信子并非没有发言;另一方面,虽然听到了她的言语,但是被认定不值一提或信口雌黄,说了也相当于没说。其实,关于“兄弟失和”及其相关事件中,羽太信子的言语行状,可见的记载有两次,其一是前文提及的鲁迅日记:

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

其二,则是章廷谦对于1924年6月11日的兄弟冲突的回忆:

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还对我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下面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草。52

其中只有章廷谦概括表述了羽太信子的话,但马上就予以否定,以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当然是造谣惑众。而鲁迅形容羽太信子“述其罪状”,然而捏造且未圆。中岛长文认为,羽太信子的秽语很可能是用日语讲的,章廷谦没有直接听懂。53在场的其他人,能听懂这秽语的,除周氏兄弟外,还有三人:曾经留学日本的张凤举、徐耀辰和羽太重九,但是这三个人,谁也没有公开羽太信子的话。至于理由,也不外乎如是三种:因是日语,不能转述;因是秽语,不堪转述;因是谣言,不宜转述。总之要为尊者讳,不能以讹传讹。而所谓尊者,便是鲁迅而已,断乎不会是羽太信子,“谣言秽语”的断词,已经使其万劫不复了。涉事诸公,皆是谦谦君子,羽太信子的“恶言”,以“谣言秽语”之名,被轻轻湮灭,她只能在各种被表述中,成为无语的他者,并始终保持着他者应然的“沉默”。

“没有一个主体会自觉自愿变成客体和次要者。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 54自周氏兄弟失和之后,几乎每个叙事者在言说羽太信子时,都无意识中分享了同一种话语策略,那就是把羽太信子表述为一个沉默的他者,并不断地进行性别、阶级、国族等身份甄别,以将她的“他者性”发明为“真理”。经由这些他者化叙事,男性、高贵、中国、理性等正面/阳性气质被归之于鲁迅,而女性、卑贱、日本、失常等负面/阴性气质则叠加于羽太信子,永恒的主体位置因此属于鲁迅,“有缺陷的”他者则永远是羽太信子。周作人则因“他者”附体,最终丧失了主体意志,乃至附逆失节沦为汉奸,成为一个不堪的赎罪者。通过发明一个“沉默”的他者,似乎一切可能的疑问都有了令人“满意”的答案,譬如“鲁迅的硬骨头”、“二周的失和”,还有“周作人的附逆失节”。

结语

在将鲁迅神化为君临一切的菲勒斯化身的历史叙事中,羽太信子注定被贬斥为沉默的他者。但从女性主义视角考察,羽太信子其实从未缄默,“空白之页”中记录着她歇斯底里式○55的言语。利用一种身体表演的无声语言,羽太信子干扰着将其压抑为他者的父权话语,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叙述了一个别样的女性故事。对于羽太信子的“刻板印象”的不断铭写,非但没有祛除他者的幽灵,反而屡屡证明了其作为一个女性/他者的、难以言表的历史阉割力。驱魔/着魔的叙事于是需要不断上演,恍若周而复始的游戏。1948年某冬日下午,周海婴第一次踏入八道湾寓所,与羽太信子猝然相遇,他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描述:

走进里院,但觉空荡荡的,很寂静,仅有西北角一个老妇人坐在小凳上晒太阳。老妇把章川岛招呼过去,大概是询问来者是谁。章执礼甚恭,谁知仅简单地问答了几句,忽见老妇站起来,对着我破口大骂起来。后来似乎感到用汉语骂得不过瘾,又换了日本语,手又指又划,气势凶猛,像是我侵入了她的领地。章先生连忙拉我退到外院,告诉我,她就是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56

一切仿佛是轮回,羽太信子依然是那个“多秽语”的日本女人,而仓皇退出的周海婴则是又一个“宴之敖”者。周海婴的回忆复现了羽太信子的他者形象:一个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的日本女人。这无疑是一次震惊体验,让周海婴在五十年之后, 依然觉得“她那穷凶极恶的模样尚历历在目。”周海婴的遭际是一个寓言,表征了鲁迅、周作人研究中必然遭遇的困惑:每个试图走近周氏兄弟的人,都无法不被羽太信子的凝视所捕获,她如同一个幽灵,游荡在后人关于周氏兄弟的想象中。对羽太信子的他者化叙事,既是驱逐幽灵、维护权威的意识形态仪式,也蕴含着搬演创伤、祛除压抑的弑父冲动。他者的无法祛除,正因其作为主体的阴影/幽灵,与主体乃是二位一体,这也许便是所谓“人之子”的宿命所在。

注释:

1参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鲁迅研究动态》 1985年5期。

2《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葛涛编,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3 张宏,张晨怡编著,《民国十五疑案》中华书局2006年版。

4女性的“空白之页”既指父权制强加给女性的空白和被动的品质,预示着女性被书写的命运,也是抵抗行为,通过不去书写人们希望她书写的东西而宣告了自己,但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将以她的生命或者名誉为代价。参见[美国]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78页。

5 参见张学义《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情理诠释》,《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中岛长文《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9期。

6 鲁迅:1923年7月19日,《鲁迅全集》第15卷,第475页。

7 《怎样办的问题》写于1923年10月16日,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5》,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6页。里面说:“强迫的禁欲未必饿死,但害处很多,弄得好,损坏了个人的精神和事业;弄得不好,反要横决,干出那些不是人做的行为,这却比宿娼要不道德。”

8《神交与情玩》写于1924年8月25日,见《周作人文类编5》第172页。它反驳“夫妇衣服,兄弟手足”思想,说:“其实亲族关系出于天然,难得至深的契合,成于人为选择的夫妇朋友更有亲密的可能,这恐怕不是空想,但在传统的道德看来,未免以为违碍罢了。”

9《辩解》1940年7月刊《中国文艺》2卷5期,署名知堂。见《周作人文类编10》第233页。里面说:“辩解总难说得好看。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怆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

10 参见舒芜《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10期。

11 周作人:《不辩解》(1961年作),《周作人文类编10》第234页。

12 见《诗经.小雅.常棣》,(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页。

13《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14《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5 鲁迅1927年11月7日致章廷谦书信,《鲁迅全集》第12卷,第85页。

16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5页。

17、22、33、40 许广平:《所谓兄弟》,《鲁迅回忆录》第49页;第50页;第54 页;第51 页。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

18 郁达夫:《回忆鲁迅》,《宇宙风乙刊》1939年3月到8月连载。

19 俞芳:《太师母谈鲁迅兄弟》,见《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

20、39、44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21、45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72-73页。

23 参见《影印本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日记中关于信子日常行状的记录,不过是诸如购物、携儿辈出游、往医院看病人、为周作人理发、同周作人拜访等。兄弟失和后,关于信子的记录看不出什么变化,看来夫妇二人的感情依旧。兹录几则: 1924年1月13日:上午信子为理发;5月29日:又至邮局为信子寄妇女之友社金;6月1日:下午三时同王宋苏张四君游大明湖,……寄信子片;6月9日:上午同信子往东单购物;7月6日,上午信子同陶女士往访尹默之女沈鼎病;7月24日,上午陈文华君来同信子及小孩等至法国面包房吃冰酪;8月2日,信子及小儿往游万圣园;8月3日:信子往东亚公司取书一本来;8月18日:上午八时同信子小儿辈乘车往卧佛寺,十一时到,……因雨不及出游……;8月28日:上午八时同信子小儿辈及重九同往卧佛寺……;9月10日:上午同信子往禄米仓访凤举;10月18日:信子往访张君一家;10月28日:信子同若子往医院诊治。

24对于周作人在《某夫妇.后记》及《抱犊谷通信》中的影射和曲笔,中岛长文《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也有精到细致的分析。《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9期。

25 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在日本时,因不善应酬,比较沉默,给人以“甚是高傲,像一只鹤似的”的印象,鲁迅因此给周作人取了一个“都路”(日本语“鹤”)的绰号,以后周作人即以“鹤生”为笔名。这里假托的“吕”姓“鹤生”其实就是周作人自己曰/说。《知堂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

26、27 周作人:《抱犊谷通信》,1925年2月刊《语丝》12期,署名子荣,收入《谈虎集》,《周作人文类编5》,第46页;第44页。

28《周作人年谱》第84页:1910年5月11日,继祖母蒋氏在绍兴病逝,年69岁,查周作人日记,记岁用虚岁,可推蒋氏老太太生于1842年,属虎。第106页:1914年7月5日,“妻羽太信子分娩一女孩,取名静子”。静子为周作人长女,亦属虎。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9 参阅(宋)陈抟著,徐良弼校《飞星紫薇斗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0 张中行:《周作人年谱.序》,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8、35、38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32、41、42 段国超:《鲁迅周作人失和之原因探析》,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3期。

34关于信子的癔症,许寿裳、俞芳、周建人、周海婴等均回忆信子有一种癔症。不过,查周作人日记,除晚年直接记信子“易作”及不堪其扰外,这在钱理群先生《周作人传》及朱正先生《一个人的呐喊》中有详细的罗列,在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大象出版社的《影印本周作人日记》中,并无对信子“癔病”的直接记录,根据周日记中关于全家病症的详细记录,信子“发病”、“昏晕”的记录可推测为“癔症”的发作,1912-1934年可查的日记中这样的记载有5次,没有晚年“不快”的记录。其间日记记载可见,信子与周作人彼此融洽,并无多少冲突、不堪。据“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的周作人日记,学者们推测可能是信子癔症发作,但查日记“7月15日,玛利子病,池上来诊”,玛利子是周建人之女周鞠子,17日的池上来诊应为玛利子的病,而不是信子的。中岛长文也分析说:“她若照例出现歇斯底里,也许事情会是另一种情况,但她没有发作。”

晚年信子“发病”频频,周作人似乎不堪其扰,颇有怨辞。然这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现实的困窘、政治的压抑对于周作人一家来说,或者才是“发病频频”、不堪骚扰的源头,与兄弟失和的往事可能牵连不大。周作人自己对信子的“易作”倒是颇能理解,信子死后,日记中有:“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耳。”

与日记中记信子“易作”几乎同时,周作人也在《亦报》上发表了《精神病问题》(1950年4月26日),《歇斯底里症》(1951年3月18日),后文就犯歇斯底里症者多为妇人的记载,指出“最特别的是,这在女人是个别的发作,在男子则有时为集体的,发作时更是可怕”。

36 何满子:《赶时髦并应景谈周作人》。见1995 年7 月20 日《文汇报》。其《驳弗洛伊德兼福尔摩斯》,《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6期,依然充斥着厌女症的陈词滥调。

37 俞芳:《谈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

43 据周建人和周海婴回忆,鲁迅和鲁老太太都有关于“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的说法,见周海婴《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产》和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

46 见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47、54(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第13页。

48 钱理群:《周作人传》,第288页。

49、50鲁迅在《且界亭杂文.阿金》中说阿金,“不消几日,她就动摇了我三十几年来的信念和主张”——“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鲁迅全集》第6卷,第208页。

51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52 章廷谦1975年与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转引自陈漱渝《披沙简金》。

53 中岛长文《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9期。

55 在有些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的歇斯底里症是“以身体的痉挛、畸零、甚至自残的完全逃逸策略,抗拒被归类、被定义,狠狠地拒绝男性中心的规范和其二元对立的系统。同时她们也认为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体是会演∕说的女体,常常以出人意表的方式来表演或诉说女性的故事”。参见苏子中《从佛洛伊德的〈个案〉到西苏(Cixous)的〈画像〉──关于多拉(Dora)的二、三事 》,何春蕤编《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56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77页。

刊于《文艺争鸣》,2011年5月号

    进入专题: 鲁迅   周作人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216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