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琛:“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冲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7 次 更新时间:2013-12-07 13:59:54

进入专题: 民国机制   延安道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  

韩琛  

    

   内容提要: “民国机制”的发明是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延续,重估“延安道路”的文学史叙述则是革命范式的当代实践。二者之间虽然在问题意识、价值立场等方面彼此对立,但皆试图以中华民族主义为轴心,建立一种本土化的现代性叙事,进而表征出各自的“特殊模式”的现代中国想象。启蒙范式与革命范式、“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的“冲突性共存”表明,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完成排他性的权威建构,只能选择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协商对话中彼此共存,而正是这种众声喧哗的历史状况,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敞开了新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民国机制,延安道路,范式,特殊道路,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

   新世纪以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讨论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从最初构想“民国文学”、“民国文学史”到提出“民国史视角”,[1]这个议题逐渐由名实辩证层面深入到史观建构层面。学者李怡继而提出“民国机制”的概念,从重构研究范式的角度,给予“民国文学史”以结构性的理论支撑。“民国机制”这一概念的出现,在将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推向极致的同时,亦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问题[2]再次浮出历史地表:与中国文学的“古典机制”相对的“民国机制”,面临着来自“延安道路”的挑战。从自1990年代开始,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即备受质疑,其中尤以来自“新左派”学者的批判最为令人瞩目,显示了“延安道路”的遗产在今天依然具有持久的批判性力量。而以蔡翔、贺桂梅等学者的著作出版为标志,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3]想象亦初步完成了其文学史重写,从而与日渐成型的“民国机制”构成了彼此对话的局面。作为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理论创造,无论是启蒙范式的“民国机制”发明,还是革命范式的“延安道路”想象,皆从不同立场分别面对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真问题”,二者之间的纠结、对立与对话,也正是这些问题、危机不得解决的具象化。据此言之,梳理“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各自的源流,阐释启蒙范式与革命范式之间的对立同一关系,不仅事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本体的历史合法性的建构,而且也涉及到对现代中国之社会结构、思想状况和文化脉动的批判性理解。

   一、发明“民国机制”与“重写文学史”

   “民国机制”这个概念可谓相时而生,拥有完成自身理论生产的三重文化背景。其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部知识生产的需要,“民国文学史”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备受追捧。其二是在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有关“民国史”、“民国思想史”、“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卓著,罗志田、许纪霖等人的著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三,随着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希冀从历史追溯中获得新的文化身份认同,从而形成了一个“张爱玲热”、“上海摩登热”到“民国热”这样一个民国怀旧的大众文化潮流。“民国机制”因此不仅仅是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学术生产,而是在与相关知识领域以及大众文化潮流的相互激荡中所生成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关联性的概念范畴。民国怀旧构成了个体——无论是市民大众还是文化精英——与现实社会体制之间的一种想象性的抵抗关系,“民国机制”则将这种想象性的抵抗关系给予了理论性的抽象。

   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的抵抗性想象,首先体现在对于之前所有现代文学史概念范畴的“检讨”上。在分别质疑了“中国新文学史”之“新”的历史不确定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现代性”价值标准的非本土性之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透过还原“国家历史情态”[4]的逻辑被建立起来,其强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民国时期得以发生、发展的机制性力量:“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与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5]“民国机制”泛指现代文学生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其在与强调去政治化的“纯文学”史观划清界限的同时,亦注重现代文学的自律机制与“国家历史情态”之间的对话。

   其次,“民国机制”试图发明一个存在于民国时期的“文化公共空间”,以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体化的社会机制形成对比。李怡认为这个开放、包容、多元的“民国机制”具有三重保障功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空间的基本保障,作为现代知识文化传播渠道的基本保障以及作为精神创造、精神对话的基本文化氛围。”[6]其之所以得以成型,既因由传统专制体制的瓦解,又源于民主共和的新道统的形成,同时还有五四启蒙运动的冲击,从而使现代中国文学拥有自由发展的基础。“民国机制”这一概念特别强调其对于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有效制约功能,并使民国时期的历届统治集团都未形成一体性的权威,从而使主张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力量和政治团体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主张。“民国机制”甚至还涵养出一种被称为“民国范儿”的知识分子气质,传统文化、现代精神与道德力量被混杂在这个“民国知识分子样本”之上,使之成为具有反抗集权、思想独立、追求民主、向往自由的典范。

   “民国国家历史情态中的现代文学”和“知识精英主导的民国公共空间”是“民国机制”论述的两个核心内容。前者通过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启蒙现代性叙事的解构,试图建立一个本土化的现代文学史叙述形式;而后者则通过钩沉、建构一个相对开放、多元的民国公共空间,重申了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的普遍性意义。从这个两个层面来说,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在建构逻辑上,实际就是一种“反(西方)现代性的(本土)现代性”论述。在启蒙现代性的价值立场上,其与新时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基本一致,只是更为激进化和精英化。激进化表现在“民国机制”的倡导者对于两个“革命”的推崇上:一个是共和体制之建立的“辛亥革命”,一个是启蒙文化霸权之确立的“五四”革命。这明显区别于1990年代以来的“告别革命、回归晚清”学术倾向。精英化则表现在对于民国精英的夸张,认为“民国机制根植于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根植于这一群体对共和国文化环境与国家体制的种种开创和建设,根植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贤的现代理想。”[7]当然,这种更为激进的启蒙范式的现代文学论述是建立在“民国”这个本土化的“国家历史情态”中,而不是“现代”这个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结构”中。

   虽然“民国机制”被描述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新时期以来的启蒙范式的现代文学史叙事的新变体,而其主要特点就在于将启蒙现代性的主要价值主张进行实体化建构,使之落实于“民国机制”这样一个具有特定时空限定性的概念范畴中。“民国机制”作为一个文学史新概念,在其倡导者的论述中变得几乎无所不包,举凡民国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机制,皆在其论述范围之内,这让它看起来非常类似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意即“民国机制”作为一个集政经文化体系为一体的机能性系统,既是统治性意识形态实现的场所,这个统治性意识形态就是“三民主义”,同时也是其他政治集团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左翼组织等进行文化斗争的场所,民国知识精英在这个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机制中,被赋予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这个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过是研究者对于“民国机制”的再生产,其承载了当代自由主义知识者关于一个建立在宪政民主理念之上的“公共空间”的诸多想象,而非是处于乱世中的民国时代的真实反映。在这个立足于当下中国的“民国机制”中进行的现代文学史生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当下观念的编织,而不完全是历史事实的再现。

   从颠覆革命范式的霸权到发明“民国机制”,新时期以来的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流转一圈,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民国机制”的发明并没有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而只是启蒙范式的自我退化:其现代性价值认同从一个“世界视野”退行到“本土视野”,而历史意识则从“连续性”退行到“断裂性”、从“现代中国”退行到“民国机制”,乃至有意忽略“左翼文学”和“延安道路”的历史性在场。如果“民国机制”真的是一个具有更大理论涵盖性的新范式,那么它必须面对并解决一个问题是,为何“民国机制”为其内生的“延安道路”所取代?甚至“民国机制”在当下中国的出现本身,就直接面临着来自“新左派”学者之重估“延安道路”的理论挑战。

   二、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

   从重构“五四”新文学的资产阶级性质到建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新时期中国“重写文学史”思潮起始于挑战革命范式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论述的霸权,并在不断地理论探讨和书写实践中确立了在最近三十年的主导性地位。不过,由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坚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虽然获得了文化符号层面的权威,却并未动摇建立在“革命范式”基础之上的现代文学学科体制。这意味着“革命范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虽然没落,却依然在强烈制约着启蒙范式的现代文学史论述,并形成了诸多象征性的禁忌,使后者不得不永远处于一种“挑战者”的地位上,“民国机制”的发明即是一个最新的症候。

   即便学科体制依然是“延安道路”的遗产,但是建立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基础上的经典“革命范式”的现代文学史论述本身,经由1980年代启蒙思潮的冲击已然式微,几乎完全失去了在当代思想建设和话语生产层面的影响力。可是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急剧变化,一个批判“重写文学史”思潮、重估中国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潮流迅速兴起,并最终形成了新的革命范式的文学史论述。这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它不是经典“革命范式”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新的历史境遇、理论话语刺激下的产物。其完成话语构建的基础性因素有如下几个:其一,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状况的恶化,是社会主义话语复兴的社会背景;其二,中共实际上从来没有放弃“延安道路”的意识形态核心性;其三,革命社会主义遗产一直在中国底层大众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带来的理论和方法论影响;——等等。应当注意的是,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衍生物,其与“民国机制”一样,也是作为一种“抵抗性”的话语,出现在学术研究领域的。

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首先建立在对于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意识形态批判上。“重写文学史”被认为是一个以“文学性”和“现代性”为意识形态表征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实践,而“二十世纪文学史”则是要把“一个资产阶级现代性叙事硬套在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上,用资产阶级现代性来驯服中国现代历史,这种文学史的故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预设和虚构性。”[8]“重写文学史”在确立张爱玲、钱钟书等作者及其作品的经典地位的同时,以“文学性”匮乏的名义策略性地忽略了左翼文学、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并同样形成了新的历史书写的空白。更重要的是,“重写文学史”作为一种抵抗性的文化创造和思想实践,在历史的转换中退换为一种维护既有权力结构的新意识形态,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史领域内的反映。与“重写文学史”的“中国/世界”视野一样,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也具有一个“中国/世界”视野,不同之处是在于后者将社会主义的全球衰落、冷战意识形态的延续和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全球扩散,作为新时期中国“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外部因素”加以批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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