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琛: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6 次 更新时间:2019-10-06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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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琛  

自1926年8月26日起,鲁迅由北京南下,中间一年有余,先后任职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最后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上海,并在此度过余生。忆及这一年的辗转飘零,鲁迅颇为感慨:“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①南下漂流两省制造的热闹与静寂,乃是鲁迅与国民革命交织碰撞的结果,而个人之“橄榄式”的跌宕体验,其实也正是革命之起落无常的惯常历史样态。大革命的1927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代,并决定了整个现代中国的日后走向。鲁迅如此描述彼时的中国:“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②值此生死未明的历史关节,民国知识者如何因应国民革命的兴衰起落,非但关系到个人之歌哭荣辱,亦与整个中国的现代进程休戚相关。鲁迅在革命大潮中的空间漂流与文化回应,敞开了一个介入这个大时代的别样视野,让人们在反思知识精英与现代革命之复杂关系的同时,也能够批判性地理解至今仍在影响着现实世界及其思想生产的“漫长的中国革命”。


一、革命、革革命:从北京到广州


民国建制未久,鲁迅便“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③冲决奴隶时代的循环,创造前所未有的“第三样时代”,被鲁迅寄望于以青年为主体的革命。鲁迅被卷入革命大波,固然系敏感于时代趋势,但更切身的因缘在于,他的个人生活正为恋爱冲击,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生小革命。

自与周作人失和,被迫逃离八道湾居所,鲁迅即被屈辱和失落包围。极端抑郁的状况中,鲁迅亦试图展开新生活,而与许广平的恋爱,便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自1925年3月11日进入鲁迅生活始,许广平即给他带来了巨大冲击,二人日后出版的《两地书》,即再现了一场个人情感革命酝酿、爆发的全过程。1926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从北京南下,于上海分手,鲁迅去厦门,许广平到广州。然而,在厦门不过4月有余,鲁迅便赶往广州。去广州之前,鲁迅在信中倾诉衷肠。意思概括有二,一要反抗过去;二为憧憬爱情,“我可以爱”,“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④抵达广州的鲁迅,与许广平几乎朝夕相处,枯木逢春般的感受,被他隐隐透露于《朝花夕拾·小引》中:“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⑤

恋爱小革命的爆发,是源于许广平的刺激。不过,许广平进入鲁迅生活,却是因为女师大风潮的困境,并希望从鲁迅那里获得支持。之后,鲁迅介入风潮,他一方面以创造新社会的使命来赋予学生运动以合法性:“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⑥另一方面,鲁迅直接走上学潮前台:1925年5月12日,鲁迅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师生联席会议,并代拟递交教育部呈文;5月27日,鲁迅与周作人等7位教员,在《京报》联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同年8月日记中,鲁迅记载去“女师大维持会”13次。女师大风潮最终以学生胜利告终。与五四时期通过文艺创作间接进行社会启蒙不同,女师大风潮中的鲁迅直接介入学生运动之中,并成为这场社会运动的中心人物。一年之后,在由厦门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兴奋地写到:“不过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⑦

这一时期的鲁迅,像一枚革命火种,所到之处,总是风潮不断。实际上,经由女师大学潮的广为传播,鲁迅已经奠定起在青年学生中的地位,他对此也心知肚明:“我处常有学生来,也不大能看书,有几个还要转学广州,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是无法可想。”⑧虽然觉得此地学生幼稚且无“特出者”,“但为鼓动空气计”,依然要怂恿他们或办刊物⑨,或做好事之徒⑩。有意无意间,鲁迅又鼓舞起厦大学潮。学潮酝酿之际,鲁迅便预感山雨欲来:“校内似乎要有风潮,现在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但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与我不相干。不过我早走,则学生们少一刺激,或者不再举动,现在是不行了。但我却又成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11)鲁迅为此得意不已:“这里是死海,经这一搅,居然也有小乱子,总算还不愧为‘挑剔风潮’的学匪。”(12)又一次成为学潮中心的鲁迅踌躇满志,以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做改革运动”(13),并期待到广州中山大学去大显身手(14)。

相对于自由恋爱的个人小革命,以及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志在改造大学体制的学生风潮,无疑就是一场鲁迅可以介入、掌控的中等革命。不过,诸般学潮却非孤立运动,而是在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三一八”事件之后,鲁迅与许广平的南下既为个人境遇所迫,也有南投革命的动因存在。其时,作为国民革命发源地的广州,吸引了很多知识者。鲁迅在1927年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15)。由此可知,国民革命得以迅速展开,乃是大势所趋,国家各个层面的人事,都不能不受其影响。鲁迅南下初衷本来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16)然而刚到厦门,鲁迅即欣喜于此地人民思想“其实是‘国民党的’,并不老旧”(17)。鲁迅俨然已与民党结成一条战线,不但指认顾颉刚系反民党的“研究系学者”(18),且极力鼓吹党同伐异的革命精神(19)。

至于到广州中山大学去的缘由,也被鲁迅提升到国民革命的高度。“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于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做一点文章,也不在意”(20)。怀抱革命梦想,鲁迅就任中山大学职务。在此期间,鲁迅忙于中山大学教务改革的同时,又以五四先驱的身份四处演讲,鼓吹革命、赞颂北伐,激励“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21)。与此同时,鲁迅发展出一种绝对主义的“永远革命观”:“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22)。而在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革命先于革命文学,唯有改天换地的大革命,才能彻底改变文学的色彩,并形成崭新的文学(23)。

实际上,早在1926年3月完成的一篇文章中,鲁迅曾经表达过这种“永远革命观”。他认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24)毋庸讳言,国民革命中的鲁迅,为历史洪流所裹挟,完全陷落于革命狂热之中,认为革命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25)。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革命本身俨然就是新的人伦、礼教和天道。

南下广州的鲁迅,近乎是一个三位一体的革命者。不妨这样说,与许广平自由恋爱、相约南投,是事关个人解放的小革命;辗转数地鼓舞青年、支持学潮,是反抗政教制度的中等革命;落脚广州响应北伐、鼓吹革命,则是颠覆社会体制的大革命。如果革命精神确如鲁迅所言,真得能够“永永放射、无远弗到”,当然最好不过,于是人人无需烦恼,只管革命、革革命。然而问题是,革命及其亢奋总是转瞬即逝,包括鲁迅在内的每一个革命者,都必然要面临革命终结的危机,以及“革命后第二天”的抉择。


二、革命后第二天:从广州到上海


革命的幽暗总是显现于成功之际。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除却称颂革命,他还畅想了革命成功后的文学,以为先是会有“讴歌革命的文学”与“凭吊旧社会的挽歌”,然后“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26)。不过,革命的现实后果却是“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27)。伫立独木桥前的鲁迅,不得不选择沉默,原因即如他自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28)。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惧,或者就来自于革命后第二天的状况:革命变成复辟,解放变成压抑,战士被“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29)。

鲁迅在黄埔军校畅言革命之后未及数日,4月12日,蒋介石即在上海发动清党,4月15日,广州国民党政权跟进反共政变。反革命运动让鲁迅极为震惊,并意识到革命的代价:“我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现在则‘到了汉口’。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30)不久之前还畅言革命的鲁迅,如今却担心自己也有可能被革命的反动所吞噬。

本来怀抱革命梦去到广州,然而不过数月功夫,鲁迅就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于是“便被从梦境放逐了”(31)。实际上,鲁迅并不意外革命的暴力,而是惊讶于革命似乎不过是吃人筵宴的再一次循环上演,并由此彻底崩毁进化论的思路。革命失败并不仅仅是鲁迅的观点,而是那个时代的共识。胡适认为,清党虽导致“国民党中的暴烈分子固然被淘汰了,而稍有革新倾向的人也就渐渐被这沙汰的运动赶出党外,于是国民党中潜伏着的守旧势力一一活动起来,造成今日反动的局面。”(32)然而,反革命形势的形成,恰恰始于革命的开端: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按照苏共模式改组国民党,以民主集权制的形式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组织,这个党治政治模型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其内在之自我纯化的组织建构与外在之党同伐异的一体化社会建构,导致其必须不断进行清党、专政,并最后形成“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党治国家。即便国民革命再从头做起,注定还是将以平庸的反革命告终。

国民革命失败带来的最致命伤害,主要在于让鲁迅丧失了对青年的期望,并幻灭于自己作为青年导师的意义。追溯来看,鲁迅真正奠定他在青年学生中的地位,是来自于他1925年对于女师大学潮的介入。然而,及至夺权之后,曾经的学生领袖也为学潮所困扰,进而反对学潮。1926年,许广平出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一职,并很快卷入了一场新的学潮。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许广平这一次是以当权者的身份,全面践行党化教育的各项措施。在致鲁迅的信中,许广平道尽自己反学潮的党派性(33)。许广平的转向并非偶然,因为以主张公理、改革校务的革命开始,却以“学校成为党部,学生变为工具,读书求学遂成为反革命”(34)告终,几乎是学潮的共同命运。厦门大学风潮经由国民党党部调解得以解决,结果之一就是全面实行党化教育。至于要实行教授治校的中山大学,亦同样致力于党化教育。导致鲁迅认为自己“竟做了一个大傀儡”,“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35)非但党化教育在各级学校普遍展开,而且随着北伐胜利,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发生极大转变。1928年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蔡元培提案《取消青年运动》。次年,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要求学生活动应限于校内。五四之后蓬勃发展的学潮至此已走到末路。到上海的鲁迅,从此疏离学院,除却要坚持独立批判立场之外,应该也关联于学潮失败及教育党化的革命后果。

国民大革命以“清共”告终,学潮中革命以实行党治教育结束,社会各个层面的革命居然都终结于复辟。革命幻梦破碎的鲁迅,离开广州到上海去。在1927年9月19日致翟永坤的信中,鲁迅表达了自己对于政教两界的失望:“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36)不过,更为让人困惑的是,即便是追求恋爱自由的个人小革命,同样也走向反面。抵达上海的鲁迅和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然而却并没有与朱安女士离婚,并终其一生维持着这种旧式的婚姻。如果这个不得已的局面,就是追求个性自由的五四革命在家庭方面的结果,那么至少从鲁迅的经历来看,恋爱自由的个人小革命,同样也以失败告终。

鲁迅南下革命游走一圈,最后在上海组织起一个核心家庭。许广平因此而有所抱怨:“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37)不得已的顺从,同样也是朱安的命运:“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38)鲁迅对家庭婚姻革命的失败体会至深,然而却无法将自身从父权主体降解为异别他者,父权核心家庭的性别阶差政治被消解于甘苦与共的诗意想象中。1934年12月,鲁迅赠给许广平一套《芥子园画谱》,并在扉页上题诗一首:“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39)

鲁迅带着革命梦想南下,最后却以仓皇逃离革命策源地广州告终。历时一年有余、三位一体的完全革命,当然也近乎完全失败。鲁迅在革命后第二天所面临的不是希望,而是革命终结于复辟的虚妄:国民革命流产于血与火的清党,学生运动导致党治教育的全面贯彻,至于恋爱自由的结果,则是一个核心家庭的再现。诸种革命,各自以复辟结束。幻灭于革命之末路,梦醒了不少的鲁迅,竟有些想念北洋政府治下的北京,且“觉得也并不坏”(40)。与北京比较的对象,自然是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


三、恋爱与革命:被压抑者的归来


革命即开端。革命不仅带来政经制度、观念价值的重构,也涉及日用常行的剧烈变化。现代革命既是国家社会革命,也是家庭人伦革命。家庭革命因其切身性,往往比社会革命更为艰难痛楚,而其欲得善终,却完全依赖于社会革命的秩序安排。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家庭婚姻革命,恋爱自由不仅是新观念,而且也是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的新价值范式的重要建构之一。

不过,自由恋爱知易行难。鲁迅也不例外,新旧过渡时代的他,总是呈现为自我抑制状态。然而,作为后五四时代的许广平,却没有这样的顾忌,并乐于将观念付诸行动。鲁迅和许广平对婚姻伦理的不同认识,最早体现于关于“爱情定则”的言论中。在致孙伏园的信中,鲁迅大体同意张竞生之“爱情定则”的理性原则(41);而许广平在给《晨报副镌》的投书中却以为,在爱情婚姻上设置理性定则,完全是精英男性的一厢情愿,并坚持“不屈于一切的”理想主义爱情观(42)。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差异,显示了五四知识精英与后五四知识青年之间的代际冲突。前者试图建立新家庭伦理秩序,而后者则要求继续冲决一切罗网,甚至包括前者建立的新婚恋意识形态。

后来的事实说明,恰恰就是许广平炽热的情感攻势,将鲁迅从自我压抑的苦闷中拯救出来。极端点说,许广平就是一个潘多拉,打开了“鲁迅”这只魔盒,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释放了复仇的种子,归来的被压抑者鲁迅,将满腔愤怒射向所有假想敌。这导致了一种令人费解的状况,一方面是与许广平的恋爱渐入佳境;另一方面则是对杨荫榆近乎疯狂的攻击。用鲁迅向来的彻底批判精神,并不能解释这种极端倾向。或者只能说,经由许广平释放出的历史压抑,被化作话语暴力,尽意投射到杨荫榆身上。然而,这同时又暴露了鲁迅的个体无意识。当他试图揭示杨荫榆权威之下的阴郁心理时,亦将自我的压抑状况披露了出来。故此他在给许广平信中,会以杨荫榆为玩笑对象,来揶揄自己:“我的言行,毫无错处,殊不亚于杨荫榆姊姊也。”(43)

压抑在导致反抗的同时,也通过反抗的失败将压抑内化,主体最终通过抑制欲望,而接受现实原则的支配。个体承受的历史压抑首先来自于宏观层面,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再现的现代性霸权,即是建构现代中国身份认同的压抑性力量,个体时刻面临着无物之阵般的现代体制的询唤,并在抵抗与臣服中形成新的主体认同。不过,更为极端的压抑却并非来自现行体制,而是来自于反体制的革命。来自革命的压抑体验令鲁迅刻骨铭心。日本留学期间,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蹈海自杀,部分中国留学生提议集体回国以抗议,鲁迅等人表示反对,据永田圭介的说法,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秋瑾宣布判处鲁迅等人死刑(44)。其实,在鲁迅笔下的范爱农身上,未必没有他自己之压抑意识的投射,因为激进的“我”以为,这冷眼旁观革命的范爱农,实在比满人还坏,“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45)追求自由、正义的革命在其伊始,即已显示出构成压抑的专制倾向。

遭遇革命的强制与压抑,是现代中国的普遍状况。而在个人微观历史层面上,成长过程中的创伤体验,则造成个体的自我抑制。就鲁迅来说,这主要体现在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作为长子的鲁迅,被早早地推上代父的位置,他不得不克制一己欲望,以家庭作为生活的中心。因此,他必须接受母亲安排的婚姻,完成成长为父(夫)的仪式,也必须维持不得已的婚姻,以表示尊重家族秩序。同时,鲁迅始终为重建一个核心家庭而努力,因为只有在家族秩序的重构中,他才能证明自己是合法的代父。家庭是鲁迅作为代父的终极价值的体现,他将在其中补偿被压抑的欲望。然而,在一场“兄弟失和”的戏码之后,作为代父的鲁迅,在一场家庭造反中被罢黜。这是一个难堪的局面,鲁迅的自我抑制非但没有得到补偿,反而成为大家族重建的牺牲。

作为家国两个层面的被放逐者,屈辱性经验带来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鲁迅不得不进行一场个人与社会的双轮革命来拯救自己,以冲决现实原则的抑制,让个人欲望得到补偿。对于鲁迅来说,与许广平的恋爱就是一场迟到的个人革命,只有在被他一手建立的大家庭放逐之后,这场恋爱才有可能发生。因为他在此刻急需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父/夫主体的存在意义,而许广平恰恰带来了重构主体认同的可能性。不过,从历史压抑中挣脱出来的鲁迅,被力比多驱力推动着参与到社会革命中,他在感受重新成为人群中心的快感的同时,也恢复了潜意识中的毁灭性力量,以及造成这种毁灭性力量的历史创伤。意即,突如其来的爱欲的释放导致了强烈的爱与恨,爱让鲁迅体会到作为一个主体的空前完整性,恨则需要通过革命的驱魔来转移精神创伤。

恋爱激情与革命洪流在最初时刻的交织,令一种浪漫主义的积极想象,遮蔽了“归来的被压抑者”之永远不能抚平的精神创伤。不过,即便是在革命与恋爱的高峰体验之中,鲁迅却依然显露出一种诡异的不安:“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46)这当然不是恋爱与革命的冲突造成的苦闷,而是在恋爱和革命成功之后,恋爱和革命再向何处去的苦闷。无论是恋爱还是革命,它们都起始于被压抑者的激情回归,而终结于重构现实秩序的压抑性暴力,并以此必然是以苦闷告终。

1929年4月,在与韦素园的信中,鲁迅谈及正在兴起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断然否认恋爱与革命之间的联系,“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47)当恋爱的高潮过后,爱情对于鲁迅来说,不再是革命的,而是不革命的,在1932年出版的《两地书》序言中,他居然声称自己这书“其中并无革命气息”(48)。鲁迅自然不是在否定新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告别那个让他辗转飘零的国民革命时代。


四、时势转移:走向革命的五四精英


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与恋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话语。恋爱自由涉及私领域的个人解放,社会革命牵扯公领域的大众福祉。两种话语间的纠结互动,显示的是私与公、个人与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对立统一。与许广平的恋爱,是鲁迅走向革命的个人契机,而一个革命氛围的成形,则是更具决定性的公共因素。在此一时代,五四知识者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后五四运动的中国向何处去?公共问题和社会脉动连带着个人抉择,无论个人如何举动,总是密切相关于一个大时代的时势转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发生,乃是源于“民国初年政教反动的空气”(49)。政治反动是指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张勋复辟”,意识形态反动是指士绅阶层的提倡尊孔的“国教请愿运动”。从民初国家建构来说,提倡尊孔、建立国教的运动,是为应对民国建立后的宪政共和危机,意在以儒教为机轴来统摄家国政治。不过,新知识阶层已经不可能认同儒教为政教机轴,他们在反传统的同时,也要通过建构新意识形态来夺取文化领导权。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运动,目的在于重构一种新的统摄家国天下的权威价值体系。其实,就建构一体化政教意识形态这个基本目的来看,新文化运动与“国教请愿运动”其实具有内在一致性。

在五四知识者看来,由文学革命而及思想革命,最后走向社会革命,乃是大势所趋。周作人认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50)胡适则认为“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51)。五四运动试图以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根本问题,但是新思想的形成并不能自动改变社会体制,因此势必由思想革命走向社会革命。新文化运动最终以五四学生运动的高潮结束,也许就是这个内在逻辑的应然结果。到1920年代初期,政治革命已成燎原之势。1927年,鲁迅谈到五四运动时以为,“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酿成战斗……”(52)

大体上,五四运动是从一个从文化运动导向社会革命,从新知识精英主体过渡到青年学生主体的运动,走向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是五四运动的归宿。鲁迅在五四后的人生轨迹,就是一个从家庭到社会,从文化革命到社会革命的历程,正契合于五四运动的政治化转向。1925年,鲁迅主动介入学生运动,除却个人方面的因缘际会之外,也因为青年学生已是这个时代的政治运动主体。伴随国民革命的发生,鲁迅表示需搁置文学革命,提倡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甚至夸张地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53)至于鲁迅晚年倾向左翼革命,依然是内在于政治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脉络。

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解体,知识者分裂成不同的政治集团,但是此后的中国社会却形成了另外一种同一性:即不同政治集团皆以大同世界为许诺进行社会整合,并建立政党进行组织建设、群众动员与社会革命。1925年4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谈到,中国须改革,而改革最快的就是革命,而要革命成功,则必须要有“党军”(54)。鲁迅非常明了现实中国政治的走向:首先就是大同愿景的意识形态询唤,然后是党政军一体的组织建设,最后就是“火与剑”的暴力革命,“充实党人实力”则是第一要图(55)。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的大量加入,让国共两党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鲁迅本人一直采取不党策略,不过他在女师大风潮中所处的阵营,多由浙籍国民党人构成,而他一路南下广州的言论立场,也一直站在国民党一方。鲁迅虽然坚持“无治的个人主义”,但是此一时期倾向国民党的立场,其实也较为明确。

胡适日后曾感慨,“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56)其中的根本原因倒不是因为五四精英完全认同于国民党,而是在于渴望结束军阀割据、再造国家统一。在1925年初发表的《忽然想到》中,鲁迅认为“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57)。而周作人则在1925年第一天感慨,“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58)。“五代式的民国”应是五四知识者对于北洋时期的民国的共同观感,而结束内乱外辱的国族乱象,“向往统一应是社会各阶层与各政治流派都能认同的时代愿望”(59),至于在政治立场上的具体分歧,都一时为这民族主义共识所遮蔽,从而使五四知识者能够弥合彼此之间的立场差异,一致认同于国民革命。人人倒向革命未必是投机,而是国家能力崩溃的现实危机,让人们不得不暂时顺应国民革命运动,以期结束北洋乱象,再造民族国家。

不过,基于民族主义的政治联合是不稳定的,国共两党在革命终极目标上的对立,让二者间的合作最后只能以破裂告终。当国民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就必须明确下一步革命的方向,国民党以国家重建为目的,共产党要继续进行阶级革命。在1927年10月发表的《怎么写》一文中,鲁迅曾谈及有关郁达夫文章《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的争论,郁达夫主张国民革命是阶级革命,反对者则主张是民族革命,这其实就是两党之间关于国民革命之本质的分歧所在。国民党集团的权益能够实现于胜利的当下,而共产党则寄托于继续革命的未来,前者对于后者的清党势在必然,否则就会变成被革命对象。国共分裂也是五四精英在达成短暂的民族主义共识之后,又迅速再分裂成不同的政治、思想集团的标志。对于鲁迅来说,他或者偏于共产左翼,但是却并不明了,而且终其一生,也一直处于这种不明了的状态。

中国问题趋向政治解决、国民革命的民族主义共识、五四精英的思想分野、党治国家的确立、革命的自我悖反等历史因素,都在鲁迅1927年的生命漂流中留下痕迹。他一方面为大时代的权势转移所左右,不得不经受“火与剑”的考验,另一方面则更为明了历史的诡计,终不愿削足适履于革命,而牺牲“抒写的自由”(60)。鲁迅最后选择定居的上海,也是一个灰色暧昧的权力场域,从而让他可以稍有自由的可能。


五、道成肉身:鲁迅与漫长的中国革命


一生之中,鲁迅身历三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左翼革命。辛亥革命后,鲁迅先是作为地方精英,介入绍兴的权力重构,继而进入国家中枢,成为教育部佥士。国民革命后,鲁迅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成为一名自由文人。左翼革命政党则在他身后,将其奉为民族魂。与孔子是儒教的道成肉身一样,左翼场域中的鲁迅,俨然也是革命的道成肉身。在前两场革命中,导致鲁迅因应策略改变的原因可能在于:与辛亥革命相比,国民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革命,并与之后崛起的左翼革命关联甚深。

辛亥革命不是现代革命观念影响下的革命,“乃是由绅士空间扩张而颠覆王权造成,它是立宪改革必然导致的结果。故从绅士公共空间的形成、扩张到以共和为目的的政治实践,均可视为改革的延续。”(61)故此,鲁迅笔的下绍兴光复,俨然新瓶旧酒:“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62)简而言之,辛亥革命建立起新国家、旧社会和新政治,新国家是指共和国体,新政治则指宪政民主,旧社会意味着中国中下层组织依然是士绅阶层主导的传统秩序。小说《阿Q正传》正反映了建立于旧社会之上的新政治的悖论:阿Q革命是要求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造反革命,士绅革命则是维系既有利益格局的共和革命,并试图通过压抑阿Q们造反,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故此,“未庄”世界虽然为共和革命冲击,却依然保持着旧秩序与旧伦理。

即便民初中国被称为共和幻象,但辛亥革命依然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因为其实现了缔结自由宪法、建立共和国的初衷。然而,宪法政治失落、国家能力丧失、价值体系瓦解等状况的出现,让新生的共和国危机四伏。至于解决这些危机的诸多举措,都接连以失败告终,从而导致国家趋于解体。这就让以五四运动为思想前奏,而以大众动员、军事暴力为解决手段的国民革命登上舞台。国民革命首先是一场民族革命,其不为缔造民主共和政体,而是要建构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此外,国民革命也是一次动员底层工农、重组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国民革命的结果是创造出新国家、新社会和新政治:新国家即党治国家;新社会瓦解了地方自治;新政治就是一党专政。国民革命以政党为基本组织方式,通过推动新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传播,对中国基层社会大众进行政治动员,进而将党政官僚系统深入到社会各层面,重新建构起意识形态主导的一体化社会,其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式几乎一脉相承(63)。从颠覆辛亥革命的视角考量,国民革命是不同于洪宪复辟、张勋复辟的另一种“复辟”。当然,自由倒退、民主失落和专制复辟在192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64)。

经由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过渡,现代中国完成了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换。这也是一个在西方思想冲击之下形成的新意识形态完成其中国化、并用之来进一步整合中国社会的过程,国民革命即是用新意识形态重构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不过,意识形态的内容虽然发生变化,但是整合社会的形式机制却是本土化、儒教化的。这种意识形态机制致力于将天道公理落实到个人身上,一方面从天理推出人伦,强调个人对天理的绝对服从;另一方面从人伦推出天理,要在个人身上全面体现天理。因此,有必要发明一个圣王般的革命典范,作为天道公理社会的开端。在传统中国,孔子是儒家意识形态的道成肉身,现代中国的圣王崇拜,则始于对孙中山的造神运动,“国父中山”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道成肉身。鲁迅曾谈及孙文革命精神的无远弗届,但鲁迅恐怕未料到的是,他在身后亦被塑造为现代中国圣人,变成中国革命精神的道成肉身。首先是一些现实因素造成了这个状况,譬如鲁迅是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领袖等等。但最关键的不是鲁迅,而是鲁迅占据的位置,即那个被认为可以表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之名。如果不是鲁迅,也会是其他人,来占据其位。

鲁迅身后被推崇为现代中国圣人,亦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文学政治的巨大力量。五四之后的两场革命,都具有托克维尔谓之文学政治的特点,它们都非常重视文学化地唤醒大众的宣传,其是对于五四运动之文学抑或文化政治传统的接续:“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文人控制了舆论的导向,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中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65)。在古典中国,文人本来就肩负维系道统的责任。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礼教真理对于统治者来说不过是操弄权力的工具,而对于文人嵇康之流来说,“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这里的一个核心关系就是,现实礼教政治是虚伪的,只有嵇康等文人才能够认识礼教真理,并建立一个真实的礼教世界。对鲁迅而言,文学者不是要建立一个虚构世界,而是试图通过语言表征出一个真理世界,文学者的革命性不体现于行动,而在于他的真理世界想象对立于现实世界,这个想象的真理世界,则是现实的应然本质。故此,“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指示另外一个,毋宁说二者都认同一个关于代表/表现的权力的理想,即把想象的世界变为现实,这个关于‘代表的权力’的一致性让二者走到了一起,以确保两个领域之间一系列的永恒相遇和相互介入。”(66)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中国开始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暴力革命进程,一种作为历史必然性表征的文学结构的现代性规划,贯穿了以国民革命为起点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堪称惨烈的革命历史进程中,文人气质的政治家举足轻重。他们为实践提供思想,为大众提供教育,为革命塑造个性,为历史指明方向,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其实,革命天理的道成肉身也是一种文学政治表述,无论是国父孙文,还是民族魂鲁迅,都是在文学话语的编织中居于其位,他们的降临不是一个偶然性事件,而是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显现。不过,一旦鲁迅被塑造成神,对他人来说则是一个灾难,因为绝对神位的奠定,必将带来压抑。从此只有两条出路,要么通过自我改造抵达鲁迅,要么臣服于作为人之神的鲁迅。前者根本无法做到,于是只剩下臣服。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矛盾的状况,本来是要用鲁迅来照亮通往自由的革命道路,而还未走上这条革命道路之前,个体需要首先拜倒在鲁迅的神位前。这个状况表征的即是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必然性论述:自由与解放实现于对必然性神话的臣服。

鲁迅说,真正的文学家,在什么时候,都是站不住脚。革命之前站不住,革命之后也站不住(67)。他自己亦不例外,在反革命的北京,站不住脚,在革命的广州,也站不住脚,只好跑到上海租界边上住下来,一直“横站”到死。鲁迅曾追随革命,也一度为革命目的论所蛊惑,但就其个人本位的思想来说,他并不愿意为任何革命牺牲自由,故而在革命后第二天,毅然疏离革命。1929年,鲁迅为柔石小说集《二月》做短引,其中关于“萧君”的一些感慨,正可以为他自己的国民革命之旅立此存照:“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68)

①(29)鲁迅:《而已集·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66、465页。

②鲁迅:《而已集·〈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第571页。

③(57)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鲁迅全集》第3卷,第16、16-17页。

④⑦⑧⑨⑩(11)(12)(13)(14)(17)(18)(20)(33)(43)(54)(55)鲁迅,景宋(许广平):《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78、257、160、147、273-274、271、277、272、136、171、112-177、179、76、27、33页。

⑤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第235页。关于鲁迅与许广平之广州行状考论参见朱崇科《爱在广州:论鲁迅生理的焦灼与愉悦》,《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期。

⑥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9页。

(15)(36)(40)鲁迅:《书信·270919致翟永坤》,《鲁迅全集》第12卷,第68、67、68页。

(16)鲁迅:《书信·260617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第528页。

(19)关于鲁迅与顾颉刚之关系考论参见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21)(52)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5、13页。

(22)(46)鲁迅:《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428、428页。

(23)(26)(53)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37、440、442页。

(24)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第7卷,第305-306页。

(25)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94页。

(27)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08页。

(28)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3页。

(30)鲁迅:《而已集·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3卷,第448页。

(31)鲁迅:《三闲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全集》第4卷,第33页。

(32)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文集》5,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585页。

(34)《今日之学风》,《晨报》1928年4月9日。

(35)鲁迅:《书信·270515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32-33页。

(37)许广平:《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许广平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11页。

(38)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

(39)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鲁迅全集》第8卷,第422页。

(41)鲁迅:《书信·230612致孙伏园》,《鲁迅全集》第11卷,第434页。

(42)维心(许广平):《爱情定则的讨论(十)》,《晨报副镌》1923年5月25日。

(44)[日]永田圭介:《竞雄女侠传:秋瑾》,闻立鼎译,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45)(62)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22、324页。

(47)鲁迅:《书信·290407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2卷,第160页。

(48)鲁迅:《两地书·序言》,《鲁迅全集》第11卷,第5页。

(49)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周作人文类编》⑩,钟叔河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475页。

(50)周作人:《思想革命》,《周作人文类编》①,第172-173页。

(51)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2,欧阳哲生编,第485页。

(56)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文集》5,第381-382页。

(58)周作人:《元旦试笔》,《周作人文类编》⑨,第41页。

(59)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162页。

(60)鲁迅:《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21页。

(61)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页。

(63)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64)[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65)[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8页。

(66)[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78页。

(67)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21页。

(68)鲁迅:《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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