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文革中重庆的“一号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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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  

 

“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以及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成员们的一再强调,其斗争的重点、大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的中央“一号专案”,就是打击中共党内所谓“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大冤案。

然而,在这场始终强调“大方向”,始终强调要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的文革运动中,在重庆,却出现了一起把斗争矛头对准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民主党派成员的奇冤大案——重庆“一号专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这起大冤案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 重庆陷入“全国内战”炮火

要了解重庆“一号专案”炮制出笼的背景,就得了解重庆文革中的武斗。

武斗,本来是伴随着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而产生的一种很难避免的现象。若再加上领导者左倾路线、左倾思想的指导,则必然会更加恶性发展。因此,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就作出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毕竟是集左倾路线、左倾思想之大成,武斗不但不可能避免,而且只会出现“史无前例”的高潮。

自文革开始后,重庆就陷入空前动乱之中。1966年12月4日,就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重庆市体育场内外的数万人大规模流血冲突。这是文革中的首次大规模武斗(比以往宣传为文革首例大规模武斗的上海“康平路事件”不仅规模更大,而且时间要早近一个月)。当时盛传“保守派”的工人纠察队打死了造反派,因而在1966年12月17日由红卫兵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首都三司负责人所致的大会《开幕词》中便特别提到:“在这场尖锐复杂、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同志们,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们的一些革命战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重庆被列在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流血冲突并有造反派“牺牲”的城市的第一位。

到了1967年,毛泽东号召的“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在重庆驻军支持下夺权建立了“革联会”的八一五派,为“捍卫新生红色政权”,对反对“革联会”的一派造反派进行了坚决镇压,其间,发生了许多相互进行打、砸、抢、抄、抓和对抓到的人“触及皮肉”的武斗。造反派的两派矛盾和武斗上升到主要地位。

入夏以后,重庆因反“革联会”而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的一派造反派获得平反并恢复组织,并集结为“砸烂革联会”的“砸派”,后于7月中旬经支持该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提议(鉴于该派已建立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改称为反到底派;革联会一派仍称八一五派。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发布,“革联会”未得到承认,中央决定另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月底,因八一五派有人提出“谁要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便公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遗书》,表明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两派的武斗,不可避免地在更大规模上展开了。

6月5日至8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反到底派)与春雷造反兵团(八一五派)使用棍棒、钢千、石头、石灰等进行武斗,市内两派均派人前往增援,揭开了重庆造反派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此后,随着武斗的发展,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建立了“卫戍司令部”、三0一野战队等专业武斗组织,各区八一五派建立了“捍红指挥部”等武斗指挥机构,反到底派也建立了北碚猛虎团、黄山警备区等专业武斗组织。

7月1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武斗,使用钢千、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二人,伤数十人,附属一院门诊部被迫全天停诊。这次武斗中,重庆医学院66级毕业生、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千刺死。反到底派在市中心解放硪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毛主席诗词歌曲”歌声在山城上空回荡。“烈士”亲属作了悲愤的控诉发言,表示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坚决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到底”。

7月7日(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30周年纪念日),两派在连结市中区与江北区的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市中区一端)武斗,八一五派在进攻反到底派占据的市二轻局大楼时被小口径步枪击毙二人。这是重庆武斗中第一次开枪打死人事件。

7月14日,路经重庆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分别作了要求立即停止武斗的讲话。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9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八一五派八一兵团,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达成停止武斗14条协议。中央代表谢富治应邀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三千余人召开“团结大会”。但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野火再次在各地燃起。

7月25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中化龙桥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八一五派形成威胁,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多路人马攻打工业校,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动用了枪支。八一五派攻占该校,但付出了血的代价: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0一武斗队一成员和一“战地摄影师”被小口径步枪击毙。重庆武斗由此升级为枪战。

随着武斗升级,7月27日至28日,重庆大型国防企业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两派争相抢夺军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外扩散。重庆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就成为中国兵工企业的重要基地。文革前,又是“援越抗美”等援外斗争的重要军火基地。在文革武斗中,重庆的大型国防企业所生产的现代化武器被大量使用于武斗,使武斗规模迅速升级。

7月30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5吨,伤亡各一人。31日,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18户。

8月1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派到杨家坪地区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2人,伤10人。

8月2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武斗,死伤多人,动用了坦克。厂俱乐部被烧毁。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0一武斗队在参加该厂武斗中3人被击毙(其中一人为纵队长),重伤致残1人。八一五派占领全厂后,出于报复,竟枪杀“俘虏”泄愤。

8月3日,两派在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八一五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有名的弧形建筑“弯弯大楼”(办公楼)被反到底派用四管联发高射机枪击中烧毁;反到底派在进攻该厂军库时,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头头、红一连连长王木全等被击毙。同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封锁长江航道的高射炮击沉,解放军3人遇难。

8月5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死22人。当时有报导此次武斗的小报文章用了“尸横遍野,血肉横飞”的语句。

8月8日,大型国防企业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八一五派武斗队交战,打死24人(此为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志·第一卷·大事记》所载数字,《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中错记为240人),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这就是当时著名的“重庆八八海战”。同日,空气压缩机厂八一五派武斗队将坦克开出厂区,经沙坪坝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进城公路沥青路面上被压出的坦克履带印痕很久未消……

与此同时,重庆市革筹组和重庆警备区力促两派谈判,停止武斗。8月9日,两派达成《关于成立协助警司制止武斗和处理停止武斗后有关事宜的工作组的协议》和《关于处理各种武器、凶器、弹药的协议》。8月10日,重庆两派又达成《关于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抓被扣人员的协议》和《关于保证伤员正常治疗的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完全无用。转眼就被双方撕毁。

8月11至13日,八一五派攻打设于市中心解放碑西北侧市交电公司大楼(今新世纪百货大楼处)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据点,13日深夜大楼被八一五派以反坦克炮发射燃烧弹击中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当年重庆市国庆节游行照片中即可见游行队伍一侧与红旗交相辉映的交电大楼黑色废墟。

8月13日,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向占据着该厂区制高点郭家沱中学的八一五派展开进攻,设于该中学内的驻厂部队指挥部出面干预。冲突中,重庆军分区参谋长张廷勤和解放军战士2人、工人1人遇难;“金猴”一方被打死10人。

8月18日至20日,八一五派为固守其占据的沙坪坝区,保证该区与市中区之间的道路畅通,打掉位于两区之间大坪、潘家坪一带的“拦路虎”,凌晨向这一地区反到底派占据的石油路重庆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国宾馆)、大坪重庆医学院等地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死上百人;河运学校、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前线总指挥、重大八一五头头下令炸毁;仅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400余万元。另据重庆市博物馆统计,文革前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10件珍贵文物在武斗中流失,当时估计损失127.5万元。

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三0一武斗队驻空气压缩机厂的三三、三四、三五、三七纵队参加攻打反到底派占据的九龙坡黄桷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在武斗中死8人,伤7人,是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在文革武斗中损失最大的一次。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一武斗队头头李鲁沂在增援电力学校时被击毙。反到底工总司武斗头头邓长春闻讯后在武斗“舰艇”《反到底一号》(即原人民5号)上举行追悼会,下令枪毙八一五派俘虏2人,抛尸江中,为李鲁沂“祭灵”……

8月22日,重庆警备区司令部3辆小车送在市革筹组工作的军队干部回警备区听报告,途经两路口时,遭到占据路口制高点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封锁交通的反到底派工人造反军一支队武斗队枪击,死处长1人,伤副处长等5人……

说到文革中的武斗,人们通常都会提到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一派造反派时那个关于赞同“文攻武卫”口号的讲话,有人将那个得到江青赞同的口号误传为是江青“提出”的,甚至认为大规模武斗就是那个讲话挑起来的。其实,文革中如此普遍、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岂能是一两个人就挑动得起来的?实际上,在江青讲话之前,各地大规模武斗已呈燎原之势。而且,“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本是群众组织提出来的,而早在江青公开肯定这一口号之前,重庆武斗的双方就已经分别都有了与“文攻武卫”基本精神相似的提法,各自都提出了要打一场武斗的“人民战争”的号召。

7月5日,八一五派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春雷》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打一场人民战争,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提出:“我们对敌人不能抱丝毫幻想,也不能单纯依赖专政机关”,“我们必须奋起自卫”,“只有这样,才足以制止反革命的武斗歪风”,“只有用这种人民战争的方法,才能捍卫斗争大方向”,声称“七月血战的战鼓早已敲响”,号召“打一场漂漂亮亮的人民战争”。

7月13日,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和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合办的《井冈山》报发表长篇专论《人民战争救山城》,文中以江青6月3日讲话提出的“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对”为依据,提出“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来,给予打人杀人的凶手以沉重的反击!”“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和强大的政治攻势来制止武斗!”号召打一场“千千万万革命人民粉碎李任死党反革命围剿的自卫反击的人民战争”。

重庆如此大规模的武斗,使得“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深感震怒。

1968年6月,担负着国防科研、生产重要任务的第七机械工业部两大派“九一五”和“九一六”在北京市郊爆发“南苑大武斗”。事后,周恩来把七机部造反派“九一六”头头叶正光(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之子)找去进行严厉批评时,就说:“你们打得还不够格,你们向重庆学习嘛,也去烧房子,也去开坦克。”(任捷《火箭在发射——任新民传》14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该书将“南苑大武斗”时间误记为1967年,据《天涯》杂志发表的时任七机部军管会负责人杨国宇的《将军军管日记》记载,应为1968年)

 

◇ “国民党残渣余孽”与“武斗黑手”

1968年6月2日,取代原中共重庆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的文革“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支持八一五派的驻军领导蓝亦农、白斌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两派头头各数十人(其中一些是直接指挥和参与武斗的头头)进入革委会担任了委员、常委职务,其中各有二人担任副主任。市革委下设四个组(为表示“革命化”和“精简机构”,以往的党政机关部、委、局等办事机构名称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听上去小得多的“组”),其中之一为“人民保卫组”,即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两个牌子,一套班子,不过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早在此前的2月即已成立)。

6月4日,市革委主任蓝亦农在市革委全委会上布置对“钻进两派”的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清查。随后,市革委人民保卫组(即市公检法军管会)布置对全市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统统视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调查摸底,列出逮捕、拘捕、集训、管训名单。

——“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文革发展到此一阶段时提出的新概念。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称“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在这篇社论中和同时发表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出现了“残留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和“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的提法。文革中的许多概念都是模糊不清,可作随意解释的。这个概念很快便被简化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而,凡历史上与“国民党”三个字沾过边的人,哪怕是当年的国民党左派,国民党民主派,曾与中共风雨同舟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的成员,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小公务员,甚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为民族解放流过血的人员,都统统被算作了“国民党残渣余孽”。

在对“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大清查的同时,6月27日,重庆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原市公检法机关的领导干部143人送往巴县武装看管、隔离审查(至10月结束)。在此期间,仅市公安局处以上干部就有10人遭到残酷批斗。此外,军管会还在重庆市公安局各分、县局成立了以“砸烂公检法”为宗旨的“斗批组”,建立了诬陷迫害原市公安局局长刘佑东、副局长王一的“专案组”——“砸烂公检法”,使文革中大批冤案的炮制出笼更加畅通无阻。

就在“新生红色政权”刚刚建立之后,就在重庆市和各区、县公检法军管会展开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调查摸底期间,重庆两大派的大规模武斗继续恶性发展。

6月12至13日,两派在北碚第十三中学(今兼善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6人。八一五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被击毙的猛虎团头头王树良等3人被暴尸街头示众三天。八一五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据目击者称,当时一些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查的女中学生有如凶神恶煞,令人望而生畏。

6月30日至7月2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水陆两用坦克、野炮、履带火炮牵引车、轻重机枪等,八一五派攻占全厂,随后从厂内运走大批枪枝。

6月30日至7月2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八一五派攻占全厂。

7月6日,两派在江北大石坝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120榴弹炮、火箭筒等,江陵机器厂4个车间和中心计量室、厂内家属区、街上居民区遭连续炮击,若干精密机床、计量仪器遭破坏,厂内203小学和一些家属区房屋及石门街上民房被打坏。伤亡多人。驻军领导召集两派头头谈判,达成于11日20时停火的协议。但签字1个多小时后(次日凌晨)武斗又重新开始。

7月7日至9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炸药等。八一五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重医一院药房、库房、材料科被抢劫一空,大量贵重医疗设备遭到破坏。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反到底派“红总”头头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被击毙。

这一时期两派在大坪、杨家坪地区的大规模武斗,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群众死伤惨重,两路口至杨家坪无轨电车线网被打坏,导致全线停车一年余……

这时,各地愈演愈烈的大规模武斗已经对毛泽东的文革部署起到了极大的干扰破坏作用,“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再听任其发展。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连续于7月3日发出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习称 《七三布告》),于7月24日发出针对陕西地区连续发生抢劫银行、烧毁仓库、中断交通、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习称《七二四布告》)。

接着,7月28日,毛泽东与林彪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陪同下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毛泽东专门谈了制止武斗问题,严厉指出:“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在这样的形势下,重庆的“全面内战”才终于平息下来——可见,只要最高决策者一旦不再对“全面内战”抱观望、默认甚至欣赏、纵容的态度了,局面是可以马上改观的。

8月10日,重庆警备区召开支左领导小组碰头会,传达林彪关于“制止武斗是当前的战略部署”、“当前谁离开制止武斗,谁就是离开中心”的指示。

8月22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派群众首批4500余人从成都遣返,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反到底派“难民”返回重庆。

9月5日,重庆两派分别举行纪念《九五命令》下达一周年大会,并分别到警备区上缴武器。许多武斗人员在缴枪途中最后“过把瘾”,拼命对空鸣枪,山城上空一时枪声大作,震耳欲聋。

9月23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作出《贯彻执行省革委、成都军区〈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决定〉的决定》,严令一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必须于10月15日前无条件上缴一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

10月15日,重庆市两派群众组织在人民大礼堂集会,宣布从即日起撤销各自总部,解散组织。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 严刑逼供炮冤案

就在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渐趋平息的同时,重庆打击“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行动开始了。

9月13日,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建立了管训队和集训队(集训队于1969年2月合并到管训队)。当晚全市戒严。14日凌晨开始,全市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牛鬼蛇神”实行大搜捕,逮捕62人,拘押326人,集训、管训234人(周边几个区管训队另拘押了388人)。

在管训队,市革委人民保卫组制订了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家属探望等“规章制度”,并以法西斯的严刑逼供加上精神折磨,在被管训人员中追查所谓“刘少奇黑根黑线”,为毛泽东的文革重要部署之一“清理阶级队伍”提供线索,重点则是挖出“武斗幕后指挥”、“潜伏、派遣特务”、“私设电台”等问题。仅一个月,就挖出所谓“黑根黑线”材料356件,其中“重大线索”41件,包括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包庇重用坏人”、贺龙“与特务关系密切”、叶剑英“被捕变节”及杨尚昆、李维汉、张友渔等中共高级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之类捕风捉影、胡编乱造的材料。这些材料很快便被中央专案组取走。

不过,重庆市革委会管训队更大的“成绩”,却是在深挖“武斗黑手”中,挖出了一个所谓的“反到底派黑高参团”和“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炮制出重庆文革“一号专案”——即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案》大冤案。

这一大冤案中,涉及到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即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大批参事和民革重庆市委的许多成员。

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建立于50年代初期,主要安排了一批在民主革命时期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民主人士和国民党中、高级军政人员,以及有代表性、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从事“研究政策,参与政务,联系群众,反映情况”等工作。但由于5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扩大化日趋严重,参事室实际上已沦为无地位、无作为的“养老”机构,参事们对国事除了“欢呼”、“拥护”一类表态外,实际上已失去了参与政务的权利。这时,因为参事中大部份属于原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员(按当时说法即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便成了清查“武斗黑手”、“反到底派黑高参团”的重点。在9月14日的大逮捕中,参事室几乎被悉数打尽,连著名国民党左派将领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也未能幸免,也被当作“残渣余孽”关进了管训队。据当年参事室最年轻的参事卢继东(时年55岁,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多年后向笔者回忆说:

1968年9月,一些人接到市革委通知,说是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即管训队)学习。我们那幢楼里,只有我、赵援、邓翰没有接到通知。另外还有樊培基(北大毕业的工程师)、熊哲帆(熊克武亲弟弟,正卧病在床),刘叔禹(刘伯承之弟,原是一药材商人)。黄以仁(原刘文辉部下,起义将领)对我说:“裴昌会都接到通知了,鲁崇义也有了,你怎么没有?”我感到很不安。

不一会儿,户籍给邓翰送来了通知,叫他去区革委报到参加学习。邓翰也高高兴兴地走了。我更紧张了,和赵援一起去参事室打听,没有消息。回到家不久,老伴在阳台上看到来了一辆吉普车,把赵援逮捕走了。她赶紧对我说:“这里还有一杯牛奶,你把它喝了。现在是9月了,天马上就冷下来,你多穿条裤子。进去后不管怎样,你放心,我会把孩子带大……”真是生离死别!

我就在家里坐着等人来逮捕。一天不敢出门。第二天,瞿国眷却来通知我照常上班。那时上班也没有什么事,就是看看报纸。后来才知道为什么不通知我进管训队,原来是我解放后在部队和南京军事学院经过了肃反和反右,已经接受过审查。

邓翰老婆送他去区革委报到,看到去的都是地段上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心想不好。进了管训队的人,很快就不准家属联系了,每月送工资和生活用品只准送到统战部转交。连管训队的地点家属也没人知道。

邓翰,原为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军少将师参谋长,起义将领,著名川军起义将领邓锡侯的堂弟。他平时爱发议论,对文革中重庆的两派斗争公开表现出同情反到底派,有些言论被反映上去,他在管训队便成了重点突破口。

据1970年10月管训队《关于对“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集团的调查结案报告》回顾此冤案的“线索来源”时称:“管训对象邓翰(伪七十二军少将师参谋长,军阀邓锡侯之堂弟,1949年12月起义,原任市人委参事室参事),1968年9月14日被集中到管训队后,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不服管教,经几次训话点名批判后,邓又情绪紧张,态度反常。当即对其审讯,责令坦白交待。”(见孙曙《“一号专案”始末》,《重庆文史资料第二辑(总第46辑)》190页,重庆出版社1999年1月版。原文未说明所引内容系出自1970年10月管训队《关于对“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集团的调查结案报告》。)

10月13日晚,冤案炮制者开始对邓翰进行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的刑讯逼供,逼其交待“插手两派指挥武斗的罪行”——所谓“插手两派”,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以示其“支左不支派”的正确立场),实际上谁都知道他们要的只是“插手反到底派”而非“插手八一五派”的材料。邓翰交待不出,便被抓住衣领把他的头反复往墙上撞。邓翰哀叫头痛也无人理睬,要求上厕所也不得准许。最后又把他押进另一小屋通宵毒打逼供。

第二天下午,有南岸区某工厂造反派来管训队提解“犯人”回厂批斗。管训队负责人郭春华(重庆驻军某师后勤部副政委)借机召集众人训话,声称若在这里不好好交待,送回原单位交“群众”批斗就更没有好结果,以“群众专政”的威慑力向被管训人员施压。郭某还当众撕毁了邓翰头一天写的不合他们意图的“交待材料”(只承认了一些“生活错误”),威胁说:“你这种狡猾态度,只能受到严惩,决不能饶恕!”同时宣布将邓翰隔离。

这些名为“政府参事”的老人,当初被当作“座上宾”受到欢迎、优待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又经过一次次政治运动越来越凌厉的反复冲击,自我意识中的“有功之臣”这一概念早已退缩、淡化,“有罪之人”的“原罪”意识已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主导地位,精神上本已十分脆弱,哪里经得起在“革命”的名义下施行的严刑逼供!邓翰终于在10月15日被迫“交待”了冤案炮制者所索要的材料,承认了“插手反到底派,出谋献策,指挥修筑武斗工事,挑动武斗”等几十条“罪行”。

当时对“专政机关”的“政策”有一个流行的夸张说法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即是说,若按照冤案炮制者的逼供诱供去“坦白”,只会越坦白罪行越大,处理越重,倒是硬顶过去了反而没事。邓翰“坦白交待”后,不但没有得到解脱或稍微改善处境,反而被更进一步加大了逼供力度——按冤案炮制者的经验叫做“趁热打铁”。冤案炮制者先将他的“交待”进行“上纲上线”,分析出其所作所为决非个人行为,而只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是自反胡风、反右派以来人们都已熟悉的上纲手法),然后逼其按此高度再作交待。这位62岁的老人哪里经得起那些年轻力壮的审讯者们法西斯的“触及”,只得在假供的泥坑里越陷越深,终于承认:他于1967年3月参加了裴昌会、鲁崇义、夏仲实为首组织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集团……

一个荒诞离奇的神话被编造出来了。这个神话讲的是——

裴昌会(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原国民党军川陕甘边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鲁崇义(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委参事室主任、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原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中将副司令兼三十军军长)、夏仲实(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曾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军中将军长、立法委员)三人,趁文革之机,从1967年2月即开始密谋策划,分头拉拢过去在国民党军中的旧部下、旧关系,并请示了“走资派”李止舟、廖伯康、任白戈,得到同意,于1967年3月6日在重庆市市中区春森11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庆市委礼堂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裴、鲁、夏三人分别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赵援(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军一二四军少将军长)作会议记录,参加者还有卿云灿(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军七十二军副军长)、庞佑屿(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军新编361师一团团长)、骆湘浦(重庆市有色金属加工厂业务员,原国民党第九绥靖公署第三处少将处长)、郭崇皋(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工作员)、陈希武(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国防部部员、国民党军第三十军三十师少将副师长)、周绍轩(曾任国民党军副军长、中将,1949年奉民革派遣到四川从事反蒋军事策反工作事泄被捕,重庆解放前夕由中共党员罗广斌率领从白公馆监狱越狱脱险)、黄以仁(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军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将领)、陈先器(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杜隆基(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工作员)、江诚(重庆市第37中学体育教师,原国民党军新编361师一团庞佑屿部少将副团长)、杨学端(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原国民党军二十四军西康军管区少将司令,红军长征抢渡大渡河时驻防大渡河边的第五旅旅长)等16人。

裴昌会宣布了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任职名单:集团军设总部,裴昌会任总司令,鲁崇义任副总司令、夏仲实任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周绍轩任参谋处长和政工处长。集团军辖两个军,三个独立师,鲁崇义兼第一军军长,卿云灿任第二军军长;每个军辖三个师,骆湘浦、赵援、陈希武、黄以仁、杜隆基、庞佑屿、陈先器等9人任师长。

兵力来源:插手群众组织,将所有反到底派编为三个师,并利用国民党残渣余孽,网罗袍哥土匪。

战略方针:立足四川,发展云南,联络缅甸,迎接反攻。

军事部署:命令卿云灿率第二军去自贡、富顺一带,插入云南;命令赵援师先占北碚,转向川南挺进;命令鲁崇义的第一军以两个师对付重庆警备司令部,一个师控制重庆市中区,先占重庆,发展全川,若失败,则向云南靠拢。

武器装备来源:一是利用反到底派手中的枪支,二是抢解放军的武器。

裴昌会宣布后,还拿出1600元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每个军发500元,各独立师发200元。

此外,还刻制有“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长方形印章和“总司令裴昌会”方形印章各一枚;在裴昌会家中架设有电台,由裴直接掌握,与台湾蒋介石匪帮联系,还与上海的“朱明坤”、广州的“邱长明”等人通电;并指挥赵援和卿云灿在北碚一带的活动。

随后,该“反革命集团”于1967年7月至1968年7月先后在春森路11号召开了三次大会,策划了重庆两派群众的武斗问题,声称:庞佑屿在市中区搜罗了土匪、袍哥七八百人,与反到底派一起活动;卿云灿在自贡纠集了1000多人,有1000多条枪;赵援在北碚组织了反到底派武装人员百多名。

邓翰还交待:他在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插手群众组织,操纵反到底派一些负责人,策划武斗,训练武斗人员,修筑武斗工事,指挥攻打八一五派控制的第六中学、儿科医院、第三人民医院、楷杷山等处……

被列入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名单中的人员,后来在逼供中又不断有了增加,最初的16人最后增至54人。其中大部份是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或民革重庆市委成员。他们大多是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是西南解放的“有功之臣”,有的还早已加入与中共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而甘冒风险对国民党军作过策反工作。

面对这些耸人听闻的“交待”,不明真相的人可能会以为真的是“阶级斗争触目惊心”。然而,对于冤案炮制者来说,他们是应该知道这些“交待”的虚假程度的,其中的破绽实在太明显了。

比如:所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立请示了“走资派”李止舟、廖伯康、任白戈并得到同意一说,就明显是毫无根据的。李止舟(前中共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和廖伯康(前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与前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一起,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就已被定为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而揪出、打倒,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批判“三家村”高潮中又被当时的中共重庆市委抛出来作为“反党黑帮”批判,再次被隔离审查,同年底,首都红卫兵分别在四川关押地点找到李、廖二人(萧泽宽在北京),并将他们送到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揭发西南局和重庆市委走资派罪行”;任白戈(前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在文革初期1966年7月被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点名批判后,就已停止工作“请假检查”,随后被“罢官”,隔离看管,1967年虽多次交给群众组织批斗,但都有解放军武装看押。在1967年2、3月,裴昌会等人根本不可能见到他们,“请示”自然就无从说起了。

又比如,所谓在春森路11号民革重庆市委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一事。春森路11号是民革重庆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宿舍,并无礼堂,而民革重庆市委办公地点,在春森路10号和15号,也早已从1966年10月起就被改成了接待串联红卫兵的住宿点,后来又被一些群众组织占据使用,已经成了开放性的、人员来往十分混杂的公共场所,任何一个“反革命组织”也不可能到这样的地方去召开“成立大会”。

再比如,被说成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成立大会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鲁崇义、夏仲实等人,自1966年9月就已被抄家、批斗、游街示众,并处于群众监督管制之中。离家走哪里去都要请假。根本不可能相互秘密串联或出席“成立大会”……

但是,冤案炮制者需要的只是有一个“交待”,并不在乎其是否真实。有了邓翰的这些“交待”,管训队当局又将所谓“独立一师师长”骆湘浦隔离起来,进行逼供。经过连续七天六夜弯腰90度罚站、不准睡觉等折磨,骆湘浦多次晕倒后又被拳打脚踢拉起来。在心力交瘁、神志恍忽的状态下,他按照审讯者所提示的邓翰“交待”的蓝本,作了类似的“交待”。

冤案炮制者明明看到邓、骆二人的“交待”矛盾重重,漏洞百出,但却采取“弃异取同”的方法加以总结上报。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得到报告,如获至宝,下令“乘胜前进,继续深挖”。

这时,重庆两大派武斗的直接责任者已开始受到清理。1968年11月7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防企业工厂和协作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自8月15日起召开,简称“八一五会议”)上,经有关方面权衡、挑选后定为“典型”的重庆两大派各一位武斗头头:反到底派工总司头头、四川省革委常委邓长春和八一五派空气压缩机厂八一兵团头头、重庆市革委常委方文正被逮捕。与会代表揭发了二人指挥武斗、枪杀俘虏等罪行。

11月9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召开“全面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动员清理阶级队伍大会”——“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历史性决定,是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公开宣布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打倒、批臭。在“落实”这个全会精神的大会上,重庆驻军负责人宣布:邓长春、方文正两人在北京“八一五会议”上已“按照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逮捕”,并公布了邓、方二人的罪行材料。

重庆驻军一负责人在讲话中谈到要进一步揪“黑手”、揪“后台”时,宣称:“据我们掌握的确切材料,有一个秘密参谋组,一个很大的黑高参团,很大的反动集团。”并且把管训队逼供出的虚假材料当作铁证加油添醋地抛了出来:“重庆过去是国民党的陪都,留下了大批国民党残渣余孽。重庆又是和平解放,在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任(白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下,包庇重用这些人,现在我们已发现这批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搞了若干个反革命集团,他们没睡觉,他们打算在重庆建立一个国民党基地,把从旧社会留下的渣滓搜集起,叫他们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中,搞隐蔽活动,在武斗中引导夺取武器库,占领兵工厂,拿下市中区,再后是江北、沙坪坝、大渡口、北碚等区,然后控制全重庆后经贵州、云南与缅甸国民党残余勾结,占领江南各省,接应台湾国民党反攻。”

即将随同原部队换防调走而交卸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白斌,也抓住这个机会敲打一下反到底派:“现在比较清楚的是在邓长春背后有一个黑高参团,这些黑高参团成员已经有一部份落到我们手里(鼓掌)……”(《11月9日重庆警备区雷副政委、白副军长的重要讲话》,文革宣传材料,无印发单位及时间)

他们的讲话中,还将前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于克书、前中共重庆市南岸区委书记路斌武等干部公开点名指责为操纵反到底派的“黑手”,将重钢公司以中层干部为主的群众组织《遵义红旗》称为“坏组织”,诬称这些干部“挑动两派武斗”,在武斗中“出谋划策”,甚至“赤膊上阵”等等。为大批冤案的炮制出笼定下了调子。

紧接着,11月14日,管训队上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嫌疑集团案”被正式批准立为重庆“一号专案”。

正式立案后,重庆市革委会先后抽调了以军代表为主的数十人组成专案组展开“侦办”工作。他们将原关押于集训队的“涉案”人员裴昌会、鲁崇义、庞佑屿、陈希武、陈定、陈华等提解到管训队,连同管训队中的其他一些“涉案”人员,分别隔离逼供,进行“车轮战”、“疲劳战”,使用了毒打、罚站、罚淋雨、罚曝晒、罚反复上下楼梯、不准睡觉等法西斯的手段,进行违法的指明问供、引供、诱供和刑讯逼供。对拒不按他们要求招供的鲁崇义、庞佑屿、江诚等人在大会上宣布拘捕。

72岁高龄的裴昌会在刑讯逼供中遭到毒打,连续几夜不准睡觉并罚站弯腰,致使腰不能直,双腿肿胀不能弯,皮肤水肿溃烂化脓,并被毒打致右腿股骨颈骨折,留下终身残疾。

79岁高龄的夏仲实被刑讯逼供致神志恍忽,全身浮肿,大小便失禁,最后被折磨致死。

被诬为“独立师副师长”的江诚被毒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放回家后即含冤而死。

被诬为“副军长”的杨学端被毒打致颈椎伤残,头不能抬,含冤惨死于管训队……

打人,在管训队成了家常便饭,有的受审者被一巴掌打出鼻血,有的受审者被一巴掌打倒下去将身后夹壁墙撞穿一个洞……此外,冤案炮制者还进行“内外结合”的夹攻,在外对涉案人员进行抄家、扣发工资、强占住房、强迫家属揭发和请罪等等。

在这样的法西斯刑讯逼供下,被定为“集团军参谋处长”的陈希武和“反革命组织骨干”陈定(重庆市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军第六十五军少将政工处长)又被迫作出了“交待”。只是交待的许多细节不同,反革命组织名称也不同,一个说是“保安救国军”,一个说是“反共救国同盟军”。

在1970年的管训队《调查结案报告》中,总结当时冤案炮制经过时称:

“对邓翰、骆湘浦、陈希武、陈定等四人的交待,我们进行了分析研究。认定:裴、鲁、夏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五十四名成员,都是反动派的高级军、政官吏,虽在解放前夕被迫起义,但在过去刘、邓投降主义路线的庇护下,对他们的反动立场没有认真进行改造。妄图趁文化大革命混乱之机,组织反革命集团活动的思想基础是具备的。虽然四人交待的反革命集团名称、成立时间、地点、组织编制、参加人员和活动情况都各说不一,矛盾很大,但又有不少相同相似的地方,与我市1967年和1968年所发生的一些反革命事件和严重的政治事件相吻合。”(见孙曙《“一号专案”始末》,《重庆文史资料第二辑(总第46辑)》192页)

请看,有关“交待”是“各说不一,矛盾很大”(其中的“不少相同相似的地方”,冤案炮制者也应该清楚是由于他们的指明问供、引供、诱供而产生的),可见冤案炮制者明知“交待”有假,明知这样搞会铸成大错,但他们仍然一意孤行,坚持要立案,坚持要以此为突破口打击一大批“阶级敌人”,以便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据裴昌会亲属回忆,裴昌会生前曾告诉他们,他当时还“有幸”受到过重庆市革委负责人蓝亦农、白斌的亲自审讯。尽管他向蓝、白作了许多足以推翻冤案的陈述,但蓝、白二人根本听不进去,还无中生有地说:“你不是想和我们较量吗?那我们就较量较量看!”裴昌会只得回答:“过去我手中有部队,有枪有炮,尚且率部起义。现在我手中什么都没有,不知你们要我如何与你们较量?”重庆市的最高长官都因“左”迷心窍而对冤案抱这样的态度,下边办案人员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管训队报请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批准将拒不按要求招供的鲁崇义、庞佑屿、江诚等人宣布拘捕,抓进监狱后,重庆市公安局预审处审讯时查明对他们的指控确是不实之词,预审处军代表王哲彬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对拘捕三人的否定意见。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确属难能可贵之举。但在文革的大气候下,这种意见是不可能得到采纳的。那位领导管训队的郭春华,竟提出了这样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反正他要反革命,要活动,(交待的出入)或者大点或者小点也好,这不管它!敌人总是不会老实,不会服贴。”这样,鲁、庞、江等人仍被冤枉关押了九个多月。

在管训队,冤案炮制者还以同样手法,逼供出了重庆水泥厂中医尹良臣“反革命集团案”,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漆宗堂“反共救国军案”和教师陈东原“反革命案”,吴天鹤、杨德翘“特务潜伏案”等四起冤案,涉案二十余人中,尹、漆、陈被原单位提回批斗关押中迫害致死;吴、杨在管训队被迫害致死。此外,管训队还以“内外结合”逼供方式,将第十七中学李世楷、大渡口区联合诊所覃少海、李翰书等三人叫原单位提回批斗,拷打致死。(以上材料均见孙曙《“一号专案”始末》,《重庆文史资料第二辑(总第46辑)》,并参照其所引原始材料作了校订)

 

◇ “调查结案”后冤案的继续

对“一号专案”的进一步“侦办”,却使得冤案炮制者们失望了。他们得到的不是有关“反革命组织”的更有力的证据,而是更加不着边际的胡骗乱造。邓翰原说反革命组织的后台是重庆的几个“走资派”,在进一步审讯中,他交待的后台就升级为刘少奇、邓小平、李维汉等中央级的“走资派”了。反革命组织的名称,又出现了新的说法,如“反共救国第一兵团”、“忠义救国民主党”之类。参加人数、任职份工、组织编制等也越说越混乱,越说越对不上口径了。

就在“一号专案”批准立案期间,重庆局势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

1968年10月,按照毛泽东的部署,重庆驻军换防。11月26日(即“一号专案”批准立案12天之后),重庆市革委会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20万人“热烈欢迎十三军光荣进入四川和重庆大会”。原在重庆“新生红色政权”中占据着领导地位的驻军领导干部陆续交卸职务离去。新调来的部队,与重庆文革造反派两大派没有历史上、感情上的任何联系,不至于再带着恩怨成见来办案,这就给了陷入冤案苦海中的人们一线希望。

1969年1月,管训队原负责人郭春华调离,“一号专案”涉案人员纷纷申诉、翻供。但是,饱受折磨的夏仲实再也等不到翻案的一天了。就在这个月的23日,夏仲实在管训队被迫害致死。

1970年4月13日,饱受折磨的邓翰在管训队被迫害致死。

1970年,是值得历史学家们认真研究的一个年代,这是文革浩劫中一个特别恐怖的年代。从这年1月开始,“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展开了声势凌厉的“一打三反”运动。这一运动实际上以“一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为中心,而所谓“现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对、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这一年里,各地由文革政权“革命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处决的政治犯特别多。《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书中记载:“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33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版)

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想见,陷入冤案中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属们心理上的压力会有多么大!

在这样的形势下,也可以想见,要否定一个冤案,会有多么艰难!

然而,重庆“一号专案”毕竟是太荒谬、太离奇了,竟在这样一个冤案剧增的恐怖年代里被初步否定了——这真可以算是一个奇迹。

1970年10月22日,管训队作出《调查结案报告》,认为“这个反革命组织,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案件中的所有人员均不以反革命集团成员对待。”但是,在文革根本指导思想依然不变的前提下,他们显然不可能对冤案作出正确的平反纠错和反思,反而归结于:“这个反革命嫌疑集团的出现,主要是邓翰、骆湘浦两人坚持反动立场,妄图蒙混过关,在管训队内制造混乱所致。”并提出:“对有意制造混乱的邓翰,虽在1969年(注:应为1970年)4月在管训期间病死,拟仍定为反革命分子;对有意制造混乱的骆湘浦,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严加惩处。”

在基本否定“一号专案”时,这个报告仍然给冤案受害人员留了这样一条粗粗的政治“尾巴”:“……这些人的反动世界观,解放后未得到应有的改造,其中,有少数人,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敌视我党,恶毒攻击我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变天复辟”。同时,又对另一个冤案作出了肯定性的结论:“有个别人,具有特务潜伏的重大嫌疑。”(见孙曙《“一号专案”始末》,《重庆文史资料第二辑(总第46辑)》197页)这个“个别人”,主要指的是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刘宗宽。

刘宗宽,原为杨虎城将军陕西蒲城同乡和西北军部属,西安事变后其部队被国民党中央军吞并,其本人被诬下狱险遭处死。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农工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利用机会和上层关系打入国民党重庆军事机关。1949年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代参谋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机密军事情报,同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许多导致其军事失利的参谋意见和虚假情报,其贡献被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人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但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却受到打击,文革初期1966年9月又被重庆市党政领导授意进行的红卫兵抄家抄出国民党时期的文凭、奖状、国旗、手枪之类物品,即被以“反革命”、“妄想变天复辟”等罪名抓捕,关押至1967年3月下旬才获释出狱。在“一号专案”中,他也曾被诬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并任“参谋长”,但因所谓“成立大会”召开时的3月初他还关在狱中,此罪名很快即被否定。50年代初,他曾被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随后又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许多解放军指挥员都作过他的学生。而这时,他却被另一些有着解放军名号的年轻“左派”们无中生有地打成了所谓“国民党潜伏特务”!他在文革中先后被隔离审查五年半之久,妻子崔东亚(时任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常委兼宣传处长)被迫害致死。

1970年11月12日,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组长(重庆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栋在管训队有关“一号专案”的《调查结案报告》上批示:“同意打印上报审批。”

事后查明,在被重庆市革委会人民保卫组管训队管训的234人中,迫害致死夏仲实等20人,致残裴昌会等3人,以“反革命罪”逮捕7人,管制6人,戴“反革命”帽子20人,交原工作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审查批斗130人。共占被管训人员总数的80%!

此后,管训队人员被转送到设于重庆市政协的重庆市统战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审查。据幸免于进管训队的参事卢继东回忆,他这时也被关进了这个统战系统学习班:

去后就不准回家,不准通信,连上厕所都要几个人一起去。没有行动自由了。学习不久,我就成了重点。政协里那个大字报哟,铺天盖地!你攻击我是军统,我攻击你是军统,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变成了“军统”,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哪。许多大字报要我交代问题。统战部一位领导干部,刚“解放”出来,当时正是结合对象,找我谈了三次话,说:“老卢,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一定要老实交代,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什么都搞清楚了,只等你自己承认,给你一个楼梯下。”当时作为重点的还有民盟副主委李嘉仲(中共老党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和民建组织处长黄世忠。统战部召开大会宣布说,刘宗宽不属于“裴、鲁集团”,是潜伏特务,属另一个案子。我们三人被排除在众人之外,单独编组。别人可以自由活动,我们不能。那时在政协楼上集体住宿,看到嘉陵江上的海鸥飞翔,想到自由多么宝贵,决心这次若没有事了,以后叫干什么事都是幸福的。

后来管训队的人出来了,也参加政协学习。范众渠(注: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重庆解放前夕任市参议会议长,参加了迎接解放军入城工作)和刘宗宽住单间,范众渠上吊自杀了。冯洪国(冯玉祥长子)悄悄告诉我:“老卢,你这次糟了,刘宗宽已经承认是潜伏特务,说你是一号情报员,二号是秦一民(农工民主党办公室主任,西安事件时的学生运动干部,去过延安,抗大毕业,后来隐瞒了那段历史进入国民党军校学习,解放前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作战科参谋,我是科长)。”我一听,完了。起义时刘宗宽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我是作战科长,这叫我怎么交代呀!联系前前后后找我调查的情况,我才明白已经定了我这样一个罪!这一次我认为真的回不了家了。老伴哭着说:“你放心,不管出什么事,孩子我负责带大。”

我吃不下,睡不好,又被认为是心中有鬼,更遭到批判。当时睡的棕床,有的棕绳断了,发了些棕绳让自己捆上。我也要了两根藏起来,准备自杀。我还看好了汽车房顶上有梁,可以上吊。丁荣灿(参事,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看出来了,劝我说:“你急什么?刘宗宽都还没有枪毙嘛,你怕个屁!你要死,等刘宗宽枪毙了再死也不迟呀。”这一句话救了我。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领导文革的“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突然垮掉了“为副”的一方,形势剧变,这个学习班才草草结束,长时间遭受冤案迫害的人们才陆续恢复自由。此后,在1973年、1979年都对此案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平反,但平反过程几经周折,而真正彻底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及查清冤案炮制经过、明确有关人员责任并提出处理意见等,直到文革结束整整九年之后的1985年底才得以完成。

关于“一号专案”,还有这样一则小轶事。在文革结束后,裴昌会到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老朋友胡耀邦(50年代初期两人曾在川北行署共事)。胡耀邦发现裴昌会行走时腿跛了,关心地问他是怎么回事,裴昌会回答:“被狗咬了。”在这简短的回答中,包含着对那场浩劫多么愤慨的控诉和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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