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13 次 更新时间:2013-12-10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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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  

  

   在人们心目中,潘汉年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

   1955年4月3日傍晚,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到了北京饭店。这夫妇二人是来看望从沪来京、下榻于此的潘汉年和夏衍,并请他们吃晚饭。吴祖光回忆说,晚饭是在东单的一家小饭馆吃的,同座者还有夏衍的女儿沈宁和夏衍的秘书李子云。潘汉年、夏衍是来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吴祖光闻讯特来尽地主之谊。时隔多年,吴祖光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潘汉年虽一如既往地头净面光、衣着齐楚,但却有些闷闷不乐。也许是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吧,饭吃得时间不长。放下碗筷,潘汉年便说要回饭店休息,大家也就散了。(1)

   回到北京饭店303号房间,潘汉年换上了拖鞋,大概在做上床的准备。这是晚八时许,电话铃响起了。潘汉年被告知,楼下有人找他。潘汉年穿着拖鞋来到楼下客厅。等候他的,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几名便衣随员。罗瑞卿向潘汉年出示了逮捕令,几名随员便将潘汉年押上了停在门外的汽车。潘汉年此前的身份是上海市副市长,随着逮捕令的发出,这一政治身份也就终结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潘汉年是“钦犯”,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拘捕的。其原因,则是潘汉年长期隐瞒了一件绝不应隐瞒的事情。1943年春末夏初,潘汉年在南京登门拜访了汪精卫。此前几年,潘汉年已受命在沪宁一带与日伪特务联系、互相交换情报。潘汉年早已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建立了直接关系。此番到沪宁,也是为了与李士群接头。但到南京后,潘汉年却走进了汪精卫公馆的客厅。中共情报要人到汪公馆会晤汪清卫,这事情当然很重大。现在所有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用“被劫持”来解释潘汉年此次的举动。潘汉年到南京后,李士群告诉他汪精卫希望一晤。而当时向上级请示已来不及,拒绝则可能有十分严重的后果,于是,潘汉年只得硬着头走进了汪公馆。这样的解释如今被普遍接受。但我觉得,这解释还多少有些牵强,至少不够全面。这一点后面再谈。会见汪精卫这样的大事,事先没请示,已属“胆大妄为”。按理,潘汉年一回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就应该立即向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甚至应该同时以书面的方式向延安详做说明。但潘汉年回到淮南后,并没有向上级提及此事。不但当时没有汇报,此后也一直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开会期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了1943年春夏间在南京汪公馆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并递交了书面说明和检讨。

   潘汉年与陈毅面谈,应该是在4月1日夜间。谈完之后,夜已很深。否则,陈毅会立即面见毛泽东的。因为当夜已无由求见,陈毅拖到第二天(4月2日)上午才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并送上潘汉年的书面材料。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翻看完潘汉年写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吃了顿午饭,也许还睡了个午觉,毛泽东又提笔写了这样的手谕:“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潘汉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后,毛泽东还一直记得他。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谈到“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了此前杀人的必要性,又强调此后要少杀,机关、学校里的“反革命”,则尽量“不杀”:“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又拿潘汉年说事:“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靠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此事有两点,至今仍让人们不解。

   其一,潘汉年为什么没有一回到淮南,就立即向上级汇报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很多人对潘汉年长达十几年讳莫如深百思不解。其实,长期没有汇报并不是问题,没有立即汇报才是问题。这种事,只能事后立即汇报。拖个半年一载才汇报,就显得很滑稽。事后没有立即汇报,就只能长期瞒下去,瞒到瞒不下去的时候为止。毫无疑问,潘汉年是打算永远瞒下去的。1955年春在北京开会期间,潘汉年觉得瞒不下去了,才为争取主动而向陈毅坦露。以潘汉年的政治经历,他完全知道这种事应该立即汇报、必须立即汇报、不能不立即汇报。从汪公馆出来,潘汉年思想上就一定在为是否立即向上级汇报而激烈地斗争着。回到新四军驻地,这种斗争还未见分晓。一回到淮南驻地,潘汉年就向饶漱石汇报了此行的其他情况,例如离开南京后在上海又两次与李士群相见,例如与日本军官会谈等等,但却把在南京见汪一事瞒下来了。实际上,这次没有说,以后就想说也难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潘汉年在向饶漱石汇报时,把这最应该汇报的事瞒掉了?

   其二,毛泽东为何以如此雷霆手段处置潘汉年?又为何几次在公开讲话中将潘汉年作为“反革命”的典型、代表?没有立即向上级汇报见汪一事,衡之以中共的纪律,当然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此事已过去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已证明此事并未产生什么不利影响。现在的种种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强调毛泽东本来对潘汉年是极其欣赏的、是十分信重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当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后,可以震惊、可以恼怒、可以将潘汉年削职为民,但不必真的认为潘汉年曾叛变投敌,不必真的相信潘汉年是一贯的“反革命”。潘汉年毕竟功勋卓著,毕竟为中共最终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有大量的事实证明的,是不容怀疑否定的。潘汉年的功绩,一般人也许知道得并不清楚,但毛泽东却必定是了解得很充分的。长期隐瞒见汪一事,即便是很大的罪过,潘汉年以其全部的功绩,难道还不能一赎此罪?但毛泽东显然不这样想。听了陈毅的汇报后,潘汉年全部的功绩,在毛泽东眼里都等于零。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犯的是“可杀之罪”,是应该“斩立决”的。而“我们”之所以不杀他,一是为了显示“我们”的仁慈宽厚,二是杀了也对“我们”不利。这样看来,毛泽东其实是一直并不欣赏、信重潘汉年的。这原因又何在呢?

   二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次残酷的“党内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与以王明、博古(秦邦宪)为代表的所谓“国际派”的斗争,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毛泽东来说也是特别艰难的一次。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掌握了党的统治权。而毛泽东与他们的明争暗斗从这时就开始了。由于王明、博古等人有共产国际作后盾,有斯大林为他们撑腰,毛泽东与他们的较量,就特别需要耐心和智谋。王明于1931年10月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国前,王明在组织上做了严密的布署。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与王明一派的斗争,一开始就是直接与博古、张闻天的斗争。

   1937年11月,斯大林派飞机将王明等人送到延安。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是颇有几分“钦差大臣”的派头的,是手持着斯大林赐与的尚方宝剑的。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对于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这意味着与“国际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从此将与王明进行直接的、正面的交锋。这足以让毛泽东本来就很严重的失眠和便秘,变得更其严重。但此时毛泽东,决不能、也决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悦。他必须强颜欢笑。他必须兴高采烈。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坐的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发动延安各界群众到机场迎接。自己则在机场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欢迎词。毛泽东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2)在机场,毛泽东还与王明等人进行了“热烈的拥抱”。这就有了后来的“整风运动”。在此前与“国际派”的斗争中,毛泽东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整风运动”,则意味着将“国际派”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阵营予以打击、摧毁。斗争进行到1943年,毛泽东就大功告成了。如果从1931年算起,毛泽东与“国际派”的斗争,进行了十三年。

   “国际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共党内曾经是十分强大的。但终于被毛泽东一派击溃。此后,原属这个阵营中的人,自然都有些灰头土脸,自都难免有穷途潦倒之意。与这个阵营有些牵扯的人,实际上也从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册。当然,有些人通过反戈一击、改弦易辙而拯救了自己。但潘汉年却未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潘汉年正是一个与“国际派”颇有牵扯而终于未能自我拯救的人。

   1906年1月,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宜兴县现称宜兴市,是一个隶属于无锡市的县级市。宜兴距无锡,是很近的。潘汉年十六七岁时即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25年,十九岁的潘汉年到了上海。也就在这一年,潘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1年5月,潘汉年从事的是“革命文化工作”,是中共“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逮捕后立即叛变投敌,这对中共领导机关来说,是天崩地坼般的灾难。1931年5月,周恩来着手重建中央特科。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奉命进入新特科,组成新特科的领导层。时任江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从此在“文化宣传战线”销声匿迹。在新的中央特科,潘汉年担任第二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

   对于潘汉年怎样接近中共、加入中共,对于潘汉年怎样成为中共“宣传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又怎样转入“隐蔽战线”,现有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当然都会有所说明、解释。但这些读物基本上都不提博古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大陆出版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已颇为不少。这些读物,在叙述潘汉年的一生时,往往只字不提博古。现在看来,这是十分荒谬的。博古有一个侄儿叫秦福铨。秦福铨1929年出生于无锡。1949年后曾在空军工作多年。1957年后在北大荒农场、新疆建设兵团任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4月病逝于北京。秦福铨终身琢磨博古、研究博古。生前写了《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一书。2009年3月,该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六章以“博古和潘汉年”为题。读了这一章,我才知道潘汉年与博古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下面关于潘汉年与博古关系的叙述,依据的便是秦福铨书中的介绍。

   秦邦宪1926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才按照学校的规定取了个俄文名字“博古”。所以,1926年以前,还没有一个叫博古的中国人。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对1926年以前的秦邦宪,亦以博古称之。博古是无锡人。前面说过,无锡与宜兴相距很近,所以潘汉年和博古两人可谓是小同乡。博古1907年6月出生,还小潘汉年一岁。据秦福铨书中说,早在1925年3月,潘汉年和博古就相识了。1924年,博古就参加了“孤星社”、“锡社”等学生社团。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无锡市各界人士于是筹办追悼大会,博古是积极参加者。在这期间,潘汉年来到无锡,向博古提出参加筹备活动的请求。一番交谈后,博古对潘汉年颇为信任欣赏,于是请潘汉年负责宣传、保卫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俩的莫逆之交”。(3)据秦福铨书中说,在这次追悼活动期间,潘汉年在保卫工作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因而给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此后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埋下了伏笔。

1930年,博古从苏联回到上海,一开始在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其时,潘汉年已是中共宣传文化方面的要员。由于都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潘汉年与博古又常在一起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成了政治局委员,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但实际上是中共的最高领导。博古是王明最信任的人,是王明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兼任了江南省委书记的王明,对博古说在宣传工作方面需要一个得力之人作助手。于是,博古便向王明推荐了潘汉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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