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改革让中国地方政府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其广泛权力涉及土地出售、基础设施、商业和住宅房地产建设、自然资源和外国直接投资。由于监督有限，紧紧踩在举世瞩目的中国增长引擎加速踏板上的是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的脚。

我们认为，权力的天平已经过度向一个方向倾斜，特别是放在旧增长模式正开始失去动力的情况下来看。

过去3年，有10个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超过70%，这一数字引人注目。但同时，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累积了巨额债务（监管少且不透明的影子银行体系在其中推波助澜），工业产能过剩现象普遍存在，现在政府支出越来越多，但带来的增长却越来越少。除此之外，自2010年以来，企业销售、利润和利润率一直在滑坡，一部分经济领域充斥着低成本信贷，而活力充沛的小企业却无法取得贷款。

现在是中央政府从地方省份和城市手中收回主动权的时候了。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必须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以及多年快速增长所造成的扭曲现象。他们非常明白，经济刺激不再是解决办法。对我们来说，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表明，带给中国经济突出表现的增长模式即将寿终正寝。（记住，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早在2003年就警告称，中国经济正变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目前的挑战在于，掌控好经济增速从最近几年10%以上的高位回落至7.5%左右的过程，同时为新的增长阶段奠定基础，这种增长强调质量，而非数量，私营企业在前，政府投资在后。这将带来很多痛苦，而且需要强大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及高明地协调相互冲突的既得利益的能力，而新一届领导人似乎完全符合资格。在上任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北京之外的多个实权职位上工作31年，包括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浙江省委书记以及上海市委书记。他知道这个体系如何运转。

实际上，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已开始行动起来。今年6月，中国央行暂时停止了信贷供应，对债务水平发出了并不微弱的警告。接着，次月，中国政府做出空前之举：19个行业的1400家深受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困扰的地方企业，被勒令关闭过剩产能（10月6日，中国国务院增强了这一指示）。不久之后，中央政府下令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新的审计，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控制日益飙升的债务水平的措施将很快出台。这让人想起了1998年至2003年前总理朱镕基的时代，他倡导经济改革，愿意而且有能力挑战强大的地方利益。

上述举动传递的信息显而易见：中国政府新一届领导人正开始向地方政府发出警告：他们希望推进改革并将权力收回中央政府手中。但行胜于言，投资者正关注真正的改革迹象。中国经济若想成功实现转型，中国政府必须打赢一些重大战役，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产能过剩，以及让农民工成为充分发展、自由消费的城市居民。这并非易事，但如果新一届领导人要调整中国增长引擎的话，他们必须首先控制这个引擎。

9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大连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告诉全球观众，他领导的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依赖出口和投资转变为更多地由消费和服务业驱动。“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他表示，“扩大内需是最大的结构调整。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如果能够实现中高速长期持续增长是不容易的。要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下一个重大考验将出现在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届时，预计习近平将提出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确定未来10年的议程。这将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中国已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地方权力的信息。

汇丰中国研究部主管 张之明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