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权贵资本主义还是权贵礼制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5 次 更新时间:2013-09-09 21: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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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 (进入专栏)  

  

  近些年来,舶来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已经俨然成为许多批评者用来界定当前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流行术语了——尽管这些批评者各自的基本立场和政治态度有时大相径庭。不过,仔细琢磨一下会发现:这个几乎得到了左中右各派广泛接受的概念,距离它打算描述的那个对象其实相当遥远。

  

  当然,用来译读“crony”的“权贵”二字,应当说还是比较贴切的,因为就像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样,在中国它也主要是指那批弥漫着包括“裙带”因素在内的血缘—姻缘—友缘等特殊性缘分关系、手握大权、贵为高官的人们。正是他们,而非什么知识精英、技术专家、金融大亨、实体老板、工农联盟、普罗大众乃至下层卒吏,真正掌控着这个社会的存在命脉、运行轨迹和发展动向。

  

  说白了,近六十年以及近几个月来的种种事实都清晰地表明:一方面,后边这些档次的家伙们要想在有关大局的问题上“说上话、有点用”,要么得跻身权贵的行列,要么是成为权贵的附庸,此外别无它途;另一方面,一旦得罪了权贵们,不管你是博导海归、亿万富翁,还是绝对无产、八代贫农,都会遭到无情的打压,乃至被置于死地,到末了可能还不许亲属见上一面。

  

  可是,说到“capitalism”的概念,似乎就不靠谱了。不错,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确实拥有严格意义上的“资本”,更多的人甚至还充满了“赚钱”的自觉意识。然而,不管是就经济制度而言、还是就政治架构而言,同时也不管是就褒义而言、还是就贬义而言,这个社会究竟有多少站得住脚的理由,能够名正言顺地叫做“资本主义”呢?

  

  弱弱地问几句:难道私有制度已经脚踏实地地确立起来了吗?难道民营企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拥有了压倒优势吗?难道市场法则已经在经济基础中扮演着支配性角色了吗?难道政治体制和法律条文已经是旨在保护“资本”以“主义”的方式运行流转了吗?倘若答案是否定的,硬给这个社会贴上“capitalism”的标签,与指鹿为马又有多大区别呢?

  

  “西风东渐”以来,不少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了从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那里照搬这样那样的术语概念,直接用来解释本土社会的种种现象,其间的张冠李戴不一而足。巧了,最典型的例证恰恰就是社会形态的定位:忙活了这么多年的时光,耗尽了那么多人的脑汁,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划在哪里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如此悠久的历史之谜还摆在那里,再将一个舶来的名词套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上,又该浪费多少人的学术青春呀。

  

  有人会说了:不用这些洋味的概念,怎么给当前的中国社会定位呢?无需废话,缺乏原创性的本土范畴,的确是中国学界在全球范围内说话总是显得没底气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这种状态不正好要求我们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找到尽可能恰当准确的概念来支撑自己的理论话语,而不能再继续以百年一贯道的方式,沿用那些对于中国来说本来就不靠谱的舶来术语么?

  

  基于这一考虑,笔者想通过若干随笔性的短文,在一些学者已经提出的“官本主义”(俞可平)、“官家主义”(吴思)之外,再提出一个“权贵礼制主义”的概念,不仅用它来界定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而且用它来概括自打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由此展示其间“中国特色”三千年不变的绵延贯通。

  

  在这篇带点序言性质的随笔里,先简单介绍一下“权贵礼制主义”这个概念。其中换了语境的“权贵”,主要是指按照中国特色的礼制规矩形成的那批弥漫着血缘—姻缘—友缘等特殊性缘分关系、手握大权、贵为高官的人们;其中作为核心的“礼制”,主要是指最初由周公殿下在制礼作乐中首倡、后来由传统儒家提供文化支撑的专制等级制度,其有别于世界上其它专制等级制度的特色之处,则是“君臣父子”的“亲亲尊尊”架构——笔者在拙著《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中,曾将其称为“血亲等级”;最后画龙点睛的“主义”,主要是指上面所说的“权贵”将上面所说的“礼制”变成了三千年来国人都必须服从、不然便要受罚的“主”导之“义”。

  

  那么,“君臣父子”的“血亲等级”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以后还会具体介绍,在此仅仅指出一点:与一方面“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另一方面龙凤和老鼠之间总是势不两立的“血统等级”有所不同,在血亲等级的专制架构中,权贵与民众之间不仅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压迫,而且同时还浸润着“君臣如父子”式的类血亲情深意长,以致屁民们会把朝廷里的万岁当成“爷”来“忠诚”,把衙门内的男女官员当成“父母”来“孝敬”,情到深处甚至还会禁不住放声讴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把党来比母亲”……

  

  顺便剧透一下,“官本”或“官家”之所以能在三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始终构成“中国特色”的绵延“主义”,其深度基因也在这里:正是凭借这种血亲等级的礼制结构,尤其是凭借其中类血亲凝聚力的强大效应,古往今来的那些皇亲国戚、重臣高官们,才会一方面充分享有“以我为本”、压倒一切的管治权威,另一方面又让草民们服服帖帖地顺从这种“官本位”的权威——就像咱儒家教化下的子女们在家里总是服服帖帖地顺从父母一样。所以咱儒家的口号一直都是“齐家治国”的“家国不分”。

  

  有鉴于此,笔者曾在拙著中指出:“这种虽然尊卑森严、却没有凸显严酷对立的血亲等级,又比血统等级更难打破,因为君尊民卑的森严差异浸润在情意绵绵的父子情结之中,属于天经地义、天理当然,以致只要无从消解父慈子孝的血亲关系,君尊民卑的森严等级也就可以天长地久。事实上,在所有的等级结构中,具有血缘亲情内涵的社会等级结构,鉴于其绝无仅有的血缘亲和力和情感凝聚力,可以说是最难打破的一种超稳态等级结构。”(第7-8页)

  

  至于这种“血亲等级的礼制结构”又是怎样构成了三千年不变的“中国特色”,下面引用的名人话语或许可以提供一点证明:

  

  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候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

  

  胡安国说:“中国之为中国,以其有父子君臣之大伦也,一失则为夷狄矣。”(《春秋传》卷十一)

  

  张之洞说:“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劝学篇内篇·明纲》)

  

  章太炎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中华民国解》)

  

  梁启超说:“夫孔子诚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于其信徒。而孔子则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举中国人,虽未尝一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三十五)

  

  最后是一个小小的反思性问题:虽然在生产方式、财富积累、政体形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已经与古代中国形成了无可否认的巨大差异,为什么还常常会有不少学者非学者在那里感叹:今天的中国与一百多年前的清末、乃至与两千多年前的秦代何其相似乃尔!试问:这种何其相似乃尔难道是可以用什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权贵资本主义”、“新权威主义”等西化名词说清楚的么?

  

  欲知答案是啥,且听下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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