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答元化先生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39 次 更新时间:2013-07-21 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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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元化先生:

  

  惊闻先生本月6日、13日于「文汇读书周报」连载长文"一九九一年的回忆",同时,全文刊发「世纪中国」网站。我没有订阅「文汇读书周报」,只能上网寻找先生大作。承先生留情,文中说明学生素无恶意。然先生此举,报刊复网刊,双管齐下,远播海外,雷霆震撼,惊悚莫名。如曰私下沟通,5月与10月两次登门长谈,先生不能释然;如曰沉默不应,先生之震怒,或为沉默所激?文坛琐屑多矣,雅不欲再添一段师生恩怨,任人咀嚼。然大文又不限师生琐屑,关节处用力甚多,学生似也不敢沉默。事涉关节,可言处或有十九?师生难对,能言处仅余一二。可言而不能言,掷笔者三,能言而不可言,辗转难眠。师生同处一城,我虽偏,亦不远,先生尽可耳提面命,如今不得已而随先生上网,长空万里,岂不为痛?罪言惴惴,只为大文补白,知我罪我,聊备后人一哂。

  

  忆先生雷霆之怒,非今日始。

  

  9月18日上海社科院开会,到会者十数人,讨论历史所学术课题"二十世纪学术思潮反思"。您是长者,众人等您开场。您的开场白是说最近"和学勤关系很好的那个人拉帮结派,攻击异己",您对二十世纪的反思不被人理解,却被人攻击!您和李慎之先生有隙,在坐者或有耳闻,但在那样一个学术场合,骇然听先生以如此方式指责,众人惊愕,瞠目无言。沉默片刻,朱维铮接先生言:"自称自由主义大师的朱学勤今天也在座――",如此,就不是来讨论学术史,而是来进行人们所熟悉的揭发现实错误与错误人物了。当时顾忌先生在上,不便正面反驳,只是要他拿出根据:"我在何时何地说过这句话,有何人作证?请拿出证据,我洗耳恭听!"我对这位先生素来尊重,从无冒犯。身为史学前辈,应该知道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如此信口开河,徒令晚辈惜。

  

  10月6日,我临行香港,赴衡山宾馆与先生道别。谈到那天会议,我对这种非学术人身攻击表示遗憾。您解释说,事先并没有与朱维铮商量过,那些话您也感到突然。您特意说明,那天离开会场时,没有与任何人告别,只是走到我跟前停下,与我告别示意。我相信先生所言,不是敷衍。我也知道先生对我误解,缘自对慎之先生误解。此前我欲与先生交换意见,每次去,皆因访客多多,不便进言。只是到了那一天晚上,师生二人对坐,才有机会略诉一二:流言传李慎之在加拿大对您有不敬,称您为官方学者(大意),我不在现场,不能定真伪;5月李慎之来沪,已对此事正面否定,先生当可继续存疑,但不宜公开场合再有抨击;两位前辈非比寻常,对当今学术思想有重大影响,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我也并非处处苟同李慎之,如对传统文化,他归结为专制主义,我强调对文化保守主义应有同情,一概否定传统文化是五四一代留下的历史遗憾。但是,凭推测说慎之这两年拉帮结派,则无事实根据。相反,他这一年所承受的压力,则事关大局。那天晚上,我们由此交换了不少看法。承先生信任,与我诉说数十年风雨以及对我期望,爱之深而责之切,以致先生一度激动。四十年前胡风案对先生迫害之深,外人难以想象,为学生者只能哀痛。待平静,先生也表示收回过激之语。我也委婉进言,对先生近年来个别出版物,提出温和意见。外界皆知我是您学生,等到我也听到一些议论,肯定流传甚广。我听这些议论,内心痛苦,却只能沉默,不如与先生说,当面说,一吐为快。感谢先生给了我这一进言机会,最后分手时,我以为师生之情并没有破裂,甚至比以前还增进了一层。那天您曾问及我目前处境,亦复述与傅杰言:"我和学勤是有感情的!"这是让我感觉温暖的一句话。学生乃劫后之人,待罪之身,如鱼饮水,冷暖自知。【1】

  

  12月中旬返沪,立即打电话向您问候,从电话里听不出任何异常,对今天这样的突然变化毫无心理准备。我地处偏僻,来回市区非半天不能办,远行归来,都是先以这种方式问候请安。与此同时,我听到一些议论,有先生信任在,并不放在心上。12月下旬,有友邦一广播电台记者来电话,再三说服我接受采访,我才知道您和朱维铮先生在接受同一采访时,又一次提到我们之间有分歧。我去香港前曾推辞过此次采访,但这位学者兼记者朋友一定要等到我回沪,让我有同样的说话机会,以示新闻公正,方能编成一组播放。至此,我才感觉事态蹊跷难测,不理解先生为何一再公布我们之间有分歧?那些分歧,很可能并不是分歧,而是一些稍作解释就能化解的误解。思虑再三,我接受了他的电话采访,也只是对朱维铮那些过分说法作有限反驳,不涉先生一句。今天在网上读到先生「一九九一年的回忆」,惊骇莫名,才知道我掉以轻心,大错铸成,此前努力避免、一度以为已经避免的局面终于发生!

  

  拜读大文,应该再一次感激先生。文中再次提到主持学生博士论文答辩"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为先生所主持。那是十年前知遇之恩,学生岂敢有一日能忘?十年前那样的环境,前祸未消,后殃又起,博士论文在最后一刻被批评为"资产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史学观",业师金重远先生为此寝食难安。王先生在严峻关头慨任答辩委员会主席,方得以顺利通过。不仅如此,先生此后还向国内外学术界介绍我的论文观点,为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文章说:"学勤的论文引证了为我陌生的一些观点,对我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冲撞,促使我去找书来看,认真地加以思考和探索。其结果则是轰毁了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既定看法,对于我从那些教科书式的著作中所读到而并未深究就当作深信不疑的结论而接受下来的东西产生了怀疑。

  

  “从这时起,我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我的反思虽然一进入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但到了这时候我才真正进入了角色。所以可以说,主持朱学勤的学位论文答辩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至一九九九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社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小结。"先生过奖了,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思想反思,有自己长期积累在,我那篇粗糙论文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先生接下来说:"就在我进行反思不久,朱学勤却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反思的文章。他认为九十年代的反思是对八十年代启蒙的倒退,其标志就在于反对激进主义。(朱学勤后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地说明我的反思不同。但似乎只是出于感情上的对我尊重,而不是基于对问题的理性认识。他始终没有涉及我为什么要反思这一根本问题,很可能他对我批评激进主义是不理解,也没有去加以思考的。)大概他觉得经过八九年那场风波以后,有些人变得胆小了,害怕了,所以才对八十年代的启蒙甚至更早的五四时代的启蒙进行反思。至于对于激进主义的批判则被认作是受到海外学者(实际上是指余英时)的一篇文章的影响。"此处关节 在于:究竟是只有一种反思,还是在王先生倡导的反思之外,出现过第二种反思?我之"批判反思",是批评后者,还是不辨皂白,笼统批判所有的反思,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观点,以致影射元化先生本人?

  

  先生提到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那篇讲演,此言不虚。余先生那篇讲演传进大陆,我确实批评过思想界有朋友阉割余英时观点,"桔过淮而枳"。除此之外,为读者能理解九十年代初出现第二种反思,似乎还应从那一时期至为重要的另一本书谈起?那时,李泽厚和刘再复两先生在海外出版「告别革命」一书,知识界激起不同反响。我读到这本书还是先生借给我,我们不能同意那样的"反思",产生强烈共鸣。我以为应该区别出两种反思,第一种反思,是在反思激进主义中坚持对现实的批判,而且因为有反思,这种批判才能掘进深化;第二种反思则不然,是在反思中往后退,放弃对现实的批判,可能导致犬儒主义。两种反思,貌合神离,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之所以区别出两种反思,并不仅仅出于对先生感情上的尊重,而是出于更深一层的忧虑:我们对法国革命激进主义的反思,一旦进入大陆九十年代的特殊语境,很快面临着被曲解与简化的前景:要么是不反思,继续维持那种没有革命也要制造革命的"激进主义",要么是表面上进行反思,实际上是反映失败主义情绪,名为"告别革命",实行犬儒主义。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大陆社会发生了种种我们没有料想的变化,语言空间又那样逼窄:左面是激进主义,右面是犬儒主义,中间可说者,曲折宛延,隐约不显。我当时尚没有勇气挤出门缝,将中间那条应说内容径直称为"英美自由主义",而是把它委婉地表示为:纵使十年不将军,亦无一日不拱卒(见「读书」杂志1994年10月号"让人为难的罗素")。我确实在文章中批评过"89年那场风波以后,有些人变得胆小了,害怕了",那是另有所指,即批评右面的犬儒主义,所谓第二种"反思"。至于先生之反思与"告别革命"的关系,我是听到过各种模糊说法。1998年春天在哈佛,林同奇先生曾经为此专门问我王元化之反思与"告别革命"有何区别?我曾与他长谈两次,尽我之学力分析此二者有大不同。林先生是认真人,边谈边记,说要为两种反思专写一章,为元化先生一辨。林先生当存谈话记录,先生或可去信查问?

  

  先生说,"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好几年,他自己的观点也起了变化。我以为这可能是在他宣扬自由主义以后,发现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反对激进主义的缘故。这时他曾在一篇文字中,声称他和李慎之是不赞成激进主义的。不过,他没有提到他过去对这问题的态度,也没有提到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反对过激进主义。这让我感到,他对那些进行反思和批评激进主义的人的立场的指摘,并不是根据坚实的论据进行充分说理做出论断,甚至也没有对这些人为什么要提出这些观点作不带成见的研究,仅仅凭借自己的推测或感觉就作结论了。我相信学勤向我所表明,他一直作为我的学生而从未怀有恶意。但是上述那些悬揣之词,到了诽谤者口中和酷评者笔下,却都坐实为我的主张了。几位好心朋友劝我作些答复,以辨明是非,我没有接受。我不把互相谩骂的意气之争,当作理论的探讨和真理的追求。虽然造谣中伤,污蔑诋毁,也会淹灭真象,也会使人迷惑于一时。但文革式的大批判是不能像林彪所说将人批倒批臭批垮的。只有恶劣的心术和不良的行径,纵使别人不去批判,自己也会使自己倒下去。"

  

  此处先生下笔甚重。"诽谤"、"酷评"、"造谣中伤"、"诬蔑诋毁"、"相互谩骂"、"文革式的大批判"、"恶劣的心术"、"不良的行径",不明究里者,读此重判,骇然而坠五里雾中。止谤莫如无言。有误解,可以辩驳;有"酷评",或不应,或据理驳斥:"相互谩骂"、"文革式的大批判",据我所见所知,尚无人对先生如此放肆。至于"造谣中伤""诬蔑诋毁",亦是一传言耳。除非传言者有勇气站出来作证,到目前为止,先生存疑与对方否认,都是各执一端,难以证实。何妨退一步海阔天空,亦存大局为重?即使先生不释然,进一步,也只能以疑存疑,给对方也给先生自己留一余地,似不宜揣之为"恶劣心术"、"不良行径"?

  

  至于先生说我观点变化,可能是出于这一误解:十年里,我在反对激进主义的同时,也反对犬儒主义,即坚持第一种反思的同时,反对第二种反思。而后者可能导致先生对我错觉,学生已放弃反对激进主义。我反复申言,不能因反对激进主义而坠入犬儒主义,也不能因反对犬儒主义而坠入激进主义,就是考虑到九十年代大陆语言环境逼仄而又萎顿,两种思潮从两面包抄上来,恰好遮蔽中间那一点既考虑责任伦理又坚持现实批判的理性立场。为此,不得不使用"纵使十年不将军,亦无一日不拱卒"那样笨拙而又犯险的说法。这一观点是非允当,欢迎众人包括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继续批评。在"告别革命"成一时之风的语境下,我只是试图说清:既要坚持对法国革命激进政治文化的学理批判,同时也要考虑抽象的学理概念一旦进入现实环境,不能避免现实事变的冲击,可能发生各种变形,即所谓"思变与事变"的横向牵动。我只是试图把反思掘进得更精细一些,把相关面考虑得更周全一些,哪怕是自己坚守的某一学理,也要防止僵化凝滞,避免为其它思潮所混淆。这一点苦心,应该说并不违背先生教导,更不违背先生所激赏韦伯之责任伦理。以先生之眼力,如冷静权衡,当不难理解。若先生观感改变,昨日赞成,今日批评,也属正常。然学生纵有错,大错而特错,又何至影射先生,竟然发生那样令人震惊之联想?

  

  先生由误解而责我有"悬揣之词"且为他人坐实,拜读全文,无举证,学生惶恐而不能解。先生在上,文本在下,十年里学生倘有一字"悬揣"先生而不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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