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傅斯年的性格与人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2 次 更新时间:2013-05-23 09: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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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逝世后,胡适在致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唁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孟真的天才,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起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

  大约两年后,胡适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又说:

  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孟真离开我们已两年了,但我们在这部遗集里还可以深深地感觉到他的才气纵横,感觉到他的心思细密;感觉到他骂人的火气,也感觉到他爱朋友,了解朋友,鼓励朋友的趋势亲切……

  胡适生性不走极端,知人论世,不说过头话。在这里,却一口气用了这么多的“最”。他还说过:“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傅斯年才能和人格的推许。胡适与傅斯年,是师生关系,又是多年的朋友,他对傅斯年,可谓知之甚深。

  傅斯年的人格很值得研究。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结晶,也是一个进步的时代所造就的文化标本。

  傅斯年外号“傅大炮”。所谓“大炮”,往往意味着“粗”和“直”,也意味着“猛”和“烈”。傅斯年的确耿直倔强,刚烈果敢,疾恶如仇,直言不讳,然而,正如胡适所说,他有细致严谨的一面。他坚持原则决不妥协,具有一丝不苟的彻底精神;他方正刚直,体现着一种正义感和责任感,而且他能把正义感直接化为责任感,使伸张正义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蒋梦麟说过:“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蒋梦麟《忆孟真》)这正是他的耿直之处。他的耿直使他不愿隐瞒自己的观点,不会做那种八面玲珑的乖巧之人,甚至对于自己尊敬的长者,也不只说奉承的话。蔡元培和胡适都是他的前辈,但在纪念北大五十二周年的会上,他曾公开批评蔡元培和胡适:“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认为自己的学问虽然比不上胡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他说的是老实话,的确如此,他意识到了,就这么说,他的前辈也是愿意承认的。胡适就说只有傅斯年敢骂他,而傅斯年死后,就听不到了。

  1919年5月4日,上午的游行筹备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开始的游行,总指挥也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又率领队伍冲进赵家楼。从那时,他已经显示了敢做敢为、敢负责任的精神。九·一八之后,他振臂高呼,大骂国民党军队无能和汉奸走狗的无耻;抗战时期,他向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发出怒吼。一直到台北,他仍然保持着那样一种精神,并以此维护教育的独立和尊严。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因惊恐而高度警惕,在学校肆意逮捕师生。傅斯年挺身而出,不准军警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他拒绝在台大实行,说:“台大师生由我一人担保。”因此,有人撰文攻击他在台大优容共产党,傅斯年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宣称:“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因此,有人说他是台湾唯一可以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有人说他是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其实,他并不傲慢,而所谓好汉,绝非往昔者可以相比。他所体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现代性转化在那个时代所结出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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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他那一往无前的勇猛和倔强,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是他炮轰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这两位权贵的背景和势力众所周知,即使在国民党的党国军政高层,人们也往往敢怒而不敢言。傅斯年却毫不顾忌其“皇亲国戚”的身份,敢于只手“揭龙鳞”,历数其危害国家的罪状,怒斥其贪污腐化的罪行,直接要求他们下台谢罪。而且,他揪住不放,弹无虚发,最后都以告捷收场。

  40年代初,蒋介石几次费尽心思,要把他请到政府里任职。蒋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他。如果换了另一些人,不知要怎样感激涕零,高呼委员长万岁。但傅斯年不肯就范,他给蒋介石写信说:“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上蒋主席书》)

  傅斯年抨击孔祥熙,其实早说开始了。他在1940年8月14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到“先生去年来信,以为我怪先生前年劝我不攻孔之电”,可见1938年胡适已经劝他不要攻孔。据岳玉玺《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两件事》一文抄录的两封致蒋介石的信,他在1938年已经系统地整理了孔祥熙的罪状和人证物证,并认为孔祥熙“身兼多职皆不能胜任”,要求罢免孔祥熙的职务。但信到蒋介石手中,都入泥牛入海。

  后来,一件事为傅斯年的倒孔提供了新的材料。1942年,国民政府从美国贷款中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开始发行得并不好,但后来行情迅速看好,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在此情况下,孔祥熙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由其部属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原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贪污舞弊行为。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他抓住孔祥熙贪污的劣迹穷追不舍,最后,终于把孔祥熙轰下台。

  当时,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知名学者,世俗的浮名和利益应有尽有,他还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从个人利益考虑,犯不着为此得罪最高当局蒋介石。但傅斯年就这样做了。他这样做,出于一种良知,出于理性的选择。1940年,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历数孔祥熙的腐败行为,接着说了这样的话:“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思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绝非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胡适来往书信选》)

  宋子文上台之后,傅斯年在《大公报》公开为他说过好话。但是,很快发现仍然不行。他给胡适写信说:“子文去年还好,今年得志,故态复原,遂为众矢之的。尤其是伪币比例一事,简直专与国民党的支持者开玩笑。熬过了孔祥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胡适来往书信选》)打倒一个贪官,结果又来了一个贪官,傅斯年无法容忍这样的现实,他只有继续战斗。

  傅斯年发起倒宋之战的前夕,蒋介石于1月15日请他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周刊第7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开篇就明确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文章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对宋子文进行了评说,最后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

  关于这篇文章的发表,何廉有过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由这“一个字也不能改动”,也可以看到傅斯年的性格。

  紧接着,他连续发表《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两篇文章,追问“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那些人?”直言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中,他指出中国的国家资本已被权门资本侵吞,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都被“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他认为当时的官僚资本首推孔宋二家,而两家又有不同的特点:“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他指出,从电厂到煤矿,说是“国营”,实为“宋营”。“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因此,他要让宋子文走开,而且提出国家征用孔、宋二家财产的建议,“最客气的办法,征用十五年。”

  他知道这样的文章是要负责任的。“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他的确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一只皮包随身带着,深怕里面装的证据材料丢失。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被迫辞职,离《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不过半个月。我从头不能说宋子文下台是傅斯年把他赶下去的,但由此可见,书生凭借“知识的傲慢”干预官场,并非完全没有作用。早知道这样,孔、宋二人应该致力于进行知识分子改造,或者早一点组织人制造舆论,解构知识分子。

  1947年3月8日出版的《观察》2卷2期发表一篇题为《傅孟真的文章》的读者来信,信中说:“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

  当然,书生干政之所以成功,还在于宋子文的脸皮薄,如果脸皮厚一点,坚决不辞职,大概事情就很难办;同时,也在于蒋介石也还要脸,如果蒋介石坚决维护私党,面对国家权力和百万大军,傅斯年大概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如果那样,傅斯年就不会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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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北京大学复员,作为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一面派人去北平筹备。一面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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