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不在现场的参与:顾颉刚与“五四”的思想关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3 次 更新时间:2020-05-08 20: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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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现场的参与:顾颉刚与“五四”的思想关联

  

尤小立

  

   摘要:“五四”学生运动期间,顾颉刚为《新潮》杂志撰文,为学生领袖们出谋划策,他成了“五四”不在现场的参与者。这中间,“用学问去改造社会”是其思想的核心。他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在“学问”的内涵和观念更新的路径上的分歧,固然反映在认知上,但也与在现场和不在现场的视角差异有关。在“家庭改造”中,顾颉刚的境遇反映了中心城市以外的大多数知识青年真切的精神状况。而他对亲情、家庭责任的强调,对决绝改造方式的怀疑,揭示了“家庭改造”本身的复杂性。最后,顾颉刚以走出旧家庭的方式,完成了他作为“新青年”的洗礼。

  

   关键词:顾颉刚;“五四”;学问;家庭改造;傅斯年;罗家伦

  

   1918年6月,顾颉刚因家人病重,从北京大学休学回故乡江苏苏州,直到翌年9月重返北大。这期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且已于他回京的三个月前结束。他错过了亲历北大同学赴天安门前示威、东交民巷请愿、“火烧赵家楼”以及后续的组织罢课、宣讲等“直接行动”的机会。很难说,“五四”的参与者一定是在现场的,不在现场就无法参与其事,顾颉刚即是一个证明,他就是一位不在现场的参与者。

   本文不是为了证明顾颉刚是否参与“五四”学生运动,而是希望通过顾颉刚为《新潮》杂志撰文,为北大同学,也是“五四”学生领袖提出建议或进行呼吁等特殊的参与方式去解析他本人对“五四”的见解、“用学问去改造社会”的诉求以及他与傅斯年、罗家伦之间的认知差异,亦希望以顾颉刚为例讨论和分析“五四”时期的“家庭改造”中,身处传统氛围之中的“五四”知识青年的复杂心态,以及“家庭改造”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多重面相。

  

   一、“根本解决”:顾颉刚对“学问”的自觉和呼吁

  

   由于本人不在北京,居现场之外,而“五四”学生运动本身也有偶发性,顾颉刚不可能预先知晓有关“五四”的信息,而在当时,北京的新闻仍需借助上海的报纸转手才能传播至苏州。顾颉刚日记在1919年1月20日以后,直至5月付之阙如,尚不清楚他得知“五四”爆发消息的确切日期。从书信看,同年5月6日回复北大同学、“五四”学生领袖之一的罗家伦的信中对于“五四”仍只字未提,他是5月9日,即“五四”之后第五天才第一次提到“五四”的。

   然而,“五四”前后,顾颉刚一直与北大同学、“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等保持着书信往来。他在给二位的诸多建议中谈得最多的话题是有关“学问”的。“学问”对顾颉刚的意义也是双重的,既是安身立命之本,也是秉承新文化运动“伦理觉悟”的体现。

   按照顾颉刚的自述,他是1914年在北京旁听章太炎的讲座后,决定致力于求真而非实用之学的。但因为“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加之受北大同学鼓动,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声斥讲究“通经致用”的今文家康有为及孔教会的《丧文论》,以后所作第一部读书笔记《寒假读书记》亦是本此批判性。翌年,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感叹或者说受启发的仍是今文家批判性的一面。但显然是受胡适影响,他对于“学问”的认知添加了现代科学的内容。

   “五四”时,顾颉刚有关“学问”的概念可以归纳成三个方面,即“科学上确实的根底”、“明了的观念”和“历史上精细的考索”。但即便是这些“学问”的基本原则,顾颉刚也感觉无法确切把握,许多问题“虽然稍有一些境界,却很有点迷离模糊、捉摸不定”,所“论”只是将直觉写出来,目的是请益理想中的“问”。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学问不好”。

   “学问不好”固然是顾颉刚平和谦虚性格的反映,却也是真实的感受。不仅在致傅斯年、罗家伦的信函中,他常感叹“学问”的欠缺,就是致信新婚妻子时,也不避“学问不好”的话题。“学问”差不多也成了夫妻间私信的关键词,它往往又和诸如“根本改造”、观念更新、反对专制以及社会事业相提并论。顾颉刚说:“现在要紧的事情:(一)自己充足了学问,从根本上立革新计画;(二)唤起国人好学的心神,教他自己去求学问,自己去立革新计画。因为要实现以上的二条,所以一方面要自己努力求学,一方面又要做社会教育事业。社会教育事业不止一端,若办报,办杂志,开学堂,做教员等都是。……当以‘自己努力求学’,去做社会教育的骨子。”他计划为《新潮》杂志撰写《怎能唤起国人好学的精神》一文加以呼吁。

   此类论述“学问”重要性的文章在“五四”前后都出现过。写于1919年1月31日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原是为《新潮》“思想问题专号”所撰,因“专号”未出而没有发表,但它多少显示出对于“学问”的认知程度。在顾颉刚那里,“学问”是理性(“智理”)的来源,理性(“智理”)则是政治运动、社会革命的基础,如果“不能用智理去考察是非然否”必然导致无意识的情感冲动。顾颉刚曾参加过民初社会党的活动,这也为他的反思提供了例证。他以为社会党不读社会学,国民党背景的《民立报》也只是“粗激的刺戟奋兴”,仅以愚民、利用情感的方式引导民众和社会,终究是“没有真精神,随之而起仍是‘空手说白话’”,结果就是“盲动的新不减,真实的新不增”。因为“奴性”未除,故一切变革总是表面性的。陈独秀1916年2月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显然也影响到顾颉刚的表达,后者对“学问”的强调,就是要继续“自觉心的事业”。

   顾颉刚对当时所谓“学贯中西”的调和派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他将此类人分成三派,“因时派”即策士,未有思想可言;“体用派”的“用”是因时的,而“体”是不变的。认外国哲学、政治学为异论。到底要抱一不变,唯有“弱其志,强其骨”的愚民一法;“实利派”则只注重做官的经验主义、教育的实用主义、伦理观念的随俗主义。上述三派,第一派是不要精神,所以新旧都很随便;第二派是承认物质,不承认精神,所以新旧或拒或取;第三派是不懂有精神,所以新旧问题也无从发生。

   顾颉刚曾赞赏过章士钊的调和论,在此文中,他对章的讲“学理”也表示认同,在经书、孔教问题上,也不主张以专制方法加以禁止。这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他也是调和论者。其实,1919年1月13日,顾颉刚阅读章士钊有关调和论的演讲稿后,在日记中“调和之理,若在吾心中发出,甚诧”的表示以及“不知吾无形中受其教育欤,抑吾心自得此理欤”的疑惑都需要与1月17日日记中读胡适《先秦诸子进化论》一文后的感慨相参照。因为胡适的进化论与章士钊的调和论所论完全不同,而顾则一并看待,表明他并未觉察到其中的差别。调和论者是不论新旧的,即新旧是具有一样的地位,所以才可以调和,而进化论者,则是有新旧之分的,新的必然替代旧的,这样才是进化。顾颉刚对章士钊的欣赏,主要还是基于知识论之上,是一种学理的发展方式,也即不赞同完全否认传统的激进方式。他在差不多同时亦说过:“现在‘所谓新旧’盲目冲突,故吾辈易有调和之觉悟。所望以后能将社会学历史学究心深密,得有完善之体系耳。”这一点上更接近于胡适而非章士钊。从《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中对“调和派”的批评亦可知,他确非真正的调和论者。

   顾颉刚对“学问”的推崇,也是因为在他看来,“学问”在彼时已成了“酬世品”或“装饰品”,而一旦如此,“学问这个东西就得根本斩绝了”。他以为,个中原因“一则由于法政派势力遮盖,二则由于学校志气堕落”。而“庸众的心思是随着几个名人巨公转的,从前的名人巨公处这时势觉得非有学问救济不可,所以毕力提倡学问;庸众虽然不懂,也得随着附和,那真要研究学问的人却得了大大的供给,做起学问来非常顺利,所以学问界能够发达,戊戌以前是名人巨公并力提倡的,戊戌以后巨公虽然不再提倡,名人因为他不得志,更加奔走呼号,所以庸众的信仰心犹有所系”。但“自从宪法问题起来,名人为着后日的地步计,必须在党务上兼程进行,日夜阴谋操纵之不暇,那里还管得什么学问?他们怠了,庸众的信仰心就解体了”。也因为如此,他提出了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一)如何做学问——学问的目的如何?学问的方法如何?(二)如何能够自立到‘确乎不可拔’的程度?(三)如何去改革社会?”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能用学问去改造社会”。

   1920年4月,应罗家伦之约,顾颉刚为《晨报·五四纪念增刊》所撰之《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中的“两种运动”即教育运动、学术运动。这两个运动又是相互衔接的,前者是普及,后者是提高。经过一年的观察,顾颉刚似乎更坚定了他“用学问去改造社会”的决心。他希望学生运动改变传统的“伏阙上书”“清君侧”的旧面目,且走出政党更迭的模式。“须在根本上着手,要一步步的做去,不能作快意之谈,计日成功了”。他说:“我们应觉悟,我们若是诚心要改造政治,总不要用政治来改造政治,务要用社会来改造政治。要去改造政治,先要改造社会。要去改造社会,先要使全国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家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自然社会文化会渐渐提高起来,才能够造成有实力的舆论,有价值的公意。所以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要在政治上代一般人负责;是要唤起他们的自觉心让他们自己去负责。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这实在是应该研究的问题啊!”

   在顾颉刚的“用学问去改造社会”理念中,普及教育是最初的步骤,欲“根本解决”则需着眼于“学问”的提高。在他看来,“五四”后,“根本破坏”“完全推翻”成了口头禅,但有此言论者“不想澈底的制度,是由澈底的学问而来”,其结果“只能叫人觉得新奇可喜,不能起人的根本觉悟”。故非以“学问”不能走出“治一乱,永远打回旋,没有进步”的治乱循环。“学问”虽只是清楚明白有系统的知识,但人们处事“非有学问不行”。“学问是感情和冲动的指导者,也是感情和冲动的约束者”。总之,“学问”有利于革命、社会改造的深入,因为它提供“可以给我们以明确的主张、正当的步骤、永久的意志”,对个人人格完善亦不无禆益。只要“人人都能用自己的知识去辨别是非,有修养去定进行趋向”,那么,人人都能“堂堂的做个人”。

   对于“学问”的热情和虔诚更表现在下面密集使用“学问”一词的段落中:

   ……主张破坏论的人,看学问做赘疣,表扬老子的弃智主义。崇拜势利的人,看着物质文明最发达的德国打了败仗,就说科学破产。唉!想不到号称知识社会里的人,还抱着这等的心思。他们自己不好学问,怕做学问,到[倒]也罢了;何苦在这般没有学问的中国,还恐怕他有微细的理性萌芽,却来助着蒙蔽的社会去斩绝根株呢!从前的中国,没有怎么的学问,固然可说,因为社会上没有学问的需要,和引起学问的兴味的环境所致。现在交通便利了,事变多了,需要学问的应用程度也加高了,随在有研究学问的机会,也随在有享受学问的兴味;况且世界上的学问这么多,这么高,正可拿来做我们的指导。若是大家有这般的觉悟,那末,正应在这个时候,拿世界学问大大的传布到中国来,医治数千年的积疾,开出此后进行的道路。

在篇尾的“附注”中,顾颉刚提到“这篇文字,虽是我写的,却是大家普通的感想,里边有许多话,都是别人同我谈话里所听得的”。此话亦属实情,“根本觉悟”显系出自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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