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

——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 次 更新时间:2019-06-01 15: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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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帆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历史学本系求真之学,但当史家基于求真理念所形成的主张与社会现实需求相违时,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民国年间,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皆曾遭逢此困境,其中以两个案例最具代表性: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所涉之风波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这两个案例集中体现了学者个体学术主张和时代需求之间的纠葛,其实质反映出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理性,似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两途获得了统一,实现了两全,然此两全伴随着两难,内里深刻的矛盾纠结仍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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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本系求真之学。何谓求真?如何求真?在事实判断层面似无多大争议,可一旦上升到价值判断层面,便有无穷之争议,特别是当史家基于一己之求真理念所形成之主张与社会现实需求相违时,围绕价值判断而生之困境即如影相随。民国年间,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皆曾遭逢此困境,其中以两个案例最具代表性,即顾颉刚编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所涉之风波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这两个案例集中体现了学者个体学术主张和现实(时代)需求之间的纠葛。关于这两个案例,学界已有若干研究成果,或从政局变化、国民党思想控制、学派纷争以及出版业间的利益竞争等角度,探讨顾颉刚所涉教科书风波的缘由和影响①;或对抗战时期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从政治史、思想史乃至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展开研讨,涉及争论各方的学术立场、政治态度、朝野反响等具体现象。②然则这两个案例背后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历史事实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以及史家怎样在两者间寻求平衡等问题,即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等,还缺乏深入研析。讨论这些方面,不唯会推进此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更为关键的是能帮助我们认识一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做一点初步探讨,以求有所创获。

  

   一、历史教科书:个体学术主张与政权意志的两难取向

  

   1922年春,经胡适介绍,顾颉刚开始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一部初中本国史教科书。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商务印书馆又邀请顾的好友王伯祥(原名王钟麒)与其合编。这部贯通古今的历史教科书出版后,颇受教育界及学术界的欢迎。该书上册于1923年9月初版,至1927年9月共出55版;中册于1924年2月初版,至1926年1月共出25版;下册于1924年6月初版,至1926年1月共出24版。③总体发行量非常大,而由顾颉刚独立编写的上册④,出版次数尤多。上册由“总说”和上古史、中古史构成,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这样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教科书,却于1929年春遭遇被查禁的厄运。先由山东曹州重华学院院董丛涟珠、院长陈亚三等呈请禁止,继由山东省参议员王鸿一提出专案,弹劾该书“非圣无法”,戴季陶则认定这部历史教科书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国民政府第十七次国务会议决定由教育部查禁,通令全国不准采用。⑤这即是当时沸沸扬扬的《本国史》教科书案。该案的核心是王鸿一所说的“非圣无法”问题,主要指《本国史》“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即由顾颉刚编写的上册书中的内容引发的。那么书中是如何表述“三皇五帝”的呢?大体有如下述:“自从地面上初有人类以后,一直到所谓黄帝时,都是鸿荒之世,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只要看这黄帝的称号,便可与再前一点的炎帝一类同样看待,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便用什么五行里的土德来表示他。”“尧、舜的传说,为后世所崇信;我们看惯了,遂以为古代真有一个圣明的尧、舜时代了。其实尧、舜的故事,一部分属于神话,一部分出于周末学者‘托古改制’的捏造;他们‘言必称尧舜’,你造一段,他又造一段,越造就越像真有其人其事了。”⑥如今看来,顾氏所述实为常识,并非惊天动地的见解,放到当时的学术界也属平常。但在1929年的国民政府眼里,则为大谬不然、足以动摇国本的看法,非禁止不可。何以如此?恐怕需从教科书的特殊身份及所关联的学术、政治与现实纠葛入手予以探讨。

   众所周知,历史教科书是近代分科之学的产物,以教科书形态进行历史撰述在中国始于19世纪末,首先由来华西方传教士从事于此。传统中国社会虽然也有一些蒙童读物,但与近代意义上的教科书有本质区别。历史教科书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在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新学制以后。这是由于新学制开启了现代教育体系与制度,新制度下的历史教科书不同于普通读物,它是学校历史教育的主导资源,是一般民众普遍历史观的主要来源,所编内容和观点不仅反映了学者对待历史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国家政权的倾向,某种程度上甚至体现着国家意志,所以才有课程标准的引导和审定制度的约束。尽管如此,清季民初之时,并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统编历史教科书,而是由具有独立身份的编者和出版机构合作,各自编写总体上遵循课程标准的教科书,形成所谓“一纲多本”的格局。

   顾颉刚编写《本国史》上册之时,正逢北洋政府教育部颁行《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之际,《纲要》内容很简略,上古史部分主要规定须写明“中华民族神话时代之传说,及虞夏商周之文化”,并未言及民族起源、民族认同等方面。⑦依此规定,顾颉刚所写内容并无不妥之处,完全合乎要求。而到了国民政府时期,1929年教育部又颁行《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该《标准》详细规定了初中历史课程的目标、时间支配、教材大纲、教法要点等事项,在课程目标中首先规定要“研求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以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在教材大纲的上古史部分既列出“古史的传说”条目,又列出“中华民族的建国”条目。⑧很显然,较之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更为重视历史课程的现实功用,强调“民族精神”“民族运动的自觉”等。“三皇五帝”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民族初祖、民族建构问题,因黄帝这时已被塑造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以炎黄认同为象征的“中华民族”认同理念几成共识。所以顾颉刚书中说黄帝的事迹“暧昧难明”,黄帝和炎帝“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便用什么五行里的土德来表示他”,便易遭人指责为“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非圣无法”。戴季陶对此表达得很明确:“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⑨也就是说,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基础教育教科书,不能表达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观念。

   1929年时国民政府虽然仍面临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危机,但毕竟在名义上已统一中国,不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那样无序,而是有余力建构更完善的国家秩序。自从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建国纲领,以他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国民党人一直在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建国目标而奋斗,其间他也结合时代变化对三民主义作出过不少新解释。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开始了他对孙中山思想的新阐发,力图通过将中山思想接续到中国传统的方式,以重建道统。他说,孙中山“随时随地,都尽力鼓吹中国固有道德的文化的真义,赞美中国固有道德的文化的价值,说明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⑩这样的解释,尽管是将中山思想变成了所谓“戴季陶主义”,为不少国民党人所不满,但对于数年后通过北伐统一了全国的国民政府来说,却有其重要的现实功用,因它把国民党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相接续,使得国民党的统治不仅具有现实法统依据,而且具有自古延续下来的道统依据,从而有助于自身统治之合法性与正统性的确立。一旦涉及传统和固有道德文化,将传统和道德文化视为“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乃至“复兴中国民族”的前提,必然关联着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如何以“正确”的态度解释中国历史的问题,所以执国民党意识形态之牛耳的戴季陶才会对顾颉刚所编教科书如此光火。(11)

   进而言之,这一事件的本质恐怕还是一个学术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是个体学术主张和现实需求如何协调的问题。学者从事学术研究,针对研究对象进行学理探讨,形成个体学术主张,此乃学者本分,无可争议;作为学者,通过教科书的编撰,综合自己的研究成果,表达自己的学术主张,似也无可非议。顾颉刚的《本国史》就是依照学术标准,选择他认为合理的内容和观点编入教科书的,个人见解突出。他曾强调新编历史教科书,应有自己的主张和特点,认为以往的历史观有一大弊端,就是好古薄今,甚至“由信古而变为迷古”,“所以弄得社会的生机停滞,成为暮气的世界。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层的弊害了,应当在历史教科里,把这观念改变过来,所有‘依托的学说’,如黄帝、管仲,‘理想的制度’,如封建、井田,‘淆乱的事实’,如‘儒、道、墨并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的故事,如‘想当然耳’的故事,都应当彻底澄清一下,使大家弄清楚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社会的真实情形,建立成功一个新观念。我们应当使学生知道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不仅如此,编撰教科书在史实裁剪上也要非常严谨,“传闻中,几乎全没有信史的资格,我们更不能有丝毫的滥取。自盘古以至周公、孔子,都应该大删特删。伏羲、神农、黄帝,虽称说较盘古稍前,但也出于战国时人的杜造”。(12)可见顾颉刚是依自身的理念编教科书,而且是以写学术著作的谨严态度为之,从而使得《本国史》不仅在教科书领域独步一时,而且在学术界也独树一帜,甚至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问世和“古史辨”学派的形成。(13)不仅顾颉刚,大凡学有所长者编教科书都是如此,这样的教科书也易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如陈寅恪在给学生讲课时就曾提到,坊间的教科书以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为最好,因它有自己的风格和想法,“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评论历史,有独特见解”。不像有些教科书“展转抄来,涉及的范围也很有限”。(14)顾颉刚的教科书实际亦当得起这样的评价。与顾氏同时代的张荫麟,也以编历史教科书而闻名,他的《中国史纲》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选择历史上的关键内容列目,进行专题式的透彻叙述,个人特色鲜明,故颇得好评,为学术界公认的佳作。可见教科书中选择合适的内容并出之以编者个人的观点主张,是为学术界所鼓励的。应该说这样的理念和做法都没问题,在北洋政府时期也未遭遇什么障碍,但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使得原来不成问题的论述成了问题,顾颉刚的教科书由此遭逢厄运。实际上,作为国家政权,北洋政府未尝不想对教育、学术、文化等领域多所干预,只是力不从心而已;而相对强势的国民政府,以国民党意识形态为后盾,拥有一套应对思想文化事件的话语体系,对自身如何长治久安也有较为系统的思考,故对违逆其意志且又进入公共教育领域的学说予以封杀,就像前引戴季陶之言所表达的立场——“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这表明,对待教科书,学者和当政者关注的程度以及关注点是有差异的。学者相对更为关心教科书的学术质量,而国民党政权则更为关心教科书的现实功用。

对于在教科书中写入自己的学术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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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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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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