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汤化龙:被遗忘的共和元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0 次 更新时间:2014-09-17 18: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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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告别帝制开创共和的元勋中,有一些人因为与国民党中暴烈派的种种过节,而在国民党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党国”之后,被逐渐遮蔽和丑化。在那些人物当中,最冤的要数汤化龙。汤化龙是武昌首义的元勋,与黎元洪等人一起支撑了革命之初那段最最艰难的岁月,缔造了革命之后的第一个政府,参与创立了中国第一部现代约法,为民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他最后的结局却是被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暗杀,死后还被诬为“袁世凯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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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化龙,1874年生于湖北蕲水(今浠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参加乡试,中举人。一般人印象中的科举考试是机械的八股,与现实无涉,但汤化龙参加的乡试却已考策论,题目是“俄立专制,英主立宪,美主共和……试斟酌损益筹所以推行尽善之策”,汤化龙的回答是仿英国立宪。因此,他成了立宪的先锋,中举之后,即被山西学使宝熙礼聘为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光绪三十年(1904年),汤化龙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后来与他一起领导国会请愿的立宪派领袖,如湖南的谭延凯、四川的蒲殿俊、山西的梁善济、湖北的张国溶,以及沈钧儒等,与他都是同榜进士。中进士后授刑部主事,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进士馆选为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在日本期间,汤化龙不仅学得了现代法政知识,而且结识了一群有志在中国实行宪政的朋友。他与梁启超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两人的交往为日后共同领导宪政运动打下了基础。两年后学成回国,任民政部主事。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为预备立宪而设各省咨议局,鄂督陈夔龙上奏朝廷,请求派汤化龙回鄂筹备。汤化龙回到湖北,先任湖北咨议局筹办处参事,接着当选湖北咨议局副议长,并在第一次常会后当选议长。那一年,汤化龙35岁。

   咨议局是清末预备立宪的产物。为适应立宪之后的新体制,国家要有国会,各省要有省议会,咨议局就是最初的省议会。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最先成果,各省咨议局聚集了大批精英人物,尤其是当选为议长的人物,如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湖南的谭延凯等,大多成了立宪运动的领袖,汤化龙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当时的清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革命党人在不断地进行起义和暗杀,坚持以武力“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相对保守的开明人士则希望迅速立宪,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经过庚子之乱,又目睹日俄战争的结局,清廷明白了自身的处境,知道置身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是想变也得变,不想变也得变,要么主动立宪,要么等待革命。为避免革命,预备立宪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然而,对于清廷来说,立宪说到底只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方式。统治者不愿放弃特权,更不愿意把国家主权交出来,所以总想对外来制度进行改造,让来自西方的宪政适应大清帝国的国情,而不是用这种现代制度改变国情。1910年夏季,为推动国会请愿,汤化龙与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8月,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汤化龙任会长。湖南的谭延闿、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人都参加了联合会,汤化龙与他们相聚京师,纵谈大计,发表演说,鼓动速开国会。正是迫于这样的请愿,清廷于 11月4日下诏缩短筹备立宪年限,提前于1913年召集国会。对于这个结果,许多人感到失望,汤化龙和谭延闿、蒲殿俊等人坚持要求第二年即开国会,为此发动了第四次国会请愿。四次请愿因清廷的镇压而未实现,汤化龙在失望中回到湖北。

   1911年4月,清廷宣布内阁组成,13名内阁成员,汉人只有4位。结果一出,举国哗然,被认为是“皇族内阁”,违反君主立宪公例。各地立宪派迅速行动起来,要求解散皇族内阁,另组责任内阁。就在这时,皇族内阁做出了它建成之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铁路国有化”。这一决策引发了相关各省的保路运动。汤化龙被推为湖北省军商学界的代表北上,从汉口出发时,上万人到车站送行。

   汤化龙刚从北京回来不久,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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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的士兵于危急关头被迫拿起枪,经过一夜激战,起义竟然成功,武昌宣告光复。

   可是,对于革命军人而言,等待他们的却是未卜的命运。革命军如何支撑下去?如何避免被清军剿灭?谁会支持他们?任何人都知道,此时前来支持革命,需要十分的勇敢和极大的牺牲精神。

   然而,汤化龙来了。一夜激战后的第二天,革命军人终于请到黎元洪之际,正要去请汤化龙,他自己就来了。这位立宪派的领袖,此时已成了革命派,前来支持革命、参加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叙述讲到这里,一般都要说汤化龙是来“窃取革命果实”。但只要超越狭隘的党派偏见,就不难看到,这时候就来窃取革命果实,是否有点愚蠢?因为来得太早了。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由武昌打响第一枪,革命军人总共不到两千人,孤立无援。他们虽然占领了武昌,但总督瑞澂还在江边军舰上观望,随时准备杀回来;统制张彪也没有走远,带兵在城外安营扎寨。只要朝廷的援军一到,他们就要反扑回来,平息暴乱,收复武昌。武昌地处交通要津,清廷的大军很快就会赶来。

   这时,素以领导革命为己任的同盟会领袖,都未赶往武昌,孙文还在美国,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离开了打工的餐馆,却并不急于回国,而是游走欧美,直到停战开始和谈,才决定回来。

   汤化龙来了,于是有人提议请他做都督。他拒绝了,理由是此时的武昌更需要军事统帅,而他不懂军事。汤化龙的话被许多人记了下来,文字大同小异,他说:革命,他拥护,为革命出力,他义不容辞,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尚不知晓,须要首先通电各省,以求响应,大功才能告成。瑞澂逃走,必有电报到京,清廷必然很快派兵前来,我们要准备迎敌。此时是军事时代,兄弟不是军人,难当都督之任……。他建议请黎元洪来做都督,并且答应帮助劝说黎元洪。

   接下来,汤化龙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请求各省响应。电文中说:

  

   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名义,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华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昌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澂,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一发千钧,时机不再,伫候佳音,无任激切。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暨全体同人叩。

  

   汤化龙的通电点到了刚刚遭受失败的立宪党人之痛处,对于全国各地立宪党人参加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黎元洪被革命军人推为都督,开始时很不情愿,犹豫再三。汤化龙的出山给了黎元洪很大支持,帮他最后下定了与革命军人共存亡的决心。10月13日,黎元洪对汤化龙等人说:“余以武人素不习民事,革命又起仓猝,其中多非余所素识,公等皆乡中优秀分子,务望出面相助。”黎元洪之所以答应出任都督,一方面出于无退路,一方面因为有汤化龙等相陪伴。所以,在他开始履职之时,特别需要汤化龙的支持。汤化龙也不负期望,在多方面帮助了他。

   革命之后,必需建立新的秩序。政府应该如何组织,秩序应该如何建构,参加首义的革命军人对此并不清楚。同盟会虽然对起义后的政权作过若干规定,但具体应该怎么办,并无明文可循。何况,在武昌的同盟会员本来就不多,清楚那些规定的人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汤化龙与胡瑞霖、舒礼鉴、黄中忱等人反复讨论,于1911年10月14日深夜形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第二天交黎元洪认可,成为现代中国政府的第一个组织条例,使得政府的组建有章可循。过去的历史书谈及这份文件,往往把它作为汤化龙抢夺权力的证明。但是,必需承认的事实是,正是遵循这份文件,中国有了告别帝制之后的第一个中华民国军政府。过去的史家总是站在同盟会或孙中山的立场上,去发现立宪派篡夺权力的“险恶用心”,比如,条例冠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就是“把湖北军政府升格为中央军政府,展示了汤化龙等人获取全国政权的设计”。对于同盟会员来说,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起义都只能建立那个地方的军政府,而不能随便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只能留给孙中山、黄兴等人来建。可是,黎元洪、汤化龙不是同盟会员,没有义务给同盟会领袖保留最高领导地位。同时,作为首义成功的军政府,要号召各省,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条例也不算僭越。事实上,黎元洪等人当时并不太在乎权力机关的称谓,有同盟会背景的人把军政府说成鄂军都督府,他们也并不反对。然而,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独立各省都认可湖北这个首义军政府的特殊地位,并认定它有权代表革命后的中央政府。11月30日,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第一次开会,首先议定的,就是追认上海会议提出的议案,承认湖北军政府即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行中央最高领导权。后来的国民党史家讲民国总是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而把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看作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就是不愿承认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事实上早已有一个中华民国的中央权力机构。

   由于黎元洪最初的消极态度,造成了一种局面:黎元洪虽是名义上的都督,革命党人对外借用他的名义,事实上一切都自行其是。汤化龙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希望黎元洪积极承担起都督职权。为了革命政权的稳定,为了武昌的秩序,为了结束都督有名无实的局面,汤化龙设计了祭天大典。按照他的说法,武昌起义就像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应有隆重的仪式昭告天地,昭告列祖列宗,并誓师以鼓士气。他的提议得到一致赞同,于是筑坛设祭,黎元洪身着都督礼服,在轩辕帝灵位前焚香奠酒,授旗授剑,庄严誓师,然后宣读祭告天地及列祖列宗文。经过这样一个隆重的仪式,黎元洪作为政府最高权力拥有者和军事最高统帅的身份得以确立,责无旁贷地开始行使权力。

   此后,汤化龙还与宋教仁一起拟定了《鄂州约法》——中国人告别帝制而走向共和的第一部约法。

   宋教仁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他此行的重要目的,本是帮助黄兴获取革命的领导权,把武昌的领导权夺回到同盟会党人手中。但在到达武汉之后,知道这已经无法实现。所以,黄兴不仅未能做成凌驾于黎元洪之上的“两湖大都督”,反而接受黎元洪的任命,成为武汉民军的总司令,到前线指挥作战去了。宋教仁不会打仗,接受的任务是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但湖北军政府的外交已经由黎元洪和汤化龙办理就绪,各国承认湖北军政府是交战团体,并无多少外交可办。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致力于拟定宪法。宋教仁是有名的宪政迷,而汤化龙也在日本学过法律,他们还是日本法政大学的前后同学。革命之前,他们就早有来往,是很好的朋友。正因为这样,宋教仁到武昌之后,就住在汤化龙家里。为了制订约法,汤化龙与宋教仁曾经反复讨论,日夜切磋。“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约法者。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孪之病。其草稿出遁初手。厥后南京参议院定约法,取材于此,其所增损,或有大非先生志者。要之,民国约法谓之权舆先生及宋氏,不诬也。”

   除此之外,汤化龙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勋,还有几点不应忘记:

一、与黎元洪一起促成了海军反正。武昌起事,清廷马上调兵遣将,一方面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赴鄂,一方面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队前来。朝廷当时似乎没有考虑前去平叛的海军将领与武昌革命领袖的关系:萨镇冰是黎元洪的老师,师生情谊使他生怕炮弹击中学生;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弟弟更不忍把哥哥消灭。于是,海军的炮火就成礼花表演,精确地避开了要害目标。然后是黎元洪给萨镇冰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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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新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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