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从国际视野看胡适与傅斯年对日策略的异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1 次 更新时间:2018-12-19 08: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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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主战”虽是横亘在二人之间的一道心理鸿沟,但“和”与“战”各有其理由,并非像名词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对待国联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问题上,胡适出于世界主义和国际公义的考量,主张接受;傅斯年则秉持民族主义立场,在接受与拒绝之间摇摆。随着日本侵略规模的扩大,国联调解的失败,胡适谋求通过接受国际调停来使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也付之东流。

  

   关键词  胡适 傅斯年 国际道义 世界主义

  

  

   1956年,胡适回忆说,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常负《独立评论》编辑责任的几位朋友的主张并不一致,彼此之间常有激烈的辩论,比如“对日本的问题,孟真是反对我的”[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第1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其时傅斯年墓木已拱,胡适亦步入花甲,却仍记得在对日问题上傅斯年扮演的反对者的角色,适足反映当年的心态。现在看来,他们之间的分歧,涉及对国际组织,国际调查,乃至国际交往原则的理解,从根本上说,与国际视野相关。

  

   一、“和”抑或“战”:胡适、傅斯年之间的鸿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胡适“主和”,傅斯年“主战”。但“战”与“和”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南辕北辙。胡适“主和”的言论主要是在公共领域,在私人或非公共领域则是另一番景象。而他与傅斯年的对日态度也是一个随时势而变的变量,表面看或许有傅斯年“浅看出来”和“深看出来”之别[ 此说法可参见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但实际上,变化的一直是“浅看出来”的部分,“深看出来”部分则一直没有变多少。

   事实上,主“和”也不是胡适一个人的主张,它曾是《独立评论》社多数同人的共识。胡适说:“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我们一二十个朋友曾几次聚会,讨论东三省的问题。”他本人还和蒋廷黻各自起草了一个方案,由于过于温和,“整理的方案始终没出现”[ 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 这个方案的基本取向可从他参与组建的“自觉救国会”的宣言中体现出来,就是反对对日作战,反对对日绝交,提倡“曲突徙薪之谋”,称赞“甘地精神”[ 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123页。]。胡适与蒋廷黻起草的方案“始终没出现”的原因,或主要是因为形势和民意所迫,但如果是在《独立评论》同人中讨论,亦不排除傅斯年座中反对的因素。

   与胡适相比,傅斯年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192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傅斯年着眼的是“学战”,用顾颉刚的话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 顾颉刚1928年4月29日日记(1973年7月补记),《顾颉刚日记》第2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第160页。]。但与西洋的汉学争地位,将汉学的中心移回中国,亦是胡适之所愿。[ 如胡适1932年12月6日在长沙演讲时说:“学术与人家平等,我们才能得到国际间的真平等”。参见《我们所应走的路》,《胡适全集》第21卷,第552页。]虽然至今对傅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有不同的解读,但无论是针对太炎学派,还是矫枉过正的说法[ 分别参见桑兵:《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和王汎森:《历史研究的新视野——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版,第166页,第176页。],其基本取向则在于“为学术而学术”。不过,“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傅斯年所受的刺激以及焦急的心情,亦不亚于胡适。此点可从致王献唐的信中窥见一斑。傅斯年写道:“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 参见张书学、李勇慧整理:《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近代史资料》总9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彼时,由现实的危机而发问“书生如何报国”,进而怀疑学术研究的价值的,不仅是傅斯年,像李济等人也都对纯粹的学问表示出了瞬间的怀疑,而顾颉刚则觉得再呆在书斋中做学问太对不起良心[ 具体见顾颉刚1933年12月18日致罗家伦、1935年9月4日致胡适以及1932年12月25日致谭惕吾的信,分别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7页,第490页;第2卷,第261-262页。]。 当然,傅斯年很快投入到了直接影响现实的工作之中,他联络姚从吾、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和蒋廷黻等学者共同编撰《东北史纲》,亲自编撰的《东北史纲》第1卷也很快出版。

   胡适在公共领域一直遵循和提倡理性以及渐进的态度,他确信和而不同的雅量是需要通过实际的经历而逐渐磨练出来的。在《独立评论》三周年之际,也即1935年5月14日,胡适谈到过《独立评论》决定采用“各人”自己负言论责任的根本态度之初,同人们并不了解这个负责态度,这个“不了解”其实是不习惯。“例如我的《论对日外交方针》(第5号)发表后,傅孟真先生曾对我说:‘这篇文字要是先经过聚餐会的讨论,恐怕就登不出来了。’可见那时候聪明的孟真也还看不惯这种各人自己负责任的办法。”胡适说,“但这个方法后来逐渐用惯了,大家也都不很觉得奇怪了。例如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时,《独立》(第21至22号)就发表了三篇很不同的评论:我不妨称它为‘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孟真不妨称它为‘一件含糊的杰作’。此外更明显的例子是独裁与民治的讨论,武力统一的问题,建设与无为的问题,西化的问题等等,我总是充分登载不同的主张,有时候,独立到《独立》社员自己开起很激烈的笔战来了!”[ 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同期陈之迈的《教孩子的方法》中亦特别强调“和而不同”这一点。]

   “九一八”后,胡适的心态是由相对沉静而逐渐变得激愤的。胡适9月19日日记仅有三条不长的记录:“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胡适1931年9月19日日记,《胡适全集》第32卷,第149页。]

   胡适9月18日当天以及9月20-22日的日记均付之阙如,无从考察这几天其心态的具体变化,但仅从19日日记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一句需要与“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放在一起解读。因为一个月前,即8月6-17日,丁文江曾邀胡适到秦皇岛避暑,他们谈及日本的威胁是肯定的,这个想法在丁文江确也相当地早,1926年胡适从欧美回国途径日本,丁曾去函敦促胡适久住,以期多了解日本[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第19卷,第508页。]。 而从胡适自身看,1915年,他已经在顾虑日本的强大以及可能的侵略。[ 胡适致留学界公函,1915年3月19日,《胡适全集》第28卷,第90页。]以是观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并不能反映此刻胡适的心情,相反,“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才最让他无奈、愤懑,乃至自责,这种心态也在同日应陈寅恪之请所撰《题唐景崧遗墨》一诗“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无难补,滔滔四十春”中有所反映。

   愤懑之情自然不止胡适一人。在陈寅恪给胡适的答谢信中同样也充满愤懑,他说:“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9页。]同样愤懑的还有胡适的弟子顾颉刚。后者在9月19日的日记中说:“日本兵于昨晚占领辽宁。以彼之处心积虑,自是迟早必有之事。以中国人之不争气,即使人不来亡我,我亦自亡。譬如第三期肺病人,终于一死,死固可悲,但有何法挽回之乎!遥想健常(即谭慕愚——引者)闻之,又不知将如何悲愤矣。”[ 顾颉刚1931年9月19日日记,《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564页。]

   恨铁不成钢的悲愤和深切的自省是前现代国家知识人在受到现代化后的外国侵略时最容易产生的反应。胡适此刻所说、以后又屡次提及的“四十年”乃是一个大概的时间,从1931年上溯,三十七年前的1894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之时,三十七年后,不仅再遭同一国家的二度侵略,他们亦发现在国内经过两三代知识人努力提倡的现代化的作用有限得超乎想象,从政府到大多数国民都无法认识到科学对富强的基础作用,故才有四十年白白过去的激愤、自责和感叹。

   胡适的沉静和自责,亦与他秉持的理性和学术训练有关。正因为有此学术训练,遇到重大突发事件时,知识人通常的第一反应也往往没有一般百姓那么直接和强烈。然随着对日本侵略影响的感受和判断的加深,他们的反应也会变得强烈起来。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的前夜,胡适感叹道:“这一年的光阴,没有一天不在耻辱惨痛中过去的”[ 参见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从后来提到“九一八”时的一些说法,亦可知胡适确也心急如焚。这是经过了消化后的反应。

   胡适1931年9月14日日记有一段眉批显然是后来添加的,其中说:“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一个新‘北大’,9月14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参见1931年9月14日日记眉批,《胡适全集》第32卷,第145页。]1948年12月13日,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提到:“民国二十年(1931)9月17日,新北大开学了。……可怜第二天就是‘九一八’!”“……9月19日早晨我们知道了沈阳的大祸,我们都知道空前的国难已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的敌人决不容许我们从容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胡适全集》第20卷,第271页。]。1956年3月12日,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说得更为激烈:“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第19卷,第509页。]

不过,傅斯年的反应比胡适更为激烈。在他看来,“‘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他甚至认为,“九一八”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 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他亦是极力主战的,他说:“今日为北方大局,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若是后边有退路,尚有可以商量之处,若是前面不止一条路,也还有选择之余地,今则后面是大海,两边有高墙,前面纵是猛虎,也只有拼上去。人生百年,总是一死,凡人皆然,而穿军服的尤其不能忘此”。他亦将自己作为战斗者的一部分,说:“我也是一个住在北平的人,打起仗来,扶老携幼,匍匐星奔,有何好处?然而我的理智,是使我不能不如此想的!”傅斯年的主战的确也不是一时性起,他的理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主张持久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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