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张謇:被遗忘的共和元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0 次 更新时间:2014-09-17 18: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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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 (进入专栏)  

   我常想,人的大脑大概确有质量上的差别,决定着人的愚与智、才的偏与全。从过去科举取士的八股,到现在招考的标准答案,都有很多问题,但仔细想来,结果并非完全无效,因为太愚笨的人肯定怎么也考不好,而真正聪明的人则是无论什么样的规范都未必把他卡住。所谓高分考生,历来有不同情况,即使状元,也不乏只会背书的庸才,但必需承认的是,状元中确有真正的天才。过去的八股取士也罢,现在的应试教育也罢,常常足以使天才变成庸才,甚至使人变成钦定知识的复写机器。但是,毕竟有一些人个性比较顽强,任你怎么洗脑,怎么一遍又一遍把他纳入模具,仍能保持头脑的活跃,仍能产生独到的见解。不过,这些人很容易成为模具的简单反抗者,有很强的叛逆性,习惯于逆向思维,因而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考卷得不到高分,只能被淘汰。我常常为这些人觉得可惜,叹息不合理的选拔机制使有见解的英才败于无头脑的庸才,但仔细想来,那些在劣胜优汰机制下被淘汰的才子们,其实还是二流人才。因为如果真的很聪明,他就应该能适应各种考试,玩得转哪怕是最最荒唐的游戏规则。玩得转规则,却不让规则改变自己,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一流人才。

   以上这些感想,是我面对张謇的传记材料而想到的。在我看来,张謇就是真正的一流人才。尽管他在科举路上也曾屡屡受挫,但无论怎么说,最后能中进士,又是状元,说明他把科举考试的那些规则吃得很透。许多人就在吃透规则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自我,张謇却进得去又出得来,拿得起也放得下。中了状元,赢得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仕途高起点,张謇却没有为此兴奋,而是很快改弦易辙,回乡做生意去了,而且再次证明了自己。因此,要说才华和智慧,有几人能与张謇相比?

   辛亥革命前后,张謇又成了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为终结帝制和创建共和做出了贡献。可惜的是,后来的教科书坚持的是党派立场,而当年的张謇却偏偏没看上后来左右教科书编写的那些党派。因此,他的贡献连同他的名字,以及他特有的心路历程,就在一次次遮蔽之后,逐渐被遗忘了。

   1

   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天,张謇就在武昌,是晚上才上船离开的。

   为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 10月4日(旧历八月十三日)赶到武昌。纱厂的事忙完之后,他准备于10月10日返回上海。于是,武汉的头面人物纷纷为他送行,10月9日,中午是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设宴;晚上又是湖广总督瑞澂等人送行的宴会;晚宴结束之后,瑞澂等人又与他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张謇一行过江到汉口等船,晚饭后上船东去。在船上,他看到长江对岸燃起了大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啬翁自订年谱》辛亥八月。]。

   当时张謇还不知道,那就是武昌起义的火光,注定要写进历史的火光。

   革命爆发了,张謇注定不会是局外人。因为他是状元,又是实业界的领袖,在立宪运动中,他又成了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1894年(光绪二十年),张謇为了不拂父亲的意愿,勉强再次参加会试,本来不抱太大的希望,却有幸进入前十名。接着参加殿试,荣登第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然而,张謇对官场兴趣不大,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他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经济上富强,政治上立宪。所以,在回乡为父亲守孝之后,他即不再留恋官场,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办实业之中,并且很快成为实业界的领袖。

   实业界领袖却仍然关心国事,关心政治。经过了庚子之乱,又目睹日俄战争,张謇像当时的许多开明人士一样,认定大清若想救亡,就必需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实行立宪。论及清末立宪运动,张謇可谓功不可没。因为正是他和几个人的努力鼓吹,才点燃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立宪热情,最终促成了朝廷预备立宪。1905年,清廷为立宪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却于出发那天在车站遭遇吴樾的炸弹。五大臣虽然只受轻伤,随行者却死伤若干,吴樾本人也被炸身亡。在刺客身份未明之际,张謇就断定“此必反对立宪人所为也”,并认为“如此则立宪尤不可缓”。为此,他立即给端方草拟电稿,请“奏布明诏,以消异志”。[《张謇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6月,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回到上海,张謇发起商学两界公宴,并替出洋大臣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积极鼓动实行宪政。正是这一系列的鼓动,朝廷终于宣布预备立宪。

   立宪运动中,张謇始终是一个积极而稳健的推动者。1909年9月,江苏省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议长。不久,他联络全国各省咨议局,发起了请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要求缩短立宪的预备期,提前召集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那篇著名的《各省议员请速开议会折》由福建代表林长民起草,张謇修改定稿。在请愿运动中,激进者梦想一蹴而就,甚至抱定“不成功,毋宁死”的牺牲精神。张謇作为组织者,却比较冷静,也比较保守,抱定了“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态度。[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 请愿代表团出发之时,一些人慷慨激昂,张謇却态度平和,主张理性而坚韧的态度。他说:“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会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张季子九录·文录·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疏序》。]朝廷没有为请愿所打动,三次请愿,目标仍未实现。许多人因此而失望,张謇却觉得不应该过于沮丧,因为朝廷毕竟有所让步,立宪预备期缩短了三年。请愿代表团准备继续请愿,朝廷却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逮捕请愿领导人。这使张謇非常痛苦,一次在杭州与友人谈话,友人叹息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说:“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至坐观其亡,无人理。”[《张謇日记》辛亥正月二十日]由此可见,即使在痛苦和绝望中,他仍然以国家为己任。

   革命爆发之际,张謇的地位有点特殊。他没有官职,却有别人无法拥有的地位和声望。从王公大臣到各界名流,都对非常尊重,愿意与之交往,而张謇为人练达,当然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的地位与人脉,从辛亥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他进京的情况可以看到。

   1911年6月24日(旧历五月十),张謇自汉口赴京。他带着雷奋、孟森、刘厚生等一大批随员,乘专列由京汉铁路北上。中途先去彰德,看望了罢官后隐居洹上的袁世凯。张謇的火车于6月25日(五月十一)下午5点到达彰德,袁世凯派人在车站迎候,用轿子把他接到了洹上村。那次相见,两人推心置腹,纵谈天下大势,从傍晚一直谈到午夜。袁世凯向张謇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刘厚生:《张謇传记》,181页。] 对于这次访问的结果,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十一日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论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乐即国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开。”

   与袁世凯告别之后,张謇前往北京。据张謇日记可知,他于旧历的五月十一日在彰德与袁世凯长谈至午夜,下半夜才回车中休息。“倪某自京来,持久香书,京师人士群以余前电久香十三日至京,各团体将于车站欢迎。余不愿为此标榜声华之事,故以十三日至京告久香,而必以十二日到。慰庭留住,未之许也。”可是,当他到京之际,车站还是挤满了欢迎的人群。肃亲王善耆的世子、端方的弟弟和儿子、一大群王公大臣的代表,都到车站迎接。他被特意安排在恩师翁同和的故居下榻,由此可见,接待者是多么细心而周全。第二天肃亲王善耆为他洗尘,第三天庆亲王奕劻专门会见,然后是监国摄政王载沣接见了他。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最高统治者除隆裕太后之外,都专门会见张謇,联络感情,听取他对国事的意见。

   这时候的张謇虽然经历了三次国会请愿,对朝廷失望至极,但他仍想“打一针最后强心的忠言,来救醒亲贵的沉迷,来保住那将倒的大厦”。[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他与摄政王及庆亲王等会见的情况值得一提。五月十七日八时,摄政王载沣在勤政殿召见。落座之后,载沣说:“汝十余年不到京,国事益艰难矣!”张謇则回答说:“丁忧出京,已十四年,先帝改革政治,始于戊戌,中更庚子,……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然后,他向摄政王汇报了自己离京之后的所作所为:因为有感于国家的落后,“即注意于实业教育二事。后因国家新政,须人奉行,故又注意地方自治之事。”他告诉摄政王,自己虽不做官,但尽心做事,亦是“报先帝拔擢之知”。一些话情深意长,让人动情,作为光绪皇帝钦点的状元,他当然不能忘记这份知遇之恩。他的儿子张孝若后来曾经说:“我父自光绪二十年以后,虽然在野,与官职久久隔绝。可是对于光绪帝的一般知遇,有机会还是要尽那款款的忠忱。所以许多年来,每逢会见了封疆督抚和出京的亲贵,都还舌敝唇焦的进了不少的忠言,和挽救的策画。”[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因此,利用这个机会,他必然要向摄政王提出种种建议,比如注重民生、振作商业、实行宪政,甚至包括外交上的联合美国,内政上的“四川铁路收归国有,须宽恤民隐”。张謇主张川路亏空应该由国家承担,商股应该全部收购。如果执政者当时马上按张謇说的做,放弃与民争利的决策,保路风潮也许未必导致革命。

   张謇与庆亲王的谈话涉及许多内容,从东北三省的主权问题,革命党的问题,朝廷的一系列难题,一直到庆亲王个人的处境和名声,甚至说得庆亲王忍不住掩面大哭。

   无论摄政王、庆亲王、肃亲王还是满朝文武,似乎这时才认识了这位状元,一个个相见恨晚,相知恨迟。于是端方在朝中提议:如果张謇愿意留京,就任以“宾师之位”;如果张謇愿意到外边,就请他做督抚或筹边大臣。对此,张謇连忙拜见载泽、载洵、载涛等各位王公,以及徐世昌等朝中权要,表明自己此次来京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为了赴美报聘事宜,绝不能出现“公推而来,得官而去”的结果。朝廷充分尊重张謇的意见,想做官就给,不想做则绝不勉强。

   可进可退,来去自由,能混到这个份上的,大清国能有几人?这种情况下,张謇应该是忠臣,死心塌地扶持大清帝国。

   2

   张謇于武昌起义爆发之日离开武汉,看到了冲天的烈火,却不知道那是革命爆发。几个小时之后,他在安庆下船,因为他已答应安徽巡抚朱家宝的邀请,到安庆来商谈兴修淮河水利。然而,由于武昌事起,安庆新军也在酝酿起义,对于安徽巡抚来说,淮河水利的事已经顾不上了。既然如此,张謇不多停留,上船赴南京。

   这时的张謇仍然希望兵乱迅速平息,大清国泰民安。三次请愿失败之后,立宪派的不少人都已倾向于革命,张謇却没有放弃和平改良的努力。

   到南京之后,他首先拜见了江宁将军铁良,劝他出兵援鄂,并且请他代奏,恳请朝廷立即实行宪政。铁良让他找两江总督张人骏商量,张人骏却只发牢骚,根本不接这个茬。认真想来,铁、张二人让张謇失望是必然的,因为无论将军还是督抚,都不可能因一介书生的建议而轻易出兵。即使他们愿意前去平乱,也要有朝廷的圣旨。何况,他们首先要防备的,是自己地盘上爆发革命。

   在南京枉费唇舌,张謇又匆匆赶往苏州。在苏州,他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了《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认为革命已经是“止无可止,防无可防”,剿与抚都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宪政、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并且严惩朝廷“酿乱首祸之人”,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此时的张謇所希望的,仍然是借武昌起义之机,推进他所关心的立宪进程。

然而,各省纷纷起义,很快上海光复了,江苏和浙江也相继光复。革命的形势,使张謇很快从立宪转向了共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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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新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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