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韶华:侵权责任法上的物之损害赔偿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13-05-11 16: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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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韶华  

  

  内容提要: 与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相比,物之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应当更多地体现利益衡量、经济性以及禁止过度赔偿的原则。对于赔偿方法的确定,应当有条件地赋予受害人选择权。对于赔偿范围的确定,应在考虑因果关系、预见可能性、受保护利益的性质和价值等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对物之损害赔偿的具体赔偿项目法定化、类型化。对于损害的计算方法,应在原则上采用市场价格标准的同时,根据不同损害项目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计算方法,以最终实现结果的妥当性。

  关键词: 物之损害赔偿 赔偿方法 赔偿范围 计算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因物之毁损而引发的侵权损害赔偿(以下简称物之损害赔偿)在整个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案型之一。在侵权责任已经成立的前提下,此类案件的处理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赔偿;二是对受害人遭受的何种损害予以赔偿;三是如何确定赔偿金额。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此未设明文。虽然其关于财产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主要包括规定财产损害赔偿方法和计算方法的第15条和第19条等)可得适用,但由于上述规定过于简略概括,不仅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也难以从中抽象出物之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而从司法解释的层面来看,目前除了几个为数不多的仅适用于特定领域的财产损害赔偿的解释外,[1]并不存在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样系统规定财产损害赔偿或物之损害赔偿评定规则的解释。以上种种情形,无疑都加大了司法实践中处理物之损害赔偿案件的难度。

  法律规范的严重供给不足使得司法裁判缺乏明确而统一的指引,这不仅造成法官对法律的设释存在差异,而且在具体操作层面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赔偿的方式。虽然法院对物之损害赔偿方式的认识较为统一,如在物部分毁损时恢复原状或赔偿修理费,在物全部毁损时赔偿重置费用等,但关于各赔偿方式的适用条件,目前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规则,因此分歧依然存在。如在修理费超出物之价额损失时能否予以支持?车辆部分毁损时能否支持重置费用?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实践中尚未有一个清晰的解决思路。[2]二是关于赔偿的范围。这方面的分歧在机动车损害赔偿案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除了修理费、施救费这些不存在争议的传统赔偿项目之外,诸如修理期间租赁替代物的租金损失、修理期间的保险费和公路规费、修理后的贬值损失,以及受害人的误工损失等是否应予赔偿,在司法实践中远未能达成一致。[3]三是关于损害的计算。对此目前法院普遍依赖于有关鉴定部门(如价格鉴定中心、资产评估机构等)的鉴定报告,而法院在司法鉴定委托书中通常只是对鉴定事项作笼统的表述,而对计算标准以及损失评估的基准时、基准地等很少有详细的指示。有关政府主管部门则将此类问题视作专业技术问题并将其规定在各自的鉴定规则中,[4]这不仅有越姐代厄之嫌,而且由于各地区的鉴定规则不一,也给法官的认定和裁判增加了难度。此外,对受害人无法证明损失金额且鉴定机构也无法作出鉴定的情形下如何评定损害,以及古董文物等特殊财产的价值损失如何计算等问题,在实务中也难寻统一的处理基准。

  立法缺失和实务界的困惑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学术研究的薄弱。长期以来民法学界多潜心于侵权责任构成的研究,而忽略了损害赔偿的评定也是一个可以独立研究的课题,这与学界多将损害赔偿视为事实问题从而认为其可交由法官裁量有很大的关系。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损害赔偿的评定兼具事实、法律两个问题之性质,如果对其中所涉法律问题不予以明确规定的话,就会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裁判无一定的法律规制可循,而是完全依法官的个人评价而定,从而害及法律的安定性。[5]物之损害赔偿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案型,其复杂性和处理难度丝毫不亚于人身损害赔偿,学界实有必要对其予以高度的关注。本文拟以《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法条为基点,并透过比较法的资料,从物之损害的赔偿方法、赔偿范围以及损害的计算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以期能够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妥当的解决方式,并最终构建物之损害赔偿评定的理论框架和具体适用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设计都要首先明确其基本理念或原则,物之损害赔偿制度也不例外。但该制度与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相比,在理念上应当有所差异。这不仅是由于财产权与人身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更是由于二者受法律保护的程度存在层级上的差异。如果说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是为了给受害人提供最全面和最高程度的保护的话,那么在物之损害赔偿领域,于保护受害人利益之外,诸如利益衡量、经济性、禁止过度赔偿等原则就应受到更多的关注,这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有所体现,[6]同时也应当成为我国物之损害赔偿制度设计的基点。本文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展开论述。

  

  二、物之损害赔偿方法的确定原则及其具体适用

  

  (一)物之损害赔偿方法的确定原则

  一般认为,侵权损害赔偿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前者是指重建受侵害权益之原貌,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然。后者则指以金钱填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然。[7]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大陆法系的民法理论上,并非所有以金钱方式表现的赔偿都是“金钱赔偿”,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是指对受损权益的价值损失进行赔偿(如赔偿受损前后的价值差额)。因此对于修理费这种赔偿方式,虽然其也以金钱的方式作出,但由于并非以财产的价值差额为计算基础,故通说仍将其界定为恢复原状的一种。[8]

  至于这两种赔偿方式的适用原则,各国及地区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立法例。一是恢复原状主义。即以恢复原状为首要赔偿方式(但同时也允许代之以赔偿恢复原状所需的必要费用,如修理费),只有在恢复原状不可能、不合理或不足够时,才适用金钱赔偿。德国、奥地利、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法等采此种立法例。[9]二是金钱赔偿主义。即以金钱赔偿为首要赔偿方式,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适用恢复原状。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多数国家采此种立法例。[10]三是有条件的当事人选择主义。例如,《欧洲侵权法原则》第10:104条规定,在可以恢复原状且不会使对方负担过重时,受害人有权不请求损害赔偿金而请求恢复原状。这实际上赋予了受害人在一定条件下的选择权。四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主义。如《瑞士债务法》第43条规定,赔偿的方式和范围由法官斟酌责任的情况和程度确定。

  就物之损害情形而言,应当看到的是,虽然多数国家在立法上都明确将恢复原状或金钱赔偿作为首要的赔偿方法,但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一个赔偿法使自己拘泥于任何一种极端情况,而是综合案情权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以得出解决方式。[1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前者虽然更符合损害赔偿法的宗旨,但其行为给付的特色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执行上的难度。金钱赔偿固然便于执行,但存在计算上的难度且有时并不能完全实现损害赔偿的目的。就此而言,个案中的赔偿方式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本着公平合理的精神予以确定。特别在物之损害的情形,可以填补受害人损害的途径有多种,如果机械教条地规定其必须请求何种赔偿方式,反而限制了受害人的法律救济途径,不仅与现实生活的实情相去甚远,亦不符合公平正义理念。[12]但如果因此认为法官对此可以自由裁量,则不仅有害法的安定性,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也恐有不周。相比之下,一定条件之下的当事人选择主义“最足贯彻损害赔偿制度保护受害人之基本目的”,殊值肯定。[13]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虽然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取的是恢复原状主义,但对于物之损害的赔偿方式,学界和实务界都普遍认为,受害人既可以请求价值损失赔偿,也可以依法律规定请求恢复原状。[14]

  (二)物之损害赔偿方法的具体适用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未对损害赔偿方法的确定原则予以明确的规定。其第巧条规定了8种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其中第五项和第六项分别涉及恢复原状和损害赔偿(这里的“损害赔偿”一般解释为“金钱赔偿”[15])。但至于二者的适用顺序如何立法未设明文,而学界多有争议。有的认为系采恢复原状主义,有的认为应采金钱赔偿主义,也有的认为系采当事人选择主义。[16]对此笔者认为,既然该条未对赔偿方法的适用顺序作出规定,在解释上应当认为受害人有权利选择其认为最能弥补损失的赔偿方式,而法官则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定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支持当事人的请求。就物之损害而言,受害人可选择的赔偿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实际恢复原状,如对受损物进行修理、重置等;二是赔偿恢复原状的必要费用,如修理费、重置费用等;三是赔偿受损物的价值损失。由于赔偿方法的适用与当事人的利益紧密相关,从利益衡量的角度考虑,受害人的选择权应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以下几点应当成为法官重点考察的因素。

  其一,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及合理性。鉴于恢复原状鲜明的行为给付特点,应当认为其只有在可能及合理的情形下才得适用。所谓可能,即依据社会一般观念受损物是可以恢复的,倘若受损物在物理上已无法修复或无法找到替代物则为“不能”。此外,若恢复原状的目的已经不复存在,则也为“不能”。如受害人在房屋受损前已经打算拆除房屋,或受害人将受损物已经出售即属于此种情形。[17]所谓合理,一般是指恢复原状所需要费用、时间等合理。倘若恢复原状花费过巨特别是超出了受损物本身的价值、耗时太长或明显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则谓不合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限制也同样适用于恢复原状必要费用(如修理费)的赔偿,而且此项费用系恢复原状的替代方式,因此以满足恢复原状的条件为已足,至于受害人是否实际进行了修理并不重要。[18]

  其二,赔偿方法与财产损害程度的一致性。即赔偿方法应当与财产遭受损害的程度相协调,对于不成比例的请求不应支持。一般而言,在物遭受全部毁损时,赔偿方法是重置或赔偿重置费用,而在物遭受部分毁损时,则通常是修理或赔偿修理费。若物仅遭受部分毁损且可以修理,而受害人却请求重置新物或赔偿重置费用,则不应予以支持。[19]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德国司法实践中有所谓“准全部损害”的概念,其是指虽然进行修理在技术上是可能的,并且在经济上也是可以负担的,但对于受害人而言是不可苛求的。例如一辆新车或次新车遭受严重毁损,以至于修理后必须被当作事故车就属于这种情形。在德国,此种情形下可以支持重置费用的赔偿。[20]该制度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更为周到,值得我国借鉴。

  其三,经济性。许多国家都接受这样一个理论,即假如两种赔偿方式都可以完全填补受害人的损害,那么受害人应当选择所需费用较小的那种。[21]如美国许多州的立法都明确规定,在修理费与价值损失的数额不一致时,当事人应当选择金额较小的那一个请求赔偿。[22]奥地利最高法院也曾判决认为,当推定的维修费高于价值损失时,则以较小的价值为准。[23]笔者对此持赞同的态度,因为从高效配置社会资源的角度考虑,法律应当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化、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点。[24]因此,赔偿方法的适用不应当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其不仅对当事人而言是合理的,而且对社会而言也应当是合理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受损物对于受害人具有特别意义且该意义依社会一般观念应为法律所接受时,对赔偿方法的选择也可以突破上述原则。例如,在住宅遭受毁损的情形下,即使恢复原状的费用超出了受损物的价值或价值损失,也仍然可以支持恢复原状。在我国陕西省绥德县发生的一起损害赔偿案件中,被告因过失致原告居住的窑洞毁损,尽管鉴定结论认为修复费用超出了窑洞本身的价值,但一审和二审两级法院依然支持了原告有关赔偿修复费用的请求,此项判决值得肯定。[25]

  

  三、物之损害赔偿的范围及对财产损失的类型化分析

  

  (一)物之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此处的“财产损失”所指为何?在实践中,物之损害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除了物本身的损害外,还包括诸多后续损害,例如,受害人支出的修理费、鉴定费、施救费、租赁替代物的租金,以及遭受的利润损失、误工损失等,是否所有这些损害都应当予以赔偿?侵权责任法对此未设明文。学界对这一问题多从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标准出发予以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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