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1 次 更新时间:2013-12-02 09:55:21

进入专题: 受害人救济机制   侵权责任法   责任保险   社会救助  

王利明 (进入专栏)  

    

   【摘要】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在事故损害赔偿领域,很多国家或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和社会救助为内容的多元、系统的受害人救济模式。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的我国,也应顺应世界法制的此种重要发展趋势,并依据我国法制的发展现状,以侵权责任法为基础,建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和社会救助并行发展的多元化受害人救济机制。基于此,应当以一种更为宏大、系统的视角看待当前的侵权责任法制定问题,即在制定侵权责任法时,须尽力协调好侵权责任与责任保险、社会救助之间在受害人保护上的体系关联与制度衔接问题。

   【关键词】受害人救济机制;侵权责任法;责任保险;社会救助

   引言

   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了风险社会,风险无处不在、事故频出不穷。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在大力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生产事故、核辐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各种人为危害,这些危害有时又与各种自然灾难相结合,给人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始料不及的威胁与破坏。在这样的背景下,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救济问题日益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交通事故、工伤事故等传统事故频繁发生,产品责任、矿难事故、环境污染等大规侵权事故也大量出现。这些事故的发生,不但造成了财产损害,而且还引起了人身伤害和生命威胁,因此,如何对事故损害中的受害人提供有效救济,已经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存在着侵权法救济、商业保险法救济和社会救助等多种救济方式,但从制度层面上讲,这些形式和制度还远没有系统化,在运用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有效的受害人救济法律机制,并对各种救济形式予以完善,从而形成一个体系化的救济机制,这也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立法问题。鉴于此,本文拟对在法律上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保护机制谈几点看法。

   一、多元化受害人救济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保障社会成员财产和人身的法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对侵权受害人提供救济的唯一途径。即便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在工伤事故、危险物致人损害、高度危险活动致人损害、环境污染事件等频繁发生的情况下,侵权法在很长时间内也是唯一的救助途径。并且,为了保护自由竞争和企业主的利益,过错责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主要的侵权归责原则,[1]受害人的救济主要是通过侵权赔偿责任实现的。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以侵权损害赔偿作为受害人唯一救济途径的模式,遇到了挑战。现代社会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极大改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事故风险。随着损害事故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不断加剧,某些合法的危险活动领域,演变为威胁人们生产生活的惯常风险。即便行为人已经尽到了客观上所能尽到的注意义务,由于这些活动的高风险性,一些损害事故仍然在所难免。尤其是在20世纪之后,高度危险作业、核事故、化学产品的泄露以及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形成的事故损害进一步加剧,大规模侵权现象也开始出现,在这些亟待救济的各种损害面前,传统的以过错归责为基础的侵权责任法的社会规范和调整功能显得捉襟见肘。大量的具有“合法性”的事故损害给传统侵权法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事故损害大多是过失造成的,甚至可能是特定生产经营活动所固有的。尤其对高度危险活动而言,虽然可以尽量防范和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害事故发生的几率,但事故是无法完全消除的。只要主体从事此类经营活动,便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此类风险。面对大量涌现的事故,“尽管责任的确定在名义上仍然是根据传统的过失概念,然而越来越多地涉及到的是,被告本身并无真正的过失。特别是,火车和汽车驾驶员承担责任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行车过程中有特定的过失,而是他们的活动所固有的危险性质,会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2]另一方面,相关经营活动是经依法许可的,且活动本身对社会有益,故就经营活动本身而言,很难认为行为人具有过失或道德上的可谴责性。19世纪的民法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原则,但由于上述原因,导致过错责任固有的惩罚和教育的功能受到了普遍质疑,因对受害人救济的不足而引发了对侵权法正义价值的诘难。“现代社会权益损害现象之重心,业已由传统个人间之主观侵害,移转到危险活动之损害事故,其间亦确有许多传统之归责原理,未能加以合理说明,而且非诉诸足以配合新社会事实之法理,既不克发挥侵权法填空损害之社会功能,亦根本无从达成其所欲实现之正义观念者。”[3]尤其是,大量的事故损害的受害人遭受了人身伤亡的后果而难以获得相应的救济,也引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此,如何设计相关制度,合理地分配风险,减少灾难的发生是现代各国都必须破解的难题。因此“新世纪的人们栖栖皇皇,念兹在兹的,不是财富的取得,而是灾难的趋避”[4]。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西方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以及保障人权,首先是强化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使其从单一的过错归责向多元的归责责任发展,其次就对受害人的救济而言,逐渐从单一的侵权救济制度转变为多元的损害救济制度。

   首先,侵权法的救济功能不断加强,已经逐渐成为当代侵权法的主要功能。近代社会,从结果责任到过错责任是法律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也彰显了“每个人需对自己的过错行为负责”的理念。现代社会事故和大规模侵权的出现,使侵权法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不再是对过错的惩罚,也不仅仅局限于保护行为自由,而注重的是对不幸的受害人遭受的损害提供救济[5]。其贯彻的基本理念是以受害人为中心,突出对受害人的关爱,因此,强调在损害发生后应当公平地分担损失,尤其强调在自由保障和权益保护之间,适当向对受害人的保护倾斜。如弗莱明指出:“工业活动、运输工具等与现代生活密切联系的活动造成了个人生命、身体、财产的毁损,导致人类资源的流失。侵权法律规范的主要任务转变为调整损失和分配损失,其已经成为社会安全体制的一部分。”[6]这具体表现在,危险责任、严格责任作为归责原则的出现,过错认定标准客观化,免责事由的限定更为严格,客观归责的发展与主观归责的衰落,因果关系推定的发展,企业对雇员的责任进一步强化,安全保障义务的逐步形成,等等,这些技术手段的发展使受害人在遭受损害要求赔偿时的阻碍不断减少,赔偿的实现变得更加容易。例如,严格责任的承担不以责任人具有过错为要件,也不要求受害人就加害人的过错进行举证,并对加害人的免责事由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这实际上是加重了责任人的责任,使其即使尽到了最大的注意也不能免于承担责任。这些新型责任的出现,实际上主要是为了保证受害人能够得到有效的赔偿和救济。在侵权法救济功能得以突出的同时,侵权法传统的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被弱化。特别是随着19世纪末期以来责任保险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侵权法对受害人的救济功能。一方面,对于多数存有责任保险的伤害事故来说,“当对责任人提起诉讼时,责任人可以隐藏于保险人之后”。[7]侵权行为人的责任通常由保险赔偿来承担,而与保险赔偿的数额相比,行为人所支出的保费十分有限,对行为人予以惩戒的功能已被弱化。另一方面,责任保险形成了一种损失的社会分担机制,行为人的责任最终向保险人转移,该机制赋予了受害人很多优势。[8]

   其次,责任保险成为侵权损害赔偿之外的一种重要的受害人救济途径。在19世纪初,责任保险曾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是对侵权责任法的价值和理念的背离,不少国家甚至一度明令禁止兜售责任保险。[9]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责任保险已经成为一个发达的行业。据统计,1988年美国人花在责任保险上的费用高达750亿美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平均每个美国人为此支出300美元[10]。近几十年来,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产品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事故赔偿责任保险等得到广泛的发展,多数国家对航空器责任、核能事故、汽车意外事故等规定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医疗事故以及其它专家责任也实行了责任保险。如今,除了过失侵权之外,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在发达国家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11]。责任保险成为侵权损害赔偿之外的一种重要的受害人救济途径,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责任保险已经广泛适用于各类事故责任领域,它使得非故意事故造成的受害人可以获得足额的赔偿。在多元化的解决机制中,责任保险在事故领域可以替代绝大多数侵权赔偿,甚至几乎涵盖了大量的事故领域,使通过侵权损害赔偿方式解决的案件数量急剧下降。据1970年的统计,在美国,机动车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在1970年达到100亿美元,在法国高达90亿法郎,可以涵盖绝大多数交通事故责任。[12]欧洲许多国家几乎可以通过责任保险完全解决交通事故等赔偿责任问题,这极大地减缓了侵权法在事故责任领域所遇到的压力,为受害人提供了充分的救济。另一方面,责任保险的险种在不断地增多,适用范围不断扩展,使得各种新型的侵权都有可能由责任保险为受害人提供救济。这些情况不仅改变了侵权法的发展趋势,而且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帮助。责任保险作为对受害人救济的一种方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程序简单,实现赔偿方便、快捷,大量的责任保险的赔付都是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受害人,免除了受害人繁琐的诉讼程序的负担。责任保险还有助于广泛地分散损失,使个人所受到的灾祸损害减到最小程度。[13]通过责任保险来提供救济,避免责任人清偿能力的不足,使受害人获得了救济[14]。因为这些原因,责任保险已经成为多元救济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非故意的事故损害中,其发挥了主要救济功能。而责任保险越发达,其解决的事故范围越大,侵权赔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就相应缩小。

   第三,社会救助制度在救助受害人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的同时,随着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理论的影响,促使社会救助制度不断发展,其也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侵权责任法在填补损害方面的不足。在西方国家,社会救助的主要形式是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保险、疾病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15]。社会保险最初产生于工伤事故保险。德国是最早在这一领域进行实践的,其于1884年率先颁布《职业伤害保险法》,成为世界上首个实行职业伤害保险的国家。此后,其他国家也相继效仿,迄今为止,在西方国家,工伤保险已经纳入社会保险的的范畴。因此,工伤事故赔偿已经不再属于侵权损害的范畴,而属于工伤保险、社会救济制度的范围。各国关于职业伤害的赔偿几乎都纳入了工伤保险制度中,成为社会保险的主要内容[16]。除工伤事故实行社会保险以外,在事故领域也推行社会保险,以适当替代侵权责任。例如,在美国,据1967年的统计,在交通事故赔偿方面,侵权赔偿占32%,私人保险赔偿占39%,社会保险赔偿占29%。[17]有的国家试图借助于社会救济方式对于各类事故损害给予完全的救济。。最著名的是新西兰1972年颁布的《事故补偿法》,该法规定,任何谋生者因意外灾害遭受身体伤害,不论其发生地点、时间及原因,及在新西兰因机动车祸受伤者,均可以依法定程序向“意外伤害事故补救委员会”请求支付一定的金额。而此种费用来自于政府征收的各种补偿基金,[18]其特点主要表现在: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建立起损害补偿基金,对交通事故等各类事故受害人直接进行赔付,从而相应地免除了非故意的行为人的责任。迄今为止,这是世界上唯一广泛采用社会救助的方法来解决事故损害赔偿的国家。在新西兰以外的其他国家,虽然社会救助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大,但其适用范围还是有限的,主要局限于工伤事故等有限领域。例如,澳大利亚曾提出《联邦补偿法案》,对事故损害实行完全的社会救助,但并没有获得通过。

总之,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社会救济机制,特别是在事故损害赔偿领域,已经形成。这种模式的产生首先是以侵权法功能的转变为先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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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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