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岐:聆听华人世界法学泰斗的声音——王泽鉴教授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9 次 更新时间:2014-12-22 00:3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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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岐  

   王泽鉴先生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生,台湾台北人。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在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学习期间,以第一名考取台湾公费留学,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深造,半年后转学到慕尼黑大学,师从Karl Larenz教授研究民法及法学方法论,于一九六八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律系,讲授民法总则、民法债编、民法物权、比较民法等课程。于任教期间曾担任台大法律系系主任及法律研究所所长。在校服务期间,育人无数。此外先生创办台大法学论丛,并出版台大法学丛书,前者已有三十余卷,后者近二百册。先生精通数国语言,曾先后在德、英、美、澳等国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出版民法学说及判例研究、民法总则、民法债编、民法物权等法学专著十七册。据统计,先生著作之转引率高居华人法学界第一位,先生对我国法学研究水准之提升、研究方法之启发与法学人才之培育等,均可谓贡献至伟。

   吴春岐:王老师,王利明教授在2006年9月14日欢迎您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访问时所热情洋溢地提到的:您不仅仅是台湾法学界的泰斗,更是整个华人法学界的泰斗。我受《法学家茶座》编辑部的委托访谈您,非常荣幸有机会当面向您请教一些问题,聆听您的一些经历、感想和对我们年轻一辈的一些期望和建议,并通过《法学家茶座》与大陆法学界的无数朋友共享。

   首先请简要地谈谈您自己的治学经历和体悟。

   王泽鉴先生:我1958-1961在台湾念法律,当时没有高水平的教科书和判例教学。后来到德国留学就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那里有几百年的法律传统。大家把法律作为共同的规范,把法学当做一种学问。我进入一种新的法律思维方式。后来回到台湾写书,其实没有什么自己的创见,就是把德国的思维运用在分析讨论台湾的法律里面。我在德国学到了几个方法:第一是法律解释学。我的导师拉伦茨先生是德国最权威的法律解释学学者。第二是比较法的方法,我结合法律解释学和比较法,大量阅读德国的判例。当时感觉每个问题都是新的,每个案例都受到启发。回到台湾写书时就将法律解释学、比较法的方法、案例研究三种方法引用过来,产生了若干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的判决,还将判例引用到教科书中,一定意义上讲促进了台湾法学的进步。

   吴春岐:王老师,您在大陆出版的八部《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被大陆学生称为《天龙八部》,是任何学习民法学生的必读书目。这些著作体现了您在教学中一直倡导的“实例教学法”,然而,在大陆高校中,教师往往注重法学理论的教习,而忽视案例教学的作用。就此,特请您谈谈在台湾在这方面的做法,及您对判例教学的看法?并请您就如何办好法学教育提出一些建议?

   王泽鉴先生:大陆目前的案例教学比较少,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大陆目前大部分学者主要精力着力于立法。如果学者太重视立法了,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就会比较薄弱。第二,大陆法院的大部分判决还没有全面的公布。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台湾读书时,判例也几乎没有,如果能够找到一两个案例就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而如今,台湾法院每个判决都必须刊登出来,只要你输入一个案件的名称,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的案例都会查到。台湾学者写的文章均会引用判例,这点跟大陆的风格有所不同。大陆学者的文章相对讲的都很抽象。虽然讲抽象的理论也是需要的,但是法学研究毕竟是要解决问题的。有案例教学的熏陶和训练,法律人思想比较精细,能够通过案例进行思考,受到启发。我曾碰到有些学者理论写的很好,但是我要求他举例说明,他就有些困难。因为他没想过举例子。常常较少以案例检验理论或者以理论分析实例。我在德国读书时候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台湾学生学习理论很多,法律条文也记了很多。虽然德国人可能不知道这么多,但是他们可以运用例子和你论辩。德国学生接受的训练就是分析讨论的方法。所以他们只要有材料就能进行分析。而台湾学生虽然背了很多书,但在应用时却不如他们。虽然背了一些理论学说,一旦讨论却不能应付,因为中间没有案例论证、没有解释适用。虽然可能也读过很多案例,但是没有养成案例分析的习惯。所以,实例的教有利于实际运用法律,培养精确的法律思考,培养出能够变化、能够设计案例、能够检验、能够论证的法律人。没有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就不算经过了验证的深刻理论。不然虽然一篇文章写很长,而一个例子都很难说出来。而一旦找一个例子和他讨论时,就会发现他的文章有很多地方需要补充。实际中的例子有各种类型、各种态样,出现这样情况怎么解决,出现那种情况怎么解决,解决方案之间有什么不同,都需要例子来验证、建构理论体系。比如说一个问题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该怎么办,第二种情况该怎么办,第三种怎么办。如果从未用案例来思考,那么遇到具体情况就较难处理。

   我感觉大陆现在情况可能跟台湾早期法律状况有共同之处,案例少、老师课业重、平常的训练方法和思考习惯重点也不在于案例。这个问题如何才能改善呢?我想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法典颁布。这样就不会再过多停留于立法、偏重理论,而是会更重视诠释法律,建立法释义学。当法典颁布后,学者开始去诠释法典,考虑怎样综合解释一个法条,如何适用案例,各种名词如何解释等,使法律能够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这样法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大陆现在的法学还停留在抽象的立法政策思考阶段,还没有真正进入到法律解释适用的那个最严格考验的阶段。立法诚然重要,但是要解释一个概念,例如什么叫人格权,什么叫人格尊严,以及这些概念该怎么适用,可能要耗费更多的心力。所以真正要开始建立本土法学,必须是在法典颁布之后,把力量集中在法的诠释及适用之上;第二,判决公布。只有当法院有系统的全面公布判决时,学者又能将判决和理论结合在一起之时,本土法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我想凭着大陆研究法律的人才之众多,社会需求之强烈,以上条件很快就会具备,中国本土法学很快就会蓬勃发展起来。

   吴春岐:王老师,大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中国法学在学习与借鉴西方法律的过程中不应照搬,更应当关注是中国的社会实际和文化传统,建构自己的“理想图景”。您作为学贯东西的学者,如何看待比较法研究的地位?你如何评价有些学者提出的重构或复兴“中华法系”的愿景?

   王泽鉴先生:比较法包括法律的解释适用、法律的继受。现在全世界的法律就是在彼此学习,在相互继受,在共同发展。可以说整个世界的法学都是建立在比较法之上。对于比较法的研究方法,我最近在北大正在讲授一门课——比较法与民法的发展,学生热情非常高。此次讲课的目的不在于讲法律规则,主要是讲研究的方法,思维的方法。比较思维方法对法律人很重要。比如说,预告登记制度中国要设立,跟台湾、日本比较,他们有没有这个制度,为什么有,为什么没有。第二个就要比较他们的异同,然后解释这些异同,做条文的比较、发现异同、并解释他们。如果发现台湾、日本这方面案子很少、大陆的很多,就可以作进一步比较说明。解释这些特殊性,就会发现问题,为什么有这么不同,针对发现的问题我们再去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提出很多建议。这就有一个新的比较思维方式。我看大陆的新颁布的物权法,可能比其他一些人有不同的观点,因为我是在与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物权法比较着看,对照着看,这样就会有不同的理解。为什么这样规定,这样规定是适应什么情况,到底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这个社会与其他国家社会有什么不一样。关于是否会有一个中华法系的复兴或者出现,我首先强调不要使自己的法律成为束缚自己的万里长城,困住自己,不与外界来往。不要因为药草是长在别人院子里的我就不用。要利用比较法吸收别人的优点。中国现在吸收西方的科技很热心,希望将来也能将西方的法律制度纳入中国的文化,并发展出自己的特色。现在的中国法实际已经变成了一个混合法律体系,一是其含有中国文化本身,这是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法本身也是接受西方法律发展而来的。早期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后来又经过了社会主义的民法。这些因素加上中国的法律传统累计起来混合之后会形成一个新的法系。但现在一般不太强调自己的法系,而是用法律传统代替法系,因为法系有点隔离感,所以讲中国法律传统比较好。大陆的新物权法就是代表中国法律传统。物权法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传统民法的观念、社会主义的法秩序,还有西方的法律观念、国有财产的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德等因素。很多因素混合形成了大陆的新物权法的内容,其包括了传统法律的观念、中国传统道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市场经济观念、国有财产保护、集体所有权的维护、当事人私权利平等观念和内容。这些因素错综复杂地决定了各式各样物权法条文的规范。所以我们只有要知道每个条文是基于什么思想才能够更好的对其加以解释。总之涉及中华法系的建立或者复兴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不必太强调自己是什么法系,要发展中华法律的传统,以适应我们的需要和对整个社会的法律文明有所贡献就可以了。

   吴春岐:中国的司法考试与台湾地区并不相同,往往注重法条的记忆性考察,题量相当之大,前三卷主要是客观选择题,每卷100题。第四卷,主观题的题量也很大,每个案例分析都有很多小问题。台湾前“立法委员”谢启大女士也参加了今年的大陆司法考试,并在不久前的《南方周末》撰文谈了她准备和参加考试的体会,她形容是两个谢启大在打架。请您谈谈司法考试如何才能选拔出好的人才?

王泽鉴先生:司法考试代表每一个地方的法律传统。台湾以前司法考试的题目都是考理论题,什么叫法律行为之类的。最近不考那些了,都是考实例题,例如一块石头甲借给乙,乙擅自把石头卖给丙,丙把石头加工之后又卖给丁,问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如何。在台湾司法考试的民法实例题是一次四个,考两个小时。在德国考试只考一题,考五个小时。这一个题目的事实描述是一两页。这就要仔细的研读,判断哪些与法律有关,哪些事实与法律无关,作答时要有一定的逻辑、层次;要运用整个民法的概念体系来论证。考试中,有时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当事人在某件车祸或买卖纠纷如果要和解时,和解合同要怎么写。他们都考这种问题。其中累计了几十年几百年的法律研究教学的成果。中国大陆目前的法学研究教学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大陆现在立法日益发展完备,但案例不多,教学中尚未注重案例,所以不能出这样的题目,只能出概念性的选择,这是初始阶段的考试。要进入更高的阶段,需要等到法典更完备、法学的教学方法很灵活的条件具备。届时法律人的训练不仅仅再是注重条文背诵、概念区别,而是通过案例教学的训练能够运用一个法律的体系来解释法律问题。题目要转变形态需要很多年。这涉及一个教学研究的系统工程。目前这种考试形态反应了教学方法模式和法律发展阶段。我想,过一段时间,考题就会转向另一种形式。台湾现在有一种想法就是先设计实验题筛选出一批人,但是最后都要通过实例题来做遴选。答实例题的时候就要看考生的逻辑、分析案例的能力,看能不能有条理的说理,能不能综合运用法律。在德国,口试特别受到重视,口试时前面坐十个人,口试考官有三个或者四个,考官给出一个案例,比如说这个案例的问题是A对B的合同是否有效,效力如何。先请考生甲回答。他陈述完观点后,考官问考生乙,你和甲意见是否一样。乙说,意见一样,但是理由不一样,然后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考官问考生丙,前两个人说法不一样,你认可哪个,或者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丙说我赞成甲,不赞成乙,再把原因阐述清楚。之后,考官就问乙,丙不赞成你的观点,你对他的说法怎么看……就这样,对这十个考生考五个小时。看一个法律系的学生或者法学学者,两个国家比较后,就是显现他们读的书、接受的训练、考试的方法的不同。为什么德国的法学学者那么有自信,分析那么精细,因为他们是通过接受富有科学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个法学者的能力的培养反映在他们教学和考试上,像德国那种面试反复针对一个问题的提问、讨论,可以对能力做一个很彻底的考核,考生需要有自己的看法、懂别人的看法、知道如何评价或者批评其他观点、比较不同看法的异同,如果没有很好的准备和很彻底的训练是达不到这种水平的。我想中国很快的也会采纳这样一种方式,那么相应的考试方法、教学方法也会跟着改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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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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