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向红 杨恕: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动力与机制研究——以埃及变局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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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   杨恕  

【内容提要】中东变局始料未及的发生暴露出现有中东研究所具有的“现状偏见”、“精英偏见”与“结构偏见”等缺陷,这些偏见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过程、发展动力、发展机制等因素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基于此,作者尝试提供一种理解中东变局发生与发展机制的分析框架。中东变局发生之前,该地区发生了许多可见的社会运动和不可见的社会非运动,它们构成了中东变局的先导;而抗议者在抗议中体现出来的集体能动性,则是中东变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抗议者之所以能发展这样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政治主体性,主要是因为产生了一种政治想象,从而通过团结广泛的社会阶层形成一种能对当局进行挑战的权力。尽管中东变局已经带来了中东甚至广泛国际形势的重要变化,但其发展方向及其后果并不明确。

【关键词】 中东变局; 埃及变局; 社会运动; 集体能动性; 政治想象

自 2010 年年底以来,一股政治变局的浪潮席卷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中东变局始于 2010年年底的突尼斯,随后蔓延到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阿曼、阿尔及利亚、以色列等国。受到中东变局波及的各国发生了规模不等的社会抗议活动,并对各国当局造成了程度不一的压力,取得了不同的结果。中东变局的发生激发了学术界浓厚的兴趣,出现了不少成果。不过这些成果对于中东变局与抗议活动的动员机制、发展动力、影响成功或失败的具体因素等问题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本文主要以埃及变局为中心,通过对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发展动力、发展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尝试构建一种能对其发生与发展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

一 问题的提出: 中东变局呼唤中东研究的范式变迁

国内外学术界、政界等均未能预测到中东变局的发生。因此,其发生也暴露了现有中东研究的许多缺陷,要求人们进行反思。总体而言,现有中东研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首先是中东研究的“现状偏见”。对于中东地区长期未受到民主化浪潮波及这一现象,学术界将之称为“阿拉伯例外主义”,并为此提出了许多解释路径,如“文化特殊主义”、社会结构研究、制度制约、战略计算、政治经济学、政治文化、历史主义分析等。这些研究途径致力于解释中东地区能够保持长时期政治连续性的原因。当中东地区的稳定成为中东研究的既有前提,那些能够对政治发展引起变化的因素就很少得到关注,自然也就不能准确把握中东变局的发生原因。其次是“精英偏见”。在理解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动力时,研究者往往关注政治精英的决策过程和分化组合,认为该地区政治发展的趋势主要取决于精英们的博弈过程和所采取的国家战略。这种分析框架忽视了影响阿拉伯国家发展进程的一系列社会力量和政治过程,如普通人的渴望、青年人的动员、工人们的抗议等,从而导致对该地区政治发展动力理解的僵化。最后是“结构偏见”。上述解释“阿拉伯例外主义”的制度制约、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研究等路径,关注的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结构等结构性因素的运作及其对各国政治稳定具有的作用,它们属于典型的结构研究路径。采用结构解释路径的成果虽然对结构的理解可能存在不同意见、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异,而且也指出了结构对政治稳定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因为忽视了阿拉伯民众和各社会阶层在结构条件下具有的政治能动性,因此对于何为阿拉伯地区政治变迁的有效路径等问题,这种研究路径并未提供有效的答案。上述偏见的存在严重制约了研究者对中东地区发展动力、机制、途径的理解,无法有效把握该地区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所发生的广泛变化,从而产生“中东研究为什么会错失‘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困惑。中东变局暴露出来的中东研究的上述缺陷,要求学术界重新检验现有研究路径的优劣,乃至中东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前提。

对中东变局的发生与发展进行解释,要求对既有中东研究范式进行调整。中东变局的出现,标志着中东地区的政治现状出现了突破性的变化,而要对这突破性的变化进行有效的理解,囿于现有研究途径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这并不是说现有研究途径一无是处,相反,它们已经并且仍将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中东的政治发展进程贡献重要的见解。然而,如果研究者将现有的研究路径内化到自身的研究中,不进行深入反思,将来的研究成果或许将继续“错失”该地区重要的政治发展现象。以关于埃及的研究为例,有研究者明确承认,由于受到现有研究路径的影响,研究者们既很少对埃及政治安排的内部动力、埃及国内的治理状况发生兴趣,也很少对埃及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深入考察。这是因为,“该国权力被一小部分政治精英所掌握,而且他们看起来不可撼动与无法替代”,以致理解埃及政治发展动力的工作几乎无人问津;更严重的是,这种倾向并非个别现象,“埃及人具有,国际社会同样具有”。为了对中东变局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进行恰当理解,并更有效地把握该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研究者有必要突破中东研究的“现状偏见”、“精英偏见”与“结构偏见”。诚如中东问题研究者欧曼尼尔·萨卡利(Omnia El Shakry) 指出的:“试图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如自由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革命还是反革命———来理解变革的力量,需要以对治理的社会政治系谱学、政治主体性以及抗议与动员的细致研究来代替。”这种呼吁要求研究者将“现状偏见”、“精英偏见”与“结构偏见”分别不予重视的过程因素、导致中东地区发生变化的其他政治主体———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所体现出的政治能动性等因素,纳入到中东研究中来并予以必要的关注。

现有关于中东变局的大量成果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政治过程、政治主体及其政治能动性在中东研究中的边缘地位。中东变局后,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发生背景、深层根源、地区和国际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中东变局的发生原因为例,现有成果指出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东国家经济形势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小麦价格的上涨)、各国政府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政策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各国社会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中东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尤其是大量年轻人口的失业、各国安全机构与警察的滥用暴力、国家机构中的腐败盛行等因素,均为中东变局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这些解释为人们理解中东变局的发生原因和影响等问题提供了洞见。不过,现有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些研究大多属于结构层次,专注于政治精英的解释,从中能看到全球经济实力分配的变化、全球经济观念的变动、各国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各国政治精英的联盟与背叛等结构层面的变化,能部分解释中东变局“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但对于政治主体是“谁”、政治过程是“如何”展开的、政治变局是“怎样”实现的等问题,它们往往不予关注,或只能提供很少的启发。因此,为了对中东变局的政治主体、政治过程、动员机制等问题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在强调和研究导致中东变局发生的结构性因素的同时,我们还有必要对中东变局的动员过程进行细致考察,并对其发展轨迹进行仔细检视。

二 解释中东变局的一种初步分析框架

本文的目的在于尝试通过分析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发展动力与发展机制,以构建一种能对其产生和发展机制进行合理解释的分析框架。本文具体回答三个问题:中东变局是否真的无迹可循? 中东变局是如何展开的? 中东变局中的抗议者为什么能够凝聚起对抗政府的力量?前两个问题涉及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与发展动力,而第三个问题则与中东变局的发展机制密切相关。为了尝试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回答,本文以从 2011 年 1 月 25日持续到 2 月 11日的埃及变局为例进行说明。之所以选择这一案例,主要是考虑到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埃及变局在中东变局中的意义以及埃及相对而言比较开放、研究资料比较丰富等因素。埃及在中东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毋庸多说,其内外政策和政局发展往往有引领性的作用;采用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在于:中东变局在短时间内能迅速蔓延到多个中东国家,说明这些国家共有一些导致该事件得以发生和发展的结构性和过程性条件。对于结构性条件,如前所述,现有研究做了大量的研究:如各国政治体制的相似性、中东国家政治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相似性、共同的阿拉伯语使得中东变局极易传播等;然而,过于重视结构性因素,导致过程性因素处于未被关注的地位。以埃及变局为例进行深度研究,兼论其他国家的抗议活动,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中东变局共享的过程性因素。本文的解释路径可参见图1所示。

这里提出的解释中东变局的分析框架,试图突破中东研究的“现状偏见”、“精英偏见”与“结构偏见”倾向。研究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发展动力与发展机制,可以有效地将这些偏见遮蔽的中东政治所发生的变化、普通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及在这些参与中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展示出来。在对中东变局发展过程的研究中,本文主要考察了埃及及其他中东国家近十年来出现的社会抗争活动及其对中东变局带来的影响。21世纪以来,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中东国家发生了许多规模较小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并未带来中东政治生态显著和重大的变迁,但这些社会抗争活动构成中东变局的先导,因为它们在锤炼抗议者技巧、暴露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开辟一定的政治行动空间等方面产生了影响。除了可见的社会运动,中东地区还存在着大量不可见的社会非运动(social nonmovements),它们与可见的社会运动一道,在中东变局的出现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也就是说,研究中东变局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不仅需要关注抗议者在变局中的具体行动,同样需要探讨此前社会运动和社会非运动的影响。就中东变局的发展动力而言,无论发生变局的各个具体国家中的抗议活动是否取得了预期目标,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和影响深远,关键在于变局中抗议者的数量众多,这是此次变局相对于此前诸多抗议活动的根本差别。各国抗议者在变局中大量动员起来,也就展示了各国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中的集体能动性,这是此次中东变局能够突破结构性限制的重要原因。在中东变局的发展机制方面,需要讨论和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在中东变局而非此前的历次抗议活动中才激发抗议者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并在参与中充分发挥了集体能动性?这一机制主要是抗议者在变局中发挥出来的政治想象。在变局中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抗议者尽管互不相识,甚至可能矛盾重重,但通过政治想象,他们将彼此视为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者,暂时摒弃彼此间的差异和分歧,从而形成一种集体身份,由此实现抗议规模的扩大。

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借鉴了国内外学界对于革命与政治动乱突发性进行解释的成果。在目前提出的解释途径中,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理性主义学派的“信息瀑布”模型。这种模型的解释机制遵循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假定,认为参与革命或抗议活动人数突发性的增加是革命和突发性动乱始料未及的关键机制。第二种是基于系统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与变化性。然而,政治领导人与经济决策者往往持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目的,即试图通过控制变化与波动来维持政治或经济体系的稳定。然而,没有变化就没有信息,稳定表象下面的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政治或经济体系在短时间内的急速改变,这种改变的表征就是某种突发性事件的出现。第三种观点来自于后结构主义。这种观点否认实证主义式逻辑观和因果观在说明政治秩序突发性崩溃上的有效性,拒绝基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社会秩序与身份形成的说明。例如,有的后结构主义秩序观从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处受到启发,认为社会秩序的突然崩溃是因为行为体身份的改变,而改变的机制来自于行为体的社会或政治想象。想象的意义在于:任何政治身份都不可能稳定和完满,而是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中。在不同的情势和社会过程中,行为体可以通过想象以不同的主体位置出现。当在特定的情况下不同的行为体经验为同一个单一的经验行为体,它们就有可能产生政治能动性。进而,当政治能动性激发出集体能动性,那么社会秩序就可能受到挑战,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颠覆既有的社会结构,从而形成革命。以上这三种模型虽然遵循的假定各不相同,理论归属也有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信息瀑布”模型和后结构主义秩序观注意到了政治变局中集体能动性的重要性;系统论变局观强调政治过程和政治变化的意义;后结构主义革命观还强调了政治想象在激发行为体能动性方面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本文的分析框架吸收了三种解释模型的洞见。总而言之,关注突发性政治事件的政治变化过程、行为体在突发性事件中体现的集体能动性以及政治想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以构成分析突发性政治事件出现和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接下来本文遵循这里提出的解释框架,分别对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发展动力与发展机制及其体现进行分析。

三 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 从社会( 非) 运动到中东变局

为了理解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我们迫切需要重新审视中东变局前中东地区各种抗议活动的作用与意义。以埃及为例,自 2000 年至 2010年间,埃及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与政治抗议活动,其中规模较大者包括 2000 年至 2006年间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抵抗运动而对美国、以色列与丹麦商品进行抵制的“非暴力圣战运动”、2003年反对美国侵略和占领伊拉克的抗议活动、2005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07 年的“受够了( Kefaya,英译名即为 Enough) ”运动、2005 年反对政府冷漠对待苏丹难民的抗议活动和法官抗议活动、2006年反对警察迫害面包车司机艾穆德·埃尔 - 卡比尔( EmadEl - Kebir) 和反对性侵犯的抗议活动、2008 年 4 月 6 日的大罢工、2010年反安全机构迫害哈利德·赛义德的抗议等。这些抗议活动虽然没有实现政府改组和垮台的目标,但它们构成了中东变局的前奏。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受够了”运动,它与其他运动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将抗议的矛头由针对外部势力和社会问题转向了穆巴拉克的统治,不仅要求推进改革,而且还批评和抗议穆巴拉克试图将其总统之位传给其次子贾迈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 的企图。尽管“受够了”运动动员起来的抗议人数有限,但其意义是显著的:其一,实现了埃及各政治势力的短暂联合———包括伊斯兰力量、左派力量、纳赛尔民族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等,这些力量因为历史积怨原本矛盾重重,很少合作与联合参与社会抗议。其二,在埃及开启了一种发动非暴力抗争的方式争取实现自身诉求的模式,当人们对国家政策和现实问题有所不满时,倾向于通过抗议活动来表达不满,而且这种行为具有明确的政治取向。突尼斯的情况与此相似。在 2008 年与 2010 年 10 月,突尼斯先后发生了加夫萨( Gafsa)矿业工人抗议与班盖达尼地区( BenGuerdane)

的抗议活动,这还不包括 1991 年与2008 年突尼斯军方和安全力量分别与伊斯兰政党———安纳达党( an - Nahda) 和“基地”组织分支苏莱曼集团(Soliman)的军事对抗。对于突尼斯与埃及等国的变局而言,虽然其成功并不能直接归因于此前的抗议活动,但过去十来年的非暴力抗争经历给抗议者们带来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它们在此次中东变局的出现和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具体而言,各国之前发生的抗议活动对中东变局的先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各种社会与政治抗议活动锻炼了抗议者的抗议技巧和组织能力。2011年以前中东地区各国所发生的抗议活动,虽然总体而言规模均不大,但考虑到中东地区比较严密的政府控制体系和对非法集会活动比较严厉的压制措施,它们的出现本来就是一种突破。在这种环境下组织和发起政治抗议活动,证明中东地区的抗议者具有一定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以及绕过政府控制进行动员的相关技巧。不难理解,为什么2011年之前发生的这些抗议活动主要是由网络技术娴熟的青年人发起,因为实际动员空间的有限和中东各国对发展网络技术相对开放的政策,为年轻人组织敏感的政治抗议活动提供了有限但难得的活动空间。尽管这些抗议活动大都以失败告终,但通过在抗议过程中与国家安全力量进行面对面的对抗与互动,为中东变局中抗议者如何与警察和安全力量打交道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此外,除了埃及的“受够了”运动组建起跨党派联盟外,其他政治与社会抗议活动参与者的代表性与诉求往往不具有普遍性,但抗议者组织抗议进行的协调活动,客观上为中东变局中反思如何提高抗议活动的动员能力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或许同等重要的是,抗议活动的屡屡失败,迫使社会运动抗议者重新检视自身的抗议战略和抗争技巧,反思运动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这一点可以从中东变局中抗议者对抗议技巧的改进和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所进行的创新中管窥端倪。

其次,各种抗议活动的涌现暴露了各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程度和致力于推进国家改革而非维持现状的“个人偏好( private preference)”。以往中东研究者往往只关注中东各国政局稳定的现象,认为各国民众都具有维持现状与拥护政府的政治倾向,而对各国可能带来政治变局的内部变化很少予以关注。因此,当中东变局中有大量的民众要求总统下台时,研究者往往困惑不解。这种现象是一种被社会运动与革命研究者称之为“偏好隐瞒”的机制所导致的。“偏好隐瞒”是指在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之前,人们对其政府的真实态度和是否会参与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意愿属于“个人偏好”,它们往往不会公开表达出来;而通过行为或声明表达出来、外人无法判断真伪的“公开偏好( public preference)”,则可能不是真实的。个人偏好与公开偏好不一致的现象,往往导致观察者和研究者把握不到社会运动潜在参与者的真实态度,而基于此做出的判断则是一种假象,这也是中东变局前中东地区维持了高度稳定假象的内在原因,同样也是研究者未能预测到苏联东欧剧变、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与 2003 -2005年发生在前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等突发事件的原因。中东变局前中东爆发的各种社会与政治抗议活动虽然没有揭示出普通民众的个人偏好,但它们毕竟显示了部分民众有反政府的意愿并敢于表达这种意愿的能力,这对于其他具有相似个人偏好的人而言无疑是一种鼓励。当机会来临和政府镇压的意愿下降时,这些怀有反政府个人偏好的民众很有可能就被动员起来或主动参与反政府的抗议活动,正如中东变局所显示的一样。

最后,此前的抗议活动为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开辟了一定的政治空间。这里所谓的政治空间,既包括虚拟社交网络、独立媒体在内的虚拟空间,同时也包括街头、广场、公园、咖啡馆、清真寺等现实空间。虚拟空间的意义在于:潜在的社会运动参与者,特别是其中的积极分子,通过利用虚拟空间绕过政府的审查或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比较有效地交流对政治问题的看法,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政治动员。在埃及、突尼斯、约旦、叙利亚等中东国家,虚拟空间在促进民主、了解政治局势、发现反政府偏好的存在状况,并通过互动形成虚拟共同体,从而联合起来发动抗议活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2000年以来埃及爆发的历次抗议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借助了虚拟社交网络。至于现实的政治空间,可分为相对公开和相对私密的空间两种。前者如街头、广场、公园、闹市区等,后者如清真寺、咖啡馆、工会、联合会、小圈子的聚会等。相对公开的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抗议者组织抗议活动偏爱的地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空间经常有大量的人群活动,有助于抗议活动吸收参与者;另一方面,这些空间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政治意义,一旦有抗议活动产生,很容易引起媒体特别是国际媒体的注意和报道。如埃及“受够了”运动期间,就有许多抗议者在开罗、亚历山大港等城市的中心公共场合进行抗议,吸引了不少国际媒体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该运动的影响。至于清真寺、咖啡馆等相对私密的公共空间,则是中东地区居民进行政治动员的隐蔽场所,在这些空间中潜在抗议者很容易形成可进行政治动员的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研究者看来,社会网络是社会运动的主要消息来源和沟通渠道,而且也是社会运动进行动员的基础资源,它们能为社会运动提供经济、人员、合法性、信息等方面的资源。其中,又以社会网络的招募功能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当熟人网络中的某一个行为体被招募到社会运动中时,网络中的其他行为体会受到同样去参加社会运动的极大压力。总而言之,通过开辟出一定的公共抗议空间,2011年以前阿拉伯地区的各种抗议活动为中东变局的出现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条件。

除了各种可见的抗议活动,中东地区普通老百姓的社会非运动也具有巨大的转型潜力。社会非运动意味着它与社会运动一样,一旦运转起来就能给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安排带来一定的冲击,但这种后果的产生并非人们刻意为之。所谓社会“非运动”,是指“非集体行动者的集体行动,它们体现在大量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实践当中,这些破碎化但相似的活动能带来社会的众多变化,即使这些活动很少由意识形态或得到公认的领导者或组织所引导”。③与传统的社会运动相比,社会非运动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它们是行动导向而非意识形态导向的,而且往往以静悄悄的方式发生,所以其活动与影响往往遭到人们的忽视。其次,与传统社会运动主要采取各种抗议活动、通过向当局施加压力以实现某种诉求不同,社会非运动是一种实践政治而非抗议政治。再次,社会运动者参加社会运动往往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断裂———参与某些具体的抗议活动,但社会非运动本身就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后,社会运动往往是一小部分人为了某一特定的目标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采取集体行动,社会非运动则是大规模的原子化和破碎化的个人为了生计而每天从事的活动,其突出特征就是人数众多。

社会非运动的行为主体并非专业的政治人士,而是为生活奔波的城市边缘人群,主要包括妇女、年轻人、少数族群、贫民、国际移民以及生活在国际大都市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为生计所迫,这些数量众多的行为体往往不约而同地从事那些处于合法与非法地带的工作(如挤占公共场所用来摆摊设点、在城乡结合部搭建违章建筑、使用公共设施但拒绝付费等) ,或挑战传统社会规范对角色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规定(如阿拉伯妇女拒绝佩戴面纱、婚前与男朋友交往、从事传统认为不适合女性从事的工作等,青年人则拒绝定期参加礼拜、收听西方流行音乐和观看西方大片、玩极具危险性的游戏以寻求刺激等)。这些社会非运动在中东地区非常广泛,尤其在开罗、贝鲁特、德黑兰、安曼等城市相对普遍。城市边缘人群所从事的社会非运动往往以不可见的方式在运转,而且其效果并不一定会带来可见的政治效果,因此较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

社会非运动往往不会对当局的权威构成挑战,但它一旦转化成社会运动则影响巨大。社会非运动因为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实践,为了生计和彰扬自己的身份,他们平时各自为战,很少能够对政府的治理结构提出挑战。对于政府而言,原子化的个体活动而非意识形态指导下的集体性政治动员,并不必然对政府权威构成真正的威胁;只有到了它们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妇女和青年人对既有社会规范的挑战) 和造成国家财政资源严重流失( 街头小贩不纳税、城乡结合部的人们拒绝为用水用电缴费等)的时候,政府才会对此加以规范和管理。然而,毕竟社会非运动往往处于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其活动不一定全然置于政府的监管和控制之下,这为人们在不经意间开辟新的政治空间提供了机会。例如,当许多妇女选择接受教育、拒绝在公共场合佩戴面纱、成立专为妇女服务的文化交流机构,而且当这种选择成为时尚时,社会非运动就有可能在不经意间缓慢地改变阿拉伯地区的妇女规范;而当许多街头小贩集中选择某一个区域作为营业的地点,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小贩加入以至构成一个集市时,很有可能改变现有的街道规划和城市结构;而当年轻人在网络上共享某些政治观点并组建了相应的网络社区加以集中讨论,那么该社区就很有可能吸引许多原本对政治冷漠的年轻人加入,并影响到他们参与社会抗议活动的意愿。在中东始料未及且往往缺乏领导者的变局中,这些阶层的动员主要以自发的方式发生,动员起来的目标无外乎通过推进制度变迁以追求经济利益和身份表达,而这与社会非运动的目标非常契合。由此可见,没有先前社会非运动的广泛存在,很难想象中东变局中穷人阶层的普遍参与。

总而言之,中东变局实际上是有迹可循的。无论是此前发生的各种可见的社会抗议活动,还是中东各国普通民众所从事的社会非运动,都显示出了中东可能会发生政治变化的迹象。然而,囿于中东研究的“现状偏见”、“精英偏见”和“结构偏见”,人们无法看到各种政治与社会抗议活动可能带来的转型潜力。本文接下来考察中东各社会阶层在中东变局中是如何体现其能动性的。

四 中东变局的发展动力: 抗议者的集体能动性

中东变局虽然有迹可循,可依然需要解释为什么到了中东变局时中东各国均有数以万计的群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如何解释突尼斯与埃及等国原本对政治冷漠的公民突然转变为积极的政治参与者,仍然是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事实上,从政治上冷淡到积极参与抗议活动之间的成功转化,在于人们所发挥出来的集体能动性。集体能动性是指人们意识到现状不再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改变这种现状是可行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对于社会运动或革命而言,集体能动性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动员起数量众多的民众进行参与,从而有助于实现抗议规模的急剧扩大。在中东变局中,集体能动性在参与抗议活动的各社会阶层中均有所体现。除了参与过抗议活动的工人、学生等群体,以往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的穷人、律师、医生、教师等阶层也参与到中东变局中来,从而在某些国家(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等国)实现了“跨阶层动员”。在各社会阶层中,最为典型地体现了集体能动性拓展和延伸的是年轻人。以往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国家社会抗议活动,尽管也有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参与,但作为一个阶层,中东地区的年轻人对政治事务仍是相对冷漠的。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2010 年曾经发表过一份报告,对埃及年轻人的政治倾向和动员能力做出如下判断:“以年轻人对有组织活动和志愿活动的参与来衡量,埃及年轻人的公民参与程度是非常弱的。他们的社会网络仅限于一些亲密的朋友和家庭,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社会网络的重要性也会降低……年轻人并不愿投入时间利用既有的媒介来了解社会与政治问题,他们的政治参与也极少,年轻人的投票率往往不到1/5,他们与朋友也很少讨论政治问题,甚至不知道议会中有年轻人的代表。”而在中东变局中,发起抗议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正是这些原来对政治比较冷淡的年轻人。年轻人对政治问题的态度急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形成了集体能动性。下文主要以年轻人为例,兼论其他社会阶层,来对抗议者在中东变局中的表现及其意义进行分析。

抗议者在中东变局中的集体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恰当地利用突发性事件、对抗议时间与抗议地点的选择、完善抗争策略与技巧、通过各种途径动员广泛社会资源的参与以及在抗议活动期间通过组建自主性社区以维持社会秩序。下文将分别对抗议者在这五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集体能动性进行分析。

第一,利用突发事件启动抗议活动。大规模的政治变动往往与某种突发事件联系在一起,因为突发性事件意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遭遇了断裂,它迫使人们审视和反思现有社会政治安排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在适当的政治机遇下,突发性事件为激发人们形成集体能动性提供了机会。例如,前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往往爆发在总统与议会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对选举结果的质疑成为民众质疑政府合法性的借口和开展抗议活动的理由;中东变局的催化剂则有所不同,它们往往围绕某件悲剧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而展开。以突尼斯为例,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南部省会城市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 的一名街头小贩、失业大学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 Mohamed Bouazi-zi)出于绝望和义愤自焚而死,成为引发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导火线。一开始,出于对布瓦吉吉的同情和自身的类似遭遇,许多年轻人同样选择自焚,以此表达对政治不公和经济衰退的抗议。但随着有人(主要是家属、亲属与部落)开始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并随着突尼斯全国总工会和律师团体对抗议活动的支持,突尼斯的抗议活动积蓄了极大的力量,并迅速蔓延到突尼斯的各大主要城市。在突尼斯革命的过程中,布瓦吉吉的死是一件突发性但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抗议者通过使用富有情绪感染力的语言来描述布瓦吉吉的经历,所引发的情感共鸣是突尼斯抗议规模实现蔓延的重要机制。埃及变局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突尼斯变局的影响,但它同样具有自己的催化剂,那就是2010 年 6 月一名叫哈利德·赛义德( Khaled Said)的青年遭到两名埃及警察殴打致死的事件。通过将该事件与埃及的政治不公、警察滥用暴力等现象联系起来,埃及青年人得以成功地说明抗议活动是合法的。不过,突发性事件对政治变局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较早受到中东变局波及的国家中,较后受到波及的国家则较少受突发事件的刺激。这些国家抗议活动的产生更多地受到邻近国家“滚雪球效应”或“传染”效应的影响。

第二,抗议时间和抗议地点的选择。抗议时间与抗议地点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否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能否产生强大的动员能力。特别是抗议地点的选择,往往对抗议活动的成败具有显著影响。在中东变局中,各国抗议者对时间的选择往往没有特别的考虑,要么抗议活动是在某一天自发出现(如突尼斯的 2011 年 1 月28 日) ,要么是相对随机地进行选择( 如约旦的 2011 年 3 月 24 日)。比较特殊的是埃及抗议者。为了更大限度地动员潜在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尝试进行动员的青年人选了 2011 年 1 月 25日这一天举行抗议。当天是埃及的法定节日———警察日,当初设立该节日是为了表彰埃及警察在反对殖民统治过程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选择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性的日子开始抗议,其政治寓意非常明显:埃及警察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光,已堕落为压制人们自由、维护穆巴拉克政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它对赛义德等老百姓的迫害,说明它已是需要进行变革的对象。尽管抗议时间经过精心选择,然而它到底在埃及变局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仍不得而知,但抗议地点的选择却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效应。毫无例外,受到中东变局波及的国家所发生的抗议活动,“主战场”均是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尽管抗议的爆发地点并不一定出现在这些地方。如突尼斯的突尼斯城、埃及的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利比亚的的黎波里、班加西以及约旦的安曼等,是抗议活动与安全力量或军队对峙的主要场所。尤其是这些大城市中的广场、权力中心前的街道,是抗议者集结的中心地带。大城市对于抗议活动的意义有:抗议者很容易在这些地方进行集结和分散,它们因为是国家的政治和权力中心而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导致人们很容易加入,周边的附属设施和四通八达的街道有助于抗议者藏匿和躲避安全机构的搜索。在中东变局中,抗议者对抗议时间尤其是抗议地点的选择,极大地影响到了抗议活动的进程,同时也改造了这些空间的政治与象征意义,并将影响到这些空间以后功能的演变。

第三,改进抗争手段与技巧。在中东变局中,抗议者一般采取了非暴力抗争的战略,这种战略的选择,一方面反映了抗议者对以往抗议活动之所以失败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有来自于对中东以外地区抗议战略的学习与模仿。就前一方面而言,2008年埃及马哈拉( El - Mahalla el - Kubra) 工业城国有纺织厂工人罢工提供了一定的教训。在这场后来演变为 2008 年 4 月 6日大罢工的抗议活动中,警察通过占领工厂来试图对罢工加以阻止,然而却导致示威转化为暴力: 抗议者放火烧了不少建筑物,警察们则开始开枪镇压,至少两人死于冲突;其他地区的声援性抗议活动同样遭到警察的阻挠,最终导致该运动失败。大罢工失败的教训,启示抗议者在抗议过程中保持自律和维持非暴力抗争方式的重要性。除了从本国以往的抗议活动中汲取教训,中东变局中的抗议者还积极向国外相关团体获取经验。以埃及为例,埃及变局中的一些埃及年轻人曾在塞尔维亚“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Non - Violent Actionand Strategies,简称 CANVAS)”进行学习,获取如何通过采取非暴力抗争推翻本国统治者的策略与技巧。这些在塞尔维亚学习过的人,回国后又把非暴力抗争的战略与技巧传授给其他人员。据称,“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受够了”运动组织在埃及变局中采取的战术,直接来自于“应用非暴力行动和战略中心”培训课程的所授内容。另外,在埃及变局的开罗抗议者之中,流传一本26 页的小册子———《如何聪明地进行抗议》( How to Protest Intelligently) 。该宣传手册为抗议活动设定的目标包括:占领政府建筑物、争取警察和军队的支持、保护共同抗议者。它还教导人们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分化瓦解警察和军队的实用技巧:前者包括提醒人们什么样的着装和穿戴方式可以有效保护自己免遭催泪瓦斯和警棍的伤害;提醒人们带上玫瑰花,呼喊积极的口号,并和自己的邻人站在一起。后者包括提醒警察他们的家人可能也在抗议者中,建议人们携带诸如“警察和人民共同反对政府”之类的标语。除了这些策略,抗议者还通过选择比较隐蔽的地点,用数码相机、手机等工具记录下抗议者的和平抗议活动以及警察、暴徒、安全力量对抗议者施暴的场景,并将它们上传到网络上,争取为抗议活动赢得广泛的国内与国际支持。总之,埃及抗议活动的这些创新性抗争方式又比较广泛地被其他中东抗议者所采纳。它们一方面削弱了政府处理抗议活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抗议活动的影响,为其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

第四,通过各种手段动员广泛的社会阶层参与革命。中东变局中得到凸显和屡屡被强调的动员工具是推特( Twitter) 、脸谱( 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工具。毫无疑问,这些虚拟社交网络的确在中东变局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将虚拟社交网络视为“革命”成败的决定因素,那就高估了其意义。这种观点的可能陷阱,就是重复现有中东研究的“结构偏见”,从而看不到人们的能动性。事实上,以主要发起中东变局的年轻人为例,除了通过虚拟社交网络动员和组织社会抗议活动之外,他们还在现实抗议中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如在埃及变局中,埃及年轻人积极在自发抗议者和各反对派政治力量之间进行斡旋,组建了“革命青年联盟”,并首先号召于2011 年 2 月 1 日举行百万人抗议活动。又如在约旦,针对2011 年 3 月 24日后抗议人群的减少,青年人积极与约旦的各种组织、政党、工会与专业协会等进行联系,以维持抗议活动的动力。这些需要在抗议过程中进行的联系与协调工作比在网络呼喊政治口号进行动员要困难得多、要求更高,但年轻人进行这些任务的尝试和努力,说明他们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技巧和政治意识。除了网络动员和通过政治协调组建跨党派联盟,中东地区既有的各种社会网络(如家庭、邻里、同事、朋友、行业等) 被动员起来,构成中东变局抗议规模超越以往的决定性原因。通过社会网络进行动员,使得在此基础上的社会运动呈现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是吸收的成员往往具有相近的社会、经济地位,分享近似的政治观点,成员成分因此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其次,行为体彼此相熟,他们可以分享许多非公开性信息,维持社会运动的团结、承诺和形成集体身份,从而有效地降低参与社会运动的成本与风险。换句话说,就是“血缘比态度更重要”。中东变局中,如果没有社会网络的参与,很难想象在埃及、突尼斯、巴林、也门等国会形成跨阶层动员。社会非运动在中东变局中的作用,前文已有叙述。值得指出的是,社会网络包含了社会非运动,社会网络能动员起不同的社会阶层,而社会非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为妇女、青年、城市贫民等社会阶层,后者的动员作用弱于前者,且包括在前者的动员对象之中。总而言之,在中东压制性的政治环境中,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动员不同的资源发起抗议活动,无论成败,本身就是一种突破,这也说明抗议者体现出较强的集体能动性。

第五,组建自主社群以维持秩序和保护国民。在中东局势急变、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中,各国政治秩序的稳定面临严峻考验:国家的权力中心遭到挑战,警察与安全力量要么处于与抗议者进行对抗的状态、要么不被民众信任。换句话说,在抗议活动期间,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边缘。整个国家,往往只有军队才是维持秩序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抗议者和各国居民能否通过自治维持秩序,就构成考验抗议者是否具有集体能动性的一个关键指标。在埃及,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当局为了说明抗议活动是国家祸乱之源,有意将警察和安全机构从各城市社区撤离,导致许多地方出现了抢劫现象和数百名囚犯越狱;而且有证据表明,政府和执政党( 民族民主党)雇用了一些暴徒对抗议者进行攻击。为了应对权威缺失的危机,抗议者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我克制和作为国家公民的责任。在埃及的抗议中心———解放广场,抗议者通过自发的行动有效地维持着广场的秩序;“尽管解放广场人山人海,但那里构成一个自治区”,“这个迷你国家没有军队,只有社会正义,所有人共享一种彼此尊重的关系,宗教、阶层与性别等因素无关紧要”,“示威者将广场打扫干净,保护商店并抓住抢劫者让他们交回赃物。当穆斯林祈祷时,科普特基督徒就在解放广场围成圈保护他们,而当基督徒们做弥撒时,穆斯林则围成圈来保护他们”。至于在解放广场外的埃及其他地区,为了维护社区的安全,在没有组织支持和引导的情况下,居民们自发地建立起“平民委员会(lagaan shaabiyya) ”,进行街头巡逻,以保护居民人身与财产安全。2011 年 1 月27日,埃及整个大开罗地区还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草根自治社区,但到 1 月 29日,几乎开罗每个社区都有平民委员会。埃及抗议者和普通老百姓在危机面前表现出来的自制、自治、理性与利他,是集体能动性的典型体现。

这些反映抗议者集体能动性的现象,说明了中东地区的民众的确体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这也是中东变局影响深远的一个重要原因。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东地区的民众在中东变局中形成了以往抗议活动中所不具备的集体能动性?

五 中东变局的发展机制: 政治想象及其意义

为什么中东地区的民众直到在中东变局中才形成新的集体能动性呢?这是因为只有在中东变局中,中东地区的民众才最为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想象,相对比较成功地挑战了传统的国家权力。政治想象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也是一个很少得到关注的概念。所谓政治想象,并非是行为体关于政治问题的胡思乱想,相反它是在现有物质背景下对替代性政治生活———包括政治身份、政治秩序、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替代性政治制度安排、替代性意识形态等内容———的思考。当政治想象成为一种大众信念,并将之付诸行动,那么就很有可能带来现有政治生活的改变。特别是当替代性的政治生活在别的地方存在或已变成现实的时候,政治想象就更有可能给相关主体进行政治变革的期待与付诸行动的意愿,因为“想象往往超越了现存秩序安排的边界和局限,进而考虑其可能的替代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想象的能量产生了一种期待:想象中的事物是值得预期的,从而被看做是可以实现的”。政治想象几乎是所有形式能动性的核心,也是所有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关键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它还是政治生活中联系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物质与理念、现实的与未实现的等方面的中介环节。以政治想象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为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通过报纸、小说等印刷媒介的传播消费了相关信息的人群,会在某一国家或民族中产生一种“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不只限于民族成员之间,也存在中东变局的抗议者之间。基于共同反对当局或要求政府进行改革的目标,在抗议活动中抗议者即使彼此不相熟识,但通过想象的方式“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从而在抗议者中形成了集体身份。当共享集体身份的行为体联合行动时,想象中的政治生活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即便它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但行动起来了的行为体,也就具备了成为政治主体性的资格。

中东变局反映了时代变迁对政治想象的影响。相对于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当前世界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国际交流的扩大、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观念和思潮的传播,使得政治想象的表现形式、传播途径、发展机制、政治影响等相较20 世纪晚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印度著名人类学家阿尔让·阿帕杜莱( Arjun Appadurai) 指出,自 20 世纪 90年代晚期以来,政治和社会想象体现了以下一些新特征: ( 1) 关于国家与全球之间的关系:政治想象往往超出民族国家的视阈,从而扩散到更加广泛的社会过程与社会空间中。在一个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没有人们不可想象的身份、角色与社会过程。( 2)关于理念与行动之间的关系: 政治想象已不仅是一种臆想和逃避现实的文化表现形式,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人们创造性的集体行动,它们已经成为人们行动的平台。( 3)

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治想象不仅仅是个人的活动,而且往往构成集体性的事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电视、互联网、手机等的普及,政治观念和学术观点的流通变得便捷,分享相似观点的人们可以组织跨阶层、跨地域、跨国界的集体行动。然而,政治想象并不是天马行空式的空想与狂想,它一方面受制于现时代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又为超越现有的物质局限提供了可能性。问题在于政治想象是否合理以及人们是否愿意为实现政治想象付出努力。诚如基利·麦克布赖德(KeallyD. McBride) 所说: “当政治想象离现存世界太遥远,它将无法带来改变;而当政治想象太拘泥于现存秩序的假定时,它又无法充当有效的替代方案。”因此,在进行政治想象时,是否顾及了现有物质条件的制约和现有秩序是否到了不可持续的阶段,是政治想象能否实现的关键。中东变局之所以能形成有别于以往抗议活动的新政治主体性,就在于它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并且现有秩序引发了人们的普遍不满。用社会运动研究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中东变局遇到了有利的“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政治机会结构的存在为中东变局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但是政治想象才是激发抗议者集体能动性的根源。当现实中的政治生活为政治想象的实现提供机会时,原本对政治冷漠的公民也有可能行动起来,为替代性的政治生活而抗争或奋斗。就中东变局而言,其面临的政治机遇就包括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物价普遍上涨、中东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地区和平、欧美国家自 2004年以来至少表面上支持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政治阶层内部所发生的部分分化、国家强制镇压抗议者面临的高昂成本和合法性危机,等等。当这些政治机遇出现而青年人被动员起来后,对政府怀有不满的普通民众和本来持中立态度的民众,或出于反对政府的真实动机,或出于维护“革命”后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动机,也开始积极地参与抗议活动,使得抗议规模急剧扩大,最后形成了“信息瀑布”。而在21世纪前十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但中东地区的民众并不相信政府能够容忍大规模抗议的出现,也不认为挑战现有秩序是可能的,当然更不会去想象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安排。显然,中东民众新政治主体性在中东变局中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政治想象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政治机会结构的贡献。这进一步说明了在研究中东问题时,需要警惕“结构偏见”可能带来的对相关现象解释不完备或不准确的问题。以埃及为例,在2005年“受够了”运动期间,中东地区同样面临与中东变局相似的政治机会结构,然而具有吸引力和现实可能性的政治想象的缺乏,最终导致“受够了”运动的式微。而在中东变局中,通过发挥政治想象构建出契合老百姓怨恨和诉求的话语———“架构”,并通过大众媒体观察其他行为体的抗议行为,抗议者认为“穆巴拉克下台”和实现“自由、面包与社会正义”这种替代性的政治生活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合理的,而且相信他们的行动是改变现存秩序的有效途径。在这种政治主体性的形成过程中,政治想象既指明了行动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同时让他们形成了一种集体身份———反对当局或要求政治改革,使得团结成为抗议者的首要特征。

基于政治想象形成的集体能动性实际上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权力。中东变局中政治想象之新,还表现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在抗议中形成的政治主体,既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意义上拒绝集体生活的原子化个人,也非牺牲个人自由以服务于伊斯兰神权统治的集体化穆斯林,而是一种既有个人自由、又承担集体责任的共同体的成员。这种共同体的典型特征就是自治,就像在埃及抗议活动中,抗议者在相互尊重、自我克制与协同创造的基础上自发或协商处理抗议活动有关事件的例子所表明的。鉴于抗议活动持续的时间较短,而且缺乏明确的领导者,这种共同体也可称为“抵抗共同体”。抵抗共同体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效应,最大的效应就是形成一种对政府或当局构成重大挑战的权力。集体行动中的政治想象并非行动者个人政治想象的简单累加,“而是通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由社会话语而与其他处于不同结构、空间与等级上的人相遇而形成的”。而当抗议者在抗议活动中相遇并形成一种创造性的集体能动性,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数量众多的抗议者之间体现了一种集体意志,而这是实现政治想象的关键条件,因为“谈论想象如何社会性地形成,实际上也就是强调其权力的前提条件”。另外,根据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理解,权力并不能“储存和保留以应付紧急状态,如像暴力工具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相反,权力“依赖于意志和意图的不可靠和临时性的安排”。当中东变局中数以万计的抗议者基于政治想象而得以形成一种抵抗共同体时,虽然这仍然是一种“不可靠和临时性的安排”,但抗议人数的众多仍然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权力。面对这种权力,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暴力,但因为失去了合法性,其权力受到了沉重的损失。有的政权因此崩溃,有的政权虽然通过暴力的方式维持了统治,但以后的统治将变得更为艰难。在中东变局中,抗议者的政治想象是如何得以体现的?我们可以发现,新的政治想象在虚拟社交网络和现实抗议活动中均有所体现。鉴于政治想象往往以话语和言辞的方式得以表达,可以以中东变局期间出现的相关话语来对此展开分析。首先来看政治想象在虚拟社交网络上的体现。在埃及变局之前,通过上网冲浪、参与网络论坛、撰写博客、注册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账户,包括埃及年轻人在内的中东年轻人,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性。不过这种政治主体性反映的往往只是年轻人向往个人自由、张扬年轻人个性的要求,此时还未体现出要求推进政治变革、组建自治共同体的特征。

在中东变局中,抗议者在网络空间的言论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新的政治想象的出现。以埃及为例,在埃及变局的 18 天里,除了 2011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1日,其他时间埃及的因特网接入是保持畅通的。在这段时间里,埃及的抗议者在虚拟社交网络发布了大量混杂了情况描述、规范期待、情感表达等内容的言论,其主要作用在于分享信息和表示团结。在这些言论中,“埃及”、“革命”、“解放广场”、“穆巴拉克”构成了关键词,而反映出来政治想象的信息包括:“是时候回家与你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了”、“穆斯林与科普特人在新埃及中携手前进”、“利比亚与埃及心手相连,独裁不止、革命不息”等。仔细考察这些言论,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值得注意:首先是对妇女角色的肯定。在埃及这样一个普遍歧视妇女和在抗议活动中经常发生性侵犯现象的国度里,鼓励妇女参与抗议活动是一个极为难得的现象。其次是要求穆斯林与科普特人相互尊重的呼吁。穆斯林与科普特人分别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双方因为宗教信仰、现实利益与历史因素等方面的原因,彼此之间充满怀疑与猜忌,长期以来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最后是要求利比亚人与埃及人之间的团结。尽管在国家层面埃及与利比亚之间的关系谈不上友好,但抗议者基于双方都面临推翻本国统治者的目标,他们呼吁两国民众之间要彼此声援和相互支持。这再次验证了阿帕杜莱有关新时期的政治想象超越国家的观点。以上三个方面说明了中东变局中政治想象的新颖性。其中尤其突出的是,通过虚拟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信息,抗议者构建了一种新的集体身份,不过这种集体身份并不以宗教与性别作为分界线,而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共同体身份,而且往往围绕国家的身份展开。

除了虚拟社交网络,现实抗议活动中的行为体同样体现了新的政治想象的出现,而且是对虚拟社交网络上政治想象的真实排演。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埃及变局中形成跨阶层的动员,这也是它之所以能迫使穆巴拉克辞职的原因之一。如观察者注意到,参与抗议活动的人群跨越了阶层、性别、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如有人指出:“解放广场上的人群代表着埃及社会的关键大众,包括从中低层到中上层的各个阶层。你能发现既有富有的商人和股票交易者,也有普通店员和店主,还有邮递员和保安。在人群中,既有耄耋老人也有不谙世事的孩童,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信徒。从第一天开始,妇女们就积极参与其中,带着面纱的老妇人与未戴面纱的女性活动分子手挽手地在一起。让人震惊的是,人群中竟然没有发生性侵犯事件,而这是近几年埃及街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同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穆斯林与科普特人之间竟然没有出现关系紧张的现象。”这种在抗议活动中形成了抵抗共同体的现象,除了观察者的记录和媒体的报道,还有亲历者的自述,他们描述了政治想象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他们对政治生活和对“埃及”这一更大共同体的认知。一名开罗的商店老板如此描述埃及变局对他的影响:“我从来不知道我热爱埃及,直到我的国家陷入烈火之中……我发现自己身不由己就到了解放广场……我发现我热爱埃及而且不能忍受统治者的作为。当事情完了的时候,我们回去工作,而且是立刻就工作。我们彼此认识多年,然而没有人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们持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如果这件事情不发生,也许我们连自己是怎么想的都永远不知道。以前没有人谈论政治,而现在我们很晚还在看电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讨论、争论,也许不一定认同彼此的观点。真是难以想象!可能每个人都对当局有负面看法或亲身经历过一些负面的事情,然而当我们走在一起,将我们所知道的和所体验的汇总,然后所有的事情都一目了然了。”

相对于埃及主要通过国家这一共同体来想象新的政治生活,其他受到中东变局波及的国家抗议者政治想象的内容有所不同。例如,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主要想象一个不存在派别冲突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抗议者主要想象一个能有效克服部落与城市区隔的国家,突尼斯抗议者试图构建一个能有效缩短中心与边缘发展差距的理想国家。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治想象,都衍生出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从而激发了抗议者的集体能动性,进而带来中东地区政治场景的巨大变化。

六 结论和本文研究的不足

本文通过研究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发展动力与发展机制,尝试构建一种对其发生发展进行理解的分析框架。中东变局始料未及的出现,暴露出现有中东研究存在的缺陷,尤其体现在将中东地区保持长期政治稳定视为研究的既定假设和前提(即“阿拉伯例外主义”)、主要关注的是中东国家精英之间的分化组合和战略决策、将主要研究精力投入到导致中东地区保持长期稳定的结构性因素这三个方面。这三种缺陷,即本文所说中东研究的“现状偏见”、“精英偏见”与“结构偏见”。这三种偏见的存在,阻碍了人们深入观察和准确把握中东政治所发生的变化、带来这些变化的各种社会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中东各社会阶层政治能动性等因素。如以学者对埃及变局的反思为例,固守并内化这些偏见,结果就是失去了理解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动力和兴趣:“我们错失了各种公开表示不满的细节,因为这些集体行动的形式并不符合我们有关理性公民挑战现状的正确方式的菜单。当工人、劳工、农民与科普特人组织起抗议活动时,他们往往因为代表性与要求的褊狭尤其是未能号召推翻政府,从而遭到人们的轻视。”尽管不能把学界没有预测到中东变局的出现全部归因于中东研究的缺陷,但重视中东政治发展中的变化过程、发展动力及发展机制,是增强中东研究科学水平和解释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中东变局的出现对学界提出的内在要求。本文希望通过分析中东变局之前中东地区抗议活动的意义、中东民众在中东变局中所体现出来的集体能动性以及导致这种集体能动性出现的原因,以期引起人们对中东地区具体但可能带来显著意义的政治变化、各阶层具有的政治能动性以及中东地区政治发展机制的重视。

需要承认,本文的分析框架并不能预测“革命”或政治抗议的发生。目前,人们仍没有能力对革命与政治动乱等突发性事件进行准确预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近 30年来关于革命的社会科学文献,越来越强调革命的不可预测性,进而将研究的重点从构建大理论转向更为温和的分析途径。这些分析途径集中关注的是社会动员的机制与过程,而且对参与者的主观体验和认知给予更多的注意。”本文承认这一观点的有效性,因此建立解释中东变局的分析框架的目标主要不在于预测,而在于解释。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治变局和革命性事件并非线性发展过程,而是有高低起伏的不同发展阶段,涉及断裂、混乱、反复等系列过程。就中东变局而言,它尚未尘埃落定,抗议事件仍在上演,各种政治力量仍在涌现。但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的叙述采取了一种线性描述方式,而没有对变局中的各种断裂、混乱等进行重点强调。这些局限或许只有在获得关于中东变局的更多细节之后才能得到解决。另外,本文明确采取的是一种强调抗议者能动性的解释途径,而没有对导致中东变局的结构性因素做过多涉及。这并不否认结构性因素在中东变局中的意义,但是鉴于既有的研究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以及本文旨在避免重复中东研究的“结构偏见”,因此这里仅将结构性因素当做背景,着重研究中东变局中抗议者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东变局中涌现出来的政治想象对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中东变局中出现的政治想象的特征是:抗议者既不试图改变整个世界,也没有拒绝承担责任,而是形成了一种以自治和负责为基本精神的抵抗共同体。这种激发中东地区抗议者集体能动性的政治想象,扮演了一种相对积极的角色,它召唤抗议者超越既有的党派、宗教、族群、地域、性别等社会区隔,围绕国家甚至地区形成一种包容性的政治身份和自治性的抵抗社群。然而,这种新的政治想象产生的政治效应往往有其时空局限性:时间仅限于抗议期间及之后不长的一段时间,空间往往集中在抗议活动的中心及附属地区。在除此之外的时空当中,原来主导中东地区的政治想象———民众的政治冷漠和派别斗争———开始重返中东。以埃及为例,有很多的研究成果指出,在抗议活动中政治想象带来的积极效果已经让位于抗议后想象团结和跨阶层动员的崩溃。“革命”后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为维持自己的影响力而联手压制新的抗议者、埃及富人对穷人和农民的再度歧视等现象,充分说明了抗议活动中涌现的政治想象并不一定有助于变局后国家政治秩序的恢复和稳定。突尼斯的情况虽然好于埃及,但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情况则比埃及严重得多。也就是说,政治想象的效应是多重的,它既可能带来积极的政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助于秩序的维持,在其他条件下则可能带来政局的变化。总而言之,政治想象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把双刃剑,不能对其抱有太乐观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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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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