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向红 陈亚州: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途径、机制与能动性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 次 更新时间:2016-12-15 13:34:50

进入专题: 抗争政治   社会变迁   群体性事件   资源动员  

曾向红   陈亚州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抗争政治研究中一个亟须认真研究但尚未深入探讨的问题——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依据抗争主体对社会变迁过程中衍生的社会心理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资源分配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所作的不同回应,本文将抗争政治划分为“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它们各自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途径与机制,并将它们分别提炼为“呈现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与“变革模型”。此外,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抗争政治的能动性与其实现社会变迁程度之间的关系,即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受到自身动员规模、策略选择、组织水平等社会运动内部诸要素的影响。尽管如此,抗争政治实现社会变迁的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抗争政治的动员规模、策略选择与组织水平中任何单一因素,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 键 词:抗争政治/社会变迁/群体性事件/资源动员

  

   21世纪以来,社会运动、革命、群体性事件等各种形式的集体抗争行为在世界范围内重振旗鼓。其中一些抗争事件如2003-2005年前苏联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Colour Revolution)、2010年年底以来波及西亚北非的中东变局和2011年蔓延至世界范围的“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等,不仅对本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发生后即向其它国家和地区扩散,形成了跨国集体行动。随着全球抗争政治的兴起和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显著提高,近些年国内群体性事件在数量明显增多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也正从刺激—反应型向主动型转变。(赵鼎新,2006)在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频发期,如何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抗争政治再次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与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迁具有密切关系。抗争政治一方面是社会群体被动应对社会变迁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主动塑造社会变迁的重要行为体,后者在现代社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不仅需要研究抗争政治的成因与发展机制,而且更应加强对抗争政治的结果特别是其对社会变迁影响的研究。

   抗争政治的结果与抗争政治的影响这两个问题尽管联系密切,但各自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何界定抗争政治的成败,分析哪些因素更有利于抗争政治取得成功,如何在特定的抗争政治与观察到的结果之间建立因果联系等。后者主要回答抗争政治能对社会变迁产生哪些影响,抗争政治如何作用于社会变迁等问题。关于抗争政治结果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围绕以下主线展开:其一,界定抗争政治成败的标准与探寻有利于抗争政治成功的内部特征。学者主要尝试在策略(破坏性策略还是温和性策略)、组织(组织化水平高还是组织化水平低)等要素与抗争政治能动性之间寻找因果联系;(Gamson,1990;Cai Yongshun,2010)其二,学者们尝试将抗争政治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以检验公共舆论、政治机会结构等因素作为干预变量对抗争政治结果的影响。这也是学者目前较为普遍的研究旨趣。(Giugni,1998;冯仕政,2013:205-206;Giugni & Passy,2001;Leon Mann,1993)其三,区分抗争政治的结果。对此,威廉•盖姆森(William Gamson)进行了充分的实证研究,(冯仕政,2013:203)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2002:321)明确提出了抗争政治的四种效果,马可•朱格尼(Marco Giugni)(2002:13-18)倡导运用比较分析法、过程追踪法与反事实推理相结合的方法辨析抗争政治的结果。王鹏(2010:5)从政治发展的角度认为,抗争政治最终会有“被镇压”、“制度化”与“实现民主转型”三种结果。肖唐镖和孔卫拿(2011)在回顾国内群体性事件总体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后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多个层次,应有多元化的测量视角。

   相比而言,对抗争政治如何影响社会变迁以及如何衡量抗争政治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程度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被大部分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在抗争政治研究中发展相对成熟的社会运动研究领域,这一不足也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自20世纪初社会运动研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学者的研究活动始终围绕社会运动的成因与发展规律这两个核心议题展开。(赵鼎新,2005:171)由于集中关注这两个核心议题,因此导致对社会运动如何作用于社会变迁以及如何识别社会运动的结果等问题,尚未开展深入的讨论,以致后来有学者对此进行反思时指出,“对社会运动结果的研究是现有文献中最受忽视的课题之一”。(Giugni,1999:14-15)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了对抗争政治作用的研究。此后,抗争政治的影响与结果逐渐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表现之一是发表在美国主流社会学期刊上有关该议题的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Amenta et al.,2010:2)此外,针对现有研究不足,朱格尼、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蒂利等专门组织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一些知名学者撰写了论文集——《社会运动何以重要》(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Giugni et al.,1999),此书对抗争政治的影响类型与结果确认做了有益的集中探索。不过对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路径等,尚未展开充分讨论。

   鉴于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抗争政治如何影响社会变迁。在抗争政治影响研究领域,虽然充满着丰富的抗争政治案例,但仍然缺乏一种能引领将来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清晰的理论框架。(塔罗,2002:23)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依据抗争主体对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心理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资源分配危机和政权合法性危机所作的不同回应,将抗争政治划分为“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与“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四种主要类型。以这四种主要的抗争政治类型为基础,构建了一种分析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整体性框架,在该框架的指导下,将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四种过程分别提炼为“呈现模型”、“塑造模型”、“分配模型”与“变革模型”。本文认为,上述任何一种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程度的高低,主要受到抗争政治自身动员规模、策略选择与组织化水平的制约。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讨论了这三种要素的组合与抗争政治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并就如何衡量抗争政治的能动性提出了初步的量化指标。

   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第一,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上万起,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对抗争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为我国处理各种群体性事件提供一定启发。第二,由于抗争政治实质上涉及民众的诉求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不同类型抗争政治的具体诉求进行考察,对引导社会群体依法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具有积极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鉴于我国关于底层民众抗争政治的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或许对提升我国抗争性政治研究的理论化水平有所裨益。

  

二、抗争政治的基本类型及其影响社会变迁的过程

   不同类型的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存在差异,因此在分析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之前,首先需要对各种各样的抗争政治进行必要的归类。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抗争政治进行归类,学者一般根据抗争政治引发的社会变迁的目标和范围两个标准进行划分。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大卫•阿伯利(David Aberle)的研究。通过结合抗争政治的追求目标和影响范围两个标准,阿伯利区分了抗争政治的四种类型:第一,转型运动,它以追求结构的整体变迁为目标;第二,改良运动,以实现结构的部分变迁为目标;第三,救赎运动,以成员个体的彻底改变为目标;第四,另类选择运动,以成员个体的部分改变为目标。(什托姆普卡,2011:271-275)这种分类方式清晰地展现了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不同层级,对我们研究抗争政治的影响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不过,为了较为系统地区分不同抗争政治发生的内在动力,以及不同抗争政治影响社会变迁的具体机制,本文结合抗争政治的爆发原因与具体诉求,将抗争政治分为“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和“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四种基本类型。

   之所以如此划分,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从“情感”、“价值”与“利益”的角度对抗争政治进行归类,符合社会行动普遍遵循的内在逻辑。马克思•韦伯(Max Weber)(韦伯,2005:31-35)认为,社会行为具有针对他人或社会的主观意义,可分为“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为”和“传统行为”四种类型的人类行为。①这种划分结果基本涵盖了社会行为的具体形态。抗争政治作为一种集体行为,与社会行为一样,是一种有目的、有意义的社会行为。由于情感、利益与价值作为人类行为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得到广泛认可,因此从这几个维度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理应具有相对广泛的适用性。第二,该类型划分在继承抗争政治研究中社会心理学视角和理性主义视角各自理论核心解释因素(“情感”与“利益”)的基础上,将现有社会变迁与抗争政治相关研究成果中未予以充分重视的价值因素纳入其中。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急剧的变迁进程,对既存的社会规范或价值形成了挑战。而作为开展价值追求、价值创造和价值推广的抗争政治,已引起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

   具体而言,首先,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是为了满足直接的热爱、激情、憎恨等心理需要、抒发或宣泄某种感情而产生的集体抗争行为,例如2003年埃及爆发的反对美国侵占伊拉克的抗议活动、2013年我国西安爆发的反日游行等均属于此类抗争行为。我国群体性事件中的“社会泄愤事件”也是情感导向型抗争政治的一种典型代表。(于建嵘,2009:117-118)其次,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旨在捍卫某种价值、信仰和认同等。斯梅尔塞(Neil J.Smelser,1962:24-26)认为,抗争政治具有某种价值引导作用,它们往往是以一般信念的名义发起的、进行价值重建的活动。抗争政治寻求特定的认同,以使其价值观或生产(生活)方式获得其他社会群体的接受。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以价值目标为最高追求,它可以更多地顾及行为的自身价值而不去计较行动的后果如何。(韦伯,2005:34)需要指出的是,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往往涉及对偏好、规范、思想、态度、信念、认同、文化等一般观念形态的修正与改造。不过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我们将此类集体抗争行动统称为价值导向型抗争政治。再次,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遵循工具理性逻辑,旨在获取物质利益。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认为,一些抗争政治遵循“工具性”逻辑,旨在获取政治权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社会的政策、法律、制度和组织等方面进行有目的的变迁。(什托姆普卡,2011:273)尽管实现抗争目标的途径不同,但其本质仍然是获取物质性利益。就我国而言,目前占我国抗争性政治总量80%以上的“维权事件”,不论是农民的“以法抗争”、工人的“以理维权”还是市民的“理性维权”,都把具体的利益诉求作为抗争的主要目标,(于建嵘,2009:116-117)因此“维权事件”是利益导向型抗争政治的一种。

除上述三种抗争政治外,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以推翻政府的统治进而在国内确立新的秩序原则为目标。这也是抗争政治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政权导向型抗争政治与上述三种抗争政治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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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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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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