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雨迅:文学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9 次 更新时间:2013-01-18 01: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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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雨迅  

  

  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了一场演讲。他说,文学远比政治要美好。文学教人恋爱,政治教人勾心斗角。在此之前,莫言在家乡高密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自己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莫言在公开场合竭力撇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相信人们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一再证明,文学并不仅仅是教人恋爱的,文学与政治实际上有着天然的、甚至难以切割的联系。正如莫言自己说的那样:“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

  《诗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文学作品集,其作品距今约有3000年。关于《诗经》集成的原因,一个主要的说法是,西周朝廷派人在农闲时到各地采集民谣,再由史官汇集整理后送给天子审阅,以帮助其了解民情。《左传》曾记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 后来的《汉书》也有类似的记载。《诗经》中有些著名的篇章如《伐檀》、《硕鼠》,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下层民众对统治者的不满,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不是教人恋爱的。《诗经》中固然有不少作品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如《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为人们所熟知。不过,宋代理学家朱熹对《诗经》中男女爱情的描写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作品中关于男女爱情的纠结实际上暗指君臣关系。这一特点在屈原的作品中确实多有体现。

  自战国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历代都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从《孟子》、《史记》到《谏逐客书》、《论贵粟疏》、《隆中对》、《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六国论》、《答司马谏议书》、《病梅馆记》等都是经典文学作品,同时又闪耀着思想光辉和政治哲理。即便是《红楼梦》、《西游记》等一些虚构的甚至看上去超现实的文学作品,依然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文学与政治在这些作品中原本就是浑为一体、无法切割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能不研究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相对于文学与政治而言,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这至少有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本身就是政治家,而且在两方面具有同样突出的地位。如曹操是三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又是当时杰出的诗人;王安石是著名的改革家,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何塞•马蒂是古巴独立运动的领袖,又是享誉世界的诗人。二是虽然身兼文学家和政治家,但所处地位并不相当,甚至落差很大。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有以文取仕的传统,历代都有不少文人从政,但他们作为文学家的名声往往大于其政治影响力。相反,南唐李煜是一位杰出的词人,在中国文学史有相当高的地位,但作为国君却应居末位。三是单纯的文学家与政治家,这是一种常态,也是本文要研究的对象。

  尽管许多文学作品与政治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文学与政治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文学家们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家们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由于所处地位不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自然就不相同。政治家们总是企图把文学家们当成自己的附庸,希望他们利用手中的笔杆子为自己的政治服务,认为文学家的主要职责只是歌功颂德。大诗人李白19岁时就怀有很高的政治抱负:“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可是直到42岁那年,才被唐玄宗召见。李白当时的心情极为兴奋,以为自己奔走多年终于获得了正果。他在山东与家人告别时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达长安不久,李白果然见到皇上并得到了赏识,但只得到“供奉翰林”的职位,就是做皇上的文学侍从,这与李白长期以来所期盼的相去甚远。在地球的另一面,英国王室自17世纪以来,就将不少诗人封为“桂冠诗人”,并享用皇家傣禄。早期“桂冠诗人”的职责是为王室喜庆事件或官方盛典即兴吟诗作赋,以示庆贺。19世纪上半叶,沙皇为了维护腐朽专制的农奴制度,就利用布尔加宁等一批御用文人为农奴制度叫好。由于统治者掌握着社会财富资源甚至生杀大权,从而诱使一些丧失良知的文人主动投靠。下文所指的文学家理所当然不包含这一类人。

  文学家往往比政治家更早发现真理,更早感知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是文学家,《神曲》、《歌集》、《十日谈》等经典文学著作一举捅破了欧洲中世纪的黑幕,引导人们眺望新时代的曙光。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世纪中叶,法国出现了以卢梭、伏尔泰等为代表的启蒙运动,他们也都是杰出的文学家,卢梭的《忏悔录》、《爱弥尔》、《新爱洛绮丝》对19世纪法国及世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卢梭等作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大力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引起了法国中下层人民的强烈共鸣,进而直接催生了法国大革命,同时对整个西方近代以来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著名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刻画了具有崇高牺牲精神的黑奴汤姆,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遭受的悲惨命运,借此揭示了奴隶制度的罪恶。《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推动了美国废除黑奴运动。1863年,林肯总统与斯陀夫人见面后说:“原来这就是那位引起这场大战的小妇人啊!”同样,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以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为代表的文学作品,起到振聋发聩、唤醒民众的巨大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历史走向。

  由于文学家与政治家所处的地位、代表的利益以及看问题的视角不尽相同,因此他们时常会成为对立的双方,甚至在同一件事情上的看法截然相反。人们常说,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明皇的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不仅长安是八方来朝,一片歌舞升平,民间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大量文字、壁画等似乎也证明了这个时期的盛世美景。然而, 人民诗人杜甫此刻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杜甫于755年11月从京城去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家,途经骊山时,获悉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华清宫避寒享乐。安禄山已经造反的消息尚未传来。虽然秋收刚过,但杜甫沿途所见民生凋蔽,到家后才得知幼子已经饿死。于是他带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不朽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成为流传千古的警世名言。

  在专制统治下,文学家遭到掌权政治家的排斥、压制甚至迫害就成了常态。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狱”就记载了这样的历史,也记录了屈原、司马迁、贾谊、晁错、孔融、金圣叹、龚自珍等一批批文学家的悲惨命运。19世纪上半叶,沙皇为了维护专制农奴制度,残酷迫害了一大批同情底层人民的文学家。普希金、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享誉世界的俄罗斯文学家都遭到过流放、苦役甚至死刑。在法国,大文豪雨果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不得不长期流亡国外。在奥地利,希特勒建立第三帝国后,著名犹太作家茨威格不得不流亡海外,最终于1942年与夫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双双自杀。

  鲁迅说:“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可以说,文学家不过是报晓的雄鸡,他们能给政治家提供真实的信息,在客观上为政治家提供了服务,如同《诗经》帮助西周天子了解民情一样。即便这样的“雄鸡”不叫了,朝霞也一样会如期升起,而政治家缺少了“雄鸡”的提醒,极有可能沉醉于自己营造的温柔乡里,长睡不醒,像奥勃洛莫夫(冈察洛夫同名小说主人公)一样,逐渐沦为慵懒懈怠、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心如槁木的活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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