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雨迅:红色的网——我的小学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5 次 更新时间:2013-10-13 23: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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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雨迅  

  

  1966年,我已经满6岁了,母亲决定让我上学。当时规定上学的最低年龄是7周岁,这导致我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学生。开学前一天,母亲带我去报名,一位郑姓女教师看着异常瘦小的我,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在母亲的恳请下,她决定当场测试我一下,于是随手拿一盒火柴,让我数一数共有多少根。我一听顿时松了一口气,我本以为老师会出很难的题目呢。老师只顾跟母亲说话,并不看着我,不一会我就数出一共有87根火柴。老师大概对我比较满意,于是母亲第二天就送我上学。母亲把我送到校门口,让我自己进去,她就往回走。我背着母亲用布缝的小书包,挎着一张小板凳,面对校内那么多陌生的面孔,忽然想起去年学前班不收我和在建玲姐姐座位下所受的惊吓,一种恐惧心理顿时笼罩了我。我回头看着渐渐离去的母亲,立刻一边哭着一边朝她跑去。母亲发现我尾随而来,就以我从未见过的愤怒责骂我,甚至夺过小板凳砸我。当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退路时,只好悻悻地擦干眼泪,走进了校园。上学以后,我才发现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它使我增加了许多小朋友,我从此不再孤独。我从家到学校约600米,沿路的建筑物上残留着大跃进时代的漫画,最大的一幅是一个白胖的女孩张开双臂,要抱一个巨大的南瓜。也有一些丑化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漫画,还有用石灰刷上的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

  记得第一节语文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几个字,而不是先学笔画和汉语拼音,这造成我和同学直到高中毕业都不会汉语拼音。好在黑板上方就有一幅毛主席画像,比较直观。多年后,我看到过前苏联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叫《普通的法西斯》,其中说到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儿童入学后所学的第一句话就是“希特勒万岁”。历史不仅仅在这一点上相似,在我上学以后的十年间,中国大陆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能从纳粹统治时期找到先例。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毛主席与所有人都不一样,毛主席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就像《东方红》唱的那样。老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毛主席给的,毛主席比亲爹娘还要亲。我是一个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的孩子,当学过“毛主席万岁”以后,又学“共产党万岁”时,我问母亲共产党是谁,母亲指着毛主席画像说“就是他”。这个解释显然不能使我满意,因为画像下方的一行字并未说毛主席就是共产党。我又带着这个问题去问老师,老师说共产党不是指某一个人。我心里还是很困惑。1978年,我已经是一名中文系大学生,才从古装戏里知道“万岁”原来特指皇帝。于是我略带责备的口吻问当教师的父亲:“你们那一代人不知道万岁就是皇帝吗?”父亲说:“怎么不知道,当然知道!”我问“那你们怎么还喊毛主席万岁呢?”父亲说:“不跟着喊行吗!”

  当我听老师说地球是圆的,美国人就在我们脚底下时,我就问:“那么到了夜里,我们不就在美国人脚底下了,怎么感觉不到呢?”“等你长大就知道了。”大人们往往这样结束我的提问。从此,老师也不像我印象中那样可怕了,相反她们总是夸奖我学习成绩好。有一次放学时,我从供销社里走过,一位营业员叫住我问:“语文考了多少分?”我怯生生地伸出右手的食指。她立即对另两位营业员说:“别看这孩子长得这么小,学习好得很呢,你看又考了100分”。另一位营业员问我:“算术考了多少?”我又伸出食指。我在一片啧啧称赞声中不无留念地走开了。那时我的身心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大约与漂亮的小姑娘被人称羡的心情是一样的。自此以后,我放学后总爱去供销社,从各个柜台前走一遍,倒不是为了看商品,而是为了再次听到营业员的夸奖。

  父亲在离家10里以外的大队小学当教师,每星期回来一天。他一回来,我就得独自去顶东头那间屋睡觉。那间屋即使在白天也是阴暗潮湿的,四面墙脚有数不清的老鼠洞兼蛇洞。夜晚,那深重的黑暗本来已令我不安了,加上老鼠和水蛇又进入活动高峰,那“叽叽”的尖叫声简直使我恐惧到了极点。特别是冬季,由于担心蛇会钻入被子里,我吓得连棉衣都不敢脱,整夜地坐在床上。今天,谁还会相信一个儿童竟会整夜失眠呢?儿时的不眠之夜对我后来的人生至少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长期睡眠不足加上营养不良严重影响了我的身体发育;二是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力。为了度过漫漫长夜,我将白天所得到的知识和信息在大脑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这大约是我显得比同学们聪明的原因。当我又遭到一个同学欺负时,我就在夜间想象着怎样杀掉他和他那白胖的妈妈,就像我所见过的杀猪场面一样,以获得内心的平衡。谁能想到一个儿童竟会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和残忍的念头呢。如今,我很难再回忆出,当年那黑暗的空间里曾闪现过多少幕恐怖的卡通片。

  1968年初,父亲被当成“牛鬼蛇神”被造反派抓走,开始那几个月经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我无法描述当时的细节,只听说他与其他受难者被押到各个大队巡回批斗,并经常被强迫跪在条凳上,有时甚至被迫跪在碎玻璃上。那些造反派还随时扑上来打耳光或者踹几脚,不少知识分子不堪凌辱,因此而悲愤地自杀。一天,我听说要在本街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我平生第一次对父亲产生了怜悯,同时激发了对迫害父亲的人的仇恨。我一手握着一块鹅卵石来到了批斗会场。我想,谁打我父亲,我就用石头砸他的头。批斗会场设在街南头生产队的麦场上,那儿已经人山人海,不少人为了看得清楚一点,就站在板凳上。我围着人群转了两圈,始终找不到钻进去的机会,只听到一片嘈杂声。没有人理会我这个看上去才五六岁的孩子。忽然,我看见了一个熟人,我问他是否看见我的父亲,他说今天被批斗的没有我的父亲,我积攒的怒气顿时消了,就随他一道回了家。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父亲是否真的不在那天的批斗会上,因为我后来怀疑是母亲托人把我哄回来的,以免我发生以外。果然,父亲后来不再被批斗,而是在公社“五七”干校接受强制劳动,有时还能请假回家。我后来多次听他说,造反派实在找不到他别的问题,只好抓住他曾加入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不放。父亲说,他加入“三青团”那年才11岁,当时,祖父因事教训他,他愤而离家出走,跑到几十里外的新四军根据地住了几天。就在这期间,“三青团”组织来发展团员,祖父就把他的名字报上了。按当时的规定,“三青团”员不属于“敌我矛盾”,因此父亲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两年后,竟然戴上大红花,成了“下放干部”,被发配到全公社最偏远的村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于父亲以前一直生活在农民中间,这样处理实际上使他恢复了自由。

  从此以后,父亲为了不让我们将来像他那样,也成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决意把我打造成一个能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这大概是受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他对自身命运的反思。父亲从不关心我的学习,当我因学习成绩好而受到别人的夸奖时,我曾那么殷切地期盼得到他的肯定。母亲有一次当我的面不无自豪地告诉他:“雨迅又考了第一!”父亲不以为然地说:“两个孩子能识点儿字就行,长大了还得凭劳动吃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的同父异母姐姐甚至仅念了小学二年级。作为教师子女、城镇居民,这种情况在当时都是罕见的。父亲是在“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说教中长大的,如今的现实彻底改变了他的观念。他在“五七”干校时,公社收养的一个孤儿与他们生活在一起。那个孤儿与我年龄相仿。父亲多次用称羡的口吻说:“别看人家是孤儿,将来说不定能当省长、部长呢。”因为那孩子根正苗红,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又是党亲自培养的,这在当时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先决条件。然而现实有时很爱拿人开玩笑,仅仅几年以后,那个孤儿就因参与斗殴与偷盗屡次受到党的政法机关的“关怀”,不久他甚至失踪了。如今,凡是认识那个孤儿的人都不会相信他还会有什么出息。然而在那时候,谁曾怀疑过这样的孩子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合适的接班人呢?

  父亲就有意识地安排我像农民的孩子一样干活。于是我们一家人不仅自己买棉花纺线,并用这线织成衣服,还种菜、养鸡养鸭乃至养猪养狗,由此给我带来了沉重的家务劳动负担。父亲还派我出去拾柴草,捡破烂。我完全成了一个农家的孩子。我清晰地记得,1971年夏季,我与3个同学到12里外的山上采刺槐树叶,装满两个塑料袋再挑回家来。3个同学都比我大三五岁,高半个头,尚且累得气喘嘘嘘,我就更加力不从心了。那些刺槐树叶经烈日晒干后卖给供销社,每斤7分钱。供销社再委托粮食加工厂将其加工成面粉状,装入白色布袋,每袋70斤,最后出口日本换取外汇。我们当时怎么也猜不透日本人当时大量进口槐树叶粉做什么用,甚至直到今天我也未获得答案。

  那时,有线广播的大喇叭每天播音三次,镇上与附近生产队的喇叭因距离的不同形成了重音,实际上影响了收听效果。这对特别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我来说,真是一大烦恼。当时的新闻往往以国际新闻为主,我至今仍记得播音员当时那高亢的语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事实上,播音员每天都在谴责国内外的敌人,如被“批倒批臭”且“永世不得翻身”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妄图分裂祖国的蒋介石,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朗诺、施里马达集团,吞并东帝汶的印尼入侵者、挑起珍宝岛事件的“新沙皇”以及美帝国主义等。老师常常对我们进行英雄主义教育。记得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了英雄赵壁的故事:他在抗美援朝期间被敌人俘获后,敌人用烧红的铁板夹他,以至其大便竟从鼻孔里挤了出来。他宁死不屈,终于回到祖国怀抱。我始终不知道她的故事有何出处,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关于这位英雄的事迹材料。老师还教育我们要“胸怀全世界,解放全人类”,因为还有30亿劳动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和小朋友们每当议论到此事,就非常着急: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怎么还不下令呢!我们有7亿人,几个人对付一个敌人,一定会很快就打败“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及其走狗,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我们那普遍缺乏营养的热血因渴望战争而沸腾。为此,那时,我看不到地图,还完全没有地理概念,由于总听到“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誓言,误以为台湾就在冶山东边不远处,而县城则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真正对我们的生活发生影响的要算珍宝岛事件。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怎样防备原子弹的袭击,怎样阻击敌人的坦克。当时,对战争的渴望与恐惧交相出现在我的脑海。为了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校每个班都挖了地道,无意中挖出了好几具腐烂的棺材与尸骨,我第一次认识灵芝就是在这些棺材里。这些地道均没有任何支护,更没有通风设施,人员上下时也没有任何梯子,只在壁上挖几个够放半个脚掌的小坑。一场大雨过后,地道口成了一汪汪的水。我和许多农民的孩子一样常常赤脚上学,遇到雨天喜欢趟水而过,此刻却像鬼子避开地雷一样,小心地避开水坑。此后,地道里的水怎么也干不了,洞口的黄土都被泡松了,慢慢地塌陷下去。此间经常听说某地发生地道伤亡事故,为防不测,学校终于将所有的地道全填平了。直到几年后,南京郊区一座偏僻的防空洞里,还发现过一对情侣的尸体。清洁工按规定每隔一段时间来清扫一次。大约是清洁工一时忘记将出口的铁门锁上,使这一对情侣有机会发现这么一块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当清洁工想起自己的职责时去锁门时,那一对情侣或许正沉浸在温柔乡而浑然不觉。人们曾竭力想象这一对情侣面临绝境时的表现,无不扼腕叹息。这是被红海洋湮没的无数爱情悲剧中最奇特的一幕。

  

    学习成绩好坏早已不再成为学校评价学生的标准,家庭出身好、劳动成绩大才能受到赞扬。每年6月上旬的“农忙假”,农民子弟回所在生产队参加抢收抢种,生产队负责对他们的劳动表现作鉴定,并加盖椭圆形公章。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其间还有不少弄虚作假行为。我们城镇居民的孩子则由学校组织去农场和生产队支农。我竭力想干得比别人多,但总不能如愿,因为我的同学普遍比我大两三岁,个头也比我高得多。他们很轻松就能搬起来的东西,我却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我清楚地记得,1970年秋天,我扛着三斤半重的大铁锹,步行到5里路以外的农场去挖地的情景。刚收割了水稻的田地还很潮湿,加上水稻根子相联使土壤更板结。我使出浑身的力气也难以将粗笨的铁锹插入土里,最后只好像踩高跷一样站上去。好不容易铁锹入了土,我却无力将土掀开。这样,我挖地的进度自然很慢。一位比我大四五岁的同学见状,就与我换了铁锹。他的铁锹很短,锹口锃亮,我挖起地来,觉得轻松多了。而那位同学用我的锹挖了几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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