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雨迅:白色的山——我的援藏经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1 次 更新时间:2013-10-14 15: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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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雨迅  

  

  南京要抽调教师援藏!我得到这个消息却非常偶然:那是1982年6月的一天晚上,六合县东王乡文教助理破例到中学来玩麻将,我也很难得地站在后面看了一会儿。文教助理一边摸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嗨,今天去县里白开了一个会,要抽教师援藏,没有我们的任务。”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像被注射了一支强心针,立刻回到自己的宿舍,翻开那本破烂的地图册,思绪早已飞向那雪域高原。我还立即给一位同学写信,通报此消息,约他去县文教局报名。

  第二天一早,当我们站在文教局人秘股长面前,提出无条件参加援藏的申请时,一向城府很深的股长显得非常高兴。原来,他正为援藏人选问题犯愁呢。他反复叮嘱我们:“这可不是开玩笑,千万不能反悔呀!”于是他给我们填了一份志愿表,让我们填上后加盖本单位的公章,再交上来。我见已赶不上回去的公共汽车,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回去,下午又骑回县城。在炎热的夏天骑车130里,是我有生以来仅有的一次。几天后,我就接到通知,说我已被正式批准援藏了,办事效率真的很高。我们属于江苏省第五批援藏教师,为期两年,由南京市负责选派,共60人,其中本县10人。我是本县北部山区唯一的援藏教师。通知还把出发时间定在7月下旬,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我还领到了300元着装费,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我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大一笔钱。

  1982年9月8日,南京市政府为我们举办送行活动。9月20日,我们乘坐的伊尔18型飞机降落在距拉萨190里的贡嘎机场。我们一行60人终于抵达雪域高原。南京方面为了节省旅途费用,原来计划让我们乘汽车从青藏线进藏,却告诉我们乘车进藏比坐飞机安全。我当时就想:既然如此,胡耀邦进藏时为何还坐飞机呢?眼看西藏已开学,青藏公路仍不通,这才被迫决定让我们从西安坐飞机进藏。19日下午,我们从西安起飞。西安机场戒备森严,因为不久前,从该机场起飞的一架客机被5个人劫持,他们被机组人员制服后,全部被判处死刑。两小时后,我们降落在格尔木机场。上飞机前我们还穿着短裤和背心,下飞机时却穿上了棉大衣。让人不能不感慨大自然的魔力。在格尔木机场住了一晚以后,第二天我们回到原来的机位上继续飞行。此行让渴爱旅游的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整个飞行途中,我的视线总是盯着无边无际的云海和像海岛一样突现的雪山。特别难忘的是格拉丹冬主峰,它像一支巨大的冰棍矗立在纯净的蓝天下。虽然它可能与我们相距达几百公里,但依然白得耀眼。有生以来,我的视野和心境从未有这样开阔。

  贡嘎机场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大山谷中,它的北面是唐古拉山脉,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当我们走出机舱时,发现一切景物都亮得晃眼,空气中夹带着一股羊肉的膻味,跑道附近居然放养着一群羊。在等待班车和行李的间隙,我们席地而坐,有同伴打开了小收音机,收听到的都是南亚音乐。机场的班车终于来了,两名手持长枪的人把守在车门口,像押送犯人一样把我们拉到一公里外的候机室。随后,我们乘上山南地区派来的大客车,一路向东行驶。目的地是200里外的地区所在地泽当镇。我带着好奇的眼光一路观赏那陌生的环境:两边的山上既没有一棵树,也看不见草。天空蓝得出奇,我看见前方一座山顶有积雪,以为只有几十里远,结果走了200里,那座雪山还在前方,人们用一句俗话概括此现象是“望山跑死马”。车子基本上沿江下行,公路忽而紧挨江边,忽而离江水有几里远,中间地带全是沙丘。所谓的公路就是简易的砂石路,车子过后立刻扬起长长的尾巴。养路工保养公路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们开着四轮拖拉机,拖着一捆树枝前进,让大峡谷的风将路面积累的灰砂吹到路基下面去,以免路面呈沙漠化,增大行车的阻力。途中,我还看到了几头牦牛,它们的腿很短,几乎全被那长长的毛掩盖住了。当见到我们的车子靠近时,他们争先恐后往路边山坡上爬,有时爬了一半又随着沙石滑落下来。显得非常憨实可爱。

  泽当镇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与雅咙河交汇处,海拔3550多米,约比拉萨低100米。这儿拥有西藏最大一块农田,约几万亩地生长着即将成熟的青棵,我发现它实际上就是老家所称的大麦。这片平原上的树木也比沿途繁盛,但品种单一,都是高大的藏青杨。奇特的是,它的叶子有一面是白色的,这一面总是对着太阳,用以抵挡强烈的紫外线。泽当有2万人口,它不仅是山南地区行署和军分区所在地,还是乃东县政府所在地,因此算是西藏的一个大市镇了。我们被安排住在地委招待所,按规定休息适应半个月。招待所是一座新建的U字形3层建筑,各种生活设施非常好,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服务员大都是四川来的汉族姑娘。第一天晚上,我头痛得几乎一夜未睡着,第二天头脑也昏沉沉的,浑身感到很虚弱。当我在路边散步,看见几个藏族小孩迎面跑来时,心里就很紧张,惟恐他们会撞倒我,这种心态大概只有垂死的老人才会有。

  尽管当地负责人反复告诫我们不要外出活动,我们几个还是无法抵挡大自然的诱惑,第二天就步行到江边去了,往返路程约10里。江边有一大片人工栽培的藏青杨林,林间都是平整的沙地,除了偶见一头牲畜的尸骨,就再没有别的杂物。此时的雅鲁藏布江还不到100米宽,江水像海水一样是深蓝色的,水冰冷冰冷的。江对面有一座山,看上去只有三四百米高,据说登上此山就可以看到布达拉宫。不过我们后来始终没有机会过江、登山,这种说法也就一直无法验证。

  山南地区是江苏、河南两省对口支援的地区,其中江苏派教师,河南派医生。它是西藏面积最小的一个地区,但也有14万平方公里,比江苏省和上海市加起来还大不少呢。10月初,我们60个援藏教师被分配到近20个学校工作,其中有一半人被分配到山南地区所属的13个县。我们6人则留在泽当第一小学工作。这是西藏的样板学校之一,校舍整齐,教学条件也不错,比我老家的中学还强呢。我们两人合住一间宿舍。工作单位安定下来以后,我首先想到给母亲写信,因为这世界要数她对我最牵挂了。我永远无法忘记9月14日那一天的情景:母亲简直如同生离死别一般,精神几乎面临崩溃。当初,我报名援藏时是瞒着她的。直到被批准以后,我才慢慢地做她的工作,她见我的态度那样坚决,只好认可了。这样一来,她仅有的两个儿子一个在部队服役,一个支边,成了社会主义文学中常见的那种伟大母亲的形象。然而,我的原单位以及当地政府却没把这当回事。那天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的没有一个官方人物。后来,我弟弟立了三等功,部队将喜报寄到乡政府时,居然扔在办公桌上个把月无人过问。后来还是我的一个在乡政府工作的同学偶然遇到我时,叫我自己去把那喜报取了回来。政府的职责、良知在哪里?难道仅仅表现在虚幻的影视作品和新闻报道中。如果是乡长的儿子上大学,那末跑前跑后忙送行的人一定很多。政府的形象与感召力实际上完全是被自己给毁了。因此,母亲怎能不感到非常伤心呢?

  “泽当”在藏语中的意思是“猴子玩耍之地”,相传这些猴子就是藏族的祖先,泽当也因此被认为是藏族的发祥地。校园东边的贡布山上有个猴子洞,据传是藏族祖先最早的栖息地,是藏族人心目中的圣地。难怪山上总是经幡飘飘、香烟缭绕。贡布山大约有400米高,山势很陡,我有时甚至担心山上的巨石会滚落下来,砸烂我们的校舍,伤及师生。每天早上,由于时差的关系,加上贡布山的遮挡,阳光直到10点多钟才射进校园。我们渴望亲自去一趟猴子洞,寻觅藏族祖先的足迹。藏汉同事们都劝我们暂且不要去,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适应高原气候。

  11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去攀登这座圣山。由于山脚曾是采石场,到处是乱石块,根本找不到上山的路,我们只好沿着山沟小心翼翼地缓缓前行。特别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老是听到有学生在叫我们,我们却看不见他们,不知他们藏在哪个石坑里或大石头后面。当我们好不容易登上半山腰,走出乱石堆时,早已累得喘不过气来。所幸山的上半部表层完好,甚至还残留着一些草根,比较有利于攀登。我们每往上走几十步,就不得不背朝山峰坐下,大口地喘气。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跳得很急,就对着手表数了一下,发现每分钟竟跳了160次。也难怪,我躺在宿舍时心跳还达到120次呢,而我在老家时每分钟心跳只有70次。高原环境对人的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有些当时就能感觉到,有的要过几十年后才能发现。我们就这么走走停停,一共花了两个小时终于到达了顶峰。此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逶迤不绝的群山,当我想到这宏伟的气势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时候,心情无比激奋。泽当镇的景物自然尽收眼低,我们甚至可以看见从我们宿舍门前走过的人,只是看不清其面貌。

  贡布山顶几乎是一览无余的,我们正感到困惑时,见东面坡下有人主动招呼我们。我们于是应声而去。原来他们有七八个人呢,是西藏文联组织青年作家和诗人寻根来了,其中一个年轻小伙子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作家扎西达娃。由于我们俩几年来在文学上屡遭挫败,因此对他们肃然起敬。东面的山坡极为陡峭,我们沿着“之”字形小道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有一个路段在深不见底的悬崖绝壁上面。我们一个个拉开距离,背对着深渊横着爬了过去,真是胆颤心惊。那一瞬间,我甚至对此行产生了懊悔情绪。猴子洞终于到了,与别处不同的是,洞口附近长着不少灌木丛,大约是一代代藏族人精心留下的。如同黄帝陵保留着许多千年古树一样。猴子洞还不到两米深,洞口直径也不到两米,若下雨时最多能容下5个人避雨。洞内石壁上有一些画像和藏文,我们都无法看懂,还粘有一些小面额的人民币。我们感到猴子洞与我们先前的想象有很大差别。我们往回返时才知道山上原来是有路的,路的标记是一堆堆乱石头。我们沿着这样的路下山时,觉得方便多了,再也不用经过杂乱的采石场。我想,藏族的祖先当年或许就是沿着这条路下山采集食物的呢。

  第二天中午,我们又搭上西藏文联专用的大客车,前往60里外的穷结县,专门参观吐蕃王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陵寝。客车从泽当沿雅咙河向西南方向行进。所谓的雅咙河实际上只剩下干涸的河床,河床上铺满了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它们证明了这条河的古老。河的两侧也都非常荒凉。车子过了穷结县城,再往西行驶不到5分钟就停下了。我们随着导游模样的人走上一个土墩,上面有一间很矮小的屋子。我们一行十多人轮番着进去,见屋内光线很暗,点着酥油灯,有一个守墓的老人在向我们介绍说,屋内供奉的画像是下葬在这里的十几位吐蕃王。我却意外地发现,这儿还供奉着一张达赖喇嘛的黑白照片。小屋门边有一块约一米长的小木牌,上面有一行汉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走出小屋,我们感到峡谷的风更强了,这也是木牌不能放在外面的原因。按照知情者的指点,我们才发现面前展现着十多个四方形的大土堆,土堆的顶部很平整,面积比篮球场还大。每个土堆就是一个藏王的墓,远处最高大的土堆正是松赞干布墓。我们脚下实际上也是一座藏王墓。附近的山上几乎看不到土壤,放眼望去,全是沙石。那么当年建这样庞大的墓群时光运土一项工程就非常浩大。经过一千多年风雨的侵蚀,它们依然如此壮观,而当年的气势就更不同寻常了。据介绍,国家至今没有对松赞干布墓进行发掘工作,一是顾及藏族的风俗,二是勘察的手段还不很先进。我们走下土堆,在墓群中穿行着。忽然发现一块近3米高的石碑,它曾经被折断过,上面刻满了藏文。我请教文联的藏族同志,碑文记载了什么内容。他们琢磨了好一会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上面刻的都是古藏文,他们都看不懂,1984年,此碑才被挖出来移入室内,竟有7米高。此行途中,我们还看到了相传是最古老的藏族民居雍布拉康。

  直到第二年,即1983年夏天,我才去了一趟拉萨,参观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罗布林卡等景点。有关这方面的介绍比较常见,我不想再作记述。就这样,由于交通不便,我在西藏20多个月,实际上并没有游览到更多的地方。

  泽当第一小学的规模不小,有28个班,师生过千人。校长是个姓宋的汉族人,两位副校长都是藏族人。全校有60多名教师,汉族教师大部分原是四川、河南等省的农村妇女,嫁到西藏后才转了户口,安排了正式工作,一般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藏族教师虽然大都受过正规教育,但实际文化水平却不高,有个教师当时任团中央委员,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7年(包括预科),却连小学三年级算术题都不会做。每个年级都有一两个藏语班,全部由藏族教师任教,学生也全是藏族的。其它班级的教学基本上与内地相同,教材是全国通用的,不同的是每周有几节藏语课。藏语班的学生每周也有几节汉语课,如同内地小学开设外语课一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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