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5 次 更新时间:2013-01-05 17: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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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 (进入专栏)  

  

  [摘 要]社会生活网络化,已经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网民队伍快速扩大,网络交往活动日益活跃,以及近些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网络事件,都说明了缺场交往已经迅速扩展,传递经验的地位大幅提升,社会认同的力量得到了明确彰显。这些是网络化引起的最明显的社会变迁。交往是社会的展开形式,经验是社会的展开过程,权力是社会的支配力量,而当超越空间限制的缺场交往成为沟通交流最活跃、影响层面最广阔的交往方式,传递经验成为可以横向连结且能引导在场经验的主导经验,来自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同权力改变了社会权力结构之后,社会结构将会因这些基本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人类社会将形成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近两年国际和国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表明,网络化推进社会变迁已成为不可否认的广泛事实。这些变迁要求,在网络化背景下重新认识在场交往与缺场交往、实地经验与传递经验、实体权力和认同权力的相互关系。中外学术界对社会生活网络化引起的各种变迁做了丰富研究,但往往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难以形成统一认识,这从思想理论层面反映了网络化引起社会变迁的复杂性。

  [关键词]网络化 缺场交往 传递经验 社会认同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时代,通过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触及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网络化发展,向人们展现了十分复杂的变化,但其中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和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而这三方面变化的共同性,在于它们都已深入到社会心理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内在的深层变化。这预示了人类社会将发生一场工业社会以来空前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清楚理解网络化引起社会结构变迁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明确认识从不同视角形成的关于网络社会变迁的理论分歧,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

  

  尽管还有很多人对网络化时代来临的意义并不很清楚,但大部分社会成员已凭借各种不断提升的网络技术快速扩展了自己的交往空间。不过,人们利用网络技术开展的交往行为,是一种同传统的面对面的在场交往不同的、隐匿了身体存在的缺场交往。虽然身体不在场的交往在传统社会也存在,但它只有依靠功能强大的网络技术,才能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具有广泛普遍性的缺场交往方式;并且,过去曾一度被称为虚拟交往的缺场交往或网络交往,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缺场的网络交往不仅不是虚拟交往,相反却是反应敏感、传播快捷、功能强大的真实交往。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首先表现在网民队伍的快速扩大。“www.Pingdom.com”网站公布的“internet worlds tats.com”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全球互联网用户总数大约为22.67亿人,在全球70多亿人口中所占比例达32.7%,较5年前的11.5亿翻了一番。在新增网民中,亚洲的占比最大,达到53.8%。中国网民队伍扩大的速度更是难以预料。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拥有第三代互联网“IPv6”地址的数量比2011年增长了33%,仅次于巴西和美国,位列全球第三;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中国网民队伍已经接近中国总人口的40%。

  其次,缺场交往的快速扩展还表现为网络交往活动空前活跃。据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60个大中城市70%的居民业余时间在上网,小型城镇居民的这一比例为50%。虽然人们可以质疑麦肯锡的调查结果未必准确,但就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而言,每天上网确实占用了很长时间。人们不仅通过互联网了解不断更新的新闻时事,而且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沟通信息、表达观点甚至评论时事。近两年,一个最令人们兴奋的网络现象是微博的迅速发展。2012年9月20日,中国互联网数据中心(DCCI)发布了《2012中国微博蓝皮书》。“蓝皮书”显示,中国微博用户量已经达到3.27亿。又据《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显示,微博用户2011年的年增长率是296.0%。

  应当指出,网民队伍和网民活动的扩展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扩张,更重要的是,网民大多数是中青年社会成员,并且是中青年社会成员中热爱生活、关心社会,嗅觉灵敏、思维灵活,积极参与、努力进取的那一部分人。正是这些人的积极交往,构成了一个真实的、有旺盛活力的现实社会。虽然缺场交往形成的社会空间是一个只见语言流动不见言说者身体的符号社会,人们因此而称之为虚拟社会,但形似虚拟的网络社会实质却非常真实,甚至比在场社会更加真实。因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网民真名实姓地发表着自己的话语评论,而且即使是隐姓埋名的匿名者,也真情实意、爱憎分明地表达着对社会生活的陈述与评价。而那些在某种社会组织、机关团体或群体集会中的在场交往,人们却可能因为某种具体制度的直接规定或特殊环境的限制而呈现出很多伪装与假象,官话、套话、虚情假意、口是心非等,是在场交往中司空见惯的假象。所以,这个形似虚拟的缺场社会却比貌似真实的在场社会真实得多!

  进一步说,缺场交往不仅超越了活动场域或村庄城镇等物理空间的边界,而且也超越了社会空间的限制。“社会空间”是近年学术界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名词,通常指在特定场域中的由人口、群体、制度、资源、权力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实际上,这种对社会空间概念的理解同社会结构概念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其突出了社会环境的实存性、边界性和间隔性。在场交往一定是发生在特定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之中的,因此必然受到个别场域中的各种物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到在个别场域中具有硬性规定作用的制度、资源和权力的制约。而缺场交往却不仅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社会空间的限制,网民们可以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展开信息沟通、事实陈述和价值评价。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局部环境的空间限制,但具有较强局部性或特殊性的风俗习惯、群体规则、资源局限和部门权力等因素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

  麦肯纳(K.Y.A.McKenna)和巴奇(J.A.Bargh)认为,正是因为对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限制的突破,互联网为现实生活中的边缘群体提供了交流沟通的场所。网络活动中的相对匿名性使得人们可以将平时隐藏的价值信念展示出来。通过在网络群体中的互动,以及对群体资格的认定,人们原有的边缘化的社会认同得以强化,从边缘化走向去边缘化。通过对边缘化网络群体卷入程度、边缘化的性别认同群体和边缘化的政治认同群体的研究,麦肯纳和巴奇发现,网络群体中的认同也反过来影响到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认同,形成了“去边缘化”的认同机制,这使参与网络的群体弱化了人们之间的社会疏远和社会隔离。他们指出:“互联网作为一种交流的渠道,具备一种独特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力量,表现为相对的匿名性,与此同时,人们可以相对容易地联系与自己具有相似兴趣、价值和信念的人。”“互联网交流的相对匿名性,身体和非语词互动的缺失,减少了许多具体环境的限制,有助于人们相互间更加容易地形成共享的信念和价值观。”

  空间界限的突破必然引起空间状态的变化。在传统物理学和传统哲学观念中,物理空间可以呈现相对静止状态,但在以传递信息为其基本内容的网络社会中,空间却一定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因此,卡斯特说:“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响、声音和象征的流动。”于是,网络社会呈现的空间是流动着的空间,是从传统社会的眼光看去令人眩晕的快速变化的过程。因此,流动空间要求人们突破面对相对静止状态而形成的各种认知观念和评价原则,以崭新的视野去认识不断流动的空间。

  流动的空间还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状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空间中的一种支配力量。卡斯特指出:“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对于在社会生活网络化的新形势下如何认识和行使权力具有重要的启示。在过去漫长的政治史中,无论何种社会形态的权力掌握者,都是以稳定的机构和稳定的手段去维持社会的稳定。只要政府、军队、监狱、警察这些国家机器能够被稳定地控制,社会秩序就能被稳定下来。然而,这种情况在今天发生了权力掌握者难以理解的变化。卡斯特称之为:“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即流动本身就是强大的权力,传统社会相对静止的权力机构在其面前已经遭遇尖锐挑战。

  由国家机器行使的权力是实体权力,而网络社会中的流动权力是可以隐匿实体的信息权力。实体权力依托于在场设置,进而有效作用于在场交往;信息权力依托于网络交流,由此而有效作用于缺场的网络交往。于是,这里不仅面临着实体权力和信息权力的关系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在场交往和缺场交往的关系问题。暂且不论前一个关系问题,首先就在场交往和缺场交往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很多人已经敏锐觉察但未必清楚理解的重大问题。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世界各国政府纷纷加强网络安全管理,而这不仅是因为网络本身存在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交流为基本内容的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已经构成了难以阻挡的作用,实体权力如何有效制约缺场交往,已经变得令人捉摸不定。

  事实上,虽然缺场交往隐匿身体并超越了社会空间,但其并非完全脱离在场事物而虚拟化,其实质不过是在场交往中已经包含的某些内容的复杂表现。由身体行动在一定实体环境中开展的在场交往,不仅有其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外在客观性,而且一定有其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内在主观性,因为人们的交往行为一定是在主观心理过程的支配下展开的,没有主观心理活动的在场交往是不可能的。然而,虽然在场交往是心理活动的外现,但在场交往并不能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全部表现于外,一定会受在场环境的影响而隐匿某些心理过程,由此而决定了在场交往的两面性。缺场交往超越了实体环境的限制,并因此而使心理活动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特别是在特定实体环境中不能随意表达的价值信念和批评言论,也能够比较自由地表达出来,由此显得同在场交往有很大区别。其实,那些在缺场交往中充分表现的价值信念和批评意见,在在场交往中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受在场条件限制而被暂时隐匿起来了。

  尽管缺场交往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是在场交往中已经存在的,但这不意味着缺场交往是在场交往的简单表现。缺场交往因其环境的特殊性而一定具有同在场交往不同的特点与功能,其中最突出的是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的导引作用。在传统社会,以信息交流为基本内容的某些身体不在场的交往行为,如信函邮递和电话沟通等,也能起到引导个体甚至群体社会行动的作用,但是因为通讯技术、交往规模和传递速度的限制,信息交流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能量上,都难以达到由网络微博形成的便捷而活跃的效应,进而很难在较广的社会层面上产生缺场交往对在场交往的导引作用。

  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迅速改变了在场交往和缺场交往之间的关系,借助互联网展开的缺场交往,不仅使社会生活增添了新形式,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在场交往和在场社会的秩序。蔡文之比较深入地揭示了网络空间中在场与缺场之间的矛盾,他把网络空间称之为“异位空间”,认为“网上活动进一步推动网络空间作为一种独特的反场所(counter-site)而出现。计算技术在原子和电子、此处与彼处、机构与个人之间带来了产出性混乱,但是这些模糊性正是在用户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才找到了政治上的表达,从而构筑了既是规训的又是无政府的、既是档案类的又是匿名的,既是个人的又是非个人的、既是社交性的又是不露面的网络空间。这种网络空间往往被体验为一另类空间,一种向我们传统的物理性的社会空间发出挑战的异位空间”。

  蔡文之所论的异位空间,是其中包含着矛盾冲突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空间不仅本身有着不断的矛盾冲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社会空间的尖锐挑战,因而引起了现实社会的秩序变迁。面对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引起社会生活的变化,福山发现,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正在趋向分裂,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将会诞生。他指出:“正当西方社会的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之时,却出现了这样一些负面的社会趋势;这些趋势说明,西方社会中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变弱。”“这些变化使20世纪中叶工业社会中盛行的社会价值观念形成了大分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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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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