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利阳:社会结构变迁与经济法治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 次 更新时间:2022-10-07 14: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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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利阳  

   【内容提要】经济法治的每一次演进均与社会结构变革密切相关。古代社会构建了国家、家庭、个体的三元社会治理机制。但熟人法则的破产迫使近代社会将个体拟制为抽象化的平等主体,形成了国家与个体的二元社会机制。随后企业的出现打破了社会个体平等假设,建构了国家、企业、个体的三元社会机制,并由此形成了现代经济法治体系。未来经济法治的再次演进将会是国家与互联网平台的社会共治,进而形成国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个体的四元治理社会机制。

  

   【关键词】经济法治;社会变迁;互联网;社会共治

  

   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在我国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与我国的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体系较为完整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目前的通说认为经济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市场失灵。依据市场失灵在不同层面的具体表现,我国学界将经济法分为宏观调控制度和市场规制制度。前者用于调整跨行业的市场失灵,比如财税调控制度、金融调控制度、计划调控制度等;后者旨在治疗具体行业中的市场失灵,比如反垄断法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消费者保护制度等。但目前的研究大致存在如下三个尚没有完全解决或者缺乏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一,市场失灵往往被认为是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但市场失灵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这使得经济法基础理论的构建几乎完全架构在经济学理论之上。经济学虽然可以解决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部分问题,但无法为所有的经济法问题提供最终解决方案。其二,作为经济调整之法的经济法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调整经济关系的部门法产生交叉,在当代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即是经济法与民商法的交叉。我国的通说往往认为民商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以当事人的合意为主要调整工具,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则主要以国家干预为主要调整工具。但若以国家是否干预作为二者的主要区别,就会发现民商法中也存在国家干预的情形,比如市场主体是否适格、财产及财产权的范围、合同无效等。那么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究竟为何?其三,目前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往往就事论事,或者说从具体的经济问题入手展开研究,甚少有学者分析现有的经济法是否存在体系性的危机,以及经济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应当如何进一步发展。鉴于此,笔者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现代经济法的演变过程,并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进行解读,一方面探求经济法的本质,另一方面对经济法的未来演进略抒薄见。

  

   一、古代社会中的“经济法”

  

   若将经济法视为经济调整之法,在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法出现之前经济法已经历了两次演进,分别出现在古代农业社会与近代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中经济法的形成与前两次经济法的变迁息息相关。因此,在分析现代经济法之前有必要对现代经济法之前的经济法治形态进行研究。

  

   (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经济法”

  

   具有现代元素的经济法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同时,原始形态的经济法在西方古代社会也早已存在。但这些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治。通常意义上,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生产的支柱型产业,因此在探讨古代社会的经济法治时本文也仅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古代社会作为典型形态进行研究。

  

   古代农业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律体系,但并不意味着古代农业社会不存在调整经济的其他方法。古代农业社会由于交通技术以及经济条件所限,个体的活动范围往往局限在家庭周围,这种局限性使得古代农业社会的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但即便如此,古代农业社会也存在商品交换。正是因为商品交换的存在,古代农业社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既然存在商品经济,则必然存在相应的调整制度。任何时代的商品交换都要遵循价值相当的基本原则,此为商品经济的定法,或者说国家只能对之予以确认,而无法通过国家的直接干预进行更改。笔者认为经济法并非是商品经济定法的调整,而是国家对于定法之外的特殊情形进行变通调整之法。如从这个角度看待经济法,古代农业社会确实存在经济法;但由于古代农业社会的特殊场景,此时的经济法与其他时期的经济法存在较大区别。

  

   古代社会的商品交换以农产品为主要标的、以村落为主要交易场所、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特征,并且较少体现劳动分工。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对于经济的调整必然要受到血缘关系(包括地缘关系)的支配。古代社会对于经济的治理正是基于将血缘关系抽象化之后所形成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对于经济的调整制度具有三大特征。第一,在熟人社会,“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家庭关系”。这种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机制创造了交易双方信息对称的交易环境。同时,这种依赖家庭关系构建的人际信任也导致了差序格局的产生。换言之,陌生人在古代社会是被歧视的。因此,古代社会中的个体必须依附于家庭才能发现个体人格,才能与他人进行交易,这正是“身份社会”的主要由来。第二,熟人社会中的交易是长期的、连续的,因此熟人社会中的个体并不特别关注单次交易的对等,而是强调长期交易中的平衡。也正是如此,追求“情面原则”的熟人社会以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主要手段,“各打五十大板”或者“和稀泥”的处理方式实则是将纠纷解决后当事人的和谐交往作为考量因素的结果。第三,熟人社会主要以舆论作为交易顺利进行的保障机制或者惩罚手段。熟人社会中的舆论力量非常强大,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声誉,更是整个家庭的声誉。

  

   此外,熟人社会的运行存在自洽性,因此古代社会的经济调整往往以法律与熟人社会内部的习惯并存的方式进行规制。比如,在古代西欧社会,“从血缘中自然而然迸发而来的情感或者天性”主管“远古社圈之拢合”,而“明法”则用于处理领主与封臣的“采邑关系”。再比如,我国自秦以降的中央集权体制(法律)只能传达到县一级,从未到达乡村一级。在县以下只能通过推行儒家思想来实现乡约自治。因而,在古代农业社会,家族的习惯法或者潜规则在国家的法律之外构建了一套平行的经济调整制度,形成了国家与家族(或者家庭)对于社会个体的共治。事实上,我国长期处于农业国家的状态——虽然我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了工业产值对农业产值的超越,但一直至今也没有完成工业人口超越农业人口的转变。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国营经济组织形式使得社会交换以非契约关系为主流。至今,我国的许多农村地区甚至现今城市中的“单位”内部还依然呈现熟人社会的很多特征。

  

   古代农业社会构建的体系调整较好地适应了商品交换大多发生在熟人之间的社会情形,这一方面保证了商品交换能够按照大致等价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也保障了每一笔交易都能够综合考量交易主体的方方面面,从而能够将各种经济性的以及非经济性的因素都纳入考量范围。由于信息有限,国家不可能对每一笔交易所涉及的所有信息都进行考虑;或者即便可以考虑,也需要投入较高的社会成本,从而在技术上无法实现。由于这种弊端,家庭具有成为社会中介性组织的客观需求,从而较好地弥补了国家治理技术上的不足。因此,古代农业社会建立起一个国家、家庭、个体的三元社会结构。在后面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家庭这种社会中介性机制在近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中不复存在,并引发了近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

  

   (二)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时面临的危机

  

   虽然熟人社会中的经济调整之法对于农业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工业社会来临之后就面临着瓦解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缘由是社会关系开始向陌生人关系转变。这种变化主要来自社会生产的两大转变。首先,工业生产绝非自给自足,这使得商品交换必须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其次,工业生产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集,由此必然形成了以陌生人为主体的都市经济。农业社会中的家族关系以及以此基础而形成的习惯法在陌生人为主的都市中变得无法适用,从而呼吁新社会制度的出现。

  

   任何社会转型都非一蹴而就。虽然近代法治在19世纪才真正成型,但其种种变化在中世纪的农业社会已然有迹可循。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不存在劳动分工的,但随着社会生产的深入,手工业生产在11世纪后迅猛成长。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纽带在劳动分工出现的同时就开始被突破。此后行会(guilds)成为都市经济的实际管理机构,承担着管理生产、规范交易、调解纠纷等原始的市场组织职能,甚至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商法也都与中世纪的商事习惯法一脉相承。但中世纪的行会从未从本质上改变古代社会,这一则是因为在近代社会形成之前农业一直是古代社会的主体经济,二则也是行会内部构建的依然是类似于养父子的师徒关系或者师生关系。因此,行会所形成的等级制以及会员资格与其说是一种特权,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家庭身份。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以及工业生产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之后,行会与国家开始产生冲突。从某种意义来说,近代社会是国家在与家族和行会的政治斗争中最终取代后二者的过程。但在取代家族和行会这些中介性社会组织之后,国家也面临着直接管理社会个体的被动局面。因此,在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治理体系实际上面临着两个重大难题。第一,社会关系开始从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原有的社会治理法则在近代社会中无法适用。第二,家庭作为社会中介性机构的作用消失。原先的三元社会结构(国家、家庭、个人)转变为二元社会结构(国家与个人)。古代农业社会中的种种法则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就全方位破产,从而要求新型经济调整制度的出台。

  

   二、近代社会中的“经济法”

  

   近代社会的新型经济调整制度主要是19世纪前后开始出现并逐步完善的民商法体系。民商法体系在现代往往被认为是私法,不属于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范畴。但民商法在产生之初也被欧洲学者认为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公法。我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也发生过经济法与民法相互关系的讨论。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经过多年的演进逐渐被大众接受并最终成为定法的过程;定法一旦形成,就不再属于国家临时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法范畴了。因此,笔者以为,虽然民商法经过两百年的演进到了现代社会已经脱离了经济法,但在近代社会创建之时相较于古代农业社会长期形成的定法而言确实肩负了经济法的职能,因此应当被认为是当时的经济法。

  

   (一)近代社会的成功与妥协

  

   在古代农业社会,国家可以通过家庭或者行会对社会个体进行间接控制;当家庭随着工业的发达以及随着行会被国家取代之后,国家不得不直接管理社会个体。因此,近代社会形成的过程也是国家逐步直接规制社会个体的过程。农业社会中的交易是信息对称的多次交易,且存在以血缘为基础的惩罚机制,因此具有运行的自洽性。工业社会破坏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使人与人变成相互独立的主体,也带来了信任不足的难题:第一,独立主体之间无法自发产生信任;第二,都市经济的庞大使得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交易都是一次性的。因此,如何在陌生人社会构建替代机制成为当时需要解决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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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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