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回忆录的文化追求

——12月7日在深圳中心书城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6 次 更新时间:2012-12-16 23: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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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 (进入专栏)  

  

  承蒙南翔教授安排,今天有机会与深圳的朋友交流,非常荣幸。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两种回忆录的心得。一种是我编的书,去年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背影书系》,一共四本,分别是《先生之风》、《追忆双亲》、《此生此情》、《风雨同窗》。一种是我写的书,今年10月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精神的流浪》。

  回忆录历来是人们读书的热点之一。中国外国都是如此。

  什么是回忆录,记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是回忆录,通常用文字表达,也可以用声音和影像表达。广义上的回忆录,无处不在。现在有了博客、有了网络,有了数码印刷,人们写作和发表回忆录的门槛,越来越低。可以说,人人都有撰写和发表回忆录的权利。但对于读者来说,不是任何回忆录都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只有一部分回忆录才能勾起人们阅读的愿望。我想,回忆录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历史文化含量。

  先说我编的这套《背影书系》。前年工人出版社邀请我编书。当时他们说,这些年,文化名人纷纷去世,能不能搜集一些悼念文章,汇编成书。出版社都要面对市场。最吸引人的当然是政要的回忆录。但那是一个特定的门类,出版有特殊的审批程序,操作难度比较大,进度没有办法掌控。还有明星的回忆录,虽然卖点也不错,但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文体领域的明星不熟悉。我比较熟悉的是人文领域。选编这个领域的怀念文章,名人写,写名人,难度不大。我调动自己和阅读积累,很快就编出了《先人之风》,印出来以后,社会反映不错,出版社让我继续编,形成一个系列。我想,要形成系列,就要编出特色。《先生之风》里的文章,学生回忆老师比较多。继续编就要有专题性,于是第二本的主题定为《追忆双亲》,是子女回忆父母公婆,别的不收。第三本《此生此情》是回忆夫妻,第四本《风雨同窗》都是回忆同学和同龄朋友。这种自我限制虽然提高了选文的难度,但形成了特色。许多朋友都说角度不错。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整体规划。本来还想编第五本,回忆校长。出版社改制,责任编辑陈大钢退休了,这个系列就划上了句号。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更多地依赖网络。纸质书籍还有没有市场空间,成为严峻的问题。这套背影书系,不是原创为主,而是选择已经公开的文章为主,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五点心得。

  一是怎么处理独家文章与二手文章的关系。名人回忆名人,肯定要在第一时间发表,很难留到我编出的时候再出手。现在有一些小众电子刊物,通过电子邮件小范围传播,网上查不到,也没有纸质印刷品。比如吴迪教授主编的《记忆》,内容大部分是独家的。其中有几篇回忆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记忆》的读者,这是二手,对于普通读者,这是一手。《先生之风》里最长的一篇是赵越胜的《辅成先生》。最早我就是在《记忆》里读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周辅成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泰斗。活了98岁,和季羡林同年去世。他们年龄相仿、资历相仿,但周辅成去世后几乎无声无息。赵越胜的散文《辅成先生》是在周辅成活着的时候写完的,让其过目,周先生也很满意,周辅成去世之后,四川的伦理学家肖雪慧说,周辅成去世社会一点响动都没有,太遗憾了。我通过她找到了赵越胜这篇文章的全文编到书里。文革后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组织理论队伍,赵越胜是北京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进了工人理论队伍里。当时请北大教师做辅导,周辅成给他们讲西方哲学。赵越胜本来喜欢读书,读过康德,跟周辅成探讨。周辅成一看这个年轻人有学术兴趣,就成了忘年交。把他请到家里,借给他书,指点他怎么学西方哲学。赵越胜成了周教授特殊弟子。恢复高考后,周辅成跟赵越胜说,你不需要考本科了,直接考研究生吧,一下了考上了。周辅成是一辈子不愿意投靠权力,保持独立人格,人生故事非常精彩。赵越胜的文章后来出了单行本,叫《燃灯者》,社会评价很高。

  还有王年一先生,是独立研究文革史的先驱,75岁去世,死时默默无闻,报纸上一则消息都没有。吴迪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不是简单地赞美王年一,而是讲他们怎么认识,怎么切磋,两人之间有冲突,不打不相识,越冲突,吴迪越尊重王年一。《背影书系》里选了这些文章首发,增添了份量。

  其二是怎么处理名人和普通人的关系?《先生之风》是名人忆名人。继续编回忆父母、夫妻和同学的文章,是不是坚持这个思路,我提出一定要放宽。于建嵘、林贤治有名,但他们的父亲不出名。蔡定剑有名,但他的儿子不出名。文章好就可以上。我还选了回忆者和被回忆者都不出名的文章。这就是马懋如回忆婆婆的文章。我有自己的用心。马懋如是中宣部离休干部,80多岁。在《炎黄春秋》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她虽然不是名人,但她的公公刘顺元,被称为“中国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刘顺元20年代参加革命。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是作为中共代表,去接管大连。当时大连被苏军占领。他们居高临下,对中共很不平等。刘顺元受不了这个气,顶撞了苏军,苏方把这个事给汇报上去,给中共施加压力,说大连不能用这个人。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上只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就是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开国大典结束后,法捷耶夫要访问济南,当时济南一把手就是刘顺元。为了迎接法捷耶夫访问,刘少奇紧急召见刘顺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没有苏联的支持,我们站不住,你赶快写一个检讨,法捷耶夫来的时候,让他带给斯大林。刘顺元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检讨。刘少奇说,为了党和国家,你必须做这个检讨。结果不光让刘顺元写了检讨,还把他连降三级,放到一个不起眼的单位担任副职。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刘少奇想到了刘顺元,安排他当了江苏省第二把手。马懋如写了回忆公公的文章,我没选,而是选了回忆婆婆王春香的文章。王春香是个农村妇女,15岁跟刘顺元结婚。刘顺元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革命,她在老家侍奉公婆,抚养三个孩子参加革命。日军占领当地时,她被关押过,还打伤了。解放后,她找丈夫,丈夫却已经另外结婚了。当时共产党队伍里有规定,夫妻失去联系多少年以上,经过组织批准可以结婚。刘顺元第二次结婚不违反规定。但对留在农村的王春香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样的农村妇女,太容易被历史忽视。主流的历史,是大人物的历史,是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历史,没有小人物的位置。我想做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

  三是怎么处理纸媒信息与网络信息的关系。网上搜索文章很方便,大家都可以做。互联网进入中国虽然已经二十多年了,但相对普及是新千年以后的事。上个世纪末以前的许多印刷品,网上搜不到。这就给我留下了另辟蹊径的空间。《此生此情》里有两场重头戏,都是选自纸质书籍。一篇是戴厚英回忆闻捷。闻捷是50年代中国三大著名诗人之一。文革开始成了审查对象。戴厚英是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文学评论家,文革前很革命,写批判文章很尖锐、很泼辣。文革开始她是革命动力,闻捷成了她的审查对象。当时闻捷的夫人已经去世。在审查闻捷的过程中,戴感到他很有才华,也很正派,一来二去,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就产生了感情。戴厚英早就跟丈夫离了婚。闻捷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如果放在今天,结婚顺理成章,谁也拦不住。但当时惊动了张春桥,组织上说什么也不让他们俩结婚,一定要把他们俩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劳动。闻捷是情感型的人,气不过,就自杀了。这成了戴厚英的心病。改革开放初期戴厚英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写的就是闻捷。90年代,她又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他们的爱情如何被扼杀。可惜,戴厚英的回忆录没写完,有一个谋财害命,把戴厚英给杀了。她没有赶上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就离开了人世。新一代读者一般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从当年的书上把她的回忆沟沉出来。

  另一篇的作者是金凤。她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夕参加革命,解放初是《人民日报》记者。抗美援朝击落对方飞机最多的空军战斗英雄是赵宝桐,《人民日报》让金凤采访他。组织让赵宝桐做报告,因文化水平所限,他写讲演稿有困难,请金凤帮助。一来二去,俩人产生感情,结了婚。文革开始,金凤到空军采访。当时空军提出要把飞行的命令用毛主席语录表达。金凤的丈夫是空军飞行员,她知道这样做不行。飞行速度太快,如果先念语录,再下命令,在空中会出风险。金凤就写了一个内参,说不能这么干。但这个事得罪了高层的一些人。不久金凤就被关进秦城,组织对丈夫做工作,说老婆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不能上天,要想继续当空军,就必须跟老婆离婚。赵宝桐不愿意离婚,扛了一年,实在抗不住了,只好离婚,组织上还给赵宝桐介绍了女士,和他结婚。9·13事件以后,金凤平反出狱,发现丈夫跟别人结了婚。金凤一定要跟丈夫见面。赵宝桐和金凤有感情。第二任妻子看到这个情况,有点招架不住,急了,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不久江青倒台。她给江青写信成了问题,法院判离婚。这样,金凤和赵宝桐复婚。复婚以后,金凤观察,觉得赵宝桐的第二任妻子人不坏,又帮她找了对象。金凤还活着,但她不会用电脑,所以她的回忆录,要通过纸质书籍寻找。

  四如何处理彰显与反思的关系。追寻道统,彰显良知,是我选文的内在追求。中国主流的历史是政治家的活动史。何家栋先生提出过一个观点:政统比道统更深刻。就是说,思想史的线索比政治家的传统更重要。我赞成这个观点。所以特别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探索性和超前性的思想者的命运,选取了回忆林昭、遇罗克、顾准、李慎之的文章。这些思想家有的为了表达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擦亮这些人的名字非常重要。

  一些学生怀念老师,让我们看到过去的师道。比如钱文忠,是一个少年才子,上中学的时候,十几岁就想学梵文。给季羡林写信,季羡林觉得有意思,就在1984年招了一个班,共8个人,他是其中一个。结果8个学生有6个没有学下来,只有2个学下来。季羡林把钱文忠推荐德国继续深造。钱文忠学成回国赶上了1989年,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学生,被北大开除。搞不成学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就下海经商。90年代,周一良见到钱文忠,觉得钱文忠是人才,是搞学问的料,下海经商有点可惜,就拜托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把钱文忠收在门下读博士。钱文忠成了王元化的关门弟子。他在复旦大学读完博士之后,留在复旦当了教授,从商海回到了学界。他学有所成,很有名气,非常感谢周一良、王元化对他的帮助。

  还有刘道玉回忆杨小凯的文章。全球华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有人认为,全球华人里有资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6个人,杨小凯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他死得太早,才活了50几岁。杨小凯的学术道路很坎坷,在文革时期他是一个高中学生,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康生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绝不是中学生写的,要追后台,把杨小凯给抓了,判了很长的徒刑,他住了十年监狱。幸好在监狱里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在里面学了高等数学,出来之后,就想走学术道路。刑满释放人员,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他的父亲跟李锐是好朋友,李锐又把杨小凯推荐给于光远,于光远让杨小凯考进了社科院,出版了学术专著,但解决不了夫妻两地生活。这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破格把杨小凯聘成武汉大学讲师。美国的邹至庄教授到大陆访问,看杨小凯很有水平,就邀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当访问学者、读博士。武汉大学有人不同意。刘道玉硬是开绿灯,让他去了。如果不去,杨小凯也不会取得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他死的时候是澳大利亚科学院的院士,莫纳什大学的终身教授,说明在国际上承认杨小凯的学术成就。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已经很少听到了。

  回忆父母的文章,一般都是怀念父母的恩情,歌颂父母的美德。但我有意选择了几篇是反思父母的弱点、缺点的文章。老鬼、李南央写母亲的的文章,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编了进来。有一些文章,不是专门揭父母的短处,而是把父母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既写优点,也写缺点。比如北岛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我曾经和北岛家住在一个院,跟他父亲很熟。在我印象中,他的父亲是很好的人,待人随和、文雅。他是一个保险专家。解放后中国不重视保险,把他父亲搁在民主党派里。改革开放之后,要恢复保险国际业务,只好把他的父亲请回来当顾问。北岛办《今天》,遇到官方很大的压力,他父亲给了很大的支持。北岛的回忆文章提到,冰心丈夫被打成右派后,官方对冰心不放心,想了解冰心的思想状况与精神状态。冰心是民进宣传部长,北岛的爸爸是副部长,官方让他爸爸不时到冰心家坐坐,了解冰心的动向,后向组织汇报。北岛的态度是理解性地反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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