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天琪:左摇右晃 —— 远去的记忆

——第三章(第二部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0 次 更新时间:2013-11-02 15: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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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天琪  

   二       一个怯懦的傻孩子

   一九五二年父亲响应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应聘到设在西安的西北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几个月后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妹妹来到西安。对我来说,从南方到北方,从农村到城市,是全新的生活。语言不通,环境迥异,一开始就让我无所适从。

   刚到西安时我们住在城里,是爸爸单位租的民房,变动比较频繁,在我的印象中常常是几个月就搬一次家。好在没什么家当,只是几块床板,搬家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更没有电子游戏机,院子里的孩子就是朝夕相处的玩伴。而年龄较大的孩子王,他的品质高低会对其他孩子产生较大影响,这让父母很操心。

   我初来乍到时,院子里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常欺负我,我忍气吞声不敢还手,爸爸看不下去,悄悄给我说,他再欺负你就拿土块砸他。老实的我竟然用爸爸的原话去警告他,惹得他的家长对爸爸很有意见。,当然也不让那个男孩子再和我玩了。

   后来还有一个院子里住着一个有扒窃行为的大孩子,他哥哥是爸爸的同事,他最爱带我出去玩。常常是在市场或商店附近找个小书摊,给我租几本小人书看,他却不知去向。直到快该回家吃饭时才跑来找我一起回去,如果斩获颇多,往往还给我买点好吃的。后来我才想明白,我是院子里出名的乖孩子,又特别老实。他造成和我形影不离的印象,其实是把我当成“名片”用呢。

   对他的每次邀请,我不一定完全情愿,却从来没有拒绝。爸爸妈妈有心阻拦,又碍于他哥哥的面子不好张口。有一次他邀我一起去看电影,由于开演了,已经停止买票了,他就带我跳墙进去,但是放映厅的门也关闭了,还是进不去。结果我们被管理人员发现了,拦住盘问了好半天。那时我刚加入少先队,还被选为中队副,我怕给少先队抹黑,一直用右手紧紧地捂住左臂上那“两道杠”,羞愧得满脸通红。出来后我没理他,扭头就回了家,从此和他断绝了来往。父母一直担心和他在一起我会被带坏,这时虽然不明就里,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来西安的第二年,我就上小学了。开学时远在新疆出差的爸爸给我发来了贺电,在学校轰动一时,那是绝对的稀罕事,犹如现在中了彩票大奖。妈妈还给了我五角钱作为鼓励,让我更是兴奋不已。那时五角钱算是一笔巨款了,因为一个烧饼夹油条的早点才三分钱。这钱被班上的一个留级生看到了,他神秘地告诉我,钱很重,应该放在上衣口袋里,让它露出一点来,这样可以时时看到它,而放在里边它会压穿口袋漏掉。我言听计从地照此办理,当然,钱转眼之间就不见了。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一个多星期后的某一天恍然大悟。我这才把丢钱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不过她教的是上夜校的大人)并通过班主任得到了证实。那时我傻傻的不知道设防,不知道世上还有谎言,以为每个人都是那么善良,那么诚实可信。

   说起我的怯懦还真有几件趣事。

   有次班上开故事会,老师第一个就点了我的名,她话音刚落我就吓哭了,但还是走上台去,一边流泪一边讲。故事是我刚在少儿杂志上看到的,比较新颖有趣,讲到后来我也忘了害怕,随着情节的发展竟破涕为笑了。我挂着泪花讲完了故事,同学们没有笑话我,大概也怕被叫上台去。

   还有一次,为了抗议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苏伊士运河,全国都在示威游行,各种宣传活动如火如荼,我们学校还要求各班都演活报剧(一种很简单直白的宣传形式)。我们班也分给我一个小角色叫报子,大概是向美国总统报告其侵略行为遭到世界人民反对的坏消息,只要上台说几句台词就行了。依我平时的表现,大家都以为我会吓得像蚊子哼哼不敢发声,排练时我也找不着感觉。可真正上台时连我也没想到,我的声音大极了,吐字也特别清楚,虽然低着头,连台下也没敢看一眼,但作为一个角色的任务还是完成了。

   那时的我们都比较封建,男女同桌都要划上三八线,谁也不能越过去。我同桌的女生是个大个子,常常欺负我,让我很难堪。有一回课间她找了个新来的女同学坐到我的位子上,故意问这问那的,上课的预备铃响了还不让离开,大家发现了她的意图,都兴奋起来,等着看我的笑话。这时情急的我一反往日的温顺和怯懦,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上去一脚就把那个女同学从凳子上蹬到了地下,全班哗然。幸亏上课的铃声响了,那位女同学也没来得及哭老师就来了。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欺负人,虽然迫不得已,我还是难受了好几天,为自己的野蛮行为自责不已。

  

   现在想起来,虽然生性懦弱,一旦关乎名誉和责任,我还是敢担当的,并有出人意料的表现。

   这件事后,加上我的学习成绩好,我在班上的处境慢慢地得到改善,我也完成了由乡下人向城里人的转变,完全融入了这个集体。

  

  

   三     家住城里的日子

  

   从一九五二年来西安,到五六年秋搬到大华纱厂家属院,我们在城里住了四年多。搬过四五次家:和平门里的东五道巷,建国路的仁寿里,南院门的卢进士巷住得都很短暂,在太阳庙门和解放路的东三路住得长一些,留下很美好的印象。西安和老家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但感受是相同的——那就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童年。

   爸爸的工作单位在南院门的市政府的时候,我们就住在离它不远的太阳庙门一号。那是个紧贴城墙的院子,由于城墙是用砖一层层往里收着垒起来的,每层有三——四公分的外沿,象陡陡的梯子,我们不用出门从后院就能手脚并用的爬上城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城墙还是西安的制高点。登上城墙,满眼风景:我们俯视着街上那熙熙攘攘的人来车往,鳞次栉比的院落只能看到它深灰色的屋顶和黄昏时的袅袅炊烟,一些小伙伴都在指认着自己的家,想象着家里正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那时天特别蓝,还能看到老鹰,它是最能吸引我们目光的了。蓝天下翱翔的雄鹰总是从容不迫有时甚至一动不动的定在高空,让人感到很神圣。还有成群的哨鸽在低空环绕掠过头顶,思绪好像也随着那悠扬的哨音飞向了远方。而雨后初晴,碧空如洗,远远的终南山那原上的村落清晰可见。白墙青瓦、绿树红霞象画儿一样美丽。

   城墙外的护城河就更好玩儿了。虽然城河里每年都有儿童溺水而亡的纪录,甚至有一年还有位交警为救落水儿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家长们都众口一词地宣布护城河是禁区不准涉足,但是我们都抵挡不住水的诱惑经常溜到哪儿去。这是比家乡小溪更丰富的世界,它有十来米宽,水泛着一种浓浓的绿色,河心处有两三米深。胆大的孩子在水深的地方游泳,循规蹈矩的我们就在河边捉蝌蚪、钓鱼。

   钓鱼是简单又有趣的游戏,而且完全自力更生:只要用大头针弯个鱼钩(虽然得到一颗大头针颇费周折),一根粗点的棉线做钓线,用钓线穿上用大蒜瓣的芯子剪成两分长小段当浮子,离鱼钩半尺远,再到树上折根直直的树枝做钓竿,到河边后拿树棍儿挖上几条蚯蚓做鱼饵就一切都齐了。到时只要屏心静气地盯着浮子,在鱼儿咬钩浮子下沉的瞬间适时起钓就行。有次我竟然钓到一条巴掌大的鲫鱼,能有二、三两重,因为不敢拿回家,只好玩一会就把它放了。

   城墙和护城河之间是树林,那又是捉迷藏玩打仗的绝佳场所。那时的物质贫乏,但有更多的时间让我们亲近自然,有更多的时间和小伙伴玩耍,大家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在同心协力地去争取胜利和成功中得到无穷的乐趣。遗憾的是我的性格使我永远是个兵,总是处于跑龙套的边缘地带,没有孩子王们拥兵自重指挥若定的成就感,也没有主力干将所向披靡的凛凛威风。

  

   东三路和太阳庙门这两个地方还有个共同之处,附近都有新华书店和电影院。那里又是一片故乡没有新天地。

   和弟妹们相比,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我早早的就能识字。家里宽裕的经济条件和绝佳的地理位置让书和电影成为我课外的忠实伙伴。

   电影院离家很近,除了学校经常的包场,每个星期天一场电影是少不了的。那时除了《祖国的花朵》《鸡毛信》等儿童片和《白雪公主》《青蛙王子》等动画片外,银幕上还有太多悲壮的英雄和悲惨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让人热泪盈眶。《卓娅和舒拉.》《八女投江》《赵一曼》《普通一兵》《白毛女》《流浪者》《两亩地》《偷自行车的人》……我都是流着眼泪看完的,记得看《流浪者》时看到拉兹的母亲被他父亲抛弃,在滂沱大雨的旷野中生下拉兹时,我竟然大放悲声,引起全场观众的骚动和不满。小时候的我是那么多愁善感,为电影流过太多的眼泪。

   还有一次和妈妈一起看电影《祝福》时为祥林嫂不幸的命运泪流不止,从电影院出来还沉浸在悲伤的剧情之中,以至于一头撞在迎面而来的一辆架子车拉的水泥电杆上。额角顿时鼓起了个大苞。一起去的老师开玩笑说:“嗬,真的变成祥林嫂了!”但我并不为自己的表现感到羞愧。我真心同情那些无助的弱者,也佩服为真理正义为国家民族献身的英雄。

   那时我觉得生活是那么美好,真不愿让任何悲剧降落在人们头上。对那些制造人间悲剧的恶魔抱着深深的仇恨和恐惧,并为自己在生活中远离他们而庆幸。

  

   四    书缘

  

  

   我与书结缘可以追溯到六岁,从到西安时开始。那时少儿报刊只有《小朋友》、《中国少年报》、《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少数几种,父亲一下就给我订了前三种,还给我买了许多小人书。那时来家的亲朋好友隔三差五,凡是问我要什么礼物,我无一例外的说:书。

   我很早就体会到先睹为快的愉悦,只要有新书我就会放下手中的一切,找个角落一口气把它看完。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我甚至不订报刊杂志,因为我等不得,零售的杂志总比订阅的来得早。

   记得在东三路住时院子比较大,还分前后院,十分热闹。父亲多才多艺,晚饭后或节假日常和同事在院子里拉胡琴唱京戏自娱自乐。父亲会拉京胡二胡小提琴,口琴吹得更好,甚至于还想叫我们姊妹几个一人学一样乐器,组织一个家庭小乐队呢。对乐器我混沌无知,也毫无兴趣,使父亲大失所望。而对书籍的痴迷和嗜好却令母亲惊叹不已。东三路口马路对面就是新华书店,我们小孩子到里面翻书营业员也不管,而我看到喜欢的书一定会叫大人来买,营业员对我还有印象。在太阳庙门住的时候,附近除了新华书店,还有省图书馆,它的后门开在马坊门,离我家很近,暑假时还图书馆专门开辟出少儿阅览室,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母亲那时已在城乡接合部的大华纱厂教书,因为交通不便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里,星期六才回来,为了减轻外婆的负担,也把我带在大华附属小学上学。我记得当时是上小学三年级。

母亲她们办公室里有个图书角,有四个书柜里摆着几百册图书,专供老师们借阅,玻璃门平常总是锁着。兼管图书的是个单身青年男教师,姓丁,甘肃人,陕师大毕业的。丁叔叔对我很好,我总是缠着他借书看。刚开始他还替我把关,借些诸如《高玉宝》《志愿军英雄传》《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等当代小说和《人民文学》杂志,可我看书的速度和借书的密度让他无暇顾及,也不知道还有那些书适合我看,只好打开书柜让我自己拿,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后来是《家》《春》《秋》等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再后来《西游记》《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古典小说也在涉猎之中。看书给我带来了无穷乐趣,因而它几乎成了我课外生活的全部。几个月下来我几乎看完了书架上所有的小说,虽然是囫囵吞枣,对不认识的字连蒙带猜,只求情节好看。但基本上还是看懂了,书中的社会百态,世态炎凉,人心叵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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