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阎宗临先生的幸运与不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4 次 更新时间:2014-09-11 21: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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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守诚教授撰写的《阎宗临传》,今年初由三晋出版社出版。传主和作者是父子关系,又是史学同行。此传依托了丰富的文献,且带着体温和亲情。儿子写父亲,容易产生子为父隐的偏向,偏离学术的中立性。作者对此有所警惕,力求以事实说话,议论不多,分寸得当,并无过头的溢美之词。在当今的学人传记中,当属上乘之作。

   阎宗临1904年生于山西五台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北京重华书院、朝阳大学,因经济困难而退学,同年参加狂飚社,由高长虹介绍认识鲁迅。1925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打工数年,1929年入瑞士弗里堡大学哲学文学院,学习欧洲古代文化及历史。开始与罗曼罗兰的交往。当时罗曼罗兰有了解鲁迅的愿望,正巧遇上了这个认识鲁迅的中国青年。这就使阎宗临成为罗曼罗兰的忘年交和中文译介者。他1933年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回国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次年再赴瑞士,到弗里堡大学任教,同时攻读博士。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赴国难,他与新婚妻子梁佩云辞别瑞士,启程回国。

   从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阎宗临先后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无锡国专、中山大学任教,进入一生学术的高峰期。二战激烈进行的年代,他所擅长的欧洲历史文化,正是观察战争的深层原因的重要视角。他逐一论述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和中国文化的不同,从中寻找战争的动因,分析战争的趋势,阐发中国抗战的前景和日本必败的理由,其学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他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略懂日文、德文、意大利文,直接阅读了大量欧洲文献,兼有欧洲生活和实地考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对欧洲的历史文化的体系认识。他的讲稿,印成《欧洲史要义》和《希腊罗马史稿》等书,当时处于中国人认识欧洲历史文化的最前沿。他不但见地独特,而且文笔精彩。不妨体会一下他的行文风格:

   “我是爱读罗马史的,为此我曾去过罗马七次,看地孛河疲倦缓慢的水势,深感到他的回忆太多。在罗马,无处不表现这种丰富,使人感到迷离。丰富是生的别名,每块石头上,都有他不朽的生命,容十万人的斗兽场;二十二万四千平方公尺的澡堂,破瓦颓垣的政议场,无处不表现他的容量,为此,他成了欧洲一切的根源,而今欧洲的形势,也许从罗马史中发现他们的缺陷。罗马史在告诉我他一个真理:奋斗者生。但是奋斗必须以正义为目的,以群众的福利为皈依,倘使一切的行为完全以自己为主,恃强凌弱,必然要淘汰的。罗马的伟大,不在他的武力,而在他的法律。”

   然而,进入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历史观定于一尊,马恩列斯毛的唯物史观成为不二法门。阎宗临先生原先熟悉的是伏尔泰、布克哈特一脉的文化史观,由此出发审视中西历史已经得心应手,如鱼得水。这时已经被判定为唯心论,他只好从头学习唯物史观。研究对象也从遥远的欧洲,回归本乡本土的古籍整理。他学术成果的数量,“以1949年为界,从1936年开始至1949年的13年间,有46万字,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的29年间有26万字”。除了注释几部古籍,发表几篇论文,仅在商务印书书馆出版了一本5万字的小册子《巴斯加尔传略》,还是在早年旧作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晚年的学术,完全失去先前自由的思想和活泼的神采。加上辟处山西,耳目闭塞,能见到的外文资料极少。他曾感慨,“连《圣经》都见不到,不能读,还学什么中世纪史!”

   他四十年代在撤退到云南蒙山的无锡国专兼课期间,结识了同事饶宗颐,比他年轻十几岁。饶对他学识赞扬备至,说“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重。”大陆江山易主之后,饶宗颐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成为一代学术宗师,成就堪称辉煌。而阎宗临“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当然,这不是阎宗临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中国大陆史学界共同的命运。50年代以后,只有陈寅恪等极个别的史家拒绝宗奉马列,顾准等极少数的思想家在私下另辟蹊径,留下卓尔不群之音。在高等院校的史学讲坛上,大陆史学研究的公开平台上,几乎没有人可以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就个人的命运而言,阎宗临教授并非最不幸者。除了文革期间,他和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受到冲击,其他时段在政治上、生活上还是得到了官方的礼遇。但他晚年对史学已经伤透了了心。他有六个儿女,从50年代到70年代都上了大学,分别选择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体育专业,后来都成为教授。因他极力反对,儿女报考大学时没有一个选择史学专业。阎守诚报考的是地质专业。后来地质系三年困难时期下马,他才改入历史系,成为子承父业的惟一传人,在阎宗临生后整理出版了他的遗著,如今又写成这部厚重的传记。

   我和阎宗临教授有一层师生关系。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考了山西大学历史系,1978年春入校,系主任的阎宗临先生身体已经很衰弱,我虽然去他家和他见过面,但仅仅寒喧而已,学术上未得亲授。那年秋天,他与世长辞。当时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各门课程,无不恪守五阶段论的历史框架,教师口中间或提及阎宗临先生,但从不曾介绍他早年的史学成就。我是到了90年代研究顾准,才挣脱了如来佛手的手掌心。2007年,《阎宗临作品》三种——《欧洲文化史论》、《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让我忽然醒悟,一位曾经近在眼前的学者,早就耕耘出一片博大精深、生趣盎然的史学天地,一个大师在我的求学之旅上遗憾地擦身而过。这是我有眼无珠,还是时代的宿命使然?

   我和阎守诚先生是老熟人。他和我曾经两度同事。1974年初,举国批林批孔。山西也成立了写作组,由调研室副主任张恩慈主其事。当时虽然舆论环境很左,但张恩慈毕竟是一位有学术眼光的学者,从全省网罗了一批具有学术潜质的青年才俊,在苛岚县教中学的守诚兄也在其中。当时我在调研室工作,由此认识了他。后来写作组结束,守诚兄留在省委调研室,和我成了文教处的同事。他是一个书卷气十足的君子,比我年长9岁,却和我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都无意于仕途,先后离开官场,80年代到山西社会科学院又成了同事。后来他调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书,又介绍我的连襟魏光奇调去,和他成了同事。他的弟弟阎守扶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体育系,和我有同学之谊。守诚托我和妻子关心他弟弟的终身大事。妻子有一女学生颇有文化气质,毕业后在另一高校教书,介绍她与守扶相识、恋爱,结成美满婚姻。近日,守诚让守扶夫妇将新出的《阎宗临传》赠我一阅。我阅读之后,感慨不已,写下了上述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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