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阎明复反思中苏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2 次 更新时间:2015-09-18 1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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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 (进入专栏)  

  

   一气儿读完洋洋近百万言的《阎明复回忆录》,感触良多。领导人的回忆录,不少都由助手执笔,而本书显然是阎明复本人执笔,因而细节更加生动,情感更加真切。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一、二两卷,包括六个部分。从童年目睹抗日战争烽火,到告别秦城监狱,参与开创大百科全书。内容可以归为三大块:少年时期和大学岁月,全总七年见证中苏友好和中南海十年见证中苏关系之变迁,文革十年和“大百科”。重心在第二块,篇幅占到一半以上。

  

   中苏论战的是非与责任

   作者1949年到全国总工会担任翻译工作,1957年调到中央办公厅担任翻译组组长,前后长达十七年。作为翻译,他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领导人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柯西金、铁托等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还参与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1989年的会谈。这些重大历史的当事人多已过世。“经历和参与过的当事人和决策者,健在的越来越少了。这部回忆录再不全面客观交代、讲述这段历史全过程,恐怕以后不会有既亲身参与或者说经历过那段历史,又有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能够全面记述那段历史过程的书籍问世了。”(《阎明复回忆录》 P125~126,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中苏论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盛衰的转折点,也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一幕。我阅读视野有限,在此之前也读过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崔奇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和顾达寿口述,郑少峰执笔的《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等亲历者的著作。相比而言,我感到《阎明复回忆录》不但内容更加翔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对这段历史有严肃认真的反思。

   反思是历史记忆的灵魂。在此之前,阿尔希波夫已经对苏联方面的责任和失误进行过郑重的反思。中国人回忆中苏两党两国冲突的历史,当然会打上中国视角、中国立场、中国情感的印记。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指出苏方的责任和失误,而是解剖中方的责任和失误。在我看过的其他回忆录中,这方面的内容或者是空白,或者很薄弱,相比之下,本书的反思就成为珍贵的亮点。

   江泽民曾提出研究这个问题。由阎明复牵头,于1998年4月6日到8日,在燕郊举办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问题的讨论会”,参加者多是当年大论战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人,有外交部、中联部的原领导和资深外交官,有中央领导人的翻译,也有中央直属研究机构的学者。讨论的结果,先以文字上报。2009年11月4日至8日,江泽民、曾庆红邀请阎明复等四人用三天时间当面陈述。这些重要情况,公众没有机会了解。而回忆录的出版,使这些思考结晶得以和公众见面。

   我在中苏论战发生时,只是一个小学学生。论战高潮时,刚刚迈进中学校门。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对当时反修引起的精神震撼已有很深的印象,何况比我年长的一代中国人?可以说,这场论战,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尤其是中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得耶失耶,都无可回避。

   当今中国的大众传媒,涉及那场论战的风云往事,往往侧重于赞美中共领导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风采,而很少正视这场大论战的是非和责任,很少讨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这,对于国人更加明智地走向未来,其实无益。

   所幸在《阎明复回忆录》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掷地有声的观点:

   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

   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对的。就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全过程来看,苏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负主要责任。在意识形态争论方面,中国在大论战中坚持的观点基本上都站不住,是以极“左”来反“左”,因此错误更多,责任更大,难辞其咎。

   从中国方面来说,大论战害人害已,以害已更重。在国内,一是发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准备战争,搞大三线建设,把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完全打乱。在国际上导致“三斗一多”,四面树敌,处境孤立,为了同苏联争夺影响,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援助。

   大论战使各国党陷入分裂,国际共运进入低潮,中国支持的左派党大部分都没有站住脚。

   大论战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国内社教逐步形成的“二十三条”。此文件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重要概念。与此同时,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警惕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第二个因素是“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这十五条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国际反修一搞中苏大论战,国内防修就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者如同两个轮子,相互配合,把中国最后带入十年浩劫。(P910~913)

   这些反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极“左”思潮在中国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国在大论战中发表的“九评”,是极“左”思潮的典型。从思想上,它是发动文革的理论准备,从文风上,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盛气凌人的行文,那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维,几乎让整个中国的思想理论界中邪,遗风至今仍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清理极“左”思潮的排毒工作,其实远远没有完结。

  

   对所处时代的认知

   中苏大论战的焦点之一是如何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时值20世纪从上半叶到下半叶的当口。人类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时代的特征是什么?不同的判断会带来不同的战略选择。现在回头看,时代的特征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而当时中国领导人仍然恪守列宁20世纪初的观点,认为处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由此出发来制定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后来发生中苏大论战,中方激烈批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党、全民国家,强调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宗旨,反对各国共产党走议会道路。中国支持一些国家的左派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鼓吹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使得中国同一些邻国政府的关系紧张。直到毛泽东去世以后,才调整了对外政策,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战略,与社会制度不同的邻国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误判时代的特征,就不会把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当作不应逾越的底线,就会以世界革命的名义干涉别国内政;只有承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特征,国家的对外活动才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时代的误判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二战结束后,战火洗劫之处,面临着在废墟上恢复经济的重任。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西欧经济率先复苏。六七十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随之起飞。在东西方的冷战中,西方实行社会改良,科技进步很快,率先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而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僵化,不与国际市场接轨,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一大截。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决定实行对苏联一边倒。中苏友好期间,引进了一百五十六个项目,奠定了工业化基础。毛泽东拒绝参加经互会,但全盘引进了斯大林的经济模式。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把市场经济因素当作资本主义加以铲除和防范。文革中与苏联进一步反目成仇,国家关系几乎陷入战争边缘。中国为了备战,搞三线建设,把大批工厂迁到中西部的山沟里,大量基本建设项目效益低下,巨额财政投资打了水漂。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大大低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几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连温饱都达不到。就这样,还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援助。对时代的误判使中国走了二十多年的弯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事实,在中国对外批判赫鲁晓夫“三和两全”的同时,也否定了党内一些相对合理的主张。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主张“革命决不能输出”,“保证持久和平,争取同各国和平相处和友好合作,是我国外交的主要任务”,1959年受到批判。1962年初,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向中央建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P734),被当作“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断然否定。直到1985年,邓小平采纳了当今世界的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的观点,并在1987年由中共十三大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以后虽有小的反复,但中国领导对时代的认知再没有离开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框架。

  

   关于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这是本书提出的重要结论。“中苏大论战形式上是意识形态论战,实际上是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国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手段,剥夺苏共‘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而摧毁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P911)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出现领导权问题?原因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历史中寻找。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各国共产党聚集到共产国际麾下。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物,1919年3月由列宁倡导成立,第一任主席是季诺维也夫。当时,共产国际派人员,出经费,以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到各国秘密建党,形成了一个以共产主义革命为宗旨的跨国组织。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一开始就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权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列宁在世时,国际共运的最高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列宁手里。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共产国际在1935年由季米特洛夫继任主席,但最高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斯大林手里。共产国际不但有权决定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和大政方针,甚至有权干预各国共产党吸收党员。刘澜波回忆,1937年,中共要吸收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入党,就遇到了共产国际的阻拦。刘澜波对阎明复说:“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延安报告了以后,共产国际的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周恩来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伍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伍中把他们的人拉过来。”(P57)经过一番周折,阎宝航才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后来,就是这个共产国际不同意吸收的党员,于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并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些战略情报的价值太高了,斯大林也要向他表示感谢。

共产国际虽是一个跨国的政治组织,但它的存在和苏联的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斯大林也可以让共产国际的存亡服从于苏联的需要。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苏联陷入了生死危机。不与罗斯福领导的美国、丘吉尔领导的英国结盟,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反败为胜。而罗斯福、丘吉尔原来是国际共运的主要斗争目标,为了与之握手言和,让对方放心,特别是为了推动美英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在1943年5月要求季米特洛夫举行紧急会议,解散共产国际。当时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各国共产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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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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