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华:全球化:歧义纷沓的解说与真实的历史进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4 次 更新时间:2005-02-25 23: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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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正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无所不在的话语,也是最惹争议的话题。在迄今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生存环境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许多原来局部的地区性的问题,现在都变得普遍化、全球化了。已经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由新自由主义所支配的经济全球化,给众多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与其说是福音,不如说更像一场“全球化颠峰状态”的车祸。以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和现代世界体系为载体、以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为标志的“现代化”必将被超越,作为这种世界体系和现代化继续的“帝国”和“全球化”也必将被超越。

  

  编辑摘要:“什么是全球化?究其社会经济内容,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以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迅速而自由的流动为其主要特征的全球化,不外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或更确切地说,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正如一切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一样,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控制的加强,全球的两极分化与不公迅速发展,发展主义和大众消费文化对生态与人性的严重损害。特别是,跨国资本对落后地区要求良好投资环境的压力将严重阻碍其劳工福利、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

  

  在纷繁的历史与现实当中,诸如跨国公司与WTO,卫星通讯系统与互联网,温室效应与“京都议定书”,金融危机与难民潮,核泄露、核废料转移与绿色和平组织的抗议活动,从西雅图到罗马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针锋相对的“达沃斯”与“阿雷格里”,甚至恐怖袭击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禽流感与SARS,以及更多的英文缩略语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AI(多边投资协定),等等,几乎无一不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无所不在的支配性话语,一切关键词里最具关键性的词汇,数不清的各种系列丛书、论坛和研讨会的第一主题,从而也是最惹争议的话题。歧义百出的解说纷至沓来。细心的研究者指出了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极端全球主义、怀疑论和变革论等不同流派,辨析了全球化与国际化、相互依赖、整合、普世主义、趋同等概念之间的差别。但也有许多著述在论及“全球化”时用语含混,甚至把它(以及与它有关的“现代化”)当作方便贴、随意贴的标签,以至于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不客气地称之为“globaloney(全球胡话)”。[1] 例如说21世纪的竞争将不会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国之内所剩下的只不过是组成那个国家的人”[2] 之类,大概就属于这种“全球胡话”。面对喧闹得让一些知识精英忘乎所以的全球化声浪,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唤起人们对真实世界既有经验的记忆。

  

  一、

  

  王思睿先生认为“全球化”应当与“现代化”同义,所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个特定时段:“现代化是从人类诸文明阶段向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或全球文明阶段过渡的时期。现代化的过程即世界化、全球化的过程。”王文以“人类文明主流”为利器,回答了如何建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什么是“理想的世界秩序”(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还是世界联盟或世界政府)、如何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等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问题。[3] 王文提出要“以动态的全球化进程取代静态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然而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些静态的指标体系所能涵盖的。现实中一国的现代化虽然以工业化带动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城市化水平等等为指标(这也是追赶型现代化计划发展的产物),其首要目标却是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一般是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无论通过革命还是改革)。既有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大体可以用两种索取或征服来概括:其一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或征服,其程度可以用一些指标体系(如生产力)来显示;其二是城市对农村、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强国对弱国的索取或征服,迫使后者从属于前者。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所造成的现代国际体系和国家关系,激烈国际生存竞争甚至生死搏斗,一些国家兴起而另一些国家衰败,曾经演出并且仍在上演着无数令人回肠荡气、大喜大悲的活剧。这些都是难以用指标或数字确定的动态的历史进程。王文还提出:“在业已形成的人类文明主流的核心原则与制度上,必须逐步实现一体化。……以国际法取代国家法,以全球共同体主权取代国家主权”。这“两个取代”其实是难以并列的。从现代主权国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和国际法的创立者格劳秀斯开始,国际法就被规定为防止和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纷争的一整套规则。无国家不成其为国际,而有国家则必有国家法(宪法及相关法)。

  

  “全球化”的本义和基本特征是“超越国界”,亦即侵蚀直至消除现代化的基本载体 国家,以及国家赖以存在的领土原则、主权原则、合法性原则,侵蚀直至最后消除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这是“全球化”对“现代化”的否定,也说明二者不仅有时段上的差别。建立“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早已为世人所憧憬。这样的全球化用一句中国老话说就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然而直到今天,这些都还只是“理想的世界秩序”,而不是作为历史和现实进程的全球化。现实当中国家主权和国家结构的削弱,甚至导致达伦多夫所称的“强大的反向发展趋势”:“有人坚决地转向追求比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国家更加狭小的空间。它的主角不是加拿大,而是魁北克;不是英国,而是苏格兰;不是意大利,而是帕达尼。”[4]更不要说前苏联、前南联盟和非洲多个国家或地区族群冲突和分离战争带来的惨剧。

  

  曹天予先生则把全球化看作是现实中资本主义扩张的新形式。他强调:资本主义的本性是扩张,先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扩张,把一切非资本主义的部分都吃掉;然后向外扩张,先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在又有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究其社会经济内容,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以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迅速而自由的流动为其主要特征的全球化,不外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或更确切地说,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正如一切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一样,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控制的加强,全球的两极分化与不公迅速发展,发展主义和大众消费文化对生态与人性的严重损害。特别是,跨国资本对落后地区要求良好投资环境的压力将严重阻碍其劳工福利、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曹文尖锐地批评“中国的自由派反对提中国道路,认为它只能为政治专制主义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张目,不利于汇入人类文明主流”,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只有站在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才有可能利用全球化实现现代化。”[5] 曹文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革命性和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述为基础立论,立场可谓鲜明,但也有一些尚未解说清楚的地方:既然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继续,为什么不联合一切被剥削被控制者予以反对?面对“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某一个或几个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地“各人自扫门前雪”?如果不许它在一些地方造成诸如加强剥削、损害生态和人性、阻碍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等后果,同时却默许它在另一些地方继续制造这样的后果,如果民族主义没有在普遍意义上的正当性(合法性),那又如何解释某一个或一些群体“站在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正当性?一句话,如何利用将会造成上述直接后果的全球化来实现发展中的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也听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不同声音。在已经写了三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笔下,全球化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周期性扩张实是同义语。约瑟夫·奈主编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一书里则使用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全球化”、“1820-1914年间的全球化”等概念,并这样写道:[6]

  

  19世纪的全球化至少与今天的全球化一样令人钦佩。运输、通讯方面最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在1900年以前已经出现了 如铁路、汽轮、电报和冰箱等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技术进步。整个19世纪,运费一直在大幅度下降。‘英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时期(尤指19世纪)’政治环境稳定,同时由于实行金本位制,货币环境也十分稳定。……这里不免要引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名论述:‘这是人类进步中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幕呀……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啜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产品……同时他还可以以同样的手段投资世界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

  来自美国农业大省北卡罗莱纳的考克莱尼斯教授也认为:全球化迄今也还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不均衡的、并非不可逆的、有多种可能的、非线性的进程。农业的全球化几乎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关键时期是从1789年到1914年的“漫长的19世纪”。当时,一系列技术创新伴以人的价值的相当程度的商业化,使得全世界的农业联系更紧密,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7] 另据统计,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净资本流量(总输出减去总流入)即使到当代也没有被突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已经有155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世界出口的价值占世界收入的16-17%;此外,19世纪末列强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军事基地,强权进入全球性争夺。[8]

  

  鉴于上述事实,乔姆斯基的以下总结应当被认为是可信的:“从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措施来看,现在的经济并不比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多么‘全球化’。”[9] 这些史实和关于它们的论述,或许还都可以用来佐证全球化与现代化同步甚至本来就是同一过程。但是不要忘记,这种在大英帝国一国霸权支配下的全球化/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交就已经遭遇强有力挑战。美国学者司马万以实例说明了当时自由贸易对德国农业造成的严重威胁,以及威胁如何助长了容克地主的政治影响。[10] 德国、日本、美国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英国发起的各种形式的挑战,结果不仅是英国霸权的衰落和这一轮规模空前的经济全球化的终止,而且是规模同样空前的世界范围的“30年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地球上几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身陷其中的一次空前的人类大灾难。

  

  二、

  

  如果只是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造成的全球紧密联系,如果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只为仅占全人类少数的“伦敦的居民”们所享用,这样的“全球化”自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就已有之。但这里还是有一个逃不开的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关系问题。让我们先来回顾“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一段历史。

  

  16世纪大西洋贸易随美洲航道的开辟而兴旺,很快取代地中海而居于日益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地位。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丧失以后,荷兰人主要依靠发达的大宗海上贸易、金融业和部分的工业化,在西北欧世界捷足先登,率先崛起。17世纪(严格地说是1580-1670年间)被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其间荷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时就被称为“在后人看来也可能是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1650年比之1510年,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接近翻一番;工业中物资资本和能源有可观的增加;17世纪头40年里,荷兰人和涌入荷兰的移民的各种发明创造,形成一次规模宏大的“创新爆炸”;17世纪后期荷兰的国民收入比英伦三岛之和还高出30-40%;1700比之1500年,荷兰的船舶吨位增加了10倍,1700年的荷兰商船队超过50万吨,为同期英国商船队吨位的3倍,西班牙、英国、法国甚至意大利也要部分依靠荷兰造船厂提供船舶。造船业是这个时期荷兰的主要工业部门,但荷兰也不乏其他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工业部门,诸如居于欧洲首位的亚麻纺织,造船业带动的帆布与绳索的制造、船锚浇铸、木材贸易等分支部门,酿酒、制糖、制盐、榨油、殖民地产品的加工,以及陶瓷、印刷、精密仪器制造、钻石切割与琢磨等需要专门技术的新兴工业和对能源 蕴藏丰富的泥炭的开采利用。

  

  以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创立为标志,这个时期的荷兰还第一个进行了“金融革命”。各种银盾、金盾和外国货币的自由流通,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长期信贷供应者,一个规模空前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一“金融革命”领先于英国的同类变革(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随英-荷金融联系紧密而出现)几十年,更领先于美国200年(19世纪南北战争期间出现)。正因为有如此辉煌的成就,1650年的阿姆斯特丹被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称为“世界的中心”。[11] 17世纪荷兰的发展则被认为造就了“第一个现代经济体(The First Modern Econom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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