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宏亮:康乾时代与早期全球化:17—18世纪中西信息、知识流动与政治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117 次 更新时间:2024-04-14 00:13

进入专题: 全球化   康雍乾时代   信息网络   知识流通  

鱼宏亮  

 

提要:从明代末期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并未因明清王朝的更迭而中断。清初康雍乾时代的宫廷与社会中,亚欧大陆上的人才、信息与知识流动十分活跃。以天主教传教士、外国商团、外交使节为纽带,中西社会建立了广泛的信息与知识流通网络,对中国上层社会的知识结构与世界认知以及普通民众的生产技能与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康雍乾时期的政治、外交与文化生活深深地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方的信息、知识、艺术与物质文明,都产生了双向流动的绚丽景象。新整理出版的《明清宫藏丝绸之路档案图典》中的一批17—18世纪档案文献与俄罗斯、中亚等地的外交档案,揭示了康雍乾时代的全球化趋势。16—17世纪开始的全球化过程在康雍乾时代并未中断,而且有更深入的发展,以传统丝绸之路为纽带的中外贸易形成了全球性的贸易网络。直到19世纪新教国家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开始主导全球化浪潮,全球化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地位和形象才开始发生逆转,全球化的内容被殖民化所取代。这是我们明清史研究中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认识。

关键词:康雍乾时代;全球化;亚欧大陆;信息网络;知识流通;《明清宫藏丝绸之路档案图典》

 

一、百年明清史研究的四种模式与一种变态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徐泓在《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简略回顾了百年来明史研究的几种代表性学说,分别为黑暗的时代、没有多少特点的朝代、停滞的社会、闭关自守的国家等若干种理论,影响了超过一个世纪的中国明清史研究。纵观20世纪以来兴起的标榜以科学的方法展开的新史学发展历程,以上种种论点都或多或少影响到整个中古史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尤其是在明清史的领域,更是存在着若干泾渭分明的研究范式,极大地影响了百年明清史研究的路径与展开,有的观点和理论甚至成为明清史研究的前置范式,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亟须对其进行讨论和反思,以利于明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1、“停滞论”

“停滞论”兴起于18—19世纪的欧洲。以亚当·斯密、赫尔德、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思想界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看法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16—17世纪以传教士和启蒙哲学家伏尔泰为代表的早期汉学界对中国的政体、伦理与历史的赞誉与褒扬转向全面的否定与批判。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对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论及中国时谈道:“中国是长期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500多年前访问过它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它的耕种、产业和人口众多,与现今旅行家们所描述的几乎完全一致。”斯密出生于18世纪初期,他的中国知识主要来自17世纪的欧洲传教士。他是早期通过间接知识考察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代表之一,因此有关中国“停滞”的论述具有一定影响。稍晚的赫尔德是18世纪后期著名的德国启蒙哲学家。他通过早期传教士的报告对中国有所了解。根据这些粗略的认识,他形成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它对一切外来的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是地球上一个很闭塞的民族。”停滞与闭塞是赫尔德继承的有关中国历史特色的认知。这一认识到黑格尔《历史哲学》又有了新的内容:“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老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以人的绝对意志和人类精神的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标尺,在他的眼中,中国历史因为在宗教和精神方面受制于专制王权,所以是停滞的、没有历史的,也是封闭的:“这个帝国早就吸引了欧洲人的注意,虽然他们所听到的一切都渺茫难凭。这个帝国自己产生出来,跟外界似乎毫无关系,这是永远令人惊异的。”黑格尔对中国历史进行过深入研究,对先秦到清代的礼制、皇权、地理、北方民族都有论述。《历史哲学》是黑格尔从1818年到柏林大学任教时开始讲授的一门课程,到1830年编辑出版时,编辑干斯博士对讲义的内容进行了大幅的删减、平衡。有关中国的部分和绪论部分原本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为了平衡各地区的历史,被编者删减到目前极小的篇幅,可见中国历史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停滞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历史学将明清中国描述成一个停滞的国家。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等思想家也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是一个没落和停滞的时期:“由于一般自然经济的性质,所以,这种形式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如象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样”,“这些闭关自守的村社,无论其怎样纯良,它们始终是东方专制政体的稳固基础”,“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同样,19世纪初期兴起的中国现代史学,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也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停滞的、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是对明清时代的基本定位。“闭关自守政策无疑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帝国政治的产物。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厉行这项政策;并且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危机的日益严重而对它加以强化。”这样的历史叙事是“停滞论”的典型代表。

“停滞论”还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带来了两种附加的特性,黏附在中古史尤其是明清史的叙事上面。这就是“木乃伊论”与“暗黑说”。“木乃伊论”的比喻来自赫尔德:“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与此相随的是“暗黑说”:“明代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代,君主专制,宦官专权,特务荼毒,朝士或热衷党争或专心贪腐;苛捐重税,地主乡官横行乡里,欺压人民;士人苦闷,或逃于空谈心性,或沉于奢靡淫逸。”

“停滞论”是18世纪以来混合着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多种成分形成的一种历史观,在启蒙思潮兴起的时代,通过第一波传教士、外交人员、商人一鳞半爪的描述而获取的间接的中国知识而形成的一种带有很大程度想象成分的中国观,与其说是中国叙事,不如说是由欧洲中世纪君主制的知识加上欧洲偏见而推衍出暗黑与僵死的历史价值批判系统。这套知识于两个世纪后又反过来对中国史学的叙事产生长远而重大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通过“他者”反塑造而形成的一种史学范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历史认识论在西方还处于主流地位。例如有学者评价费正清的中国研究:“1842年之前的中国历史是‘传统中国’的一部分,而‘现代中国’则从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带来的西方‘冲击’开始。从此清朝历史被分为两个部分,1842年分水岭之前的帝制中国史本质上是‘停滞’的,真正有发展性的变化则始于中国对西方的回应。”

2、资本主义萌芽、转型社会与启蒙思潮

“停滞论”本身并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在特定时期,这个外来的标签却在中国作为一种打破旧社会的动员资源而大行其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形态理论中,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阶段向着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演进,这是一般的社会规律。“停滞论”遮蔽了人们对历史发展的认识,掩盖了历史学的真正功能。对于漫长而复杂的中国历史的认知匮乏与价值偏见共同塑造的这顶“帽子”,在20世纪上半叶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面前,我们必须作出判断与回答。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认中国社会的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联共(布)与“托洛茨基”派的分歧延续到中国国内,因而在1930年引起了一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被称为社会史大论战。论战的一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与中国农村等问题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为半封建半殖民主义,另一方受托派影响或折中主义地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中国现代革命的性质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由于“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就需要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结合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主要矛盾进行理论说明。对此,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组织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在毛泽东执笔的第二部分中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兴起的主要动因。1949年以后,这一议题的主要发起者与参与讨论者直言:“我们的意图很简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八四〇年以前,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就是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为着解决这些困难的和复杂的问题,我们近年来都在摸索这一问题。”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推动了近30年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深入研究,大批学者投身到此一论题之中,对明清以来社会经济档案与史料进行了地毯式的收集与整理,尤其是在明清社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更是做到了“牛毛茧丝,无所不辨”的程度。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成为新中国历史学“五朵金花”之一。现在看来,近30年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对中国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和史实上彻底否定了中国历史“停滞论”“循环论”等特殊论调,将中国史作为人类历史的一般形态来看待。其次,直接推动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研究,更催生了美国加州学派的中国早期贸易与商品、市场全球化的研究。如李伯重指出:“以往对明清江南工业的研究主要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的,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也主要以明清江南工业为考察对象。二者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使得我们对明清江南工业的研究无法避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推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思潮说与转型社会理论的出现,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态与模式。正如王学典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在何时、何地、何处萌芽?’今天看来,可能是个标准的地道的‘假问题’,但是这个‘假问题’却带出了不可估量的‘真意义’。”最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过于政治化、目的论、以论代史的倾向,促使新时期史学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批评,从理论与实践上为新时期史学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参考经验与教训。

转型社会与启蒙思潮是资本主义萌芽论所催生的两种附加学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逐渐摆脱中国历史停滞论、循环论、倒退论等论调的影响,开始用一般社会形态的演变来审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转型论明确指出:“我们反对中国历史不变论,吸收中国历史发展论的一切有益学术成果,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明代后期社会转型启始的观点。”转型论最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六大指标,即商品经济、民营手工业、商业贸易与商人势力壮大及全国市场网络形成、货币与信贷、早期城镇化运动、资本主义萌芽所取得的突破性发展。当然,转型论的内涵更为宽泛,还包括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维新、思想观念、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体现出来的变化。可见,转型社会理论是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扩大化与全面化,将明代末期定位为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的前夜,明确提出是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中国早期启蒙思潮说是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密切相关的一种历史理论。此学说将中国启蒙思想发生的年代定位于十六七世纪,“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17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16世纪中叶开始的”,因此,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思想领域的革命,就体现为启蒙思想的出现。那么明代末期出现的社会批判思潮,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前夜的启蒙思潮。与此相应,被视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阶段来看,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也就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开端。因此,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近代化的发展,就成为17世纪至19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明清以降,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从晚明到清初,是早期近代化的酝酿时期;从清初到19世纪中叶,是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19世纪中叶以后是全面近代化的启动时期。”这样,清代社会的发展就进入了近代化的形态,从理论上解决了否定“停滞论”以后明清历史的发展问题。

3、全球化与早期工业化

全球化模式开始于20世纪后半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汉学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原来欧洲中心论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遭到质疑,被视为欧洲中心观的“冲击—反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受到批评,其中隐含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歧视遭到揭示。随着全球冷战缓和与中国改革开放,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与目录日益经过整理和数字化刊布,大陆旅行日记、外交文件、贸易档案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这些文献与中国明清经济社会史几十年积累的地方档案和经济史料结合起来,在全球化的视角下,使得学界可以重新描绘一幅五百年来世界经济贸易的新地图,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全球化的新景象。

1998年美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出版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认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原本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描绘了明清时广阔的中外贸易的宏大画面,将中国拉回到世界历史的中心。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于2003年出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作了具体的比较,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作者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一个极为长期的观点提醒我们考虑怎样把东亚和西欧之间19世纪的分流放到全球历史的背景中。”与此相关联,王国斌和罗森塔尔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国与欧洲经济变迁中的政治》围绕1500—1950年间的各种世界经济的要素进行讨论。2006年,彭慕兰与史蒂文·托皮克出版《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表达了“中国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交织在一起”的思想。李伯重在《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中简要概括了15—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作为全球化开端的一些历史表征,并指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全世界形成一个统一的和唯一的市场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初始阶段的主要表现,就是用贸易的手段把世界主要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稀疏的全球性市场网络。”

值得说明的是,在明清全球化研究中,早期工业化问题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早期工业化,就是有别于现代大机器生产所带来的工业革命产生的工业化,是在传统技术与工业门类内部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实现生产力较大提升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涵盖明清时代的绝大部分时期,直到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大机器工业兴起。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对传统中国的工业门类与分工发展所做的全面研究,揭示了在明清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工业体系是如何实现高效能生产的。可以看出,全球化理论注重的是明清时代的外部联系,早期工业化则注重国内产业体系的运作。这两种模式存在的联系和区别也正在于此。

明清全球化研究范式揭示的是这样一个被广泛认同的事实:从15世纪以来,中国就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了。尽管从亚欧大陆的两端来看,这种联系更为悠久。相比于“孤陋寡闻”的17世纪的历史学家,全球化史学范式得益于全球性历史学资源的协作和超越性视野,这种史学资源的突破使得历史学家得以在协作和借鉴的基础上重建17世纪以来的世界性联系,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轨迹也越来越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景象。

4、明清帝制农商社会与文明史观

“资本主义萌芽”与“全球化”范式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里具有正当性,经济基础得到优先的关注。但是,上层建筑的性质与变迁是历史分期理论判断的主要依据。所以,不管明清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发生什么样的转型,产生什么样的变迁,明清国家的性质、政治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摆在历史学界面前的基本问题。传统的封建社会、专制主义国家、前近代国家等理论,都不能准确说明一个经济要素活跃、商业贸易繁荣、全球化程度极高的社会形态的政治发展。所以,对明清时代国家性质的探索,就成为一种需要和必然。赵轶峰在《明代的变迁》中提出了一种试图既区别于以往的经典理论又不跟随西方范式、涵盖明清国家与社会的新的理论范式,即“明清帝制农商社会”。在这个理论体系下,“不再用封建社会称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改为‘郡县—官僚社会’,或者‘帝制农商社会’,认为明清时代的中国,在帝制的框架前提下,在向农商为基础的商业化社会逐渐演变”。帝制农商社会的基本理论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农商为本的帝制社会。“它在国家体系方面的基本特征是,在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框架内,保持着皇帝—官僚制度和残余形态的贵族制度。直到19世纪末,还没有其他公共权力类型取代这种传统类型的迹象。所以,无论经济领域发生了什么,其可能的前景都要在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这个背景下来分析。”也就是说,尽管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在政治领域,明清时代维持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基本制度,这是它与转型社会说、早期近代化(现代化)等理论的根本区别。在政治领域的帝制形态下,农商社会出现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市场经济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市民文化活跃、人口爆炸、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儒学社会化。这样,资本主义萌芽说和全球化理论下的各种活跃的经济要素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成为明清国家的基本特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兴起与资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模式,并非标准模式。相反,全球化、商业化、市场化在中国传统社会早已经存在,并在明清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繁荣。如果我们摆脱以英国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兴起这一特殊模式套用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这种削足适履的机械史学,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观察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很显然,帝制农商社会更符合历史事实。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会发现这一学说建立在一种文明史观的基础之上。所谓文明史观是指,在我们观察与研究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时,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文明体来看待:“对明清中国社会特质与趋势的研究需要引入文明史的视角。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不仅是一个国家共同体,也是一个文明共同体(并非所有国家都同样构成文明共同体)。作为文明共同体的国家具有比其他类型的国家更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性,因而具有更强的保持传统的势能,文明生产与演进的宏观地缘环境会在其变迁的所有节点发生持续的重大作用。在这种意义上说,明清中国的历史演变,不仅涉及一般社会发展运动之类的问题,还涉及文明与文化的嬗变问题。”这样,帝制农商社会理论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要素等领域纳入文明共同体的视域之下,实现一种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历史演进观。这一点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历史上历次剧烈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变迁,背后都是这种文明共同体的整体要素在发生重要影响,并且形塑了中国历史的演进模式。以政治结构、经济因素、社会变化等领域的某一指标来衡量中国历史的变迁,都不能全面反映历史。揆诸中国近代尤其是洋务运动以后剧烈的社会变化,梁启超曾以“器物—制度—文化”的革命三阶段说来概括近代化过程,现在看来,某个单一领域的变迁不会从根本上推动社会演变,从文明体的变迁来看待这个过程才会对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变迁有更深刻的认识。承认帝制这一根本历史事实,“反封建”的革命逻辑就具有历史正当性。承认商品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是明清社会本身的发展结果,就把帝国主义与市场化和商品经济剥离出来,从理论上彻底否定殖民主义宣称的“殖民侵略有利经济发展论”,因此“反帝”就具有了天经地义的正当性。很显然,没有哪一家帝国主义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而来的。这是帝制农商社会说与文明史观在解释明清中国历史演进逻辑方面的优长所在。

5、“新停滞论”:“高水平均衡陷阱”与“过密化”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海外有若干关于中国明清时代历史发展的研究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其《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1973)(中文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一书中提出的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宋代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宋代以后趋于停滞。明清时期,各方面只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变化和突破。其原因是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无法通过内部产生的力量导致质的变化。这个陷阱的成因,一方面是农业高度集约化达到前近代的最高水平,在这个水平上,如果再提高生产力,则需要巨额资本;另一方面是人口过多,土地和资源不足,蚕食了维持生计以外的剩余财富,资本积累无法进行,新的投资和生产发展受到抑制,生产和消费达到最高水平的平衡,从而使社会经济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近代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促使它向世界开放市场,才跳出了这个陷阱,中国才有了近代的发展。

与此相关,黄宗智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过密化”理论,他认为明清以来华北农业生产效率萎缩不振,生产率难以提高,产量增加依靠农民投入大量劳动,“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这种理论用无发展的商品经济来概括明清时代中国经济的形态,也就是说,从工业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发展等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属于单靠人工投入来维持增长的“退化”经济。至于这种理论与伊懋可的观点有何差异,黄宗智认为伊懋可的“陷阱论”“若超出农业而着眼于整个经济系统,‘陷阱论’的含义便会显得模糊不清。整个模式所分析的是人口、农业产量和技术改良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它并没有对手工业、工业做出分析,也没有指出农业经济的落后,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停滞之间,可能有连带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退化论经济观不仅是有关华北小农的,也涉及所有商品经济与工业门类,甚至涉及文化与政治结构。

这两种理论先后推出,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可以看出,在明清全球化研究尚未兴起的20世纪70年代,这种理论带有深刻的停滞论的烙印,被认为是以社会科学与经济学方法包装的新版停滞论。概括来说,这两种影响巨大的有关中国明清时代社会经济的理论的基础却十分脆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大量的论断建立在二手研究的基础之上,很少有直接应用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其二,大量使用年代错位的资料,以20世纪调查资料得出17—19世纪的结论。比如黄宗智有关华北小农的研究,主要资料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满铁调查资料”,关于清初农业商品化的研究则多采用几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有关清初农业生产率、耕地亩数与劳动力的比例关系,则采用1936—1941年的一项推断性统计,从这样内容严重不足的史料中却得出了中国明清经济过密化(内卷化)、退化论等宏大理论,其解释能力的薄弱是显而易见的。其三,有关此领域的更细致的研究,或者是作者没有注意到,或者是由于作者的选择性使用,在这些著作中一概没有得到体现。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其重要趋势之一就是从明代的江南地区向中部、西南、东北、长城以北、新疆等地区的拓展,包括农业在内,从明代的“苏常熟天下足”,到清代转为“湖广熟天下足”,反映了农业和产粮中心都在向全国发展。明清时代的天下四大镇——佛山、汉口、朱仙镇、景德镇,清代“四大聚”——佛山、汉口、苏州、京师,大多处于中部和北方地区,这说明中国农业和商业经济的范围发生了变化。种子种类的大量增加、外来作物的改良和推广、新经济作物的扩散,都反映了农业技术进步和变迁。比如清代油菜种植及油菜花(明清文献中的“春花”)的广泛出现,不但改变了蔬菜作物的结构,还在人文与环境景观方面形成新的景观文化,与传统中国人文景象中李树的白花、桃树的红花鼎立而形成油菜黄花(春花)。这些因素在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伊懋可及其后继者黄宗智的研究中一概没有涉及。

以上正是这些研究被批评为“新停滞论”的原因。有学者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证研究认为:“(农业的发展)均是与商业的发达及社会的城市化现象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其背景是国家的行政网络(各府州县、市镇)和商人的组织网络(会馆、公所、客商帮和牙行),它们均有其各自的对策和政策。”当然,有关明清时期农业、手工业的技术进步问题,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中有细致的分类研究,这些研究足以改变所谓明清时代“无发展的商品化”的认识。

二、从宫廷到民间:政治事务的全球化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二三个世纪的明清史研究模式的重点集中在经济、社会领域。而且无论是“停滞论”、资本主义萌芽说,还是全球化理论抑或农商社会理论,都承认一个模式:明末清初第一次全球化—清初的闭关锁国—清末的再次全球化。通常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夭折是在清代前中期,全球化的低潮也是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出,清代前中期(17世纪末—18世纪)是多种流行研究范式主动绕过的、直接借用“停滞论”的观点进行处理的主要历史时期。这段历史也是“停滞论”最“坚实”的“样板戏”。直接表现就是“闭关锁国”论和“闭关自守”论的大行其道,多种对近现代历史发展有影响的范式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一问题实际上关系着我们如何看待明清两朝的国家性质与历史发展问题,以及我们历史学的基本叙事与理论建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用资本主义萌芽等多种理论来纠正“停滞论”的影响,但“新停滞论”等依然有着较大的市场,都与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与判断有着密切关系。明清史学界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国内外都集中对这一时期进行了重点研究和重新论断。比如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专门就“近代早期的中国与世界经济”作出说明,从人口流动、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等角度对18世纪的全球化进程进行了研究,并认为,明、清两朝虽然不时地发布海禁的命令,但由于沿海的贸易与财政压力促使“深知海上贸易乃沿海省份重要财源的行省官员和地方权贵构成了非正式的‘海商利益集团’,并促使海禁废止”。也有学者不同意传统上将18世纪视为一个停滞期的观点,认为18世纪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期,并将视角延伸到政治领域,比较全面地说明清前、中期这个时段的历史变化。有的学者主张用更长的时段来审视中国近300年的变迁:“我们必须消除一些长期以来受重视的神话,比如‘开放’的西方国家到来之前,中国是‘封闭’的。”以此反驳了关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国固执地反对一切形式对外贸易和思想的引入”的西方“信念”。可以看出,虽然学界在破除“停滞论”的影响方面已经形成共识,但我们需要对明清时期尤其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做深入的研究,摆脱传统的“盛世—封闭”二元对立模式,在明清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这一向来被认为“封闭的、闭关自守的、全球化背景中倒退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物质文化与知识思想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在传统政治体制格局下,中国社会所蕴含的活力与变化,并对中外比较条件下中国的“落后”问题提出可能的解释。

1、决策机制:全球化的信息网络

17—18世纪,也就是明代末期至清前中期,正好经历了清代的康煕、雍正、乾隆时期(乾隆于1799年去世)。这个时期也是西方各殖民国家东来与中国形成各种关系的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国是早期来华的几个国家。葡萄牙人裴斯特罗(Raphael Perestrello)由葡萄牙东印度总督派遣,于1516年由马六甲抵达广州。此后陆续有葡萄牙人抵达广州、宁波、福州、厦门、澳门,并建立贸易据点。后葡萄牙人被驱逐,1557年被允许在澳门定居并缴纳赋税;1587年由地方官管辖澳门官民事务,直到1848年。西班牙1543年由菲律宾群岛进入中国沿海。1575年首次抵达广州。1580年派出使节进入北京,未实现。此后通过马尼拉的中国侨民进行贸易,中国移民逐渐增多。荷兰人于1604—1622年抵达澳门,由17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在西葡战争中被击退,前往台湾,盘踞在淡水等地。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由巴达维亚前往北京,行三跪九叩礼,受到顺治礼遇,允许八年一贡,未允通商。1662年荷兰被郑成功逐出台湾,此后荷兰通过广州从事贸易。顺治十三年(1656)荷兰遣使哥页、开泽自爪哇抵京,以互市为请。廷议同意八岁一至,船数四艘。后遣使诃伦以巴达维亚总督之命前来商议,诏曰颁予银币有差,其他皆不许。康熙三年(1664)夏闰六月颁赐荷兰国王缎匹银两。荷兰在被驱逐出台湾后,通过这些举措,重新与清朝建立了通使关系。

根据中、俄双方档案记载,第一个从莫斯科前往中国的使节团是巴依科夫使团,1654年来华办理商务,并奉有探明“中华帝国可以购买哪些货物,可以运去哪些货物,由水路或陆路达到这个国家有多远路程”等信息的使命。

鉴于明末至清初这一时期内,欧洲主要国家(荷兰、葡萄牙等为早期海洋强国,英、法等国则稍晚才与中国建立通使关系)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官方联系,初步形成一个全球化的联系网络,中国的政治事务与决策制度也开始发生重要的转变。其显著变化之一即为全球性的信息传送与共享机制的形成。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任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于1654年派出以禁卫军军官、贵族巴依科夫为团长的使团。使团携带沙皇致中国皇帝国书一封。在这封国书中首先介绍了沙皇家族渊源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和留里克大公,以及初次通使中国不知应当如何称谓中国皇帝请求说明事。沙皇给巴依科夫的训令包括探索路程、遵照礼仪以及秘密调查中国的情报等5条。这封注明写于1654年2月11日的长篇国书以及对使团的训令,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书信不仅有中俄外交、通商的要求,还涉及主要西方国家的信息,可以称为亚欧大陆上早期信息交通机制的开端与代表。1655年,巴依科夫使团抵达北京。俄皇国书被呈送顺治皇帝。6月25日,顺治帝下敕书回复俄皇曰:

大清国皇帝敕谕俄罗斯国察罕汗: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国。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赉,即俾尔使臣赉回,为照柔远之至意。尔其钦承,永效忠顺,以副恩宠。特谕。

“察罕汗”是清代官方文书中对俄国沙皇的音译称谓,而俄国外交文书则将清朝皇帝称为博格德汗。因俄国为首次来使,顺治帝特下谕将此敕书加盖御宝二颗,用金龙香笺黄纸,缮写满、蒙两种文字,由内阁学士叶成额、能图、祁彻白,头等侍卫毛奇提特、绰克图,理藩院主事玛喇等,一同交付给俄罗斯使节毕西里克(巴依科夫)等带回。明清时期,中国皇帝对建立关系的朝贡各国的文书都以下行文书的敕谕等形式进行,表明双方地位的尊卑关系。而此件致俄皇文书,用印、用纸、起草都用了特殊规制,可视为我国明清时代第一封对外国书。实际上就在巴依科夫使团前往中国期间,俄皇又派出以阿勃林为代表的使节带着国书前往中国。这个使团的情况在俄国外交档案中年代记载比较混乱,但中国官方档案却有明确的时间和事件的记录。根据中俄两方档案的记载,阿勃林使团于顺治十三年(1656)到达北京,但因国书规制、用语等问题被拒绝进入并遣送回国。到顺治十五年(1658)沙皇再次派遣阿勃林出使中国,于顺治十七年(1660)抵达中国。由于当时俄国在东北侵入黑龙江流域,中俄关系恶化,此次双方仅呈递国书,但准许使节进京并宴请,接受贡物并回赐俄皇及使团各级随员礼物。清朝档案保留了贡物的清单,包括“貂皮、白狐狸皮、镜子”等上千件物品,而顺治回赐礼物包括“赏银200两、缎、茶叶、布匹”等。

经过顺治初年的几次通使,俄罗斯与清朝初步建立起互相派遣使节与传递信息的机制。此后一个多世纪内,亚欧大陆的陆上信息交流,主要就通过俄罗斯建立的这个渠道进行。欧亚信息情报也开始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清廷对俄方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反击战争、索回达斡尔地区部落外逃人口的谈判等事件中,直到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康熙帝与俄皇有多次使节往来与国书往返。清廷利用这个渠道不仅了解俄罗斯动态,还了解欧洲各国的动态与情报。1693年俄罗斯派出的以荷兰人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为团长的使团前往北京,了解康熙皇帝对《尼布楚条约》的真实态度,康熙帝在接见时通过法国传教士张诚询问了一系列欧洲各国的问题,如“从莫斯科到北京用了多少时间,怎么走的,乘马车、骑马还是坐船”。这显示出康熙帝对于欧亚交通路线的一贯关注,与他长期致力于解决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准噶尔部问题有直接关系。此后,俄罗斯借着定期的贸易和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的渠道,在君主的更换、欧洲重大事件等方面,形成了互相通报信息的制度。雍正三年(1725)沙皇彼得一世去世,其妻叶卡捷琳娜继位女皇,是为叶卡捷琳娜一世。叶皇随即派遣使节奔赴北京向雍正皇帝递送国书进行通报,国书称:“俄皇彼得一世于1725年1月28日凌晨驾崩,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被全体大臣拥戴为女皇,特遣使将此情报闻。并同时恭贺雍正帝即位。”除此官方渠道外,俄罗斯商人也是重要的信息渠道。边境地方官员都负有收集有关信息的责任。雍正五年(1727)黑龙江将军傅尔丹就通过俄罗斯商人瓦西里了解到彼得一世去世、女皇继位等信息,并以密折形式上报雍正皇帝。嘉庆二年(1797)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俄国也发来国书通报女皇时年67岁去世,长子保罗·彼得洛维奇承袭皇位,特告知新皇即位及新颁年号。

也正是通过这个信息渠道,定居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得以与清廷建立直接的联系。康熙四十九年(1710)部落首领阿玉奇派人抵达北京,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派出使臣出访土尔扈特部,虽然整个过程都在俄罗斯的监视下进行,但为几十年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建立了基础。

由于俄罗斯垄断了欧洲与中国的通信路线,英国曾多次派使节前往俄罗斯要求开通前往中国的商路。俄罗斯外务部保存的档案记录了1616—1617年间英国使节麦克利与俄方的会谈,纪要显示,俄罗斯并未同意英国的请求。法国路易十四时期也曾经试图建立通过俄罗斯前往中国的路线,也在沙皇的阻挠下未能成功,最后通过海上路线达成了直接交流的目标

18世纪开始,南亚次大陆开始殖民化,多种西方势力开始渗透到这个地区。清朝在这一时期也在大力加强对西域回部、青海、西藏地区的管理和控制。经过30多年的经营,消灭了准噶尔部叛乱,平定了廓尔喀入侵,在西藏建立了驻藏大臣管理藏政的行政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南亚、中亚各国与清朝形成了特殊的合作关系。爱乌罕(阿富汗)汗王爱哈默特沙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遣使觐见乾隆皇帝,赉表并进献马匹等贡品。乾隆特谕叶尔羌办事都统一路护送使臣至新疆与阿富汗接壤处。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获知汗王身患疾病,特赏赐“拨云散”“人马平安散”等药品并附说明书,以示慰问。位于印度莫卧儿王朝、西藏之间的拉达克王朝通过为清朝提供信息情报,获得了南亚经商的特殊权益。清朝通过拉达克商人等组建了包括印度、俄罗斯、伊朗、爱乌罕(阿富汗)等在内的中亚周边地区的情报网络。有学者指出:“这些信息不仅即时地反映了当时欧亚大陆重大历史事件的进程,更同时促成了清朝地理认知的扩展。诸如关于18世纪前半叶准噶尔汗国与莫卧儿帝国之间的使者与贸易往来、1739年伊朗入侵印度的卡尔纳尔之战、伊朗纳迪尔沙在18世纪30年代末于中亚的迅速扩张、18世纪40年代准噶尔与俄罗斯人为亚梅什湖盐矿产生的外交矛盾、1759年莫卧儿帝国内部的军事政变、18世纪60年代阿富汗爱哈默特沙征服北印度与克什米尔等拉达克寄来之情报等,都使得清朝对当时欧亚大陆的政治变化有着相当即时的观察。”

这种信息化网络建立在人员流动的基础之上。从俄罗斯到西伯利亚、从中亚到西域回部、从南亚次大陆到西藏青海地区,常年进行着商队、使节、军队等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这种信息与人员的流动,构成了17—18世纪全球化浪潮的另一个壮观场景。而在同一时期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则更显示出一种后来居上的力量。康熙末年,仅在澳门定居的西洋人就达万人。两广总督杨琳称:“据西洋人回称,我们西洋人在澳多年,孳生男妇大小共有八千余口。奴才细访,实有万余口。”清制广东地方官员、武职都有定期巡察澳门之责,巡视所获取的情况与各国信息,都直接上报皇帝。从这些信息来看,清朝能够优容葡萄牙等西洋人在澳门租住定居,实与当地管理西人的议事会等机构服从中国的法令有很大关系。而且从明代末期以来,澳门的西方人已经与中央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形式。当崇祯四年(1631)明朝东北战事吃紧之际,澳门西洋人陆若汉招募300名志愿军北上前往支援。在登莱巡抚孙元化训练装备有新式火炮和采用新式操法的军队中,也有众多葡萄牙教官从事服务。在后来的登州之战中,有12名葡萄牙军官捐躯,15人重伤。1632年兵部尚书熊明遇奏请抚恤这批澳门葡萄牙军官及其家属:“澳人慕义输忠见于援辽守涿之日,垂五年矣。若赴登教练以供调遣者,自掌教而下,统领铳师并奋灭贼之志。登城失守,公沙、鲁未略等十二名捐躯殉难,以重伤获全者十五名,总皆同心共力之人。急应赠恤。”上疏得到批示,葡萄牙教官公沙·的西劳(西劳经)、鲁未略、拂朗亚兰达、方斯谷、额弘略、恭撒彔、安尼、阿弥额尔、萨琮、安多、兀若望、伯多彔12名死者被授予参将、游击、守备等职衔,并给予其妻儿一定抚恤金。幸存者给予赏赐并送回澳门,并再次从澳门选拔西洋人几十名进京担任教官。因此一传统,澳门西人在清朝平定两广等地后,即由理事官委黎多投书表示归顺,并且表明这些澳人与中国并非只有贸易关系,而且实为中国之“外臣”。

由此可见,无论是清廷的中枢机构还是地方,已经存在一个多层次、多种类的人员与信息交流系统。到了19世纪,就出现了英国马戛尔尼家族这种几代人都为外交官,甚至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中国通”世家。这种信息与人员全球化的趋势一直从17世纪延续到19世纪后期。

2、知识的流动

关于17—18世纪传入或者传出的知识,学界已经做了非常丰富的研究。尤其以方豪、向达、张星烺为代表的一代史家,从文献整理到专门研究,奠定了此一领域的坚实基础。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将17世纪以来外传的知识按学科分为天文学与历学、数学、机械工程与物理学、军器与兵制、生物学与医学、地理学、音乐、图画、建筑、语文学、宗教与神、哲学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将此一领域的知识包罗殆尽。

明代末期第一代西方传教士金尼阁,曾经受约专门前往欧洲采购书籍。根据金尼阁1617年1月2日书函:“余迄今所获者,无论就数量言,就学术门类之繁多言,就装潢之富丽言,在耶稣会中尚无足以与此颉颃者。以学科之门类言,除无人图书馆习有之人文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类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书亦复甚多;而今日所已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据载,这次采购书籍的总量达到7000部。中国学者杨廷筠评价说:“自利西泰先生用滨上国,蒙朝廷生养死葬,其国主感恩图报,特遣陪臣金尼阁远来修贡,除方物外,有装潢图书七千余部,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书笈见顿香山澳……俾一朝得献朝廷,当必发仪部及词林,与西来诸儒翻译雠订,书意昭然,兹编亦属剩语矣。”

根据各大图书机构收藏信息和书目文献研究的归纳,关于17—18世纪传入的汉文西学著作,不计复本的单种书籍的种类,在500~1000种。当然,这只限于流传下来的,尚有许多未能流传的书籍无法统计,还有一些被翻译为满文、蒙古文的西方文学,由于流通范围有限,也很少被计入。

近年来随着更多细致材料的发现,我们可以根据若干个案的研究,对17—18世纪东西方知识流动的深度与广度做深入考察,从普通读书人和士大夫的角度,甚至从基层的文化贸易中了解全球化知识的流动对大众产生的影响。

17—18世纪正是西方科学快速发展的时期。知识体系的更新可谓日新月异。这种知识更新的频率在中国也同样发生,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时期中外知识流动的范围与节律。

中国传统医学注重人体的整体功能的认识,因此在人体的整体结构、经络与血液循环、脏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16—17世纪,西方的医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比较早的有德国传教士邓玉函的《人身说概》和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的《人身图说》两书。邓玉函于1620年来到澳门,在那里给一日本人做过尸体解剖。后来抵达杭州,以瑞士巴塞尔大学包因(Gaspard Bauhin, 1560—1624)的《解剖学概论》(1592)为底本,口述此书内容,由中国学者书写翻译成中文,刻印为中文《泰西人身说概》一书。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则口译了另一部类似的西方解剖学著作,印为《远西人身图说》。在以上两书编译的时代,有关新科学血液循环的理论尚未发明,因此两部著作建立在古希腊时代的人体理论基础之上。但其中大量科学的人体功能的知识,比如“记含之室在脑”,纠正了传统的记忆功能在心的观点,对中国医学来说都是重要的知识更新。这些知识在明代末期广泛流传于士大夫之间,如乾嘉年间的郑复光在《费隐与知录》和《镜镜詅痴》两书中,就引用《人身说概》中的理论来说明大脑的结构等知识。《人身图说》中的骨骼理论及插图,一直在士大夫中间流传。俞正燮曾作《书〈人身图说〉后》一文,介绍此书。扬州八怪的罗聘甚至在其画作《鬼趣图》中描绘了一个只有骨骼的鬼魂的形象。根据研究,此形象采自《人身图说》中的一幅骨骼插图。

到17世纪后期,新的有关人体骨骼的知识传入,开始更新旧有的认识。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帝患上恶性疟疾,久治不愈,而在传教士洪若翰和刘应献上西药奎宁(清代称金鸡纳霜)后得到治愈。此后康熙命法国传教士白晋、巴多明在宫内讲解人体解剖学。巴多明等人“引用17世纪法国著名解剖学家迪韦尔内(Joseph-Guichard du Verney, 1648—1730)、皮埃尔·迪奥尼(Pierre Dionis,1643—1718)等人的解剖著作,以及丹麦解剖学家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1616—1680)的《新的普遍观察》(1678)等书,编译成满文”。这部书费时5年而成,被康熙定名为《钦定骼体全录》。《钦定骼体全录》一书中的血液循环理论已经建立在当时西方最新的人体理论基础之上。1626年,英国医学家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发表《血液循环论》(《生物体内心脏及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将心脏与动脉生理学、血液循环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体研究的最新进展。在为康熙编译《骼体全录》一书的过程中,白晋、巴多明等人以这一最新理论为基础,将西方近50年来的科学成果融汇在此书中。可以看出,半个世纪以内,中国有关人体的认识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骼体全录》以人体骨骼和器官插图为主,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人体解剖一直被视为残酷和不洁之事。有鉴于此,康熙乃下谕:“此书乃特异之书,故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此书不可示诣青年,故书中图形除尔等分任诸员外,不可示诸他人”,将阅读范围局限在医学专业人士内。

由于全球化的流动,这种在古代“秘不示人”的专门知识开始注入各大文明体中,既包括上层社会,也包括普通民众,显示出早期知识全球化的特征。明末西方传教士开始带来各种世界地图,到康熙时期,由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组成联合勘察小组,在全国展开大规模的实测与绘制地图的活动,康熙《皇舆全览图》是经实测而成的世界地图。这个时期,地理知识成了边疆大臣、外出使节、通海贸易官员必备的专业技能。就连普通的士大夫,都具有了世界性的视野。雍正、乾隆时期的经学家赵翼,其主要学术为诗文与经史考证。但他经历了这个时期的全球化事务,参与过雍正时期平定准噶尔的战争,此后又参与平定缅甸的战争,因此对地理和世界的认识,已经与17世纪以前的士大夫大为不同。他曾经系统考察西方各国与中国贸易中提出的“借地互市”问题,指出澳门、台湾都曾经被西方国家以租借的形式占据。对于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提出租借舟山等地作为贸易场所的要求,他考证舟山从宋、明时期起即为各方争夺之地,明代倭寇曾经多次占据此地为患:“可见此山为浙海中要地,番人得之,即可据为巢穴,固不可轻授也。”这种见识远比今天许多人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认识高远。赵翼在考证晚明天主教来华传播的各种地理知识后,对世界宗教分布有一段总结:“统而论之,天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亚细亚洲,而佛教最广。亚细亚洲内,如前后藏、准噶尔、喀尔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国亦佛教盛行。亚细亚洲外,如西洋之古里国、锡兰国、榜葛剌国、沼纳朴尔国,南洋之白葛达国、占城国、宾童龙国、暹罗国、真腊国,东洋之日本国、琉球国皆奉佛教。又增迦剌国、马八儿国,俱有佛钵舍利。其余海外诸番,则皆奉天主教矣。回回教,亚细亚洲内,惟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郭酣、巴达克山、控噶尔、克食米尔、退木尔沙等国奉之。外洋则祖法儿国、阿丹国、忽鲁谟斯诸国奉之;孔教仅中国之地,南至交趾,东至琉球、日本、朝鲜而已。”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世界宗教地理的论述。可见这个时期的全球化知识对中国读书人的影响。对这些外传书籍在中国的传播与收藏的研究表明,不仅在官方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等中,而且在民间藏书楼、民间编纂的书目和刊刻的藏书中,都收录有大量西学著作。这表明,中西知识交流已延伸到市民社会的基本层面。

学界在讨论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往往提出知识的本土化和在地化的问题。知识转译的过程自然涉及不同文化背景间的认同与调适。邹振环对这个过程有比较深入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传播的中介和主体的在地化问题。17世纪以来,一代代的西方人来华,留下千百部著作,其中很多人最后都安葬于他们长年生活与服务的中国。在漫长的工作与生活中,他们已经融入了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甚至政治体制当中。清朝钦天监近百年的主要领导官员都是西方人,被授予职位和品位的西方人也有上百人。他们虽然在文化上接受其母国和中国文化的双重滋养,被视为“两头蛇”,但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已经完全在地化。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服务清朝宫廷的郎世宁,因为其出色的绘画技艺和广博的学术修养,受到三位皇帝的器重。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年7月19日—1766年7月16日)是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米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在北京的长期工作、生活中,郎世宁也面临普通市民所面临的生计问题,依靠薪水度日之外,也会与普通民人进行交易,有时也会触犯相关法令,或牵涉到相关案件中。乾隆十五年(1750),他因私买旗地,受到有关法司追究。《清实录》记载:

西洋人郎世宁等,于例禁之后,私典旗地,应彻回治罪。得旨:民人私典旗地,定例綦严,屡经饬禁。但念郎世宁等系西洋远人,内地禁例,原未经通饬遵行。且伊等寄寓京师,亦藉此以资生计。所有定例后价典旗地,着加恩免其彻回治罪。其定例以前所典之地,亦着免其一例回赎。如原典之人自行用价收赎,仍听其赎回。此朕加惠远人,恩施格外。今禁例既经申明,嗣后西洋人于此项地亩之外,再有私行典买旗地者,与受之人定行照例治罪。并此次恩免彻回之处,从重究治。郎世宁等既经宽免,所有出典之蔡永福等并失察之该管各官,均从宽免其治罪议处。至河游地亩,亦系郎世宁等价典之地,俱免圈彻。但蔡永福于认买公产之外,所有多得河游地亩典价,并非伊分内应得之项。着该部照例查办。

此一案件是参与买卖旗人土地和治河而得滩涂土地事件,前者涉及旗地买卖的禁令,后者涉及官僚集团私买国有河道土地,都是常见的清朝官员违法案件。郎世宁因为乾隆的器重,在此案件中受到宽免,但可以看出他维持生计的日常活动和交往。1766年郎世宁在北京去世。乾隆下诏给予优恤:

谕曰: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直内廷,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带。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旬,着照戴进贤之例,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内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

侍郎衔为二品,郎世宁去世后享受加爵一级的待遇。郎世宁安葬在明清时期叫“滕公栅栏”的地方(今称万安公墓),这里还安葬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66位西方传教士。在北京的正福寺(今海淀区),则安葬着张诚、白晋、巴多明等36位法国传教士。他们一生的愿望最终实现,就是他们与他们的知识实现“在地化”。

当然,知识的流动包括知识的外传以及知识之间的相互塑造。由于18世纪相对开放的全球化环境,跟随商业贸易团队或者传教士组织往来于欧亚大陆的中国人也有很多。1723年,日耳曼的内斯托(Nestier)剧团排演了两部与中国有关的喜剧,一部名为《小丑、水狗、医士与塔》,另一部名为《中国公主》,皆以北京为布景,剧中的角色“包括中国皇帝、提阿曼提庭公主、巴斯塔王子、努累丁王子、威沙婆尔的嗣君,还有一个不可少的被认为曾任中国古代宰相的科拿斯”。这幅由多种文化背景组成的文化景观,正是18世纪知识全球性流动的反映。

1751—1766年间,有两位名叫杨德望和高类思的中国人居住在巴黎,并且受到长期担任法国内政部长的贝尔坦的资助:“(他们)在法国科学院的布里松(Brisson)和卡代(Cadet)两位院士的指导下,从事物理、自然史、化学等多项研究;他们进步神速,使两位老师深感惊奇。此后,又学会了硝酸制版印刷法;接着又去里昂参观了丝绸纺织厂,金银器皿制造厂,以及圣斯德望的火器制造厂。”1766年,他们带着法王路易十五赠送乾隆的礼物“18件塞夫勒瓷器,一批布歇和马德里的瓷器”,还有“一箱12面玻璃镜子,一架印刷机、一台发电机、一套望远镜镜头、一架天文望远镜、两架放大镜”,以法王特使的身份回国。而乾隆皇帝赏赐两人的是“10匹丝绸和棉布”。路易十五时期与乾隆时期的知识与技术交流本身显示出了许多细致的历史细节。欧洲兴起的仿制中国的瓷器也开始回流到中国。坦贝尔甚至要求他们“要获得刚从地里挖掘出来的、尚未经加工的粗原料”,也就是景德镇附近特有的高岭土。这说明中国瓷器的特有工艺和配方,已经在这种全球化浪潮中传播到了西方。由于这些中国人在欧洲的居留与活动,他们本身也成为一种知识开始流通。法国“产出了两出有趣的戏剧,故事剧中人回到中国,盛道对法国的爱慕。回国的旅客之一,巧妙地说服一位大官的女儿,使她相信法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国家,理由是在巴黎男子听命于女性,与中国恰好相反。”这是知识流动中双向文化塑造的典型例子之一。

全球化知识的流动建立在欧亚大陆两端复杂的政治、宗教与商业的发展之上。18世纪后期开始,荷兰、英国等新教国家开始主导欧洲与亚洲之间广阔的海洋贸易。天主教的衰微,耶稣会的取缔,表明以文化、宗教与道德伦理为主沟通中西方的时代开始没落。商业利益、经济资源与产品市场成为新教国家对华关系的焦点。“随着经济利益几乎把其他一切排之幕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趋于破裂。十九世纪的精神已经暴露出来了。例如《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1786)所载者除关于矿产及其他中国工业,如硼砂、褐煤、水银、阿莫尼亚的原料、竹,或羊毛及牛马等类的报告外,很少别的东西。中国首先是一等大市场的概念,开始成为舆论的主要关心所在。”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打开中国的大门为首要目标,一切限制和规则都是不可容忍的和不道德的,服务于此目标的暴力和战争就具有了某种正当性。18世纪的终结也标志着全球化的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殖民主义开始主导亚欧大陆的广大空间,商业的、资源的和市场的知识成为全球化知识流动的主要内容。

3、外来知识的本土化:“西学中源”说的起源

17—18世纪以来大规模的外来知识流通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更新与普通士人知识结构的改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宗教背景与传统儒家的道德规范往往产生冲突。比如天主教教义规定的一夫一妻制与中国的妻妾制,禁止偶像崇拜与中国的祭祖与敬孔等制度,皆不相符。尽管以耶稣会为主的天主教派采取了“容教”策略,默许中国教徒继续遵守中国礼仪,但一些普通人依然会将外来知识视为异端。

明朝末年,中国传统历法《大统历》(以元朝郭守敬《授时历》为基础修订而成)纪时已有较大偏差,亟须重新修订。天启二年(1622)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精通天文、数学,被徐光启等人推荐参与修订新历。用西方天文学方法修订完成的新历被称为《崇祯历书》,虽然在明末战乱频仍时期未来得及推行采用,但这一历书纠正了许多旧历的误差,在观察验证中得到了一批精通天算之学的士大夫的肯定。顺治二年(1645),清朝采用此历法,称为《时宪历》颁布施行,并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赐“通玄教师”称号,由其选任七十余名技术人员,掌管天文观测、颁历授时等工作。康熙三年(1664),安徽歙县民人杨光先投书朝廷控告汤若望等西洋人传教、择日错误等事,掀起一场以历法之争为由、中西学术之争为实的大案。汤、杨历法之争因为特殊的政治背景——康熙初年由鳌拜集团主导国家大政——而参杂了更多的政治斗争的因素变得复杂,最终以康熙清除鳌拜集团,由新历法与旧历法的实际验证来进行决断。康熙七年(1668),根据旧历所推算的历法,一年之内出现了两春分、两秋分的重大错误:

(旧历)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内,康熙八年闰十二月,应是康熙九年正月。又有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种种差误。得旨:历法关系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确议具奏。

由于清廷中央权力体系发生变化,鳌拜辅政集团覆灭,这场纠缠着权力斗争与中外学术之争的大案发生了逆转,康熙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审理“历法之争”的大案,并根据实验验证的结果,对案件进行了重新定性:

杨光先等人依附鳌拜,捏词陷人,将历代所用之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且推历候气,茫然不知。解送仪器,虚靡钱粮。轻改神名,将吉凶颠倒。妄生事端,殃及无辜……谎奏授官,捏造无影之事,诬告汤若望谋反。情罪重大,应拟斩,妻子流徙宁古塔。至供奉天主,系伊国旧习,并无为恶实迹。汤若望复通微教师之名,照伊原品辞恤。

康熙为汤若望等人平了反,并聘用西洋人南怀仁继续主管钦天监事务。

经过康熙初年的这一大案,康熙帝深感历法等问题涉及科学知识,当政者如果不懂科学,则无从判断是非曲直:“圣祖尝言,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这开启了康熙帝一生钻研历算、数学等科学知识的历程。“17世纪60年代的历法之争,是有清一代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件,直接影响了西方宗教和科学在中国传播的进程。这一事件也使康熙幼小的心灵受到震撼,并导致了他日后对西学的浓厚兴趣。”他在深入学习西学的过程中,感到西学知识在中国的接受需要一种合理化的途径,因此逐渐开始倡导“西学中源”说。

“西学中源”说出现于明末清初接受了第一次西学东渐洗礼的士大夫中间。这一时期西方学术与宗教大规模的传入,与传统中国神圣化的经学与宋明理学体系发生抵牾就不可避免。在经学的地位不可撼动的情况下,以天文历算、机械技术等实用技术为主的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面临巨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一心只读圣贤书、不通实际事务的一部分士大夫与普通民众。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为了适应中国传统经学神圣化的现实,主动将所传西方新学附会中国古代经典的体系内,这是最早的“西学中源”说来源。如利玛窦就说:

又臣先在本国忝预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

以西学补儒学的策略,“其用意是在西学中学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缩小中西学术的隔阂。使西学不致被正统学者目为异学,以避‘用夷变夏’之嫌”。

另外,由于西方科学知识在明末清初的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和优势,一部分士大夫开始从中国古典知识体系中寻求其渊源,以证明中国传统学术并未落伍。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西学的起源被纳入中学的传统之中。方以智认为:

万历之时,中土化治。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骇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己言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数学家王锡阐:

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

可以看出,“西学中源”说的缘起是为了论证中国学术的神圣性。但是到了康熙时期,康熙本人对科学知识掌握的程度已远超传统士大夫仅仅从书本获取认识的表面水准,并且在长期的学习中形成了一种依靠“实验”来验证学术的科学态度。但在17世纪中后期,能真正精通历算之学的中国士大夫屈指可数。康熙本人的几何与数学教师都是西方传教士,有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来的“国王数学团”中的张诚、白晋,以及安多、许日升等人。精通西学的康熙需要一位中学大儒来进行讨论,来弥合中西学术之争的沟壑。清代著名的数学家梅文鼎在这样的情境下出现在康熙的视野中。梅文鼎为明末遗民,大经学家。但他长期深入钻研中国历法,并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著有《方程论》等书,以与西人争胜。在接触到西方新法编制的《崇祯历书》之后,他进行深入比对研究,认为西法尽皆合理,有过人之处。他认为这是因为“中西心同理同”。因此,梅文鼎逐渐形成一种会通中西、超越中西之争的学术思想:

历以敬授人时,何论中西。吾取其合天者从之而已。天不变,道亦不变。故自羲和至今数千年,不过共治一事以终古圣人未竟之绪。虽新法种种,能出尧典之范围乎?若其测算之法,踵事而增,如西人八线、三角及五星纬度,适足以佐古法所不及。

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南巡途中经过山东德州,直隶巡抚李光地将梅文鼎所著《历学疑问》一书进呈御览。康熙帝非常重视此书,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昨所呈书甚细心,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历学疑问》一书何以得到康熙如此重视?原因就在于“中西历争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历法问题,而是关系到清朝统治者认同中国文化,涉及其统治的正统性问题”。《历学疑问》在这种政治学术氛围中,“旁通曲畅,会两家之异同,而一一究其指归。乃知西人所矜为新说者,要皆旧法所固有,而西学所独得者,实可补旧法之疏略。此书出,而两家之纷纭之辩可息”。因此,作为一位既深入了解中西科学又要面对中西学术在政治生活中重大作用的决策者,康熙体会到这种中西会通的学术观的重大意义。

第二年(1703),康熙帝写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在序言中写道:

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治疏密,非有他术也。

两年后,康熙召见了梅文鼎,并将此文出示给梅氏。梅文鼎对于康熙的意见大加激赏,赋诗曰:

圣神天纵绍唐虞,观天几暇明星烂。

论成三角典谟垂,今古中西皆一贯。

由于康熙帝的提倡、梅文鼎的唱和,“西学中源”说开始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接受的意识形态。“西学中源”说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西方学术的不同路径和西方现代科学的理论根源问题,但在17世纪中西知识流通的大环境中,弥合了神圣化经学与外来学术的鸿沟,初步消除了经学对西学的排斥。有论者指出:“观象授时是帝王统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历法合乎传统与否关涉到其统治的正统性。在康熙的时代,由于行用西洋历法而突出的夷夏之辨,亟待解决。在这种形势下,康熙领会了梅文鼎关于中西历法关系的论述之微言大义,并进而宣扬‘西历源于中国’,取消中西的界限,从而在历法上维护了其统治的正统性,实不失为一种解决的妙法。”

三、中国式全球化:明清丝绸之路新业态

在传统的西方史学体系中,明清时代的全球化是作为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新航路开辟与殖民体系建立大潮中的一个环节而出现的。自20世纪以来,西方中国学中的“冲击—反应”模式受到批评,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各种表现开始受到质疑和重新检视。加州学派所倡导的世界贸易体系研究,还原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这无疑对我们重新认识明清时代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明清世界贸易网络的研究,仍然主要建立在外围与周边材料的基础之上,要更深入地揭示这种贸易联系的真实状态,还需要深入到以中国本土档案文献为主的材料上来。近年来中国明清档案的进一步整理和公布,为我们重建以中国本土知识为中心的明清世界贸易网络提供了可能。根据这些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一幅中古时代到19世纪的中外商品贸易交流的壮丽场面。

从古典时代起,欧亚大陆虽然从地理条件上来说是连为一体的,但是高原和大山将这块大陆分隔开来,使得古希腊地理学家将其划分为两个大洲。但是欧亚大陆中部地区拥有一片广阔的大草原,从东亚的中国东北部一直延伸到欧洲的匈牙利。“它为由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向外伸展的各文明中心进行交往提供了一条陆上通道。靠大草原养活的游牧民们总是赶着他们的牧群,到处迁徙,并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攫取北京、德里、巴格达和罗马的财富。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创造了欧亚大陆古老的核心文明,而大草原则便利了这些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联系。”贯穿这个连接体的贸易通道,也就是为世人熟知的丝绸之路。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丝绸之路从亚洲东部的中国,一直延伸到西欧和北非,是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最为著名的联络渠道。“沿着它,进行着贸易交往和宗教传播;沿着它,传来了亚历山大后继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地区的传播佛教的人。”中国先秦文献《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中对昆仑山、群玉之山的记载,经20世纪殷墟考古发掘对来自和田地区的玉器的鉴定,证实了古文献中记载的上古时代存在西域地区从中原获取丝绸而输出玉器的交换关系,早期的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玉石—丝绸之路为人所认知。

1、明清陆上丝绸之路

16世纪中后期以来,传统上属于欧洲地区的罗斯国家逐渐开始向东殖民,进入了广袤的亚欧大陆北部西伯利亚地区活动。这样,俄罗斯的哥萨克人开始活跃于蒙古北部边界地带,与明朝、蒙古各部发生各种政治、经济联系。在官方建立正式联系前,由这些地区的人民开展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早已经存在。“俄国同中国通商是从和这个国家交往的最初年代开始的。首先是由西伯利亚的商人和哥萨克自行开始同中国进行贸易。人们发现从事这种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于是西伯利亚各城市的行政长官也参与此项活动。”由于俄罗斯处于西欧通往中国的中间位置,如前文所述,英国曾多次派使节前往俄罗斯要求开通前往中国的商路。尽管俄罗斯没有答应英国的请求,但沙皇下令哥萨克军人调查通往中国的商路。这些活动通过莫斯科的英国批发商约翰·麦利克传递到英国,引起王室和政治家的注意。英国地理学家佩尔基斯记录了俄罗斯人开辟的通过北方草原通往中国的商路。从官方的记录来看,除了活跃的民间贸易外,至少自明代末年起,以明朝北方卫所为节点的南北交流通道已经非常活跃。中国文献《朔方备乘》记录了蒙古喀尔喀、车臣二部都曾经进贡俄罗斯鸟枪一事,认为“谦河菊海之间早有通商之事”,即指叶尼塞河上游与贝加尔湖之间的贸易路线。

18世纪俄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根据俄外交事务部档案编著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一书,收录了两件中国明代皇帝致俄皇的“国书”,其中一件标以万历皇帝,一件标以万历皇帝之子,文书记载了两名俄国使臣因通商事前往中国,中国皇帝则表达了鼓励之意。不管这两件文书的真实程度如何,该文件收录在俄皇米哈伊洛维奇的外务衙门档案中,在反映中俄早期贸易关系的文献中具有一定价值。

根据俄方档案记载,第一个从莫斯科前往中国的使节团是巴依科夫使团,1654年前往办理商务,并奉有探明“中华帝国可以购买哪些货物,可以运去哪些货物,由水路或陆路达到这个国家有多远路程”等信息的使命。可见,到17世纪中期官方的外交路线已经畅通。17世纪早期的探险活动是后来《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得以签订的地理背景。到了17世纪中后期,中俄通过签订条约的形式将明末以来形成的北方贸易路线固定下来,从此库伦和恰克图成为官方贸易的正式场所。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官方档案中,从顺治到乾隆期间至少有50件档案内容为与俄罗斯贸易的,其中贸易线路涉及从黑龙江、嫩江、北京、张家口、鄂尔多斯、伊犁最终到哈萨克整条草原丝绸之路的商道。这反映出明清时代,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进入了鼎盛时代。由于清朝分别在康熙与雍正年间与俄罗斯签订了划界和贸易条约,尼布楚、恰克图、库伦等地获得了合法的贸易地位,这条线路虽然被俄罗斯所垄断,传统亚欧大陆的商道中间出现了代理商性质的梗阻,但北方丝绸之路并未衰落,甚至还更加兴盛。根据两件内阁和理藩院档案——《题为遣员至蒙古会盟处传谕蒙古各众做贸易不得行骗等事》《函达俄商在中国境内所有妄为举动定加惩处请仍旧照约将俄商放行入境由》,可以看出,中俄贸易从顺治到康熙年间已经呈现常态化,中央部院题奏中这类日常贸易纠纷的内容显示了贸易的广泛和深度。

北方贸易路线上的主要商品为茶叶。据说最早进入俄国的茶叶是崇祯十三年(1640)俄国使臣瓦西里·斯达尔科夫从中亚卡尔梅克汗廷带回的茶叶二百袋,奉献给沙皇。这是中国茶叶进入俄国之始。即使在海运大开之后,通过陆路进入欧洲的茶叶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陆路运输茶叶的质量要远远高于海洋运输茶叶的质量。关于这一点,《海国图志》中也有解释:“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这种中国茶质量的差异,在19世纪的欧洲,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专门指出,恰克图贸易中的中国茶叶“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完全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俄国人自己却独享内地陆路贸易,这成了他们被排除了海上贸易之外的一种补偿”。

2、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时代

新航路将欧洲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欧洲与亚洲、美洲、大洋洲都联系在了一起,以海洋航线为纽带的世界贸易体系形成。“欧洲航海者创造了一个交通、交流、交换的环球网络,跨文化之间的互动比以往更为密集和系统了。”在传统航路与新航路上,欧洲商船把波斯地毯运往印度,把印度棉花运往东南亚,再把东南亚的香料运往印度和中国,把中国的丝绸运往日本,把日本的银和铜运往中国和印度。到16世纪,在印度洋的贸易世界里,欧洲人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而西班牙人、荷兰人在加勒比海、美洲建立的殖民地,使得欧洲的产品越过大西洋换来墨西哥的白银、秘鲁的矿产、巴西的蔗糖和烟草进入欧洲市场和亚洲市场。非洲的土著居民则被当作奴隶贩运到各大殖民地。

传统的地区性贸易网络“已经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据统计,1500—1800年间7个欧洲国家抵达亚洲的船只数量从最初的700多艘增长到了6600多艘。而美洲到欧洲的金、银贩运量在这三百年间则分别增长了20倍和10倍,1550—1700年,中国的白银进口总量达到了6951吨。葡萄牙人在记录他们的东方贸易时说:“欧洲与东洋的贸易,全归我国独占。我们每年以大帆船与圆形船结成舰队而航行至里斯本,满载上毛织物、绯衣、玻璃精制品、英国及富朗德儿出产的钟表以及葡萄牙的葡萄酒而到各地的海港上换取其他物品……最后,在澳门滞留数月,则又可满载金、绢、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工木器、漆器以及陶器而返回欧洲。”

这反映了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都大幅增加。固定的商品交易所、证券市场开始出现,并产生重要影响。1531年安特卫普商品交易所开业,“供所有国家和民族操各种语言的商人使用”。阿姆斯特丹、伦敦此后也分别设立粮食交易所和综合交易所。最后,处于新航路之上的港口开始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取代大陆体系时代的陆路交通枢纽城市的地位,开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起先是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探险与新航路的开辟,然后是商品与人员的全球性流动,最后是法律与文化在各地区的碰撞,一个以海上贸易路线为纽带的海洋时代开始兴起,并主导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3、明清时期的全球化贸易网络

这样一个商品和货币、物资与人员、知识与宗教频繁而紧密往来的时代,中国明清时期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可能自外于世界。明万历时期曾任福建巡抚的许孚远在评论嘉、万时期的海禁政策时说:“然禁之当有法而绝之则难行,何者?彼其贸易往来、籴谷他处,以有余济不足,皆小民生养所需,不可因刖而废屦者也。不若明开市舶之禁,收其权而归之上,有所予而有所夺,则民之冒死越贩者固将不禁而自止。臣闻诸先民有言,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禁商犹易,禁寇实难。此诚不可不亟为之虑。且使中国商货通于暹罗、吕宋诸国,则诸国之情尝联属于我,而日本之势自孤。日本动静虚实亦因吾民往来诸国侦得其情,可谓先事之备。又商船坚固数倍兵船,临事可资调遣之用。商税二万,不烦督责。军需亦免搜括之劳。市舶一通,有此数利。不然,防一日本而并弃诸国,绝商贾之利、启寇盗之端,臣窃以为计之过矣。”明、清两代都实行过海禁政策,明代是因为倭患,清代则由于郑氏。虽然海禁期间“然虽禁不严,而商舶之往来亦自若也”,但长期来看,海禁还是给沿海人民甚至国计民生都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地方大员多以“开洋”为主要筹划:“莫若另为立法,将商人出洋之禁稍为变通,方有大裨于国计民生也。”

通过数件珍贵的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有关海禁事宜的题行稿可知,明朝皇帝长期坚守的海禁政策至明末清初已与日益增多的对外贸易需求相悖。在内阁起居注中有康熙二十三年(1684)七月十一日康熙帝召集朝臣商议开海贸易的记录。翌年即1685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创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大海关,清廷实行开海通商政策。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十五日,广东巡抚托恩多上奏“瑞典商船遭风货沉抚恤遇难水手折”,请求按照惯例,给予朝贡各国或外洋各国来中国贸易的商船予以灾难救助。嘉庆十八年(1813),有澳门赴吕宋贸易商船搭载三名日本海上失事船员交付两广总督事,总督蒋攸銛上奏请求按照惯例护送至浙江交由乍浦同知根据有关规章遣送回国,并建议:“除按名酌予赏恤,一面照例支给口粮、行粮、菜薪银两,委员护送至浙,附搭便船回国。”在古代社会,海、陆贸易遭遇自然灾害和盗匪的风险较大,也常有疾病、经济纠纷等造成的损失。一个成熟的贸易体系的标志就是由负责任的大国对这种秩序进行维护,制定相关的法律规章,进行相应的仲裁、惩处、救助等活动。从明清时代对朝贡体系和外洋贸易的维护来看,中国制定了明确的有关维护这一范围广阔的贸易秩序的措施与政策。无论是陆路贡使和商客的接待、陪护、贸易纠纷、借贷的规定,还是海路贸易中对遇难船只、人员的抚恤、资助,都颁布有明确的措施和法令。这些前国际法时代由一个国家设立、各国遵守的法令与政策,是前近代世界贸易秩序存在并得以维持、延续的重要因素。

四、一种解释:政体与文明体的互动

有关明清全球化的认识,尤其是17—18世纪清朝康雍乾时代的政治事务、信息传递、知识流通以及贸易网络的研究,改变了传统认识中清朝前中期闭关锁国、封闭落后、夜郎自大的历史叙事,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这个时代的性质与特征。我们必须承认,在18世纪以后,全球化潮流下的清朝国家体制已经显示出了一种落后的状态,这种落后无论是横向与新兴的资本主义新教国家相比,还是纵向与清初清政府应对沙俄、中亚、南亚地区的殖民侵略危机相比,都是十分明显的。只不过传统的历史叙事将其归结为封闭的、停滞的诸种表象之上,而我们现在需要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出的假设是,经济贸易的全球化并没有主导国家体制的变迁路径,国家政体、权力机制的演化得益于全球化信息、知识与贸易的流通,但还需要更深层机制的变化。这种深层机制不仅受制于王朝更迭、易姓革命或者农民起义等传统模式,还需要意识形态基础与思想文化的深层革新。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开明君主”们都热衷于与当代第一流的思想家与科学家交流,伏尔泰与法国路易十四、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沙俄叶卡捷琳娜二世都有密切的书信往来,这些君主们试图学习和了解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尽管这些启蒙思想家们都有着强烈的反君主制的倾向。同样,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也在致力于打造一个思想与知识精英的“朋友圈”。康熙、乾隆身边围绕着的代表当时西方科学与技术文明的西方传教士自不用说,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和精英阶层代表也都被皇帝征召到宫廷。皇帝与他们探讨哲理,探讨政治与法律问题。康熙、乾隆在南巡途中,经常会驻留某地会见某个经学大儒,赏赐牌匾。皇帝熟悉知名学者的著述和观点。乾隆时期下令各地采访重要学术著作以备编纂《四库全书》之用。当他看到河南巡抚奏进的书单后,立即指出,该省曾有一叫胡煦的学者“平素究心理学,曾有著述,朕所深知。今单内并不见其姓名,则此外之似此遗漏者,当复不少”。18世纪的东西方君主,在个人知识、才能与道德方面的表现,不可谓不全面,其治下的官员们,不可谓不努力。但是,“大分流”的事实还是存在的,“大分流”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在政治与国家发展方面更是越来越明显,直到19世纪表现为两种社会形态的直接对垒。我们的问题是:导致中西政治发展差异的因素到底有哪些?我们可否摆脱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和停滞/发展模式,从中西社会发展的变迁与文明史观的角度提出一种解释,来理解明清全球化浪潮下中国政治演变的核心要素。

1、全球化形态发生重大转变

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7月14日法国爆发起义,民众攻陷被视为专制主义堡垒的巴士底狱,法王路易十六外逃途中被抓获,交给三级会议审判。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国民会议判处死刑,死在自己设计的断头台上。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年代,19岁的黑格尔兴高采烈地加入了一个政治俱乐部,而启蒙时代的思想之星卢梭则被抬入先贤祠。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标志着天主教最大的支持国及其君主制在欧洲开始落幕。路易十六被处死这一年,英王乔治三世正在招募一个使团出使中国。使团团长马戛尔尼得知中国皇帝身边围绕着法国和葡萄牙传教士担任翻译后,正忧心忡忡地思考着不利的影响。他还计划拜访一个长期在乾隆宫廷服务并与皇帝关系密切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向他寻求帮助。钱德明1751年被乾隆征召进京,彼时他已为清朝服务超过40年。收到马戛尔尼的请求信后,年老体衰的钱德明给这位英国外交官写了一封书信,祝愿他获得成功。1793年9月3日,英国的各项请求被清廷一一驳回,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回国。10月8日,钱德明收到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消息。10月9日,风烛残年的钱德明突然中风去世,他被称为耶稣会最后一位在华传教士。新教国家英国派出的外交使团对中国提出的六条要求是:

(一)要求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二)要求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三)要求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存放货物,居住商人;

(四)要求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五)英国商货自澳门运抵广州者,请优待免税或减税;

(六)英国货船,按中国所定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

新教国家甫一登场,就亮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从这些条款来看,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与清朝最高决策层的冲突,绝不是所谓的“礼仪冲突”,双方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新登场的殖民主义全球化形态与已经进行了两个世纪的传统全球化形态的冲突。

1793年,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标志着天主教与君主制在欧洲的落幕;这一年,耶稣会在华的最后一位耶稣会士钱德明离世,标志着第一次西学东渐的终结;这一年,英国使团马戛尔尼来华,标志着新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开启。

英国早期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提出,只有大力发展贸易、出口多于进口才能带来财富的增长。如果说这是传统全球化海外贸易的财富理论和经济逻辑的话,那么1776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则是新教国家全球化模式的经济学圣经。正如《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所说,“读这本书的人主要是看来会从他的世界观获益的人——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者阶级,他们在世界各国议会中的政治执行委员会,他们在学术机关中的思想执行委员会。通过所有这些人,这本书对下层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这本书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正是19世纪新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航海、贸易、科学、商业通过新的经济理论获得了正当性。殖民时代与帝国主义为自己插上了一对通过暴力与商业追求财富的“天使翅膀”。新兴的科学转而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贸易包括航海、海外发现,因为,一般来说,航海跟海外发现都是通过贸易,甚至是贸易者和商人而促进和开发的。”贸易和科学发现之间的联系,是那个重商主义时代和全球帝国扩张的本质。中西政治发展的动力在康雍乾时代的后期发生了根本转变,这种新的经济理论、商业思想与意识形态促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各国的革命性变迁。“18世纪(后期,准确地说是19世纪)恰好是越来越多的欧洲资源被用于帝国扩张和侵略性的商业扩张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统治亚洲前哨的公司被国家的直接干预所代替,海上列强开始从全球的范围来考察国家的地位。”而中国的传统政治模式,在18世纪末期也走到了历史的临界点。

新教与天主教对待工商业的不同,在欧洲早已引起注意:“到了17世纪中叶,天主教欧洲的社会保守主义同加尔文共同体发奋进取之间的反差已是尽人皆知。一位小册子作者在1671年写道,‘教皇制宗教与商业有一种天然的不适应性,而归正宗恰恰相反,他们的宗教热忱越是高昂,就越是要投身工商业,而把游手好闲视为不法’。”马克斯·韦伯对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动因进行的研究已经人所共知,但并没有多少人将其应用到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中。今天我们看来,19世纪以来欧洲列强的东来,不但在科学技术与资本上积累了优势,在意识形态上也裹挟着一种道德优越感扑面而来:“关键是道德标准发生了变革,一种天生的弱点转变成了为精神增光的因素,以往在各个时代被谴责为罪恶的种种习惯则变成了经济美德。造成这种变化的力量就是与加尔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教义,资本主义就是加尔文主义神学的社会对应物。”天主教时代被视为唯利是图、放高利贷、贪婪狡诈的工商业者,不但在亚当·斯密经济学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新教的教义和道德伦理体系中,更被赋予了来自上帝认可的正当性:“现代经济秩序的前驱就是那些不顾传统土地和商业贵族的敌视而夺路求成的‘parvenus’(暴发户、新贵)。支持他们投身这种冲突的力量乃是一种新的宗教观念,它教他们不是把追逐财富仅仅看作赢利,而是看作一种义务。这种观念把仍然势单力薄的资产阶级团结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力量,增强了它的活力,给它的实用主义罪恶罩上了一个圣洁的光环。”这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引发的殖民主义新道德与君主专制旧道德之间冲突的根本因素。

1700年(18世纪第一个年份)元旦,法国路易十四宫廷第一次以中国春节的形式庆祝了新年。1799年(18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国的乾隆皇帝去世。人类进入了血雨腥风的19世纪,一种新型的全球化在世界历史上开始上演。

2、儒家型“王道政治”实践的失败

17—18世纪正是清朝康雍乾时代,也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的时代。从清代末期开始,“康乾盛世”的说法已经成为流行词汇。在晚清列强环伺、丧权辱国时代,魏源追忆一百年前的文治武功,做了《圣武记》,对康熙平定三藩、绥服蒙古、勘定准部、抗击俄国,雍正用兵西北、西南改土归流,乾隆底定西藏、新疆等功绩,有特殊表彰。晚清革命观念兴起,乃有抨击近代丧权辱国之说,波及清朝前期的评价。民国时期萧一山《清代通史》、孟森《清史讲义》等著作,对清朝前期的文治武功给予很高的评价。总的来说,现代史学对于清前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最具学术性的代表作为何炳棣先生于1967年发表在《亚洲研究》上的《清代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从疆域、人口、民族、经济等方面对清朝的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但是,对“康乾盛世”进行批评与指责的也大有人在。已故著名清史学家王戎笙先生最后一部著作名为《中国何以落后挨打——问责康雍乾》,将中国近代的衰落归因于康乾时代与世界的脱节。姚念慈的《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则全面否定康熙的各项功绩,认为残酷、杀戮是其本质。

从17—18世纪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以上种种说法都不无偏颇之处。清朝在这一个半世纪中,进行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以儒家治国思想为指导的王道政治的实践。所谓王道,就是儒家学说——在明清时期表现为宋明理学——所视为理想政治的“二帝三王”之道。其核心内涵为:圣王、仁政、以民为本。康雍乾时期是贯彻这种治国理念的核心时期。有关此一方面,学界已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高翔详细考察了康熙时期与知识精英群体理学家的学习与互动的过程,认为康熙初年建立的“经筵日讲”制度,为康熙学习与接受儒家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化机制,一批批的儒家知识精英充当经筵日讲官员,坚持不懈地讲授、讨论天道、人心的基本问题,以熊赐履、李光地等为代表的理学名臣群体,对康熙理学思想的形成乃至用人行政都具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以熊、李为代表的汉族官僚影响下,康熙全面接受儒家文化,并结合自己贵为天子的实际,形成一套附有‘帝王’色彩的理学思想。”这套思想的核心特征为:居敬行简,躬行实践,以道统为治统,德礼治国。这种政治文化的确立,在理论上比较彻底地解决了清代政治发展的方向问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意识形态地位,以帝王修身为模式的道德政治成为清代帝王“以德治国”的大经大法。

这种指导思想贯穿于康雍乾时代,康雍乾三帝的为政风格虽然各有不同,康熙宽、仁,雍正严猛,乾隆刚柔相济,但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是理解17—18世纪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康熙一生以儒家“圣王”为期许,对自己的立身、行政有严格的自律和约束,他的总体思想表现为“孝治天下”,为政宽、仁,君臣一体,以民为本。在漫长的治国实践中,他贯彻着以道德圣人的形象为表率、感召全体官僚集团立身为公的行为模式。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祖母孝庄文皇后去世。从这一年起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都没有庆祝过生日。在清代,皇帝生日万寿圣诞节是国家的三大节之一。康熙坚持近三十年,每到生日这天,只斋戒、静坐、读书、写字。“朕往岁遇万寿节,犹受庆贺礼。自太皇太后崩后,并不曾受一次。此日但斋戒、独处、观书、写字而已,余无所事。且朕于平居亦不喜宴乐,在京时诸王、大臣、官员等每遇万寿辄表请照前行,朕皆不允。今至此处受庆贺礼,则非朕初意矣。”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十岁生日之时,康熙才在群臣再三请求下举行了著名的六旬庆典。康熙亲政不久就设立了记注起居注制度,由专门人员记录皇帝的每日言行与活动,而禁止皇帝本人观看。“清圣祖恪守了不观起居注的信条,甚至在认为起居注出现舛误之时,他仍声明‘记注册,朕不欲亲阅’,‘阅记注册,非朕之事’。”

这种近乎严苛的修身实践造就了17—18世纪“圣人”政治与王道主义的巅峰时代。也正是这种理念造就了全球化时代的“康乾盛世”。这个时代的出现,与儒家道德化政治理论的高峰——宋明理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儒家政治的理想化模式“三代”政治的贯彻实施。也正是这种模式的大规模实践,使我们看到了儒家王道政治的局限及其终结。在治国理政与个人修身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知识水平和道德约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时,我们才真正看到了这种王道政治的局限和困境的出现,这种实践也才将儒家型王道主义政治的失败惊心动魄地展现在历史面前。

圣人政治的失败,主要表现在皇帝本人践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与官僚集团的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与冲突。皇帝的无限权力需要通过官僚制度与官僚集团的代理行使来实现。皇帝通过“政务活动,大朝会、常朝、诏旨发布、表章批答、集议、延见策问、亲庶狱、殿试、巡狩私访、御驾亲征和祭祀、颁历”等实现权力的下放。“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君臣关系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尽管专制皇帝在政治上拥有绝对的权威,对大小臣工享有生杀予夺之权,但并不等于统治已经稳定。”圣人政治的模式是皇帝作为道德的表率,百官与百姓以效仿和践行圣人的言行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因此,康熙亲政初期即表示“天下当以仁感,不可徒以威服”,“古来贤圣之君,尚德不尚威”,“古来人君临御天下,以四海为一家,当使遐迩上下倾心”。因此,“君臣一体”成为康熙为政进行圣王实践的一个重要目标,康熙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亲作《君臣一体论》,强调“君臣谊一体,分势虽悬,而情意不隔”,将“上下一心,满汉文武,皆为一体”当作祖宗之法和基本国策。

但是,皇权的目标通常是保证天下的安定,首要目标是保证百姓的安定,使其不因赋税沉重、司法不公、财产被掠夺而揭竿而起。但官僚集团的利益主要是侵夺百姓的财富和国家的正贡而来,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于生母孝康章皇后去世,重病在身的康熙哀毁过度,自感生命无多,产生了总结一生的想法。他将自己一生经历的大事记录下来,令起居注官员缮写发布。因所述皆为一生所经历的挫折和困苦之事,下臣并不理解皇帝的用意,所以草草了事。这使得康熙十分痛心:“朕所下谕旨,乃朕一生至苦之事……其如朕垂老之身何据,此则诸臣视朕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瘸,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傍笑视,竟无一人怜恤。俾其更换休息者,不惟此也。”此事前后的争端,反映的是康熙晚年的经历,包括因两次废太子而起的重大事变,导致皇帝家族骨肉相残的惨痛变故,以及由此在外廷形成的朋党势力集团对皇权的猛烈打击,这使康熙身体、思想方面发生严重波动。康熙回顾一生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学习为人处世之道,严格践行儒家道德规范,克己修身,孝治天下,推己及人,不可谓不艰苦也。但是废太子之变直接意味着孝治天下的失败,而朋党的打击则是对其圣人实践的否定。这标志着康熙晚年面临“圣人”政治破产的残酷现实,回想多年的艰苦实践,他痛彻心扉地想把所经历的苦衷交付给世人评判。康熙四十九年(1710)二月,他再次亲赴五台山,目睹当年祖母驻跸之地,无人能够倾诉,只能赋诗于神明来宣泄心情:“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劳心愧自省,瘦骨夕鸣悲;膏雨随春令,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可见,此时的外廷已经没有人能够同情和理解这个垂暮之年的圣人了。这是康熙与起居注官员争端以及一系列“乖张”举措的真正原因。

儒家王道主义与圣人政治实践,是康雍乾三朝都遵行的政治模式。康熙以祖宗之法的形式将这种政治意识形态规定为清代的基本政治文化,但是仅仅在这三朝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践履。道德修养的不稳定状态,受制于帝王个人的禀赋、能力与修养程度。乾隆于1799年正月初三日去世,五天后和珅被捕。上密奏弹劾和珅的是监察官、经学家王念孙,他在奏折中说:

大学士公和珅,受大行太上皇帝知遇之隆,位居台辅,爵列上公。不思鞠躬尽瘁,惟知纳贿营私。图一己之苞苴,忘国家之大计,金钱充于私室,铺面遍于畿辅。大臣不法,则小臣不廉,贪酷之吏习以成风,穷迫之民激而生变。犹不引身避位,上疏自责,黩货揽权,恣睢益甚。军营积弊,隐其事而不言。军报已来,迟之久而不奏。故封疆大吏躬为欺罔而不惧者,恃有和珅为之党援也;督兵将领侵冒国帑而不悛者,恃有和珅为之掩饰也。以至军情壅蔽,贼势浸淫。和珅之罪,不减于教匪,内贼不除,外贼不可得而灭也。

以和珅为代表的权臣的所谓“罪状”,实际上是圣人政治下官僚政治的普遍形态。圣人自身并不能否定亲自培植起来的权力代理人的所作所为,只有通过皇权更迭的形式对尾大不掉的权力集团进行清除。这是中国古代君主制下权力演化的常态。康熙末年的政治争端与乾隆末年的和珅集团的擅权,标志着康雍乾三朝大规模王道主义政治实践的破产。这也是一个半世纪来全球化浪潮下最大的一次政治模式的失败,这种失败是导致中国成为落后代名词的主要原因。

3、神圣化经学迟滞学术与思想的更新

从18世纪全球化中最早发生社会经济剧变的欧洲来看,启蒙思潮、科学技术、工业革命成为最根本的推动因素。科学知识与思想文化具有前瞻性和领先性的特征,哲学摆脱神学与科学结盟,使得借助于科学知识和哲学思辨的思想能够看清社会中的趋势、未来的景象等,因而能够引领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人是理念的动物,人类社会的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都是在其特定的观念体系引领下发生的。这是18世纪思想与社会进步的激荡所表现出的根本特征之一。1744年,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出版了《新科学》一书,该书以人和人类社会自身为研究对象,以牛顿的实验科学归纳法为遵循,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融为一种“新”的科学(在维柯的定义里以普遍性与规律性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在《新科学》中,人类社会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由部落发展出婚姻、祭祀、丧葬等制度,经历了社会发展和政体变更的各个阶段。在天主教神学政治还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根据大航海与世界各地的知识经验,对新的人类社会思想与政体的变迁做出了敏锐的预判:

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人类心智的远较巨大的进展,各族人民中的平民们终于对这种英雄体制的各种权利要求发生了怀疑,认识到自己和贵族们具有平等的人性,于是就坚持自己也应参加到城市中各种民政机关里去;到了适当的时机,各族人民自己都要当家作主了,天意就让先有一段长时期的平民对贵族的英勇斗争;斗争的目的是要把原由贵族们独占的宗教方面的占卜权推广到平民方面去,以便达到把原来被认为都依靠占卜权的一切公私机构都推广到平民们……民众政体(即民主政体)就产生出来了……在这类民众政体里,同有公道愿望的各族人民全体就会制定出公正的法律……

维柯是18世纪欧洲新旧思想转型时期的一位典型思想家,他综合了培根的实验科学和创造性的社会科学方法。“他对近代西方哲学的革新主要在奠定了一种以实践或者创造为主的新型心理学和新型哲学,以及当然以新型法学为后果的新型社会科学。”维柯一生都与西班牙国王保持密切联系,也可以回避天主教的敏感问题,但他的社会科学(新科学)却成了新时代的基石之一。其后,卢梭、伏尔泰、狄德罗等一代哲人开启了灿烂的启蒙时代,奠定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

17—18世纪清代最兴盛发达的学术流派为经学考据,亦即以程朱理学为宗旨的乾嘉学派。陈祖武等编《乾嘉学术编年》一书,基本上胪列了乾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概貌。根据此书,乾隆初年(1736)到1800年,代表性学术著作总共约500种,其中“六经”类(包括孝经)约150种,“四书”类约20种,“史地”类(包括政书)约120种,“小学”类约50种,“文集”约100种,“杂经”(包括荀、墨、佛经)约50种,“年谱”约30种,“数学”(包括音律)约20种,此外还有年谱和书目数十种。其中,“六经”“四书”“小学”“文集”“杂经”几大类,基本上都属于解经之学。文集中的个别篇章会涉及通行的知识,占总体文籍的80%以上。这些经学著作中,得到官方奖掖与社会推崇的有朱彝尊《经义考》等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到四十七年(1782),举全国之力编成《四库全书》,目的就是要将当时所存的所有学术文献予以收集整理,以供天下士子与学林参考之用。“谕: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所以嘉惠学林,垂示万世。”这是一部至18世纪为止汇中国学术的总成就与总规模的大全之书。此书编成以后,除了北方四阁,后又在江南地区的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贮藏一份,以供江南士人借阅浏览。乾隆帝本人则随时翻阅此书,多次从中找出文字错漏之处,下令重新校改。论持政的勤勉和学习的能力,康雍乾三帝都有着惊人的毅力与坚定的信念。他们坚持“经筵”制度,并且亲自点评主讲官和经典的观点,孜孜不倦地学习着经学家“最新的”成果和观点。

由此可见,圣人的形象并不是圣人自己单方面塑造的,整体的学术体系与文化氛围共同参与了神圣政治的打造。最高统治者一方面力图通过刻苦的修身活动在道德上达到臣民难以企及的境界,另一方面力图在知识上能够站在士绅精英阶层的前端。从文明体的角度来看,正是文明体的内容和方向决定着这个共同体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这种道德伦理的至上性表现为,不仅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事物不具有正当性,而且在旧道德体系中没有的事物也不具有正当性。新事物进入社会伦理价值系统通常会面临巨大的阻力。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清军攻打到河北大名一带。崇祯帝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召廷臣于中左门问御胡及用督抚。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曰:使贪使诈,此最误事,督抚须极廉,一介不取。上曰:亦须论才。宗周退……御史杨若桥举西洋人汤若望演习火器,刘宗周进曰:唐宋以前用兵,未闻火器。自有火器,辄依为劲,误专在此。上曰:火器终为中国之长技。宗周曰:汤若望以一夷人有何实用?据首善书院为历局,非春秋贱夷之义,乞令还国,毋使诳惑。上曰:彼远夷,无斥遣之理。上色既不怿,命宗周退。

刘宗周生活于明末社会矛盾剧烈变化的时期,他因为讲求心学、刻苦修身、尊尚贤能而创立蕺山学派,众多士人、官员出于其门下,因而其被视为明代末期社会的中流砥柱之一。在大敌当前选用御敌将领之时,儒学家首先提出的是道德要求,而对具体的措施和技术茫然无知,取一概拒斥的态度。在这个例子中,德性化的儒学在面对社会危机时所依赖的道德路径,与务实的国家事务之间的张力极为突出地表现出来。

乾嘉学派代表着17—18世纪最高的学术成就,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成就的一大总结性时期。这种思想体系天然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使得历代统治者都奉之为圭臬,敬之如神明。任何对这一体系的背离都会被学术共同体讨伐为离经叛道,就意味着对权威的背叛,对圣人的亵渎,亦即对神圣政治的瓦解。所以,学术与思想的更新就变得异常艰难。乾隆中期也有一些人士注意到了程朱理学脱离实际、不切实用的现象,提出改革建议:

兵部侍郎舒赫德奏:科举之制,徒尚空言,不适实用。墨卷房行,转相抄袭,经义各占一经,拟题应试,表判策问亦皆豫拟成文,随题敷衍。请探本清源,别求遴选真才之道。得旨:大学士看。寻议:科举之法,自明至今,皆出时艺,穷其流弊,诚有如舒赫德所奏者。然谓时文、经义、表判、策论,皆空言剿袭,无适于用,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时艺所论,皆孔孟绪余。作文者必于圣贤义理,融会贯通而又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然后得称佳文。虽曰小技,而文武经济之才皆出其中,未尝不适实用也。得旨:所议是。

可以看出,对于这种改革的意图,反对者祭出了孔孟与圣贤的法宝,在圣贤文化的强大压制下,妄图改革者立即失语败退。埋首经典、钻研道德、崇拜圣贤的乾嘉学术却造就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嘉庆二十年(1815),24岁的龚自珍作《乙丙之际著议》等文,指出清朝已经成为一个无黑白、无是非、无善恶、无真伪的“衰世”,如“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作《尊隐》说清朝如“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包括后来著名的《己亥杂诗》在内的一系列作品反映了龚自珍对现实的观察,深刻揭示了“盛世”模式破产的凄惨景象。龚自珍正好处于这个大转型的潮流中,他看到现实的社会与儒家圣人理想塑造的社会表象之间巨大的反差,因此开始了艰苦的知识转型。他投身于边疆问题研究,对英国和沙俄觊觎新疆十分忧心,嘉庆二十五年(1820)著《西域置行省议》,提出新疆应当尽快建省。在参与编修《大清会典》的过程中,他钻研“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致力于著作《蒙古图志》《最录西藏志》等边疆舆地之学。面对风雨欲来的局势,他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但是,这种更新的力量在神圣化的程朱理学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即使是对其备加欣赏的外祖父段玉裁——乾嘉学派的著名宗师——也教诲他:

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何谓有用之书?经史是也。

这样的差别展现的是两个时代之间的鸿沟。乾嘉学术不能为19世纪提供思想资源,反而成为文明体更新的巨大阻力,这已经表露无遗。

哲学家在谈到文化的发展时提出:“文化的发展大体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界限与规范,使之得以巩固和凝聚。‘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的转型时期。”从文明史观来看,只有到了19世纪末期,这种“离异”的现象才开始大量出现,中国文化才进入了转型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明清全球化的变迁中,文化的“辎重”往往最后发挥作用。

五、结语

纵观明清全球化的历史,我们尝试从历史演进与文明史观的角度,将这种趋势作为一个长时段的整体性趋势来看待。以康雍乾时代为代表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与19世纪开始的以西方殖民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是两种不同的形态,其间所包括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17—18世纪政治实践的困境,也促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思考改革与维新,新的社会动力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暗流涌动。

在中国历史上,从17—18世纪王道政治失败以后,传统圣王政治模式走到历史尽头,政治与国家制度的革新与革命的兴起只是历史条件和历史因素累积的问题了。自此以后,再有人提倡、推行“王道政治”“王道主义”,就属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反动,违背明清历史演变的趋势。这是经历19世纪整整百年中国社会得到的历史教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侵华建立伪满洲国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推销的借以愚弄中国人民的正是这种“王道主义”,军国主义日本试图在伪满洲国推行这种“圣帝明王言行之道”,“崇尚礼教,实行王道主义,必使境内一切之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全东亚永久之荣光”的王道秩序。这正反映了“王道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终结。20世纪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这种专制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鱼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100101。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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