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民族主义与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3 次 更新时间:2005-02-24 22: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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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 (进入专栏)  

  

  按照伯林(Isaiah Berlin,1979) 的说法,民族主义是过去二百年里最重要的社会政治现象之一。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主义依然会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无论从历史或比较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复兴实在不足为奇。然而,外界对中国民族主义主流看法却相当负面。不少学者对中国民族主义卷土重来深感忧虑,有些人甚至将它视为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破坏力量 (Yu 1996; Sautman 1997; Friedman 1997; Chang 1998)。有些学者虽然对以上杞人忧天的评价不愿苟同,但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也有重重疑虑,认为它的本质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危害中国民主发展的前景 (He & Guo 2000; Xu 2000)。

  

  不可否认,历史上民族主义思潮往往与反民主运动联系在一起。但本文的主旨是探讨民族主义中蕴藏的民主潜质。笔者认为,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关系;相反,某些关键的民族主义要素是民主得以顺利运作的先决条件。过去,有些学者曾经分析过民族主义和民主的理论关联,但他们要么认为,只有某些特定种类的民族主义才有助于民主;要么认为,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才有利于民主(Harris 2002)。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它们都拥有一些共同的要素,而其中一些要素对民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尝试解析各种民族主义,并确定它们的基本共同结构。第二部分讨论为什么民主运作有赖于某些民族主义要素。最后一部分讨论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特征,并探讨它将如何影响中国民主化的前景。

  

  民族主义

  

  要定义民族主义并非易事,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现象。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民族主义可以千变万化。恐怕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和文化就有多少种民族主义。为了把握林林总总的民族主义,多数学者倾向把它们分为对立的两大类,一类为好民族主义,另一类为坏民族主义。这种二分法的运用至少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Hans Kohn写的那篇著名文章(1939)。自此以后,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献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对立模式,如东方的与西方的,种族的与文明的(civic),特定的与普遍的,非自由的与自由的,文化的与宪制的,反动的与进步的,侵略性的与防卫性的,恶性的与良性的等等,不一而足。而所有这些二元模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关联,结果使得民族主义研究变成了一个“名词的丛林”(Akzin, 1964:7)。更严重的是,这类二分法很容易导致误解,因为无论在哪一种二元模式的两极之间,总是存在一些非黑即白的概念解释不了的空间。当这些简单的二元模式被视为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描述时,政治与历史的实际复杂性便无可避免地被忽略了(Laborde 2002)。这种两极思维方式的一个后果是,人们往往为自己认同的那种民族主义加上褒义词,而对自己不喜欢的那种民族主义大加鞭挞。 其实,假设民族主义非好即坏本身是十分成问题的,因为那些“真实存在的民族主义” (really existing nationalisms)之间的差别并非如想象中那么清晰、鲜明和确定。表明看起来不同的民族主义之间也许既存在差异,也存在共同点。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类型的民族主义都是“不稳定混合物” (Spencer & Wollman 1998: 270),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相反,很可能“所有民族主义都集健康与病态于一身,其遗传密码中包含着进步与反动的基因”(Nairn 1977: 347-8)。有些时候,本来“好”的民族主义也说不准会变“坏”,反之亦然。

  

  相对于以上的二分法,笔者把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分为两个层面:首先确定各类民族主义共有的基本架构,然后再分析其构成要素可能具备的性质。这种分析方法让我们能够在了解各类民族主义共性的同时,把握其复杂性和多变性。为了运用这种方法,有必要将民族主义宽泛地定义为一种赋予民族成员共同身份认同、并激发他们对民族共同体效忠的集体情感。根据这个定义,民族主义在结构上由四大部分组成。第一是民族成员(national population),也可称之为人民 (people),民族(nation),国民整体(nationality)。民族是一个由历史建构出来的、稳定的群体。无论如何定义,它都是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赖以存在的载体。民族认同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它既能把一个民族的成员团结起来,同时又能把这个民族的成员与其他民族区隔开来。所以民族情感具有两面性。民族主义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便是人民对本民族的心理依恋(psychological attachment)。这种心理依恋以归属感作基础,往往表现为渴求自尊、同情我族、热爱家园和勇于自卫。然而,身份认同本身亦同时假设外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与“外族”的对比,根本无法辨别“我族”的身份。所以,对身份认同,我们不能只看其包容性,还要看到它的排他性(Spencer & Wollman 2002: 58-9)。民族主义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人们对外族的态度。不论多么温和的民族主义,它总自觉不自觉地划清本民族与其它民族的界线,将“自己人”与“外人”分开,并面对如何与外人打交道的问题。民族主义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人民对民族共同体的忠诚程度。对民族的忠诚是对小社群(如家庭、宗族、地区、宗教和种群)忠诚衰退的产物。但不管怎么说,对民族的忠诚依然具有特定性 (particularistic),与普遍主义迥异。除非一个民族能够得到其居民的效忠,否则它将难以生存,更不要说与其它民族竞争了。

  

  一切现代民族主义都具备这四大组成部分,不同的只是各个组成部分的原材料有所不同。因此,虽然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结构大同小异,但性质却千差万别。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民族主义的四大支柱可能由什么样的材料铸成。

  

  "民族"的性质

  

  所有学者都同意“民族”一词是指由主观和客观条件融合而成的稳定人类群体。但究竟是哪些主客观条件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却没有共识。过去曾有不少学者尝试准确界定“民族”的涵义,却都是无功而返。由于“民族”一词常被用来指称本质迥异的社会群体,致使“民族”这个概念特别难以捉摸。因此,对“民族”的不同理解很可能衍生出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Greenfeld 1992: 7)。概括而言,有四种实体都可能被称作“民族”。

  

  第一是种族(ethnic group),即确实发源于同一祖先或自认为发源于同一祖先的群体。在这个概念下,民族是与生俱来的、既定的、不能改变的命运。人之所以成为某民族的一份子完全由血统决定,个人别无选择。与这种“民族”观念相适应的是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它将民族看作一个有机实体,寻求建立单一种族的国家。在那些种族单位与政治单位不完全重合的地方,种族民族主义很可能导致强制性同化或分裂主义运动。

  

  第二是文化群体,即某种历史悠久的文明的产物。这里,民族的标志是其共享的独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共同语言、习俗、社会规范、行为模式、神话传奇和象征符号。相对于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的包容性较高,因为只要能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那怕是异族也可以融入如此定义的“民族”中去。传统中国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第三是主权国家。这种民族概念强调领土和法权的重要性。既便人民来自不同的种族、说不同的方言、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只要生活在同一个领土--政治--法律单位内,他们就被认为同属一个民族。透过鼓励融合、减少分歧的策略,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希望为异质的人群建构起一个同质的实体”(Spencer and Wollman 2002: 145)。由于国家民族主义主张将民族与血缘和文化脱勾,它明显比种族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不过,必须指出,无论这样定义的民族包容性有多高,它一般还是会将某个种族作为其核心(Smith 1986: 22-30)。

  

  最后一种民族概念,将它理解为一个非排他性的、由公民自愿组合的群体,其融合剂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哈巴马斯于一九九零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公民权与国家认同”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哈巴马斯认为,一部以一系列“抽象程序和原则”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宪法,足以构造出赢得人民效忠的新政治实体。奠基在这种全新民族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之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它接受世界仍被分为不同政治实体的现实,但把民族看作由平等公民通过自愿协议组建而成的联合体(Spencer & Wollman 2002: 101),其成员资格向所有赞同其政治理念的人开放,不考虑血缘、肤色、种族和文化背景。美国人经常认为自己的国家就是这种非民族性的民族。

  

  作为一种理想,一个自愿性、普世性的民族的确是十分诱人的前景。可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公民民族主义不过是种虚幻。在真实世界里,很少有国家如公民民族主义期望的那么开放、那么超脱于种族和文化;更没有任何国家仅仅以个人是否认同自由民主价值来确定公民身份(Smith 1995; Canovan 1996; Kymlicka 2000; Laborde 2002; Spencer & Wollman 2002)。其实,单靠共同的原则和价值观能不能把整个民族团结起来仍是个大问号(Canovan 2000)。因此,或许只有头三种实体才称得上“真实存在的民族”。

  

  民族情感的来源

  

  Greenfeld (1992)认为,“民族认同说到底是个尊严问题”。在人们看来,民族尊严与个人尊严息息相关,因为民族为其人民及后裔提供了“安全与保障,地位与威望”(Druckman 1994: 45)。对民族尊严的关切促使人民将自己与整个民族在情感上连接起来。毫无疑问,与民族尊严相关的种种情感是十分复杂的。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对本国的成就深感自豪(pride)。一般而言,这主要发生在那些经济繁荣、国势强盛的地方。长期享受安宁与财富的美国便是个好例子。相反,在经济不稳和国势虚弱的地方,人民对民族尊严的关切往往表现为一种对本民族能否健康发展、安全稳定、甚至绵延生存的强烈焦虑(anxiety)。在那些曾遭受外国势力欺侮的地方,对民族尊严的关切则往往折射为一种曲辱感(humiliation)。如果国耻意味着某种集体责任,人民拥有对过往悲剧的共同记忆应有助于促进民族的团结。

  

  民族骄傲、民族焦虑和民族耻辱是不同的心理状况,但它们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蕴育着对本民族的依恋,不断为民族情感提供养份。正是因为如此,所有这些民族情感都可能受到政府的操控。

  

  民族忠诚的强度

  

  所有民族都要求人民对其效忠,特别是在危难之秋。但是,这种要求很可能与其它人类价值观产生冲突。这里的关键是民族忠诚到底有多强。各国人民的民族忠诚度差异很大,波动于两极之间。在一个极端,民族利益被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将对本民族的忠诚视为其最高使命,压倒对所有其它主客体的忠诚,压倒一切别的公共义务。这时人们对本国的态度是,“不管它对错与否,我都绝对效忠于它”(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必要时,他们甚至会不惜为民族的利益作出最大的自我牺牲。往中间靠,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立场,它仍然把对民族的忠诚放在对家族、地域、宗族或种族的忠诚前面,但并不把民族忠诚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虽然对民族的忠诚占有优先位置,但它不会忽略对人类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异族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在民族忠诚光谱的另外一个极端站立着普世主义 (cosmopolitanism),它认为在道德上让民族忠诚超越其它一切价值是不能容忍的。普世主义者不否认民族忠诚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更加重要。普世主义的麻烦在于,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道德说教。没有任何一种真实存在的民族主义愿意毫无保留的接受它。

  

  对“外人”的态度

  

  所有民族主义都必须处理“外人”问题。没有“外人”作为参照系,要建构本民族身份认同是根本不可能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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