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超民:莫言不必是公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8 次 更新时间:2012-10-29 15: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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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超民  

  

  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他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也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华人,更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但他确实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华人。无论如何,这都是可喜可贺的事。盛名之下,人们对他的期望值也在增加。人们期待莫言成为公知,对各种社会话题发表看法,或者责怪莫言此前没有成为公知。依我看,这都是人们的一厢情愿,也是历史认识的惯性使然,其实,莫言不必是公知。

  我在年少的时候,曾经幻想着有一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迎来无数鲜花和掌声,在各种论坛上口若悬河,大谈特谈,俨然是一位指点江山的公知甚至国师。我承认,我很虚荣。除了虚荣,我想产生这种幻想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那就是认识问题。

  虽然易中天先生将XXX分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四种类型——这当然说不上错,但类型边界的界定毕竟见仁见智,相当主观——但大而化之,将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统统称为文人,也没什么大问题。否则,上文中的“XXX”又该如何称呼呢?文化人?读书人?如果这些称呼没问题的话,叫“文人”又有何妨呢?宋代同时期的司马光、程颐、苏轼三人为文治学的方向不同,称他们为文人,怕是他们地下有知,也不会生气的。毛时代,文人被称为“臭老九”,这里的文人可就没有作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的细分。当然,那个时代有很多没读过书或读书很少的人,读过书或读书较多的人就可以在其相应的圈子里被称为文人,这与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士农工商),文人的地位是很高的。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基督教那样普遍和坚深的宗教信仰,文人便充当了传播道义的载体。文人,理所当然成为公知。在小说《白鹿原》里,白嘉轩是农民,却也是白鹿村的公知。只可惜,族长的身份淡化了他作为公知的形象。

  公知,全名是公共知识分子。他要关心公共事务,且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要求他必须懂得多,知识面广。不仅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也大体如此。

  综上,传统社会的文人=公知,有两大特点:充满道义;知识面广。可惜,这两大特点已不适合套用在今日的文人头上。

  先看第一点“充满道义”。公知当然是需要充满道义的。今日的文人可以是公知,未必都是公知,也不必都是公知。无论是作为诗人、作家的文人,还是学者、专家甚或思想家的文人,他完全可以扯开道义的枷锁,“双耳不闻公共事”,怡然自乐地耕他的一亩三分田。

  再看第二点“知识面广”。今日的知识——领域广,更新速度快——这两者都决定了分工越来越细,百科全书式的文化人将越来越少。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否则,我们就要闹笑话。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获得博士学位较早,他说家乡的父老向他请教问题,他答不上来,他们就挺狐疑,因为在他们看来,博士是应该什么都知道的。

  结合这两大点,我来分析莫言。

  莫言充满道义吗?我不能笼统地回答“是”或“否”——笼统答“是”,那是对我自己不负责;笼统答“否”,那是对莫言不负责。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莫言很少直接对当下的公共事务发表看法,这是事实,也是他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赞美崇高,怒斥卑鄙,但我们不可以怒斥既不崇高也不卑鄙的中间情形。崇高是高线道德,不卑鄙是底线道德。一个人只要不触犯底线道德,他就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犯道德上的问题,如果犯的话,也是他自我审查的结果,而非他人所判定。实际上,真正良心的代价是死亡。人的生命在广袤的宇宙中只是一粒微尘,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朵浪花,因此,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者让自己的小命活得更好一些,在不损人为恶的前提下,即便苟活,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还能有所成就的话,并不是坏事。清代的文字狱着实可恨,但由此催生出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乾嘉学派”的兴盛能说是坏事吗?因此,我赞美林昭、张志新,我同样敬佩钱钟书、徐中舒。

  具有叛逆气质和批判精神的人适合做公知。通过面相和讲话,可以看出莫言是个厚道人,并不叛逆。这里涉及到性格与思想的关系问题。性格并不能决定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却能影响到思想的风格或倾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的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决绝与他性格的果决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别指望也别苛求莫言这个厚道人能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因为莫言不是公知,我们无从直接见识他的批判精神。但如果就此说莫言没有批判精神,则对他是有失公平的,他的批判精神主要是通过小说这种载体予以表现的。

  当然,莫言也确有一些让人诟病的地方。2009年9月,莫言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听说法兰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国,流传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引自爱思想网站文学专题)

  这里,他用了“尊重世俗”四个字,我不敢苟同。不好的世俗,为什么要尊重呢?先知先觉者不就是要反抗世俗、解构世俗、引领世俗吗?我情愿把这看作是用词不当的表现,如果用“顺从世俗”四个字,那我们还可以作出这是暂且容忍、以屈求伸的斗争策略的解读。

  至于莫言抄写《讲话》,我暂时还没看到他的回应。如果他当时只是把《讲话》当作一种历史文献来抄写,而没有考虑到自己同不同意《讲话》的内容这个层面的话,则还是可以原谅的。

  我情愿以最大的善意去揣度别人。

  莫言知识面广吗?我还是不能笼统地回答“是”或“否”,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莫言的知识面有他的局限性,他只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文化人而已,并不是无所不晓的全人,这与当下公众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如果谈思想,他肯定谈不过李泽厚;如果谈历史,他肯定谈不过余英时;如果谈哲学,他肯定谈不过赵汀阳;如果谈宗教,他肯定谈不过刘小枫;如果谈新闻,他肯定谈不过白岩松;如果讲三国,他肯定讲不过易中天;如果比知行合一,他肯定比不过李敖。然而,他有他的长处。

  莫言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优秀的文学创作者,他身上的道义感并不强烈,他的知识面并不大得惊人,他不是公知。我们可以期待他变成公知,但我们不可以责怪他不是公知或者不能变成公知,我们期待他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文学作品。

   2012年10月2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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