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 次 更新时间:2016-04-06 22: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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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在近些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围绕“公共”展开的话题,算得上“你方唱罢我登台”。“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稍显沉寂后,“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又已走向前台。应当承认,这些话语的引入,对于催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无裨益。只是对于是否落入“自由主义萌芽论”之窠穴(亦即“资本主义萌芽论”在政治上的翻版),避免“中国也有”的心结,也当有高度警觉。1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尝试换一个角度,将问题转换为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2我想说明的是,“公”与“公共”作为过去时代的遗产,固是无法避遁的,3但近代中国对此的“表达”,是国家与社会形成新型对应关系的产物。而立足于“表达”讨论问题,除了范围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报章杂志及聚集于此的知识分子,所谓“表达” (representation),也是相对于“实践”而4言的。5显然,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也有与实际相背离、甚至矛盾的一面,尤其是 “公”与“公共”,很容易就会被作为一种姿态,成为一种标榜。因此,我也希望通过一些例证说明,检讨近代中国的“公”与“公共”问题,或有必要追问:何为 “公共”?谁的“公共”?

  

   一,从“天下”到“国家”:政治秩序中的“公”与“公共”

   在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所揭示的19世纪汉语外来新词里,没有列出“公”与“公共”,与此多少有些关联的则有“公法”(public law)、“公会”(parliament)、“公司”(company)、“公园”(public park)等外来词。6既如此,当然有必要考虑,“公”与“公共”的表达,在中国,作为过去时代的遗产,究竟是如何言说的?事实上,将“公共领域”引入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之所以引起较大歧义,部分缘由就在于忽略了西方“公共”概念和中国有关“公”的说词之间的距离,这使得中国帝国晚期已有“公共领域”的说法显得摆错了时代。7就“公”作为思想资源而言,在中国确实算得上渊源有自。不过,如同“天下为公”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言说方式所昭示的,所谓的“公”,往往与对“天下”的认知密切相关。8而当“天下”转换为“国家”,对“公”的表达,则进入了新的视野,首先是在政治秩序的安排中寻找到立足处。论及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这一点或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在中国传统资源中,也包含着对政治秩序的安排。只不过古代中国主要“将中国看成一文化体系,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9而在有了西方学理之后,如何安排一个国家的基本秩序才逐渐清晰起来。1906年章太炎(1869-1936)的一段演说,颇为学林看重,内中说道,小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载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心中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郑、王二人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10这话说得很清楚,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固然有传统“族类”思想的因素,然所要者还是收拾了近代西方民族主义之学理。关于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的萌生,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国变革图景的焦点问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1或者将支配这一见解的模式称为“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理论” (culturalism-to-nationalism thesis)。12这不难理解,摈弃“天下”观念的潜在意义,是接受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也便确立了新的政治边界,如何安排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才会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如何安排与国家密切相关的诸要素,实际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只是立足点稍有不同。有关此问题,笔者在另一篇文章已有所论述。13大致说来,随着国家与社会间形成新的对应关系,新的问题也呈现出来,社会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国家政权建设中?中国思想家对此的思考,除将国家之重心置于负责任之“国民”,与此适成对照的,也不乏文章从分权角度思考此问题,成为地方主义思潮之滥觞。这表明,从“天下”过渡到“国家”,显示的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在知识界逐渐萌生,相应的,有关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以及国家政权下个人的位置,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公”与“公共”的表达,即由此展开,而且与过往在“天下”背景下的论述大异其趣,呈现出新的格局。14

   对“公”的表达成为舆论界的焦点话题,原因必多,但国家意识的提升,尤其重要。实际上严复(1854-1921)早在《辟韩》一文中,就引述西方学者的见解说:“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且,“西洋者,一国之大公事,民之相与自为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15梁启超(1873-1929)更具代表性,其发表于《清议报》的几篇文字,都用到了“公理”、“公例”,如“世界公理”,“物竞天择之公理”,“自由之公例”之类。16这其中所传递的进化论思想,肯定自然世界、人类世界存在着普遍的“道”,是不难体味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梁对此的阐述,是在“国家”框架下进行的,如《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一开始就强调“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整个分析也建诸于伯伦知理(Bluntschili,1808- 1881)有关欧洲国家思想变迁的基础上。如强调中国旧思想,“国家与人民全然分离,国家者,私物也。”而欧洲新思想所体现的是,“国家与人民一体,国家者,公物也。”同时指出在立法权等环节上,两者也颇有差别:前者“立法权在一人(君主)”,“无公法、私法之别”;后者“立法权在众人(国民),其法以民间公利公益为标准”,“公法、私法,界限极明”。17

   梁启超的“国家论”,或可看作“天下为公”的现代表达方式,强调国家乃众人之“公产”,“盖国者,合无数家室而成,乃众人民之公产。”因此,“人人有公同保守公产之责,人人有公同保守公产之权。其有败坏吾公产、觊觎吾公产、侵夺吾公产者,合众议谋以抵御之,整顿之,又思所以扩充之。”18如以《新民说》加以审视,则这一立场更为明显。《新民说》专门立有一章“论公德”,直指“我国民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而“公德”者,决定着“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梁试图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而这种新道德即是“公德”,“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19如张灏所揭示的,在梁启超那里,“公德”的核心显然是“群”的概念,并且明确地指向民族国家思想。20

   不独梁启超如此,其他思想人物的言论也不例外。言及“公”与“公共”,很大程度上皆是针对“国家”与“政府”立说,同样是将“天下为公”之“天下”转换为 “国家”与“政府”。如邓实(1876-1951)刊于《政艺通报》的文章就指出,“公天下者,天下天下;私天下者,筐箧天下天下。天下者,天下顺之矣;筐箧天下者,天下盗之矣!”这样的表述自然太过模糊,尤其将国家区分为“君天下”与“臣天下”,更显问题多多,然其试图表明国家属于众人而非属个人,其立意还是不难揣度的。21《江苏》杂志发表的《新政府之建设》一文也强调:“政府必由全国国民所组织,而以全国国民为政府之实体”;“政府必为全国国民之机关,而以全国公共事务为政府之职掌”;“政府必以全国国民为范围,而专谋全社会幸福为目的”。22这是将“公共事务”统归于政府下。显然,以国家是“公共”的,与以往所谓的“天下为公”,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天下”或难以把握,但国家却是具体的,因此随着“天下”为实实在在的“万国”替代,“天下为公” 之“天下”多少有被“他者”替代的情景。换言之,以“天下”立言与以“国家”立言,也大异其趣,“公”往往成为现代西方,甚至一切美好的代名词。与此相应的,对中国的批评,明显是紧扣“公”与“私”的对比,以中国的过去为“私”的渊薮。

   梁启超“论公德”的文字,即是以“公德”、“私德”对举展开论述:“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尽管梁表示“私德公德,并行并不悖者也”,但其立场是有所偏重的,尤其突出了泰西新伦理所重者,乃“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而中国道德由于偏于私德,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一焉。”23林懈(1874-1926)《国民意见书》论述中国为何难以“合群”,同样以“没有公德”为答案。至于公德之不立,他揭出两层原因:一是因为专制政体,“中国人本没有公共的观念,他们所说的公字,都是指着皇帝一个人说的。”一是因为家族思想,“于家族有益的事情,没有一桩不做,于家族有害的事情,就没有一桩敢为,到了那一群有益的事情,自然没有工夫来过问了。”24欧榘甲(1870-1911)《新广东》也写道:“万国人民,皆有公会私会,二者与其国家皆有绝大之关系者。”在他看来,“凡公会众多之国,莫不强焉,此现今立宪政体诸国之现状也。”而中国则是,“公会无一,而私会遍天下。”25而一如谭嗣同(1865-1898)在《仁学》中发出的振聋发聩之声,“天下为君主囊櫜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26当时的舆论甚至将中国二千年之学术、政治与法律,都看作是“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学术者,所以智民也,而民贼愚之。故中国之学术,为一人矣,乃“一姓机关之学术”。政治者,国民公共之机捩也,而民贼专之,故中国之政治,乃“为一人矣”。法律者,国民之公器,非一家之法也,而民贼私之,故中国之法律,“为一人也”。27像这样将中西国家区分为“公”与“私”的见解,认为中国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可以说构成了那个时期典型的论述形式,只是各自的侧重点间有不同。

   显然,在国家框架下对“公”的阐述,既是斯时流行的国家主义的映射,也制约着对“公”的表达。最基本的,对“公”的表达,是以此作为“公理”、“公正”的体现,往往与“私”适成对照,并且以涂抹中国古代历史为基本论述策略。而且,“公”的载体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衡断历史,中国士人言必称“三代”,现在却被“西方”所替代。但不管怎样,“公”总是需要在现实世界落实,所以,或立足于国家,或立足于地方自治,或从私人着手,舆论也在表达对“公”的认知。 28

1903年《浙江潮》一篇彰显地方自治的文章,就集中谈到,自治精神,在以国家之公务为地方生存之目的,而以地方之力行之。故自治体,又谓之“公共团体”,乃“以国家公共之事务,视为地方固有之事务,而实行公共团体是也。”作者还强调,“中国之地方自治,真有相沿于自然之势,有自治之实而无自治之名。”原因在于,中国地方之公事,在以往即大都由绅士处理,如教育、慈善事业、土木工程、公共财产,属于绅士之手不可胜数,所缺的只是“机关之不备”。 29尽管何谓“公共”,仍是不清楚的,但文章不仅涉及国家权力的分割,还强调了公共事务机关的建立。1908年《东方杂志》刊登的《论地方自治之亟》,也极有意思谈到,应该利用传统资源进行自治建设,“乡约之制,一市府议会之规模也;郡县之公局,一都邑议会之形势也;善堂公所,一医院卫生局之筚路蓝缕也;市镇之团练,一民兵义勇之缩本影相也;墟庙之赛会,一祆祠教堂之仪制也。”30这里提出“公局”、“公所”等传统社会的“公共”建制,显然是“公共”意识提升的信号,试图对传统资源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更有意味的是,当读书人将政党问题作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还不乏立足于“公”进行阐述的,认为中国问题无他, “惟无政党之故”,而反观世界文明之邦,首在其“结成一公党为彼野蛮政府之劲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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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一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192-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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