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新的公共空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1 次 更新时间:2018-12-18 21: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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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作为77级学生入学的40周年,实际上我对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从入学那个时候就开始产生兴趣了,也大概跟踪研究了这40年。这40年期间,知识分子的命运、位置有非常大的变化。

   在2001年,我已经提出来一个命题叫“知识分子死亡了吗?”这是我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里面第一篇文章,当时说知识分子的死亡,比较多从思想、文化角度观察,因为从九十年代以后出现后现代话语对启蒙的挑战,传统的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是社会的普遍正义和良知,但是后现代要挑战的就是这些宏大叙事,在那个意义上思考知识分子自我定义的思想基础是否已经崩溃,这是我在2000年时提的问题。

   今天我们再重新省视知识分子,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今天网络时代的崛起,是否对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构成了新的挑战?现在我们谈知识分子,还是原来传统的知识分子吗?因为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会带来知识分子自我生存的一种新的挑战和方式。

   八十年代是知识分子的春天,是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但是到了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本来知识分子就承担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知识的传承和创造,另外一个是社会的公共责任。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到了学院里边成为了专家,某个领域的专家。另外一些就是到了媒体里边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九十年代以后发生的分化。到今天,这个分化不仅是分化了而且更严重,无论是在学院里面的专家还是在公共领域的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都遇上了新的挑战。

   实际上,这些新的挑战很难说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还是来自于新知识分子的出现。

   从八十年代到今天,整个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公共空间实际上变化非常快,我发现它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阶段,那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所生存的公共平台主要是印刷媒体。比如《读书》杂志。到了21世纪初出现了BBS,在BBS上活跃的,也主要是知识分子。第二阶段是21世纪初,博客和微博的出现。博客的出现诞生了一批专业的网络自由撰稿人,这是以前很难想象的。然后,微博的出现,又出现了一批网络大V、意见领袖,他们的风头远远盖过传统的知识分子。第三阶段差不多是这四五年,自媒体的崛起,特别是微信公众号各种各样的自媒体崛起以后,今天已经进入了一种网红时代。

   这三个阶段主要取决于技术平台的变化,每一次变化都对知识分子构成了挑战,在公共领域究竟谁在领风骚?这三个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人。

   先看第一阶段,公共知识分子担当领袖的时代。这几年我反复谈一个常识性的事实:公共知识分子不等同于“公知”。“公知”是被污名化的一个说法,似乎与体制对着干的知识分子就叫“公知”。但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公知”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按照严格学术定义,指的是在社会公共空间里边活跃的那批人,相对于学院专家而言。本来在八十年代没这个说法,到九十年代以后才出现,为什么?因为很多知识分子进入了学院,成为专家了。在这个背景下,那些在公共空间活跃的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三个特征,一个是面向公共发言,第二个讨论的是公共问题,第三个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思考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持不同的价值立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左派还是儒家,只要是你符合这三个特征的都能算公共知识分子。我一直强调,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政治立场,只是指的是一种类型,一种在公共空间活动的知识分子类型。

   八九十年代基本上是公共知识分子领风骚的时代,无论是印刷媒体还是刚刚出现的BBS。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21世纪初,出现了专业媒体人。专业媒体人一方面来自于都市媒体的崛起,出现了评论版。另一方面就是电视媒体,需要大量的电视评论员,所以当时出现了一批媒体知识分子,这些媒体知识分子在这些公共媒体上就像台湾的名嘴一样,对什么问题都能发表意见,他们是专业发表意见的人士,所以当时有个词叫做“知道分子”,他们什么都知道,对什么都有观点,这也很了不起。但是他们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学院的知识分子是叫“知识太多、公共太少”的话,这批知道分子是属于波斯纳所批评的“公共太多,知识太少”,缺乏专业背景。

   继公共知识分子、知道分子之后,第三代在公共空间领风骚的是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所借助的技术平台,是微博。微博的活跃是2011年温州动车事件以后,微博占据了中国公共空间的主流位置。微博有个特点,它有字数的限制,只有140个字,140个字是说不清楚理由的,只能有一个态度、一个立场。微博这样一种技术方式,就使得那些说理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处于弱势。反过来,那些态度比较激进,不管你是什么立场,只要你激进,表达明确,立场坚定的人,在微博上反而会形成巨大的影响,吸引各自的粉丝。于是在微博上,大V和意见领袖拼的不是说理,而是谁说的更刺激、立场更坚定,这就不是知识分子的特长了。

   真正有影响的大V,与其说是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演艺圈人士、商界人士,他们成为最有影响的网络意见领袖。所诉诸的不再是知识分子所借助的理,而是诉诸常识感:这个问题很简单,常识就可以判断。还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微博形成了一个个山头,中国思想的分裂到了微博时代形成了加剧化的趋势。

   到了近五年来,微博也衰落了,进入了以微信为平台的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诞生了第四代网红。

   网红是什么?可以说是网络红人,但网络红人不一定是网红,网红是指擅长将网络上的影响力,转化为现金流的那些网络红人。带有极大的商业性。自媒体出现以后,今天真正有影响的恰恰是那些所谓的网红。

   今天的微博也转型了,意见领袖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微博比过去更活跃了,那些各种各样的网红影响力更大了,只是我们不去关注它而已。他们的很多声音虽然我们不关注,但是这个影响并不亚于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意见领袖,因为他们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粉丝。

   或许知识分子可以这样想,就让网红占领公共空间好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岗位本身就在学院,知识分子只在知识领域行不行?当然这不错,但是这几年发生一个变化,我们过去总以为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唱主角,但是现在由于网络的出现,今天出现了另一个知识空间,这是过去没有的。

   比如说豆瓣、知乎、得到和喜马拉雅,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知识平台出现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视频平台,比如看理想,还有在北上广深非常活跃的企业家读书会,混沌大学、吴晓波的思想食堂等等,在学院体制外面,形成了一个民间的知识空间。

   这些民间知识空间的学生是什么人?有一些是非常细分市场的知识爱好者,知乎和豆瓣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平台。其次是迫切需要继续教育的职场人士。继续教育就是这样,经济好的时候很繁荣,经济不好了更繁荣,人人都想加油,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在知识的领域,有两个重要的环节,第一个是生产,第二个是传播。学院人士通常觉得自己是负责知识生产的,然后由媒体和基础教育的老师去传播吧。在这个领域,有不少大佬都是新闻传播专业出身,吴晓波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罗振宇是学传播的。他们对知识如何传播非常有经验,有一套独特的模式。罗振宇说,我们只是知识的搬运工,你不是时间有限吗?我来替你读书。十分钟的时间,将一本名著中最精彩的观点提炼出去,用最喜闻乐见的方式告诉你。

   但是,假如你认为他们仅仅是知识的搬运工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知识的叙述和传播倒过来会决定知识生产本身,一种新的知识叙述方式,倒过来也会重新建构知识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虽然这种知识的叙述和建构方式对学院派来说,颇为不屑,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今天真正能影响社会精英人士的,不是学院里面的专家,大学教授只是对学院里面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影响,一旦他们离开了大学进入了社会,学院的象牙塔性质,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大学里面的所谓继续教育,依然是学院的一套固化模式,完全不是混沌大学、得到和知乎的对手。你看,即使在知识分子最擅长的知识领域,也已经不是学院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如今出现了新的知识平台,在这些平台上,冒出了一批新知识分子,新的知识讲述者,最典型的是薛兆丰,这位被主流经济学家所不屑的经济学专家,借助得到的只是付费平台,收获了34万学生,成为几千万的富翁且不说,还开创了一个独特的薛兆丰经济学课程,对职场人士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学院的经济学家,还当选为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魅力人物。

   最后,谈一谈知识分子的启蒙职能。启蒙包括知识的启蒙,也包括思想的启蒙,我想问的是:今天谁在启蒙?谁是这个社会里面的启蒙者?对传统知识分子来说,不要以为自己还在舞台的中心,还有一种自我的幻觉、假如走出学院,到社会去看,传统知识分子早就被边缘化了。

   我发现,如今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自以为代表社会正义和普遍良知的传统知识分子,而是另外一些人。比如《百家讲坛》和《诗词大会》的主讲人。他们对中年人影响很大。因为中年人接触的媒体,主要是电视。只要你在《百家讲坛》和《诗词大会》上露过面,就成为了大红人。许多中年人对他们迷得不得了。

   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年轻人不看电视,只看手机。影响他们的,是以手机为平台的节目:抖音、快手、B站、奇葩说、十三邀等等。这些对于传统知识分子非常隔膜的节目,在90后、00后那里,具有压倒性影响,我们与他们,无论从知识形态、还是内心关怀上,完全是两代人,有时候,甚至是三代人,爷爷与孙子的隔阂。虽然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不得不承认未来是属于他们的。知识上谁胜谁负,最后还是靠大自然对一代又一代人肉体的淘洗。

   那么,是不是社会开放以后,传统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但是,你看看台湾,当民主化实现之后,就没有什么知识分子的事儿了。过去七八十年代威权时期,最红的是李敖、柏杨、殷海光、林毓生这些传统知识分子。如今,替代他们的,是电视上的名嘴,还有小电台的主持人。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来说,未来的空间在哪里?到底是固守我们的学术体制、固守我们原来的话语,还是在这个无法扭转的大趋势下走进新的空间,无论是新的公共空间还是新的知识空间?是我们改造90后、还是贴近90后?

   你不要以为进入新的公共空间或至上空间之后,是你去改造他们。一旦你进入之后,就不得不与新空间的技术方式、话语方式达到某种妥协与和解,无论你是否愿意。这个妥协与和解,最后究竟是你改造了他们,还是你被他们改造,很难说。

   今天我将这些“新时代”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提出来,我没有什么好的答案,固守是死,适应也是死。传统知识分子真的死亡了吗?希望大家一起探讨,知识分子未来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本文是作者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坐标2018:重新省视知识分子”名家圆桌会议上的发言,将正式发表于《京师文化评论》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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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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