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的《双城记》开场白便有这么一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而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下的学术环境与氛围也不足为过。实然，在以学术论文多少，是否在SCI和CSSCI，抑或是IE上发表论文数量多少，影响因子多少来评判一个学者的学术做的好与坏，实为太过于单一与片面。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价值取向与学术定位，也就使得学术成为了一种不接地气的空壳。

同样，巴顿·斯温在《漂亮的文章》写道：“文章能发表当然好，但能让人看懂更好！”也就是说，如今很多学者的论文并未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作的研究，而是耗尽脑汁的在用一个概念或者理论，去“创新”的提出某种研究视角，以此来博得学术期刊编辑与审查机制，从而获得发表的权力，为此学术本身的好与坏就不再是问题的关键。

如此，文章写的好不好，不是在于文章能够解决多少问题，而是发表文章的级别和数量。如此衡量标准，致使学者的学术价值观偏离了学术自身。依我愚见，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是对现实问题无法提出合理与得当的解决方案的论文，并不一定是好的论文，也就是说其不是好的学术研究。

而学术研究又需要大量的经费（文科却少很多）来做以支撑。同样的道理，当权力主导中国发展与转型的当今，政府滥用纳税人的钱不说，学者也跟着忙前忙后。最为悲剧的是，他们不是独立与自主，而是成了提供一个政治行为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工具。那些研究资金也大部分（在中国而言）也是通过政府机构（教育部、地方政府机构等）来划拨，由此便可得出，这样的学术研究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吗？通过研究，我们需要得到的是对问题本身的探讨，而不是阿谀献媚，更不是靠着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学术尊严去谋生是道。

学术与权力的媾和，就导致了权力在浪费资源，或者说没有合理的配置资源，让其发挥最大化的效用，而学者也在忙乎所以的用纳税人的钱来为权力进行辩护。可想而知，学术的发表与否，在权力大小作为判定的同时，也在其自身上做文章，也就是“创新”的提出这样的理论，或者那样的概念。这不是学术创新，而是编造与谎言。

进一步说，很多大学如今的评价机制也未改变。抛开权力不谈，包括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在内的“研究者”也需要有论文发表的强制性规定，不然不允许毕业。我还记得，有一位知名的学者，从国外回国后做某个方面的研究，所带的博士生在读博期间参与了很多课题，但是并未发布论文，等到毕业的时候却被困住了。如何是好？——而学术界更是有句人人皆知的话“不发表就意味着死亡”。这无疑是给学术造假和学术论文“先发表再说”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值得深思的是，有的人，并非是学术的料子，而制度导致的学术型就要比专业型的研究生更受待见，故此也就扎堆的到学术型的研究生中来，故此也就有了“读了研究生，没法做论文”的现实困境。写不好论文不说，把学术环境弄的一大糊涂。

我们不是说学术论文不应该发表，而是追寻其最本质的东西即学术制度应该得以改善。而不能总是以学术论文的评价机制，论文质量如何并不是在什么样的期刊上发表就算是好的，也并不是发表了多少就很厉害。而是能够踏实的以自身的学术独立（有点理想）与本着尊重学术为前提来做研究，让更多人理解你的研究成果，从而将其转换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与途径，这样或许产生的社会价值更大。从而也反方向的证明了你的研究是有分量的。当然，这需要一个实践的空间（只是这个空间并未对位而已，政府需要的与学者研究的不对位），更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也就是说需要时间来考验。退一步说，当我们在进入学术界之前不也已经心知肚明“学术是需要坐冷板凳的”，而此刻又何必在乎那么一点点时间的被延长呢？

基于以上分析，迫在眉睫的问题还是在于制度上的改善与学者本身的心态问题与学术态度。而前者要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说中国的学术继续如此玩味，那么这个学术环境将越来越糟糕，而敢于来做学问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最终也就可能陷入“学术之死”的境地，而“学者”也就是一群被豢养在大墙内的“人”。

二零一二年九月九日

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