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集体生活的变革

近些年来，村庄的变化越来越呈现出阎云翔教授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里所说的原子化的特征，尤其是税费改革（2006）之后，干群关系与群群关系变得更加松散，通过走访得知，村民与村干部的互动更多呈现在“通讯与告知”，而2006年之前，基于农业税、水利灌溉和村庄公共事业等的联系要相对紧密。且，这样的紧密，于传统农业而言是一种常态，但对于现在的农村来说，却非比寻常，尤其是村庄的“熟人社会”与“差序格局”（费孝通）被打破，又基于农民的“务实性”与“现实性”等性格特征与集体样态，导致集体生活发生变革。

具体来说，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集体活动的频率减少。相对来说，在过去，比如“上建设”，“挣工分”，“修渠道”等要多一些，而且大家聚合在一起享受村庄的公共娱乐活动也相对多一些，现在却是各自为阵，互不打搅。虽说，在人与人的关系紧密程度与熟悉程度来说，比起弗里德曼所说的陌生人社会（城市社区的关系形态）和贺雪峰所说的“半熟人社会”要强，但却少了一些以往的来往与走动。同时，在过去的村庄，会有“杂技表演”、“放电影”等，村民可以聚合在一起互动，但现在类似这样的公共生活却少了一些，甚至直接消失。第二，茶馆作为一种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场域，发挥着信息互递、村民的社会互动等功能。所谓茶馆，并不是王笛教授所说的成都茶馆，而是大家聚在一起打牌的地方。在牌桌上的互动与信息传递，乃至牌桌之外的妇人、男人、老人和小孩之间的互动实现了“聚合功能”。毫无疑问，此类属于默顿所说的“正功能”，但也有负功能的存在，例如因赌博所发生的村民之间的纠纷，最终是村委干部而不是乡绅加以调解，这也是一个变化。所以，我们说，地点、场域、互动形态、信息传播方式、干群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在2006年之后发生了变迁。

二、微治理：作为服务者角色的政治权力

基于这样的变化，我们的治理需要转型。目前最为热门的一种治理，除了基于精准扶贫思维而来的精准治理之外，就是微治理，而且往往以社区作为载体进行治理。为何如此？因单位制改革之后，社区所承担的公共服务日渐重要（甚至包含生活中的诸多方面），而人们生活的场域——社区更是社会的一个治理单元，以小着手而实现社会治理，是社区微治理的一个思路。并且，“社区微治理就是指在社区微观单元（如小区、网格、院落、楼栋等）开展的治理，以及对涉及部分成员（或特定群体）利益的社区微事务的治理。”这一点和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不谋而合。原因在于，微治理是更加微细的治理模式，它的实施就是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

言及于此，我们如联系整个历史维度来看便知一二，比如说在“权不下县”的时代，是乡绅在自治于村庄内部事务，1949年后权力末梢的下移，以镇为重心进行治理，村支书为镇委的指派性政治的产物，用杜赞奇的话说是“权力的经纪人”，用亨廷顿的话说是“守夜人”和“撞钟者”，但现在的村庄治理，村委的职能几乎弱化到了一定地步，如上文所述的通讯员的角色，而过往的妇联主任、治保主任等都已经消失，故此，如何继续沿着指派性政治的路径来实现村庄的自治？如何在既有的控制主义模式下实现村庄的内部事务调节与实施，乃至被悬置的权力如何去动员村民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微治理是一种选择模式，它意在对民生方面着眼，从而获得两个方面的利益，一个是合法性的再生产，这会更加有利于基层权力的组织动员，让村民配合村委进行公共事务的建设，另外一个是强化干群关系，其是一种服务型政府角色的体现，而不再是2006年之前的强权政治或全控主义模式的政治实践。通过对村民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化解，从而服务于村民。这是微治理需要重点着力的部分。

此外，微治理还有一个非常显眼的好处在于，把过去粗矿的治理思维提升到精细化的层面，从而让村民满意，得到实实在在的关怀和关切。这就减少了村民的不满、怨气（于建嵘：发泄型政治；应星：气与抗争性政治），乃至他们更愿意与村委一起合作治理和协同治理村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无论是学界所说的整体性治理，还是多元主体进行治理，微治理都与它们有重叠的地方，乃至帮助村民和村庄发展。

当前，微治理在全国各地都比较火热，比如说：“五原县（共有134个村庄（社区））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积极推动社会治理理念、机制、方法创新，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先后在社区、农村全面推开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组建微组织、开展微服务、推行微教育、实行微管理，探索出了一条以网格化+微治理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途径，逐步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提升了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水平，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同时，泰州市也指出“民政部门将加大项目申报、筛选、督查力度，让‘微治理’项目解决居民急需解决的社区烦心事，将资金用在刀刃上。”等等。这说明了什么？一方面，村民自治中的自我教育，管理与服务等提升到一个细化的角度，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另外一方面，节约治理成本，或发挥治理效果，“把钱用在关键的地方”，所以此种方法可谓一举多得。

三、农村集体生活变革视域下的微治理路径探析

对于村庄而言，采取微治理至少需要2个方面来加以保障，一个是当地的管理者有这样的服务型思维，另外一个是有足够的人力与物力来加以保障。相反，微治理就只能是一个口号，流于形式的治理，如空喊而不做实事则对村民的感情是一种莫大的伤害，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做。因为这会带来权力的负面效应。

加之，村民的内部联系，乃至村委与群众的联系在集体生活变革下的视域下，又是微治理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如何实现此种语境下的治理转型呢？

首先，利用“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的思路来进行村庄治理。在当前，一些村庄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是具备的，手机几乎人手一台，能不能用微信群、QQ群等方式来实现问题反映的畅通化，至少群众可以多一个渠道来反映诉求，即便是在个体化，松散化与原子化的情景下，这也是可能的。而且，这样的做法也不会受到集体生活变革的影响。从而，村委干部能够去及时解决村民的问题，或者说把问题收集起来后，避重就轻的解决？等等。

其次，在农民的聚合性较强的时候实现“干群互动”。例如，在闲月的时候，如村民都聚合在茶馆，那么我们的干部能不能“走到茶馆”去访谈群众？能不能在茶馆设置一些接待点？从而让群众有相应的反映问题渠道。进一步说，对群众的问题，可以采取分类，细化，而后一一解决。

再次，村委干部可以定期走到村民家中进行家访，多听听群众的意见。事实上，原子化的村民往往需要村干部的主动上门，才能把问题“弄”出来，才能解决问题。如此，不是让村民找干部，而是干部找村民。看似原子化的村庄，是不是在村委的活动下串联起来了呢？

事实上，将整个论述结合来看，微治理需要的是社区服务，是传统权力在面对村民时的一种“颠倒”，即村委去服务村民。而且，微治理的好与不好，村民如有渠道监督和反映，有第三方的仲裁，我相信村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会大幅度提高，例如在广东珠海的一些社区即为如此。当我们去调查时，村委的一些活动场所，市场化的程度，公共服务设施，解决问题的渠道等都相对丰富、多元和强化。这就有利于二者之间更好的在微治理的层面进行互动，从而“你帮了我，我支持你”，这才是赵弼《蓬莱先生传》里所说的：“鱼水之情，极其娱乐。”

但类似这样的治理和发展，并非全国皆是，所以任重道远。其是未来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方向和模式。

2018-12-14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网络政治学，老年人社会保障，社工与社区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