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与政府应对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 次 更新时间:2020-02-07 23: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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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  

   内容提要: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特别是1860年代太平军奄有苏浙膏腴之地,之后“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民变”呈现了一道别样的历史景象。民变的抗争矛头大多指向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略。广泛而频繁地引发激变四野的民众反抗,也是政治权力控制地方社会不当的直接反映。太平天国严禁集体暴动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在应对民变的实践上则具有以剿为主、不注重善后、过分干涉租佃事务、区分事件类型和性质等特点。民变多元复杂的社会效应对太平天国统治产生影响。首先,“高效”镇压的背后,反映了民变耗费政府财力、牵扯行政精力和分散太平军兵力的实质;其次,民心渐失,后期太平天国“人心冷淡”的现实,不仅是在军中、朝内,在民间亦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统治区风起云涌的民变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太平天国在社会控制层面的失败,预示着“天国”陨落的命运。

  

   关 键 词:太平天国  民变  太平军  集体行动  社会控制

  

   太平军之兴起,根源在于清政府吏治腐败,属官逼民反。但曾几何时,太平天国统治区(以后期苏南、浙江地区最为典型和突出)也民变蜂起。①

   以往有关太平天国的研究,多关注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反抗,少谈(或不谈)民众对太平天国的反抗,这就引出了耐人寻味的“反抗反抗者”的问题,这哪怕是对一个兴起于草根民众的政权要保持长治久安,也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民心的所向和转向。然而,以往的论作对这一内含深意的历史现象仅间有提及,迄今尚无专著专文予以探讨。②

   本文拟通过关注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的历史样态、官方应对民变的举措及得失、民变的影响等问题,展现一幅在宏大政治叙事背景下地方社会发生危机的全景画,从而探讨太平天国衰败的内变教训,对源于民众的政权如何实现长治久安提供史鉴参考。

  

   一、民变概说

  

   据附表,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呈现1860年代高发、频发的时序分布特征。这一现象与江南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社会生态关系密切。

   在战争中,一切服从并服务于军事。在业户大量逃亡的情况下,为解决筹饷难题,一项新的应急政策在后期太平天国主要占领区出台——“着佃交粮”。但同时,太平天国执行“招业收租”的政策,保留了流亡业主回乡后收取和追缴地租的权利,甚至由乡官局或另立收租局“代业收租”。“着佃交粮”的结果是佃农交粮又交租,“代业收租”的结果是业户的地租被政府征用或业户只能拿到很少的租额,“招业收租”的结果是业未来而民先变。从数量上看,反对“兼收租粮”的民变多达17起,约占民变总数的25%。太平天国三管齐下,不以实际,不分主次地施行三项政策,造成传统业佃关系的混乱,伤害了业、佃双方对新政权的好感。“着佃交粮”执行的偏差导致太平天国统治区“人情大变”③,激化了本已极端复杂的社会矛盾。

   而1860年代也是太平天国拥有苏浙膏腴之地,开始着手恢复“业田者依旧收租,收租者依旧完粮”④的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主要时期。但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旧弊也一并被恢复。由于太平天国军政当局缺乏地方社会管理经验,又无法在短期内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队伍,太平天国的乡官政治以改良前朝保甲、里甲的基层组织为基础,过多地倚仗地保、胥吏、衙役、团首之类地方旧势力充当乡官。部分乡官在旧政权时“包税人”的角色,因被纳入常规政权机制而强化,又因不少乡官的投机心态和较低素质,以及太平天国缺少系统完善的监管、教育和奖惩机制,昔日官场之浮收舞弊、苛征厚敛、请托贿求种种邪风歪气在新政权基层事务中延续甚至恶化。从数量上看,至少有15起民变的起因直接与基层官员浮收舞弊和贪腐有关。

   由于沿袭前制,政策偏差,复生旧弊,民众对新政权革除传统社会痼疾和获取更多权益的期望破灭,滋生了起身抗争的逆反心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常见现象——民变,也基本依照清朝模样复制。“江南必反于漕”的预言⑤,竟在太平天国治下上演。

   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在地域分布上则呈现苏南统治区多(53起)而浙江统治区少(14起)的特点。

   太平军在浙江大部分地区设治建政的时间为咸丰十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深秋和严冬,错过了是年征收漕粮的关键时期;建政伊始的浙江太平军当局也很难迅速有效地恢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而浙江部分地区,像严州、宁波、处州、台州,在据守第二年(1862)征收冬漕之前就已失守,根本没有践行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时机,太平天国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干预较少。苏南大部分地区则拥有两个完整年度的政权建设期,传统社会经济秩序得到初步恢复。

   浙江绍兴、金华、杭州、湖州的部分地区虽有1—2个完整年度推行传统社会经济秩序,但与苏福省各地佐将致力贯彻李秀成恢复地方秩序的政略不同,浙江多数地区的新统治者基本上习惯于践行太平军“老兄弟”的施政方式,致使统治模式没有完全超越贡役制水平(贡役制主要表现为勒贡、掳人和掳掠等)。贡役制社会结构不易引发传统形式的民变,却易滋生政治敌对的民团。说到底,这与太平天国政权对浙江基层社会的干预介入较少较浅有关。

   而18起抗税民变的比重之高,一方面可以展现太平天国税制紊乱、繁重,尽管洪秀全、李秀成均重视与民休息,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但后期腐败之风日炽,一应所需摊派民间,造成赋轻费(捐)重现象,民间不堪其扰;但发生在苏南地区的11起抗税类型民变,数量多于浙江,从一个侧面说明苏南统治区比浙江统治区在由“打先锋”的贡役制向传统税收体制转型方面更为成熟。田赋、地租、杂税均是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指标。这一现象典型地说明了太平天国传统社会经济秩序恢复水平的地域差异与民变多寡的关系。

   广泛而频繁地引发激变四野的民变,实际是政治权力不当控制地方社会的直接反映。苏南民变多于浙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政治权力向苏南乡村社会的渗透和展现相对充分。这说明一般来讲,民变与太平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的程度和干预介入基层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即愈是太平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的地区,民变的数量愈多,规模愈大,烈度愈强。

  

   二、应变原则

  

   太平天国地方政府一般通过张贴布告的形式表明政府应对民变及相关类型个体行为的态度和原则,布告内容具有律例法令的性质和效力。

   在常熟,咸丰十年(天历庚申十年,1860)十一月初六日,太平天国政府贴出告示,“要收钱粮。谕各业户、各粮户,不论庙田、公田、学田等俱要造册,收租、完粮。倘有移家在外,远去他方,即行回家收租、完粮,如不回来,其田著乡官收租、完粮充公,佃户亦不准隐匿分毫”。⑥这份告示专门针对租赋事务颁发:一是针对业户拒不完粮,罚以田亩充公;一是针对佃户抵制官方兼收租粮,政府只表明“不准隐匿分毫”的态度,未明确具体处置办法。这份文告指列的情形主要应是个人的抗粮、抗租行为,却表明了政府应对相关类型民变的态度,也为应变政策提供了原始依据和参考。

   咸丰十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二月,常熟太平天国政府的一份告示声称对抗粮、抗租行为采取更加严厉的刑罚,“欲到处讲道,并禁剃头、霸租、抗粮、盗树,犯者处斩”。⑦据此,组织这类民变的人原则上要被处以死刑。在同年九月编田造册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业户隐匿田产和抗领田凭的现象,实际是民间的一种变相抗粮。为此太平天国政府再出告示,“勒令百长司马,细查田数,尽数补出,如再隐匿,察出二罪俱罚”。⑧这份告示较本年初颁布的法令在语气上有所缓和,对此类行为仅威慑说“二罪俱罚”,未提“斩首”。

   从咸丰十年(天历庚申十年,1860)冬至咸丰十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秋,是常熟太平天国政府在该地区探索进行恢复传统社会经济秩序实践的开局。常熟地方政府对影响财政收入的抗粮抗租行为高度关注,以上所列告示有两份是针对租粮事务的专门性文件;另一份虽是综合性内容,但禁令的主要方面还是与“霸租”和“抗粮”有关,政府对此类现象明令禁止的原则和态度是明确的。

   咸丰十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九月,一份列有详细禁止事项和明确惩罚措施的综合性布告在常熟颁发:“一农佃抗租,田亩充公;一业户领凭收租,欠缴钱粮解营押追;一兄弟藉公索诈,本人斩首;一居民容留妖类,面首刺字;一谋害乡官,毁坏局卡,罚打先锋;一勾引兄弟在外闯事,枷锁游街;一洋烟、旱烟吸者悔过,贩者罚银;一偷盗公私财物,权其轻重,罚做劳役;一布造谣言,照旧薙头,拿捉究治;一不领门牌,不遵法令,驱遣出境。”⑨这是后期太平天国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内容比较全面的地方成文法。

   在十款法令中,与民变相关的有三条:抗租“田亩充公”、抗粮“解营押追”和毁局殴官“罚打先锋”。前所列农佃抗租和业户抗粮可能也指对个体行为,但“谋害乡官,毁坏局卡”自然属于集体暴动。该文件颁布的时间恰好是常熟太平天国政府清理田册的关键期。⑩据附表,此时常熟已经历了咸丰十一年(天历辛酉十一年,1861)四月的民变高峰(10次),并即将再次面临同年九十月间的民变高峰(10次)。所以该文件的颁发主要针对的社会问题可能是与田赋地租事务有关的民变。

   发布告示的洪姓太平军将领署衔“天朝九门御林开朝勋臣慎天义统下贺天侯兼武军政司”。“慎天义”即常熟昭文守将钱桂仁(11),其部下所发文告应经钱桂仁允肯;这份布告除在常熟北乡张贴,在南乡亦有发现,经秀才龚又村证实:十月初五日,“见武军政洪□□示十款,如佃农匿田抗租,兄弟藉公索诈等项,本人处斩,田亩充公”。(12)这说明十项法令的推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权威。因此,常熟太平天国政府应对民变的原则主要应以此文件为准。

   具体而言,对抗租的佃农罚以“田亩充公”,很明显是针对那些在业主缺失、官方代业收租的情形下,“着佃交粮”后不肯再纳田租的佃户。常熟太平天国政府并未像之前那样将“霸租”列为死罪,反映了政府在干涉租佃事务的程度上仍心存犹疑,政府在名义上仍是“代业”行事,公开以严刑镇压似有不妥,常熟政府对此可能已有一定认识。业户抗粮,影响田赋征收,与反租粮兼收的行为性质不同,政府可以直接对抗法者处以刑罚——“解营押追”,即逮捕、拘禁。抗粮与反兼收等,如升级为“谋害乡官,毁坏局卡”的暴动,则要“罚打先锋”,即掳掠。实际上,“毁局殴官”基本成为民变通式。当时有文人记载太平军“如遇乡民杀伪乡官,必出令打先锋,奸淫杀掠,无所不至,俟抢掠一空,然后插旗收令,再遣伪乡官下乡讲道理安民”。(13)或可总结常熟太平天国政府应对民变暴动一般遵循“民变发生→打先锋→讲道理”的模式。

在长洲,同治元年(天历壬戌十二年,1862)九月,太平天国政府曾专为租佃事务出示,力图以行政手段调解和干预租佃关系,告示称:“除委员率同各军乡官设局照料弹压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谕仰在城在乡各业户、承种各佃户知悉,尔等各具天良,平心行事,均各照额还收,不得各怀私臆,无论乡官田产,事同一律。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不顾穷佃力殚,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禀报来辕,以凭提究,当以玩视民瘼治罪。”(14)这是在业户照旧收租的情况下,明确了政府对“顽佃抗还吞租”的态度,即“许即送局比追”,“送局”的执行者是业户,“比追”则由政府出面参与。告示还称政府特意“委员率同各军乡官设局照料弹压”,“弹压”的既然包括抗租事件,当然也包括抗粮抗税类型的民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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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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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近代史研究》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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