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中日关系还能再一次跨越危机吗

——“钓鱼岛问题”的温故与知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8 次 更新时间:2012-09-09 23: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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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  

  

  日本流行着“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性“话语”,这种立场性“话语”试图掩盖“钓鱼岛问题”所内含的领土争议性质。中国必须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艰难的外交奋战,给以澄清。

  2012年8月15日,从香港出发的民间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给中国媒体带来了强大的“成功”振奋。但随即,日本东京都等地方议员不顾政府禁令在19日也登岛宣示主权,中国保钓人士遭日本警方拘捕审讯、强制遣返,日本登岛者却等闲往返、体面自如。信息全球化时代不可遮蔽的视觉刺激,在中国社会造成了不可回避的挫折和焦躁感。

  于是,“无政府主义游击登岛拉锯战”引发了两国相互抗议但相互不接受抗议的外交僵局,中国大城市再现愤怒示威的街头暴力,“海上战争”、“军事准备”之类“武装保钓”的国策论也越发盛行起来。早在2012年6月初,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就预断中日关系将陷入“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现在,美国、俄罗斯的媒体和学者也开始议论中日战争的可能性了。

  这场危机必然要归于战争吗?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一直周期性恶化的中日关系还能再一次跨越危机吗?中国到了必须拿出判断和决断的时候了。

  问题是判断和决断的根据何在。不应像某些论者那样,或者持一种“唯我独尊”、“一枝独秀”之类脱离实际的世界观,或者搞日本“玩火自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类虚构他者的“文革”式诅咒,而必须在实证的知识体系中进行有逻辑的思想整理。

  

  懂得和平解决是国际道义制高点

  

  首先,必须确认不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国际政治规则。

  无论是联合国宪章的明文规定,还是战后大国政治的事实规则,都不允许以武力改变统治边界现状。日本之取得“冲绳返还”,虽然在反法西斯同盟协议的意义上存在手续问题,但日美之间有条约形式安排;日本虽然复武扩军,日美同盟虽然威慑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但属“文攻武卫”之外交运作范畴,并无直接诉诸武力改变他国统治边界的事实。新中国所经历的战争也大致可谓虽胜亦退,其后或以谈判解决,或仍继续搁置。

  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上,从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谈判到1978年缔结友好和平条约,中国一直对日本倡导搁置“钓鱼岛问题”的主权争议,而且双方反复承诺:“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处理领土争议性质的“钓鱼岛问题”,都不能以武力把独自主张的“固有领土”立场强加于对方。因此,和平前提下的外交交涉是保持国际道义立场和政治主导权的唯一选择,在这一方面,中国可以优先检讨的是:日本相关言动是否违背联合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是否具有足以发动军事保卫、武装驱逐等“反侵略战争”的地位。

  当然,日本启动把日韩岛屿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裁决的手续,具有牵制中国的“钓鱼岛问题”政策与“战争论”隔离的意味。但中国的媒体首先应该有足够的责任伦理和国际传播意识,避免被诱导作“中国威胁论”的口实。

  尤其是某些专家所谓美国不会为日本“火中取栗”之类的文学想象,或许令人闻之大快,但从美日同盟政治的逻辑和美国的战争史事实而论,必须设想:一旦陷入实力决胜负的战争状态,美国能坐视在其承诺与日本共同守卫之地发生一场日本被打败的战争吗?

  

  认清日本“文攻武卫”战略

  

  其次应该了解日本的和平原则与外交谋略的两面性。

  作为在美国单独占领“庇护”下的冷战政治盟友,日本一方面付出“基地痛苦”的工具成本,一方面争取到了在相当程度上逃脱战争责任和领土处分的工具利益。但战后日本经历了民主化改革,即使在国家利益本能的意义上乐于接受美国的诱惑,其社会思想的主流还是反战、和平的;无论1950年代的再武装化,抑或1990年代的海外派兵,都有美国推动而国内抵制的情节。并且从当前日本处理与邻国岛屿领土纠纷的事实来看,其对俄罗斯、韩国强势行动的反应极其冷静,贯彻着共同研究、外交谈判或者诉诸国际司法的和平原则,没有“硬碰硬”的言行。甚至2012年8月17日关于“香港活动家”登岛事件的内阁会议和8月21日关于日韩问题的内阁会议,都没有要求防卫大臣参加,官房长官的解释是:“以基于国际法的冷静、公正、和平解决为目标,现时防卫大臣没有必要出席。”

  因此,不能妄称“军国主义复活”,轻断“中日必有一战”。日本政府间或释放“自卫队出动”之类的空气,也未出舆论测试和情报战、心理战诱导的范畴。

  然而,如果把中日关系定义为“人民友好”与“极少数右翼分子破坏”的对立,试图继续“搁置争议”以求合作、谋发展,则也是脱离日本实际的。

  战后的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促使美国采取片面对日议和、隔绝中日关系的冷战同盟政策,而中国的对日外交基于“日本人民”的意识形态想象和国际统一战线考虑,甚至在贸易、渔业照顾和释放战犯、放弃赔偿、赞同武装等方面曾经自许“比美国还宽大”;但事实上,“日本人民”是与“日本政府”在利益共同体意义上同构的“日本国民”,日本政府既结盟于对中国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之痛的美国就不可能“亲华”。另外,中国在邦交正常化交涉之际,把争取日本承认“一个中国”设置为谈判主题而取代了“战争责任处理”,给邦交正常化之后的中日关系遗留了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纠纷问题,成为40年来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结构性原因。现在,周期性恶化所积累的误解、敌视和蔑视已经左右着日本的主流政治心理,“战略互惠关系”内涵的“政治经济分离论”乃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双赢术,历史认识的帝国精神复活和海洋岛屿权益欲望已经不再被克制。

  但既要政治经济双赢,日本就会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发生“钓鱼岛战争”,其目标是以外交谋略推动从“实际控制”到“实际占领”的和平演变。为此,作为遏制“中国威胁”国际政治环境整备,一是通过2010年的撞船事件取得美国政府关于“日美安保适用于钓鱼岛”的保证,二是赞助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海洋岛屿纠纷。而作为国内社会环境整备,一是通过东京都“购岛计划”推出议题以打破中日之间“共同不开发”的现状而谋求日本单独开发,二是发起“购岛募捐”作为调动“领土爱国主义”的连续性情节广告。至于政府的“国有化”议题,无非是以不便节制东京都“购岛”为借口诱导中国接受“钓鱼岛交易”、默认“钓鱼岛事变”的外交谋略。

  但日本的外交谋略在中国没有得到严肃的理解,舆论更处于被日本诱导的状态,主要反映在撞船事件时惟求息事宁人,而东京都“购岛”则斥之为“日本战略焦虑”、“极少数政客的闹剧”的肤浅态度,切愿日本回到“搁置争议”的“友好大局”。

  这源于日本的舆论诱导和中国一些人一厢情愿地维护“搁置争议”的经验主义应对。事实上,既然“钓鱼岛危机”一再发作,就应该正视“搁置争议”的“友好大局”已经不复存在的现实,抛弃把中日关系的国家利益冲突视为“少数右翼分子”搞“小动作”之类多少有些自欺性的想象,从严肃的国家间政治责任出发设置媒体议程和外交议程,一开始就在道义和主导权的意义上遏制住事态的发展。

  然而,“右翼闹剧论”、“日本战略焦虑论”之类的贬斥、嘲弄,麻痹了中国的外交反应;及至东京都登岛宣传和“国有化”概念操作席卷日本,中国再疾呼“可以休矣”为时已晚,日本的“尖阁诸岛”欲望已经民粹化、政治化而很难止步了。但日本用心主导事态的发展,通过东京都登岛意向和议员“慰灵祭登岛”申请,向中国制造“钓鱼岛危机”已经临界的压力,牵引出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应和香港保钓人士的登岛行动,再以拒绝议员登岛申请的主动权和放任“慰灵祭登岛”的既成事实后发制人。日本外务省拒绝中国大使抗议“慰灵祭登岛”,并指是由于中方登岛在先、必须防止再发的高调一出,“钓鱼岛危机”就陷于纠缠不清的泥沼化状态了。

  

  破解“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历史虚构

  

  日本流行着“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性“话语”,这种立场性“话语”试图掩盖“钓鱼岛问题”所内含的领土争议性质。中国必须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艰难的外交奋战,给以澄清。归结起来,扭转事态的唯一可能在于中国对日外交的革新,即正视“搁置争议”的不良后果,立即着手解决“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议程。

  事实上,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田中角荣首相和周恩来总理就“搁置争议”达成了共识,而且是田中主动提出了这一议题,并在询问周恩来“这次不想谈”的原因之后,明确表示“以后再说”。但日本现在公布的档案是“1988年9月的打印稿”,其中既无“以后再说”之约,甚至给人连周恩来也说“尖阁诸岛”的误导,至为离奇。日本学者就是根据这种明显荒唐的资料论证“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并埋怨田中不该主动提出这一问题并不吝盛赞周恩来为“优秀政治家”的。

  还应该注意到,日本外务省在邦交正常化谈判前夕准备的文件《日中之间悬案事项》中,是把“尖阁诸岛领有权问题”列为首要的。当然,其中说明了日本政府“坚持”日本领土“无可置疑”而拒绝谈判“领有权问题”的“立场”。然而,田中角荣并没有“坚持”外务省的自我中心“立场”,倒是主动和周恩来确认了“以后再说”的共识。结束谈判回国后,田中还在首相官邸对记者说:“逐两兔者不得一兔。现在中日终于打开邦交了,还留有非常严峻的问题。”可见,正是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精神筑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提;过去,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邦交正常化;现在,不承认这个前提就等于破坏中日邦交。这是当前中日紧急交涉“钓鱼岛问题”的根据,日本所谓“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论乃脱离史实的虚构,不能自圆其说。

  

  努力重新达成国际法文件

  

  温故而知新,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知识思想智慧,也早已成为日本传诵的哲理。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困扰中日关系的“钓鱼岛危机”,正是两国外交没有严肃理解“以后再说”之约,没有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探讨解决遗留问题的结果;如此懈怠,遗留问题反复发作则刺激出实力对抗的言动,再不解决就难以超越危机了。中日应回顾邦交正常化的原点,重温和平友好条约的“非武力”誓言,立即开始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共同研究和外交交涉。鉴于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教训,这一共同研究和外交交涉必须排除任何“君子协定”或“默契共识”,而达成确认归属或无归属前提下共同开发的正大光明的国际法文件。

  现在,日本的主要外交努力是引导中国接受“国有化”操作,其说服力在于节制东京都“购岛”,诱惑在于可以姑且稳定现状;但“国有化”以后日本主权前提的资源开发不可避免,所以是中国不可能接受的选项。但与其被动拒绝,不如主动设置国际关系议程。极易民粹化的民间行动,解决不了国家间政治问题,更不能作为外交的替代物。

  如果中国不采取主体性的外交努力,而任由日本主导事态发展,日益激烈化的“战争”舆论,将不断满足日本根据“中国威胁论”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训练、布防“西南诸岛”的口实需求。而中国对美国“钓鱼岛安保”言论的反弹,则会更助长日本“单独防卫的气概”。这样,日本不仅会越来越“文攻武卫”、咄咄逼人,而且无论“文攻”还是“武卫”,均会对中国越来越不利,局面就会失控。

  不过,对日本的所谓有利,并非就是日本的胜利;对中国的不利,更不可能意味着中国会接受日本强加的现实。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无论谁胜谁败,都将是中日两国外交的失败,并将创下中日再也不可能和解的巨大伤口;而东亚则不可避免地向阴暗的冷战政治倒退,甚至有可能陷入“中东化”。

  中日外交一直回避认真交涉解决“钓鱼岛问题”而维持着“政治经济分离”的病态关系。日本固然希望在继续经济合作的前提下推动“实际占有”钓鱼岛,但中国事实上不可能接受连“搁置争议”都求而不得的现状改变。

  既然出现了不能维持“搁置争议”而可能有损和平与邦交的危机事态,就必须交出以外交谈判在国际法意义上解决“钓鱼岛问题”的答卷了。这场“历史遗留问题考试”其实已经持续了40年,东京“购岛宣言”已经发出了“终场”预警!中国必须具备充分的“应试”意识,尽最大努力争取日本政府的诚实合作态度,共同向战争记忆犹新的人民,向相约世代友好的前辈政治家,作出“钓鱼岛问题”的和平正解。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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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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