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直面中日关系溃败的“民间”历史地层*

——日本人中国观研究的外交学革命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9 次 更新时间:2016-09-30 12: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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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  

   【内容提要】日本的领土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共振造成了难以修复的中日关系溃败,而中国的对日外交哲学仍然沿袭“人民友好”信念支配的“民间决定论”,但舆论调查的相互恶感比例高达90%,这是不能回避的严峻事实。作为中日关系研究的革命性开拓,马场公彦发掘“民间”历史地层,对日本“论坛杂志”刊登的中国评论进行逻辑整理和比较研究,解析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认识路径,发现反共、反华话语壮大的契机是“文化大革命”破产和批判性“现代中国研究”的崛起。厘清从“蔑视中国观”到“中国威胁论”的发展线索,认识到以敌视隐喻蔑视的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知识生产、舆论扩大再生产的公民外交学原理,就可以理解对日本作政治、道德批判当然无效,而必须确立国际认识学术生产的中国主体地位,与日本的知识、舆论足以构成有条理对话的象征互动,才能重建中日关系。

   【关键词】中日关系 日本人的中国观 认识路径 公民外交 象征互动

  

   2015年8月24日,经过近两个月的信息战试探和秘密外交磋商,漫长的心理折磨最终还是在中日关系本来历史构造的逻辑上得出结论:日本拒绝中国邀请安倍晋三首相出席“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这样,通过积累形式主义首脑会晤达成中日关系“再正常化”的“新破冰演出”黯然收场,得到确证的是:安倍首次执政期间那种为平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冲击波而姑且伪装妥协的“假性愈合”外交手法已经失效,并不能修复“2012年钓鱼岛事变”以来中日关系的溃败性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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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中日关系本来历史构造的逻辑,即日本一直回避其侵略战争责任——暧昧的战后处理所遗留的民间受害赔偿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作为蔑视、敌视中国的象征,反映着中日未和解的冷战结构。“钓鱼岛事变”之后安倍第二次执政,其以威慑先行的“积极和平主义”敌视支撑拒绝谈判解决“钓鱼岛问题”之蔑视,更以挑衅过去内阁承认加害责任的政治谈话、复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类变本加厉的蔑视言行刺激中国,致使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不欢迎他”、“不可能同这样的日本领导人对话”。①安倍如此煽动、夸张中日关系的敌对性,所造成的持续对抗僵局符合日本政府拒绝或拖延谈判解决中日战后处理遗留问题的一贯谋略,但有害于从中国继续获得市场利益;而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僵局或可谓高调斗争,但长期无解决又可能导致舆论高调难以软着陆的政治风险,强硬姿态也就逐渐被日本非正式的秘密外交所传达的首脑会谈愿望化解了。经过反复的形式主义首脑会谈,日本政治家还率领大型观光交流团体访华来烘托“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的气氛,中国媒体果然一反贬斥、谴责安倍“野心”的姿态,甚至酝酿出依据德国领导人出席俄国卫国战争纪念阅兵活动论证邀请日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之合理性的“安倍期待论”。②而在邀请被明确拒绝之后,也还有报纸感叹“安倍不来使中日关系失去了一次突破性和解的机会”,以遗憾“安倍失分”掩饰“期待论”幻灭后的虚脱。③这是对日本蔑视中国——竟至于要求中国以“和解”精神规范抗日战争纪念主题——不完全理解,对德国清算战争责任作为欧洲和解前提则完全不理解的知识思想贫困状态,发生了国际政治逻辑的因果错乱性迷失。

   重建正常的中日关系需要基于战后历史实证研究的知识思想整理。面对日本领土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共振造成的中日关系溃败,中国的对日外交哲学仍然沿袭、强调着“人民友好”信念支配的“民间决定论”;但日本方面的事实是,发起新民间友好运动的政治家竟然主张采取措施抵制国际社会的“南京大屠杀”认知,学术界对中国的人民友好与军国主义犯罪“区别论”也既以为怪异又主张不必刺激,都确证对中国虚与委蛇的策略性迎合。④因此,作为中国对日外交的思想材料,首先必须确知中日关系之所谓“民间”的准确所指;也就是说,“民间”关系历史地层的发掘及其定性研究,有着基本的外交学启蒙意义。

   作为这种求知欲的一种注解,日本学者马场公彦关于日本人中国观的研究受到重视和译介,近年来其本人也应邀来中国频繁地参加学术交流。2015年初,马场的《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日本新曜社2010年版)在中国翻译出版,后续研究成果《当代日本人的战争观——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到天皇访华》(日本新曜社2014年版)更及时受到中国学者评介。⑤对于中日关系和日本研究落后的中国学术界而言,马场公彦以鸿篇巨制对“民间”历史剖面的中日关系解析是不能回避的国际知识生产,我们有必要深入学习,从中汲取新知,获得认识论启发,并在中国的问题意识立场上作出学术交流、思想对话意义的回应。

  

一、战后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与中日关系发展的相关性

  

   现代外交和国际关系成立的前提是世俗民主主义民族国家(国民国家)政治;在表达自由的宪政制度下使国民意识信息反映于媒体即民意的舆论化,通过符合民主主义伦理的技术手段把握外交政策的主流民意,乃“选举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昧于基本的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统计理解,一直使用抽象的“人民”、“人民外交”等意识形态概念,而这种概念又预设着“日本人民”对革命、进步或正义之中国立场的支持或同情。但事实上,作为大众可视化的确证,经过小泉纯一郎首相时期强势参拜靖国神社的较量,日本国民舆论调查对中国负面认识指标从2004年开始突破50%,而小泉内阁支持率、参拜行动支持率和抵制外国批评的意见在2006年均超过50%;再经“2012年钓鱼岛事变”的领土民族主义激发,50%以上的日本国民支持政府的“国有化购岛”行动,对中国恶感的比例甚至超过90%。⑥很显然,中国“人民友好”的意识形态阐释早已不能维持,日本的主流民意与对华蔑视、敌视的外交政策正相吻合,并且由此足以推测,安倍政府根本不会采取尊重中国立场的措施来化解中日关系僵局。

   由于传播全球化技术条件造成的新闻视觉冲击,人们对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靖国冰川期”印象深刻,但作为学术思考则要追问:这是日本的中日关系舆论和外交民意的突变转折点吗?战后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想象、认识状况究竟如何?其中潜在着怎样的历史逻辑链条?马场公彦的日本人中国观研究就回答了这些问题,勾画出理解、反思当今中日关系溃败结局的“民意”历史剖面图。在知识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方法论意义上,他选取发行量大、有代表性的日本“论坛杂志”,对所刊登的中国评论进行逻辑整理以及相互的、历史的比较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日中交流活动家基于专业知识生产或亲历国际经验在“论坛杂志”发表中国评论,既是代表性的国民舆论,其知识信息和权威性主张又通过商业运作的媒体为国民大众所接受,构成了日本人中国观变迁和相应“民意”推移的定性识别路径。从总体过程和基本结论来看,战后日本社会的中国观经历了复杂的变迁:1949年前后诀别传统的腐败、落后、分裂“支那论”而赞颂“清新的新中国”,中苏同盟与日美安保冷战格局形成后的“社会主义中国”、追求和平独立的“不结盟中立主义盟主性存在”,中苏分裂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世界革命旗手”,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发展与“传统中国”再生,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中国潮流发展出的80年代初期的“中国异质论”和末期的“中国崩溃论”,全球冷战结束后“崛起的”、“作为威胁的”、“作为大国的”中国想象等等。⑦

   而考察具体的历史逻辑,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尤其有着惊心动魄的冲击性。战后初期,作为“败者的话语”,论证愚昧、停滞、前近代性等种族歧视中国观以为侵略根据而又虚构“日支亲善说”以为欺骗宣传的“支那学”退出论坛;曾经被俘而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革命活动的原日本兵、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调查经历的研究者以及欧美报道中国革命的亲华派记者、学者的写作大量涌现,建构起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打败反人民的蒋介石政权、劳动阶级革命胜利而独立统一、发展进步的“新中国”形象。但随着美苏冷战政治对立的加剧,中国与苏联结盟并投入朝鲜战争,日本面临着在美国占领下通过片面议和加入西方阵营以回归国际社会的现实,一些右翼立场的政治、经济学者和评论家活跃起来。他们批评亲中国立场的全面议和、和平共处主张而支持政府片面议和、立足于西方阵营,警惕中国的“向苏一边倒”、“革命输出”影响日本,“清白”的中国形象便开始动摇而被“红色中国”化。⑧这构成了日本政府选择偏安于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权缔结和约而拒绝新中国的保守舆论注脚。之后,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发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于是在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与人权价值观、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等多方面批评新中国的反共右派话语阵线形成,左派理想主义中国话语控制的论坛被二分化为中国支持派和批评派。⑨再经过中苏关系恶化、“大跃进”、中印边界战争、日共与中共决裂、“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震惊日本社会的中苏阵营内讧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破绽,亲华的理想主义中国论不断萎缩而仅剩下极少数崇拜毛泽东思想、幻想世界革命的“新左翼”人士,支持派分化、变异,而批评派势力大增。尤其到70年代初,“林彪事件”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破产,苏联威胁下的中美秘密外交更反证了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虚脱,日本的武斗派“新左翼”也因为暴力活动遭到逮捕,随之崛起于论坛并占据主流地位的是以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和权力斗争论为分析工具的“现代中国研究者”群体。他们摆脱中日关系的特殊历史性质而认为中国是“没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其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批判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传播了专制的、落后的、冷酷权谋的负面中国观,歌颂中国、歌颂毛泽东、歌颂“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主义中国观则销声匿迹。而恰在此时,由于中苏阵营分裂、中美关系解冻消除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国际政治体制障碍,日本的侵华战争加害责任成为论坛的一大主题。但既然“无价值中国论”作为学术话语能够成立并居于主流,为逃避赔偿义务而否认战争责任和加害事实之极端蔑视中国的“反华话语”也就得以孕育、问世并冲击论坛,从现实主义外交逻辑讨论得失的“功利主义派”与主张承担战争责任、积极和解的“道义主义派”这两种中日复交论势均力敌。⑩这种对抗格局其实是反华、反共话语的成功,在民族国家原理、民主主义形式上意味着战争责任伦理的政治不成立。相应地,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现场,日本外交团队就敢于谎称已经与蒋介石政权完成战后处理,否认中国有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资格;而当时中国缺乏战后外交史研究,不知道“日蒋和约”其实是被限定于台湾有效,谈判代表虽被激怒却不能识破、回绝这种冒险的谎言敲诈,所以交涉的结果是日本在联合声明中仅略作“由于战争”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之抽象“反省”表示。11如此回避“战争”的侵略性质、逃避加害责任,折射着日本论坛居于主流的蔑视中国观。也就是说,作为日本主流思想的“中国意义”丧失与战争责任伦理死产在外交谈判前就已成定论,其后则结构于现实的国家间政治而已。

日本对中国的蔑视公然反映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政治文件中,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更连战争责任的抽象表示也杳无踪影。这种象征正义尊严的伦理缺失决定了其后的中日关系必然随着日本保守政治的明显右倾化和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而恶化。相对于90年代以后围绕所谓“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对抗僵局的状况,80年代往往被称为邦交正常化后的中日关系“蜜月期”。但事实上,这种说法乃欺骗性外交文学或无知性学术荒废导致的愚昧。随着1978年邓小平访日体会了“什么是现代化”和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访华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日元贷款、技术设备而开启经济合作新时代,“中日友好”开始脱离反省与宽恕的象征默契而获得了资本与市场拥抱交欢的物质主义、发展主义的表达,资本权力的高傲与市场地位的迎合之间结构着新的国际政治心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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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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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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