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6 次 更新时间:2009-09-06 04: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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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苏联的影响下,中国政府给“人民外交”设定了推动实现中日国家间关系正常化的目标,为此尽力满足日本在贸易、遣返日侨、释放战犯等方面的利益期待。但当时的日本政府一方面取利,一方面侮辱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追求,中国政府愤而于1958年5月切断了交流。这是美日同盟敌视中国和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因逃脱战争责任追究而继承战前对中国的蔑视的结果。日本对华敌视、蔑视的关系结构,决定了战后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特征。

  Abstract:In the middle of 1950s,the Chinese government,under thesway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set the goal of normalizing relationshipwith Japan through so-called“people‘s diplomacy ”。To attain thisgoal,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cilitated trade with Japan and did whateverJapan wanted in terms of sending back Japanese expatriates and releasingJapanese war criminals.Howev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ciprocatedthe Chinese efforts with nothing but humiliation.With indignation,theChinese government severed ties with Japan in May 1958.This is the resultof the hostility of the American-Japanese ally towards new China as wellas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s in Japan whose continued hostility towardsChina is partly due to its fear of being held accountable for war crimes.

  

  纵观战后中日关系史可以发现,无论是“人民外交”时期,还是邦交正常化以后,尽管存在着友好与交流的持续努力,但更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周期性恶化”:20世纪50年代末的“长崎国旗事件”,60年代末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动向,80年代的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风波,90年代在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上的对峙,以及新世纪初的“小泉靖国冰川期”和所谓“反日游行”。这提醒研究者,战后中日关系存在着导致“周期性恶化”的特殊结构。

  然而,中国学者基本上是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视角作针对个人的批评,鲜有对国家间政治的结构分析。比如,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中日交流断绝的原因是由于岸信介首相的反共、反华政策;①直到小泉纯一郎首相的“参拜问题”,研究者也还是倾向于比较简单易行的归咎于个人,即从小泉纯一郎的历史观、个性、本能等方面发掘原因。②

  而在日本则大致活跃着两类解释:一种是结构主义的,即美国因素和台湾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中日关系;③一种是“中国异质论”的,即认为50年代末的中日交流断绝是由于毛泽东“独断”的“强硬”对日路线和中国“急进”的国内政策,甚至还列举中国大国意识的“面子”问题、“斗争外交”等等因素,④给中国贴上了政治“异质”必然损害中日关系的模式化标签。并且,这些也配合了小泉时代围绕“靖国神社问题”的外交斗争:主流学者们或把反对参拜称作“反日运动”,认为那是中国的“独裁制度”、“党内斗争”或“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⑤或把中日关系僵局看作国际政治“结构变动”的表现,认为由于冷战后苏联这一共同敌人的消失、台湾问题刺激了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对立、中国的高速发展造成了日本的担心等等,中日关系正孕育着新的结构,进入新的阶段。⑥

  比较起来,把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政治家的“反共”或中国政治的“异质”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论。而日本学者的结构论固然可以解释部分事实,但把岸信介侮辱中国的原因推给美国和台湾的压力,把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推给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结构变动”,则根本经不起实证──因为岸信介亲口把中国国旗与“桌子、椅子”之类的“器物”相提并论,⑦小泉纯一郎自称参拜靖国神社乃向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战死的军人表示“敬意和感谢”,⑧这种象征着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对中国和亚洲战争受害国家人民的侮辱与恐吓的言行,和冷战结束与否显然是无关的。可见,由于实证的过程研究不足,中日关系的特殊结构还没有揭示出来。因此,本文根据新发掘的史料和旧史料的重新读取,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末中日关系第一次危机即中日“人民外交”遭遇挫折的过程研究,把握和呈现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以为战后中日关系提供有阐释能力的实证经验理论框架。

  

  一、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提出与人民外交的功能转换

  

  对20世纪50年代初中日关系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人民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则是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反动政府”区别开来,目标是与“日本人民”建立友好关系,以图共同反对美日军事同盟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的冷战压力和对东亚和平的威胁。这种根本不以日本政府为对象的人民外交,可称之为“人民友好”意义的人民外交。⑨它在意识形态意义上,能够满足以人民的决定性力量制止美日当局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的想象;在现实政治中,则可以应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冷战政治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即在维持新中国政治尊严的同时,打开事实上的中日交流渠道。

  然而,随着朝鲜停战和苏联提出、推进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随着日本对华国民外交的展开,中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的转变。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人对西方阵营的全面政治军事动员抱有危机感,要求中朝改变朝鲜停战谈判“拖”的路线为立即停战的路线,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推动实现两个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⑩朝鲜停战后,苏联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为了巩固远东的和平与安全,“迫切的任务就是恢复远东各国间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11}这意味着,苏联新领导将背离斯大林时代中苏同盟共同拒绝《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立场,转而在默认该条约的前提下,推动苏联、中国对日议和。

  必须注意到,苏联转变政策,当然使得它可以利用日本急于解决在押于苏联的日本人回国问题,来争取以日苏议和的法律形式固定苏联对日苏间有争议岛屿的主权或实际控制。但对于中国来说,突然的政策转向是徒增尴尬而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中国不仅一直强烈谴责旧金山和约之“非法、无效”,而且日本在旧金山议和之后又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签订“日华和约”,使得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国际政治体制下根本没有可能。于是,中国一方面应付苏联的“正常化”号召,一方面强调“正常化”的障碍在于美国和日本的反华政策。1953年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给苏联领导人的电报中仅仅表示,朝鲜停战的实现“将有助于日本人民要求与远东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以便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再起。”{12}这就申明,远东国际政治的重点并不是苏联所谓实现“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而是日本必须创造政治条件、和平信用来与“远东各国建立正常关系”。同时,为了适应中日交流的扩大和全面阐述对日政策原则,周恩来开始考虑出面会见日本客人,对首先要见的客人更颇有斟酌。{13}1953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家奖金获得者大山郁夫访华。周恩来在接见大山郁夫时指出:我们是主张恢复与日本的正常关系的。但日本政府作为美国侵略中国的工具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并与蒋介石匪帮保持外交关系,那末日本就将日益成为太平洋上不安的因素,从而阻碍着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我们欢迎人民之间的交流,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阻碍着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打破这个阻碍,需要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14}这样就表明一种严正的对日政策原则:在敌视新中国的美日台条约体制下,中日关系不具备正常化的条件,而只能限定在人民友好的范围之内。

  不过,朝鲜战争结束以后,日本供给美军战争特需所带来的经济景气已不能维持,对华贸易受到日本财界、政界的重视。就在朝鲜停战协定于1953年7月27日签字以后,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于29日和30日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决议,要求放宽“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商限制。提案代表、众议员中井一夫发言指出:现在日本经济贸易处于值得忧虑的状况,提案的目的就是要全面重开与邻邦中国的贸易,转变日本经济。他还提出了全部解除对日中贸易的限制、允许自由出境、推动贸易振兴、互设贸易代表机关、国民代表交流、互办商品展览会等等要求。{15}而且,由于日本的粮食不足,1953年竟进口了缅甸的黄变米,使对华贸易的紧迫感得到更多的共鸣。在政治条件松动和经济需要迫切的形势下,以池田正之辅(鸠山一郎派自由党议员)为团长的日中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以下简称“日中议联”)代表团于9月底访华成行。{16}

  相较于1952年5月开拓中日贸易的帆足计、高良富、宫腰喜助访华和1953年春洽商日侨回国事务的三团体访华的日中友好人士、左翼进步人士乃至日本共产党的背景,{17}日中议联由日本各党派议员和大资本家的代表组成,这次访问标志着保守派政治家、上层资产阶级代表也涉入中日友好运动的潮流寻求利益来了。而且,此次访问的目的也不仅在于“通商”,还有着积极的政治意图。团长池田正之辅是自由党鸠山派众议员,被称为鸠山一郎反吉田活动的“突击队员”。鸠山派打出修正旧金山条约体制轨道的旗帜,他早早地开始关注日中关系改善的问题,成为日中议联的干事,并抓住时机组织了这次访问。他把对华关系改善与打倒吉田内阁联系起来,而且声明访华的目的是:一、政治上加深日中友好;二、平等互利的贸易扩大;三、为此双方需相互实地考察情况,“作为国民的代表首次正式入访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将成为政治、外交的重大转机。”{18}也就是说,池田希望以推进中日贸易关系获得更多支持,实现鸠山派取吉田政权而代之的政治目的。

  中日关系的利益环境变化给人民外交带来新的考验;因为中国方面并不希望日本政治家提出、特别是与保守党派谈邦交正常化问题。对于成员复杂的日中议联代表团的接待工作,1953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1953年4月成立,主任委员王稼祥,副主任委员廖承志等,负责人民团体的国际活动。以下简称“中指委”)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计划,经周恩来批示报毛泽东批准。中指委认为:鉴于该代表团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占大多数,他们面对日本人民的反美情绪和要求改变日本对华政策的压力,既想在中日贸易上为日本经济困难找出路,也想通过和中国的关系取得政治资本,因此接待工作将是一场严肃的政治、外交斗争。计划还指出:如果他们要求,可与之订立贸易协定,但我们不主动要求;尽快把总理与大山郁夫的谈话发表,以阻止他们再提中日邦交问题。据当时参加接待工作的干部回忆:日方代表团成员风见章(曾任战争期间近卫内阁法相,战后曾被整肃,后当选国会议员)初来时“表现有些沉默”,作为日本人向中国表示歉意,好像“有话说不得”,直到最后阶段即贸易协议签订以后,风见章才提出他要为恢复日中邦交而努力。{19}查《人民日报》可知,周恩来同大山郁夫的谈话于10月10日公开发表。风见章没有正面提出中日邦交问题,而是拖到最后才表示自己要为恢复邦交努力,可见中指委建议发表周恩来谈话起到了作用。

  从日中议联代表团的具体访问成果来看,最重要的是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于10月29日签订的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在谈判中,中方代表卢绪章(外贸部主管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第三局局长)批评日本政府接受美国禁运法规约束,帆足计表示并不承认禁运法规。进一步地,池田正之辅表示愿意讨论新的贸易协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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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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