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3 次 更新时间:2009-02-28 20: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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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  

  

  [内容提要]基于对“日本人民”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意识形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发展“人民间”贸易、协助日侨回国等“人民外交”政策。“人民外交”之不同于“民间外交”,在于其政治性、中国官方行为性和争取与“日本人民”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目的性。通过人民外交,中国可以满足“日本人民”的利益要求;但“日本人民”不掌握日本国家资源,中国的利益要求就因为日本政府的阻挠而得不到有尊严的相应满足。“人民外交”隐含的这种偏于“日本人民”利益的不平等性,决定了它刺激中国国内发生政治紧张的必然性。

  

  Abstract: Guided by knowledg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cquired through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veloped the so-called “people’s diplomacy” which features trade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and the effort of helping Japanese expatriates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Through “people’s diplomacy”, which is an official act nonethel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something in favor of the Japanese people, but no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s a result, the official effort was not duly reciprocated.

  

  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政治不断探索着终结“战后”的步骤;日本学者也以“新的日中关系”、日中关系“新时代”等概念积极思考终结战后的“划界”。{1}但中国方面显然没有应对这种挑战的政治和学术准备:当小泉纯一郎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冰川期” 时,中国外交部门和学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日本根据所谓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推动和论证着“战后”中日关系的终结,反而一厢情愿地从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引经据典,寻求以“民间外交”打破僵局的思想线索和行动力量。{2}

  姑且不论事实上“民间外交”并不能促使小泉停止参拜以克服政治僵局,而且其后任安倍晋三的访华、访韩“破冰之旅”也不是“以民促官”造成的“友好”局面,甚至日本学者也嘲讽对日本作“一部分军国主义者与人民”的“二分法”没有实际意义;{3}单是以“民间外交”和“以民促官”对战后中日关系史作印象式夸张叙述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概念混乱和实证错误。因为,新中国(党政领导下)的“人民外交”本身不是“民间外交”;而且,周恩来早在1959年3 月就总结过人民外交的经验教训,对中日关系有了新的思考,他说:“通过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来推动日本政府这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应该在国家、政府之间做的事情,“还是需要政府与政府之间来做”。{4}而毛泽东在1972年9月27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更明确地指出:“可以在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内解决问题。……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5} 这就表明,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中一直广为因循的强调“人民外交”之“以民促官”作用的结论,在实证体系上是有严重缺陷的。

  我们知道,相对于中国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一贯的“民间外交──半官半民关系──邦交正常化”图式,日本学者一般都强调国际政治结构即美国的世界战略、东西方冷战体制对中日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这两种叙事倾向可分别称为“人民外交决定论”和“冷战体制决定论”。{6}“人民外交”是战后中日关系史重要的核心概念,中国是“人民外交”的主导方面,因此中国学者有责任通过对“人民外交”细致的过程研究整合两种叙事的合理论点,排除“人民外交”与“民间外交”的指称混乱,建构基于严格系统实证的战后中日关系知识体系。相信这种努力不仅是中国学术赢得国际尊严的必要步骤,而且惟有如此才可能为现实的中国对日外交提供可靠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因此,本文根据在中日两国广泛收集的文献和口述资料,梳理“人民外交”生成的过程,规范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实际存在的“人民外交”概念,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人民外交”的发展和作用厘定一个能够经得起辩论的学术原点。

   

  一、人民外交的起步:从中日两党关系到“人民间贸易”

  

  从对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在抗日战争期间到延安与中共合作、领导反战运动的研究看,中共战后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支持日共以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经选举建立“民主日本”的努力。野坂参三离开延安前曾经就战后中日关系构想与中共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中共保证不以日本保守政权为外交对象,而与日共及其领导的“日本人民”发展互利的贸易和真正的中日友好,共同建设民主、和平的东亚。{7}因此,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日两党关系的延长线上建立战后中日关系的摸索就开始了。

  战后美国军队占领日本,实行了民主化改革;战前被日本政府投监的日共干部获得释放并被恢复公民权,日本共产党得以重建。1946年1月野坂参三归国受到欢迎,此后与德田球一等一起被选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成为日共的主要领导人,又在战后国会首次大选中当选为议员。于是,日共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民主选举的议会,领导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积极开辟建设民主日本的“和平革命”道路。而中国共产党也支持日共的议会斗争,在1949年1月的大选期间,新华社发表评论,呼吁“一切真诚希望日本人民和中日友谊有光明前途的人们”应当“选举更多的真正民主分子到议会中来。”{8}而选举的结果,日共由上次的4个议席一跃获得35个议席,显示更多的民众信任与期待日共。{9}

  日共也密切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在取得选举战大胜利后更积极地与新中国建立关系。1949年3月25日,野坂参三就“新中国的展望与日本”发表谈话说:“日本的重建绝对需要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而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日本。”{10}5月4日,在野坂等日共干部的主导下成立了“联系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中日贸易促进会”,展开中日亲善、促进贸易的国民运动。{11}5月中下旬,贸易促进会又在国会议员中推动成立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12}各地陆续成立支部以后,8月1日在东京召开中日贸易促进会全国创立总会,讨论了使节团派遣、行业组织的确立、贸易机构方式、运动基金等多项问题。{13}野坂参三还帮助中日贸易促进会与新中国建立联系,贸易局长铃木一雄先后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贸易部门、东北和天津的进出口公司等获得贸易信息或相互达成贸易关系沟通,1950年日本从中国进口了大米、大豆、煤炭、盐,出口达到两千万美元的水平,比1949年一举增加了六倍。{14}

  除了中日贸易,日本国内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滞留在华的日本人归国问题。日本投降以后,交涉遣返是通过盟军总司令部与国民政府进行的。随着国民党内战失败和中共政权的建立,日本政府一时束手无策。1949年3月22日,在外同胞归还促进全国协议会的代表访问日本共产党议员团,请求日共在国会作解决同胞归国问题的斗争先锋。{15}10月10日,在众议院海外同胞归国委员会,外务省官员回答日共委员提出的有关在华国人归国问题以后,中山委员长表示解决问题只有依靠共产党,并希望考虑派野坂参三去中国的意见。{16}可见,日本政府面对国民的呼声已经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通过日共与新中国沟通从而建立日本政府不得不给以尊重的相互关系的可能性出现了。

  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给新的中日关系带来的希望,中日两党的行动都是积极的。在贸易方面,1949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时,刘少奇就要求给中日贸易以特别的关照,即在中央规定尽量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基本方针之下,指示华北局和东北局:“如有人和你们接洽中日贸易问题,可以试谈。”{17}1949年12月,日共向中共联络拟派出驻华代表,确立联系。同时,希望中国政府统计滞留在华的日本人数,适当照顾、尽量遣送,以便提高日本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仰,击破美日反动派的反苏、反共宣传;通告中日贸易促进会系由进步人士组成、日共领导,希望中国政府表示愿与日本进步的民主工商业者进行贸易,促使产业资产阶级倾向支持日共。中共中央接到情报后,即指示有关部门接待日共代表和调查、处理在华日本人事宜。1950年1月,日共派出经济调查代理部长安斋库治作为代表赴华联络。安斋于3月初到中国,提出了加强中日贸易、建立经常性联系等要求。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还没有成立,由统战部的有关部门负责接待。{18}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中日两党的设想发展。进入1949年以后,美国出于冷战政治的需要更加紧扶植日本,拖延对日和约、排除苏联和中国而片面对日媾和、长期占领日本等等计划也在讨论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出于对美国拒绝苏联分割占领日本和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不满,为了使日共以群众斗争破坏美国对日本的占领,1950年初,斯大林从批判野坂参三的“和平革命论”入手,采取了强硬干涉日共内部事务、改变其议会道路方针的行动。{19}

  斯大林利用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权威的地位干涉日共,日共承认了错误同时也发生派性分裂,更加积极地领导和推动群众运动,而广场斗争导致了暴力冲突。美日统治当局认为苏联的“指挥和控制”使得日共“决定贯彻暴力革命主义”;朝鲜战争爆发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赤色整肃”。{20}迫于被逮捕的紧急形势,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潜行到北京,形成了以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野坂参三为核心的国外领导机关。{21}

  德田球一来到北京称要为搞军事斗争培养干部。1951年 4月下旬,为了解决日共的分裂和纲领问题,德田、野坂等赴莫斯科。{22}在商谈中,斯大林提出苏方起草的主张日本进行“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新纲领,强行要求德田等“一字不改”地接受,在此基础上重建党的团结统一。10月中旬,新纲领在日共第五次全国协议会上通过,与国内领导机关的“军事方针”一起付诸实施。于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火焰瓶斗争、袭击警察活动、组织山村工作队之类的游击战频发。但冒险主义的暴力行为导致许多人流血,破坏了党的组织,损害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党员人数锐减至1949年的几分之一,共产党在1952年10月的大选中连一个议席也没获得。{23}因此,最有可能在反省战争罪恶、承担战争责任、发展人民友好的方向上推动中日关系的政治力量被逐出了日本政坛。

  日共从战后不断壮大的民主先锋力量,突然间沦为日本政坛的幽灵,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日本方面的中坚政治载体被摧毁。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军队赴朝参战,1950年12月美国又宣布对中国“封锁禁运”,日本政府开始限制对中国贸易,中日经济交流中断。自然地,解决滞留在华日本人的归国问题也看起来更加困难,因为日共领导人认为,日本受美国的占领控制,更何况在朝鲜战争的形势下,不可能向中国派船。应德田球一指示来北京的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伊藤律在1952年5月向中国方面提出这一问题时,王稼祥回答说:“拿船来吧,什么时候都行。”伊藤律竟生怨念,恶称王稼祥“脾气别扭”、“歇斯底里 ”。{24}总之,由于斯大林干涉日共内部事务造成了日共的政治溃败,更兼朝鲜战争爆发导致中苏、美日关系的尖锐对立,中国不得不接受日共流亡政治集团的负担,而且原本已经着手运作的通过两党建立两国人民友好交流关系的构想也无法实行。

  不过,美国封锁禁运政策造成的国际贸易政治壁垒,既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困难,也限制了西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并为美国控制国际贸易创造了特殊权利,因此引起包括西欧国家的广泛非议。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要求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和促进国际贸易的舆论逐渐形成运动,多国经济界人士于10月集会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成立发起人委员会,筹备国际经济会议,以“寻求扩大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可能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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