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钓鱼岛事变”的历史意味与中日关系再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7 次 更新时间:2012-12-01 2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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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  

  

  “日中邦交正常化会被重估吗?”——随着日本政府在9月11日把钓鱼岛“国有化”刺激出中国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继而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庆典被取消,9月25日中国驻日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也否认当初设定的邦交正常化纪念目的而只强调“国庆”的意义,东京外交界不禁发生如此猜疑。

  这种猜疑是符合正常逻辑的。其实早在2001年7月,韩国国会的“纠正日本历史教科书歪曲特别委员会”就曾经为抗议日本的教科书问题,通过了要求废弃1998年韩日共同宣言、全面重估韩日关系的决议案。现在中日关系的局面比那时的韩日关系要严峻得多,因为日本政府把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两国首脑相约搁置争议的钓鱼岛“国有化”,实乃破坏邦交成立前提的重大事变;所以,中国政府取消邦交正常化40周年庆典的举动,当然职业敏感人士理解为中国可能采取重估邦交正常化的外交战略。不过,这种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游行示威平息之后的中国很快被日本的“宣传战”引导到国际论坛争辩、美国广告竞投之类驴唇不对马嘴的“文斗”场上去;虽然中国持续派出公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并采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制裁措施,但全无正式的外交交涉,所以日本得以渐次应对。正如日本媒体所说,“长期战”、“消耗战”的态势已经形成。

  如何认识“钓鱼岛事变”?如何认识“钓鱼岛事变”后的中日关系?日本政府坚持“不能让者就是不能让”的“固有领土”立场,极力主张“国有化”的正当性、合理性;而中国政府则要求日本“悬崖勒马”、“纠正错误”。这种在冷战政治泥沼中越陷越深的“无外交”事态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地区政治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在历史事实的逻辑整理基础上分析中日关系的结构,对上述问题给以有知识根据的回答。

  

  一、何谓“钓鱼岛事变”?

  

  中日之间存在着“钓鱼岛问题”,这是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外交常识。之所以形成“问题”,是因为两国都主张“固有领土”,但正式的外交谈判一直回避,乃致未得出双方合意的国际法结论,而只有“搁置主权争议”的首脑政治共识。搁置“钓鱼岛问题”而建立中日邦交、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求大同存小异”之“友好”(情谊)的一部分,也是中日关系之“大局”的支柱。

  由于中日邦交、和平友好条约没有建立在解决领土问题的基础之上,而是在当时两国首脑都急于建交、热心缔约的“友好”心情下回避了“钓鱼岛问题”,时过境迁之后的后辈政治家们对于中日邦交和友好关系的情谊感觉逐渐钝化,单方面的国家利用欲望所支使的民间形式登岛活动或政府行为主权宣示就会刺激对方的抗议,导致伤害“友好”、破坏“大局”的“钓鱼岛危机”。邦交正常化40年的历史,一方面是经济、文化交流扩大深化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则是因“钓鱼岛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反复发作而导致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历史。

  周期性恶化的中日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以钓鱼岛问题而论,是因为发生“钓鱼岛危机”以后仍然在“搁置争议”默契的前提下化解了诸如登岛活动之类的具体案件。作为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并于1972年把其在琉球的“所有权益完全放弃”而由日本接受“行政、立法以及司法之全部权利”之后的事实,日本实际控制着钓鱼岛的守备。但同样作为1972年的事实,中日两国首脑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相约搁置对于钓鱼岛主权的争议。因此,日本实际控制的意义在于原则上禁止登岛即保持“无人岛”现状,这反映了美国霸权的力量,也反映了中日“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而并非日本政府所宣称的“实效支配”(实际占领)。中国有些媒体在“实际占领”的意义上论说日本“实际控制”,并且与日韩、日俄岛屿争议混为一谈,实乃受日本宣传诱导太深。

  日韩、日俄之间的争议岛屿不存在所谓的“实际控制”状态,而是分别由韩、俄“实效支配”即“实际占领”,韩、俄早已实施统治、开发,唯日本坚持与韩、俄争议而已。但中日“钓鱼岛问题”的状况是,尽管日本从美国得到实际守备之控制,但中日之间存在“搁置主权争议”的首脑政治共识;尽管没有达成积极的“共同开发”,却一直也在原则上维持着消极的“共同不开发”。2012年的“钓鱼岛危机”,正是日本试图从“实际控制”向“实际占领”、“实效支配”跃进即改变钓鱼岛问题现状而引起的中日关系冲突。无论在危机性质的意义上,还是以战后中日关系冲突的空前激烈程度而论,均堪称中日关系史上的“钓鱼岛事变”。

  改变钓鱼岛问题的现状分三个层面:否认搁置争议的政治共识,强行日本的单方面施政,尝试排除中国的独自开发。而其中,尤以辩驳是否存在搁置主权争议的首脑政治共识为根本要害,遂成为中日双方立场正当性对抗的焦点。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的荒疏,既没有认真把握日本的学术、资料的状况,也不公布自己的档案以资研究,可谓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结果使论争陷于不能正本清源的混乱状态。

  从史料编纂、学术研究再到政府主张的发展过程来看,日本为“钓鱼岛事变”做了长期的准备。早在1988年9月,日本外务省就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脑会谈记录整理、编辑成打印稿,随着日本的《情报公开法》于2001年施行而被请求公开,东京大学石井明教授等把相关资料汇编成书《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交涉》,由岩波书店于2003年出版,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权威资料。田中角荣与周恩来在第三次首脑会谈中涉及钓鱼岛问题的部分译出如下:

  田中角荣:“关于尖阁诸岛,你怎么看?我这边有各种口论之人。”

  周恩来:“关于尖阁诸岛问题,这次不想谈,现在谈它不好。因为出来石油,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石油,台湾、美国都不会做文章。”

  这份打印的谈话记录本来一看就不值信用,因为周恩来不可能说出“尖阁诸岛”,留下了过于明显的编改痕迹。但它暗示出一个被日本方面广为宣传、影响很深的逻辑:中国和台湾是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听说有石油之后才开始要求钓鱼岛主权的。据此,日本学者得出中国政府承认“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结论,并埋怨田中不该主动提出这一问题而盛赞果断回避争论的周恩来为“优秀政治家”。总之,日本从公布史料到学者研究,都指向中国钓鱼岛主张之无理。

  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学者的结论无异于对资料篡改的喝彩。中方谈判记录是这样的:

  田中角荣:“想问问尖阁群岛问题。”

  周恩来:“这个问题我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

  田中角荣:“既然到了北京,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提一下,回去后会遇到一些困难。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

  周恩来:“对,就因为在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把它大作文章,现在美国也要作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

  田中角荣:“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

  周恩来:“以后再说。这次我们要解决大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

  这就与日本的编改文献大异其趣。两国首脑不仅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而且是由田中角荣主动提起争议岛屿问题并提议“以后再说”的。尤其重要者,并非因为有石油就成了“问题”,而是周恩来提醒田中:台湾、美国利用石油之说“大作文章”,但我们中日两国应该把解决邦交正常化放在首位。可见,两国首脑相互确认了中日之间领土问题的存在,相约“以后再说”。这正是他们所倡导的“求同存异”精神的体现,钓鱼岛问题的相互谅解乃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成立的前提。

  尽管日本学者和当局高官根据编改的资料否认“钓鱼岛共识”的存在,但当年的日本外交官是熟知这一中日关系常识的。针对当前的“钓鱼岛危机”,日本外务省1980年代的中国课长浅井基文先生指出:搁置主权争议问题,“不仅是外务省,而且是日本政府共同的认识”。“在自民党政权时代,即使是被称为鹰派的中曾根,也一点没有耍赖。”1972年参加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日本外务省条约课长栗山尚一先生也接受采访说明:从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到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事实上存在着中日首脑之间关于搁置钓鱼岛问题的“默契共识”。然而,现任外务大臣10月10日在会见记者时针对栗山尚一的“默契共识存在论”回答说:“我知道,日本的研究者或者外务省的退休官员中有人发表这类主张。但是,作为日本政府可以说的是,根据当时的第三次首脑会谈,不能认为达成了合意。这是日本政府的立场。”很显然,1988年编改的谈判记录在学术界流行多年之后,现在成了日本政府否认“钓鱼岛共识”的根据;而否认中日首脑之间存在“钓鱼岛共识”的主张和宣传,则是日本政府就“钓鱼岛事变”作国民精神动员的根据。

  在“钓鱼岛事变”的意义上否认“钓鱼岛共识”进而强行日本的单方面施政,早在2010年就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的形式作了预演。自民党政权时代的日本政府虽然也坚持“固有领土”主张,但那是单方面的“立场”,而在中日关系的意义上则维持和尊重“钓鱼岛共识”,并与中国协商解决具体的渔业权利问题。比如,1997年签署、2000年生效的《中日渔业协定》所规定的范围包含钓鱼岛海域,当时签署协定的日本外务大臣小渊惠三和中国驻日本大使徐敦信之间有互换信件,承诺“在该水域不将本国有关渔业的法令”适用于对方国民。如此规定包括钓鱼岛海域在内的渔业秩序,承诺各自管理本国的渔船,完全是搁置主权争议、共享资源权利精神的体现,也是对“钓鱼岛共识”的再确认。对此,1966年进入外务省、曾担任国际情报局长的孙崎享(2009年退休)指出:“因为中日双方都主张尖阁诸岛(钓鱼岛)的主权,所以渔业协定就起着重要的作用,目的在于防止尖阁诸岛周边发生渔业纠纷而导致行使武力。”一直到民主党政权初期,鸠山由纪夫首相在2010年5月27日的全国知事会议上被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问及日美安保对钓鱼岛的适用问题时,仍然表明存在领土争议的立场,“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对话得出结论”。而当时的外相冈田克虽然提出异议,否认存在领土问题,但并没有具体的行动。后来,随着倡导“东亚共同体”并在冲绳美军基地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立场的鸠山由纪夫首相下台,菅直人内阁抛弃“东亚共同体”外交而重视“日美同盟的深化”,对中国则在求得美国支持的条件下强行日本的“尖阁诸岛”立场,制造了2010年9月的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

  本来,根据中日之间的渔业协定,日本海上保安厅对中国渔船以妨碍公务罪采取强制搜查、逮捕行动就是违规的。而且,当时的“内阁官房参与”松本健一证实:“那霸地检有重大失误,送到首相官邸的录像带有严重瑕疵,官邸方面判断即使起诉也经不住公审,不能定罪。”总之,日本违反中日渔业协定,逮捕中国渔民,并按照日本司法程序处理,乃蓄意打破“钓鱼岛现状”的挑衅。此前的2010年6月8日,首相菅直人签署了一份参议院答辩书,其中明指:“关于尖阁诸岛应解决的领有权问题,本来就不存在。”而在逮捕中国渔民、经中国政府的抗议作出保留处分条件释放以后,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于10月21日在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答辩时表示:1978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之所谓“搁置主权争议”,乃其“单方面的意见,不存在日本同意的事实”。10月26日,日本政府又对认定邓小平之所谓“搁置论”并非中日双方承诺的答辩书作出内阁决议,其中还引用日本方面编改的会谈记录佐证周恩来向田中角荣承认“因为出来石油,就成了问题”。次日,前原外相在夏威夷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谈,确认“尖阁诸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这样,在中日对峙、“中国威胁论”的国际政治气氛中正式否认搁置主权争议的“钓鱼岛共识”,对中国渔船强行日本的行政、司法程序,以对美合作的积极姿态取得美国领导人对“尖阁诸岛安保”的承诺,“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事实上就是“钓鱼岛事变”初步试探。

  撞船事件激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和抵制,日本政府最终释放中国船长,这被传统国家主义者认为是耻辱,也显示出了国家间对峙的风险性。进入2012年,东京都推出以实现建造设施、开发资源为目的的“购岛”计划;但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4月16日在美国宣布,日本政府随即在第二天就表明“必要时也可能由国家购买”态度,可见东京都计划无非是破题而已。尽管后来日本政府方面一再暗示“国有化”可以节制东京都的登岛、开发行为,但事实上是强化“日本国有”,对于中国的“搁置争议”底线而言无疑是公然的颠覆性挑衅,中国不能不作出更强烈的抗议。而日本政府应对“钓鱼岛危机”的姿态也空前地强硬化,野田首相在国会答辩中甚至谈到了“自卫队出动”的可能性,外相也出面直接否认1972年中日首脑之间的“搁置争议共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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