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大一统帝国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元、明、清的土司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4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11: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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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 (进入专栏)  

  

   元、明、清三代,在以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含广西、湖北)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非汉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种任命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担任总管、知府、知州、县令和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地方长官的制度。与由朝廷向边境地区任命派遣、并于一定时间后调换任地的正规官吏“流官”对应,中国历史上称这些由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担任的地方官为 “土司”或“土官”,学术界则统称这种任用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作地方官的制度为“土司制度”。

   一般认为,土司制度始于元代。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元朝没有“内汉外夷”的意识,在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之下,也不可能产生“华夏”―“夷狄”的对应概念,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土官”与“流官”的区别。[1]关于元朝任用土司土官是否制度化了的问题,尤其是是否具有区别“土官”“流官”意识的问题,可能值得继续研究。但是元朝有意识地任用酋长担任“土司”、“土官”,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却是事实。因为土司制度实质上是王朝利用当地民族集团的上层以间接统治的形式处理周边民族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华夏”“夷狄”的意识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说土司制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代。

   明代是土司制度的繁盛时期。明朝统一官制,将这些由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担任的地方官明确地划分为由知府、知州、县令构成的“土官”系统(土知府、土知州、土县令)和由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构成的“土司”系统,使土司制度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也是从明代开始,“中国”的王朝又开始了一个性格与土司制度背道而驰的政策,即“改土归流”,也就是废除由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所担任的土官,改地方官为由朝廷派遣来的流官。然而,就在改土归流的同时,土司制度还在继续推行。到了清代,更是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并行。土司制度,实质上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纪上半期。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层次上来看,实行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都有着它独特的意义。

  

   一、国家主权和土司土官

  

   1253年,蒙古军队攻陷大理。之后,在一直统治了云南地区的大理国王段兴智及段氏一族的协助下,蒙古人很快就成功地将云南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开始,蒙古人在云南各地设置了十九个准军事组织――“万户府”,采取了军事管制的统治方式。到了1282年(至元十二年),元朝在云南设置行省,万户府、千户府和百户府被改编为路、府、州、县。然而,这只是云南内地的行政构造。《元史》百官志七中这样写道:“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也就是说,元朝在边远的地区又设置了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和长官司等与内地不同的行政组织。

   元朝实际上是按照各民族、各部族酋长的统治区域进行地域再编的。云南是个有白、罗罗、未些、金齿百夷等众多民族聚居的地区。1282年(至元十二年)元朝重新组合云南的行政组织时,以段氏一族为首的众多的民族、部族酋长被任命为路的总管、知府、知州、县令以及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和长官。[2]首先开始于云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之后又在四川行省和湖北行省的苗、瑶等民族集团居住的地区被相继实行。据《元史》地理志六记载,“(1283年)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与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3]

   从形式上看,土司制度好像只是一个任命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担任地方官的官制问题,而实际上它包含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按照史书记载,土司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因其疆域,……分析其种落”,[4]令土司“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5]具体分析起来也就是,王朝基于当地民族集团的原住地区划行政单位,以接受政令、朝贡和纳税为前提,任命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为土司、土官,授予他们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对该地区进行统治的权力,以及世袭官职的权力,在边境地区甚至允许他们保有军队。

   通过实行土司制度,元朝实现了中华王朝从未实现过的对云南等周边民族地区的统治。“明踵元故事”。[6]1363(元至正二十三)年,控制了湖广地区的朱元璋对表明归顺的宣慰、安抚、长官等土司,“即用原官授之”,[7]也就是采用了原封不动地保持元代官职的政策。明朝先后在湖广、贵州(元代归湖广行省所辖,明代成为独立省)、四川、云南、广西、广东等行省施行了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在其实行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当地民族的抵抗,出现过当地民族的叛乱事件。但从结果上来看,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最终还是接受了由“中国”王朝推行的土司制度。日本学者大林太郎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与“中国”王朝,在施行土司制度的问题上双方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在“中国”王朝看来,这些地区远离帝国的中心,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既不利于农耕,又不利于健康,更不值得用汉人的高层次的文化――儒教文化来统治当地民族集团社会。加之,如果用中国人官吏进行直接统治的话,由于语言不通及征税等问题,也容易招致当地民族集团的误解和反感。因此,通过土司对当地的民族集团实行间接的统治,是一种利大于弊的方法。而在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看来,不仅自己没有足以反抗中国的王朝的实力,而且只要从朝廷得到一个土司的称号,就可以确保自己以至后代在当地民族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并籍此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当地民族社会中的声望。[8]

   那么,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由于土司制度的施行而得以确保的政治地位,究竟是怎样的呢?首先,土司被定性为属于一种国家官僚,所以土司也被称为土官。在元代,当地的民族社会由下级的土官独自统治,而在高级的行政机关中,一般都是“参用土人”,也就是由土官与流官共同参与管理。具体说来,在行省和宣抚司一级基本上是以蒙古人流官为主、土官为辅,在路一级基本上是土官为主、流官为辅,而在州府县则基本上都是土官。[9]土官和流官相互渗透,是西南地区元代官制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在土司土官的官秩和职位问题上,就常常发生混乱。

   与元代不同,明代的土司官制同流官官制有着明显的区别。明朝分土司官制为文官即土官、武官即土司两个系列,在元代土官和流官均可担任的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职位,在明代成为武官系列“土司”专任的职务,归兵部所辖;而被称为“土知府”、“土知州”、“土县令”的文官系列“土官”,则归吏部所辖。从整体来说,“土司”一般设于交通不便的山区和边境地区,负责管理军政和民政;而“土官”一般设于距内地较近的“夷汉杂居”地区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负责管理也的只限于民政。根据有关统计,明朝的武官――土司的人数为960名,文官――土官的人数为648名。[10]根据他们的级别,明朝分别授予从从三品至从九品共十四级官秩,虽然不支付俸禄,但按照官秩发给官印和官服,同时还详细地规定了不同级别土司朝贡的次数、人数以及朝廷下赐的数量。

   明代对土司也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土司可以根据军功、忠勤、纳税以及贡献等,享有与流官同样的晋升官秩的权利;而对于不法的土司,明朝也照样给予降级、削官等处分,甚至流罪、处死等刑罚。“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11]土司与土司之间出现矛盾,也要由天子来处理裁决。

   明朝承认土司的世袭权力,但世袭最终要得到朝廷的承认才能生效。《明史》土司志中写道:“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明代初期的每一次世袭都必须赴京朝见。为了保证世袭顺利,明朝还命令土司在其生前就将后继者决定下来并向朝廷报告备案。[12]明朝朝廷规定,“其子弟族属妻女若婿及甥之袭替,胥从其俗”,[13]也就是说,具有世袭者资格的血缘范围被定得相当宽松。它能够保证土司即使在无直系子女的情况下,也能够将自己的特权及地位传于他中意的继承人。但是,发动叛乱者、跨省缔结婚姻关系者、特别是私自与“外夷”往来者,均被排除出世袭系统之外。[14]很明显,在视土司为中国官僚这一点上,明朝是绝不含糊的。

   另外,一部分土司还有权力保有军队。据《明史》职官志土司记载,土司军队的职责为:“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也就是说,土司军队在土司的指挥下,除了维持当地的治安,保卫中国的领土以外,还必须听候朝廷的征调。元代和明代,土司的军队也曾被用于和土司地区毫无关系的战争。例如,1284年元朝侵略缅甸,就曾动用了云南思州和播州土司的军队。明朝中期以后,土司的军队被朝廷派往各地驻屯之事也时有所闻,[15]土司的军队和正规军一道镇压叛乱,并参加过对外战争。[16]

   但是,土司的军队绝不允许动用来解决与其他土司之间出现的矛盾,在土司之间轻易发动战争也是被严格禁止的。洪武年间水西土司要求朱元璋批准他对其他的土司进行征伐,朱元璋一句“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就彻底拒绝了这一请求。也就是说,明朝明确规定,土司军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元代和明代,都规定土司必须进行朝贡。据此有人认为,土司制度与唐宋时代的羁縻府州制度相似。“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17]《明史》卷三一O土司志也写道:“其道在于羁縻”,将土司制度的性质说成是“羁縻”。毫无疑问,土司制度在中华帝国传统的“以夷制夷”思想的延长线上,也受到过唐宋时代的羁縻府州制度的影响,但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在性质上,土司制度与羁縻府州制度都有着极大的不同。

   由唐宋王朝任命的羁縻府州的长官,其原有的当地民族集团酋长地位也同时被朝廷所承认。例如,在突厥人的地域里,由突厥人担任的首领既是羁縻府州的长官,同时又是部族的汗。王朝并不掌握羁縻府州的人口户籍,也不要求他们纳税。同时在羁縻府州里,也不实施中国的法律、制度,其内部问题由民族酋长依照习惯法负责解决。在地域间发生冲突时,王朝所扮演的也只是调停的角色,并不直接参与。也就是说,唐宋时代的羁縻府州,实际上是在朝贡体制之下以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为条件的,具有独立性的朝贡国。但是,实行土司制度的民族地域社会则明确地被定位是中华王朝的一部分。

   朝贡,虽然都具有向中华王朝“臣服”的意义,但并不一定都意味着中华王朝的实际统治。与从前的朝贡制度相比,土司制度下的朝贡制度更带有强迫性的色彩。关于朝贡的贡品、时间、人数,以及朝廷的下赐品等,元代并无明确的规定,[18]到了明代,则根据土司的官职分别作了详细的规定,如果未能按时朝贡或贡品不足时,都要受到朝廷的责难与惩罚。[19]

   另外还可以证明土司制度下的朝贡制度,与唐宋时代羁縻府州的朝贡制度性质不同的是,在土司制度下的朝贡是与纳税同时进行的。元朝是第一个向中国周边民族地区征收赋税的中国的王朝。据《元史》世祖纪三记载,元朝是从至元年间开始在云南地区征收赋税的。从《元史》世祖纪七中的“诏定赋租”和《元史》世祖纪九中的“籍民户”、“籍民田”等词句中还可以看出,元朝在云南地区的征税是在掌握了住民人口和农地的数量,并制定了正式赋法基础之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并非为临时之举。明朝虽然在其初期,没有要求异民族纳税,但随着明朝统治在全国的确立,土司统治地区的户籍编成也逐渐展开。从“本司岁纳海鈀七万九千八百索”、“丽江土民每岁输白金七百六十两”[20]等记录中可以看出,明朝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数额,对不同的土司分别按时课以赋税。

“(贵州)赋不敌东南小郡”。在土司地区征收的赋税,虽然从其数额来看非常之少,然而其意义却是非常大的。中国的王朝以朝廷回赐的方式向周边民族提供的经济上的优待,在土司地区通过赋税制度得以实现,[21]它意味着土司制度下的“朝贡”与朝贡体制下一般意义上的朝贡性质根本不同。事实上,到了清代初期,土司地区的朝贡便被废除了。与朝贡的性质不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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