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不愧为自由主义的鼻祖，读了他的代表作《致命的自负》，我这个自称为非自由主义者的理论爱好者，对他的理论感受之深刻，确实是无法用言语表述。但在当前自由主义理论风行全世界的学术环境中，本文的宗旨，却不是对哈氏自由主义理论的喝彩，而是希望能够理清所谓的自由主义信徒对他的理论的误读，以及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对我的某种启迪。

一、哈耶克并没有诋毁和否认人类理性的自信和理性的实践。

一些自称是自由主义的信徒，都认为，哈耶克本文的主题就是反对和批判了人类自负的“理性”对自发、自然产生的文明规则和行为秩序的突破所造成的自我伤害：“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运用上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哈耶克从这种进步中却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即每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对人类的自由不断形成一种威胁，这是因为它加强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种幻觉，……”【1】如果自由主义信徒以为哈耶克是在崇尚无知和诋毁、否认人类理性的自信和理性的实践，那就大错特错了。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的副标题，就是《社会主义的谬误》。所以，哈耶克所批判的仅仅是列宁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以暴力和强制来推广所谓理性”的“非理性”，而不是反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理性的实践”。虽然这种人类实践之“理性”不可能绝对地正确，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和范围限制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人类有限的“理性”指导下的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根本动力！

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世界”的论断确实是一种“自负”，因为人类是不可能有能力来“改造世界”的，人类只能顺着自然规律来扩展和创造能够实现自己“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社会发展目标的空间和条件。但是客观地说，马克思只是一个理论学者，马克思的这种“自负”并没有，也不会对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危害，只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以暴力和强制来推行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自负”，才使马克思的“理性自负”蜕变成“致命的自负”，才产生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致命”的危害。如果（虽然历史不可能有如果）没有列宁和斯大林的暴力与强制，马克思的这种自负就完全有可能被另一个后来的“自负者”——按哈耶克自己的理论来分析，他自己的理论同样也只能是某种“自负的理性”。——哈耶克的“理性”所纠错，而人类历史正是在这种不断纠错的理性指导下的实践中发展的。

所以，人类所必须避免和杜绝的是用暴力和强制来推行理性，而不应该诋毁和贬低人类的理性！正如哈耶克自己所说：“虽然我攻击社会主义者一方在理性上的专断态度，但我的论证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所谓‘正确运用理性’，我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的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2】。哈耶克所坚决反对的，只是以暴力和强制来推广所谓的理性、也就是实质上的“非理性”。即使真是科学和真理，也决不允许以暴力和强制来推广。因为任何暴力和强制，即使是为了推广真理和科学，其唯一的结果，也只能是罪恶！只要确保避免暴力和强制，即使人类理性中真的存在某种“自负”，也会如哈耶克所论述的那样，通过自然、自发的纠错而纠正，不可能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什么“致命”的危害！

二、无论是在道德行为规则、还是文明扩展秩序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人类理性都不可能“完全”地缺位。

哈耶克在本书中论述道：“这种道德进化论显然正在形成，它的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的道德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特殊的传统 ——……它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一种极其重要性的传统，它能够使我们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适应各种问题和环境。我们的道德传统，就像我们的文化中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并不是我们理性的产物，而是与我们的理性同时发展的。”【3】虽然哈耶克在这里仅仅论述了“道德进化”的命题，其实，在其他许多篇幅中，哈耶克对人类社会中的行为规则、文明的扩展秩序等等的进化和形成的观点，都和上面的论述非常一致，就是“它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既超越了理性，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理性、更不能完全否认理性在这一“进化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哈耶克认为：“经济学历来研究的就是，一个大大超出我们视野或设计能力的甄别和选择的变异过程，如何产生出了一些人来交往的扩展秩序。亚当*斯密首先领悟到，我们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它处在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他的‘看不见的手’，大概最好应当被说成是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我们既不了解我们所满足的那些需求，也不了解我们所获得的物品的来源。……这些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不过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和传统构架——经济的、法律的和道德的——之中，我们通过服从某些并非由我们制定、……我们也并不理解的行为规则，使自己适应了这个构架。”【4】

在这里，虽然人们对“一些人来交往的扩展秩序”和“巨大的制度和传统的构架”确实“难以全部掌握”，虽然人们确实是“既不了解我们所满足的那些需求，也不了解我们所获得的物品的来源。”但是，如果这些“扩展秩序”和“制度、传统构架”不能为人们带来他们理性能够理解的，并得以做出合理选择的现实“利益”的话，——比如对劳动者来说确实是得到了工资，得以养家糊口，对资本家来说，确实是得到了利润，使企业和个人财富得以扩展，——那么，这些“扩展秩序”和“制度、传统构架”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得到进化和发展的。

三、人类的道德行为规则、文明和传统的扩展秩序的进化、发展的方向，必然符合“不断提高和满足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程度”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

哈耶克在本书中论述道：“难以指望人们会喜欢和他们某些最强烈的本能正相抵触的扩展秩序，或他们会很容易认识到这种秩序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所向往的物质上的舒适。这种秩序，从它不符合人类的生物学禀性这个意义上说，永远是一种‘非自然的’秩序。因此，人类在扩展秩序中所做的许多好事，并不因为他们天性善良；不过，基于这个原因便把文明贬低为一种人为的产物却是愚蠢的。……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扩展秩序完全是自然的产物：就像类似的生物现象一样，它是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通过自然进化而形成自身的。”【5】

“在扩展秩序中各种努力的相互协调所依靠的，正是这种对未知世界的适应能力。竞争是个发现的过程，是一种包含着所有进化过程的方法，它使人类不知不觉地对新情况做出反应；我们通过进一步的竞争，而不是通过合作，逐渐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为了使竞争造成有利的结果，要求参与者遵守规则，而不是诉诸武力。惟有规则能够结成一种扩展秩序。……在自发秩序中，为了让人们各得其所，不需要任何人对应当追求的一切目标以及采用的一切手段了解得一清二楚。这种秩序是自己形成的。在调整中产生出秩序的各种规则，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对其作用有了更好的了解，而是因为那些繁荣兴旺的群体恰好以一种增强了它们适应力的方式对规则进行了改进。这个进化过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错、不断‘试验’的结果。当然，并不存在试验的意图——规则的变化是有历史机遇引起的，它类似于遗传变异，其作用也大体相同。”【6】“在行为规则的进化选择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人类喜欢专注于立刻就能够受到的行为后果，但它们在这种选择中是不重要的；相反，在有长远作用的……行为规则指导下做出的决定所导致的结果，才是选择的依据。……对未知事物的适应能力，是一切进化过程的关键，现代市场秩序在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时所针对的事件，当然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掌握的。”【7】

因为大多数扩展秩序与人类的某些本能和生物学禀性相抵触，所以哈耶克说扩展秩序是“非自然”的，而后面又说它们是“自然的产物”，理由就是既然这些扩展秩序的是由竞争产生的对未知世界的适应能力所产生的。虽然这种适应能力“不需要任何人对应当追求的一切目标以及采用的一切手段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那些繁荣兴旺的群体恰好以一种增强了它们适应力的方式对规则进行了改进。”并且是在无意图的“不断试错、不断‘试验’”中获得的自然结果。但是重要的问题是，哈耶克虽然指出了这些“行为规则的进化选择”的结果并不是“立刻就能感受到的”结果，而是“有长远作用的”结果，但是却始终没有论证这种“竞争的适应能力”、“应当追求的一切目标”、“行为规则的进化选择”的“东西”（对不起，我只能暂时地用“东西”这个并不贴切词汇来形容。）、“立刻就能感受到的”东西、“有长远作用的”东西——到底是指什么？？？以及检验这些“东西”到底是否有效、是对是错的标准是什么？？？这可是一个事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的、根本性命题！！

如果这种扩展秩序真的如哈耶克所述，其进化和发展过程与“类似的生物（进化）现象一样”，那么生物进化的目标就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便自身的生存和繁衍，那么哈耶克在这里是否同样也隐含了一个命题：人类行为规则、文明和传统的扩展秩序的进化、发展的方向，也必然、必须符合“提高和满足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程度”的社会发展趋势？正如哈耶克自己引用门格尔的话：“价值‘是经济人对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而支配的货物之重要性所做出的判断’”。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人类在生活中做出什么选择所依据的判断，就是“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趋势，尽管在多况下人们的理性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这种社会发展趋势，而只是自发地适应这种社会发展趋势。

客观的事实就是，所有人类行为规则、文明和传统的扩展秩序、甚至是道德规范几乎完全一致地符合这一社会发展趋势，我们确实不可能在其中找出和这个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相违背的元素！而且，正如哈耶克所说的“文明史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由‘压抑性或禁异性道德传统’中清规戒律引起的冲突”。【8】也就是在这种本能和规则的冲突中，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胜出，主要地就是因为它们符合上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有长远作用的……行为规则指导下做出的决定所导致的结果，才是选择的依据。”这里的“长远作用”也就应该是指上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我实在是无法在哈耶克的理论体系中找出区别于这个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其他的命题，来解释上述哲学问题——这种“东西”——到底是指什么？？？以及检验这些“东西”到底是否有效、是对是错的标准是什么？？？

同样，虽然人类理性无法全面地理解和论证“文明规则和扩展秩序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一致性”这一哲学性论断，也就是哈耶克说的“扩展秩序……所依靠的，正是这种对未知世界的适应能力。”但在这种“本能和文明”的冲突中文明规则和扩展秩序之所以能胜出，同样也离不开相对的、局部和暂时有效的、甚至完全可能存在某种自负的、同样也不断地受到自发、自然地纠错的“理性指导下的实践”。而拒绝理性地修正和纠错的“理性和自信”，甚至妄图用暴力和强制来推广这种“理性和自信”，根本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狂妄的“非理性”！在这里，存在着理性的“未知的世界”和“相对的、局部和暂时有效的”理性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和矛盾，完全可以同时、同地存在。

所以，人类文明规则和扩展秩序之所以能够自然地进化和发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对人来说所依靠的是感性？本能的反应？遗传？还是理性？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所有这些概念的综合作用的结果，缺了哪一项都不行，当然也就不可能完全排除“理性”及其指导下的实践。

在这里，我以人类的性行为和性文化的规则，即婚姻制度的进化和发展来举例分析：对近亲结婚在遗传学上的弊端和危害的科学论断，直到19世纪才真正为人类所掌握，但可能早在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前，人类就已经逐步地、自发地、自然地开始了对近亲性行为的禁止。这种性禁异的根本起因是什么，虽然目前还无法进行实证性论证，但其中最大的可能应该是近亲后代的低体质、低能力的自然纠错和淘汰。在当时的这种自然纠错和淘汰中，人类理性确实尚未真正掌握其中科学依据，但也不可能完全否认人类理性对这种“低体质、低能力”现象的理性认识是禁止近亲性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

同样，在近亲婚姻被禁止后向一夫一妻制过度的事实的起因，恩格斯把它归因于：“埃斯潘纳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内的嫉妒是这样削弱或者暂时瓦解任何共居生活的群。”【9】“巴霍芬坚决地断定，从他所谓的‘杂婚制’或‘污泥生殖’向个体婚制的过度，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这是绝对正确的。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的关系，愈是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素朴的原始的性质，就愈使妇女感到屈辱和难堪;妇女也就愈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这个进步决不可能发生在男子方面，这完全是由于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10】但我认为恩格斯把人类一夫一妻制婚姻产生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人类的性观念和性习惯，或者是人的生理原因的观点应该是片面的。至少，这种原因不可能是一夫一妻制产生的主要原因。无论从人类的自然本能上说，还是从性快感来分析，一夫一妻制都是对人类性自由的限制，所以它不可能是妇女自发、自觉的选择。

人类婚姻制度的演变的真正原因，和人类其它社会制度的变化一样，应该，也只能从人类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基础中寻找。我记得哪位学者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精辟和富有哲理的话：“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法律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保护私有财产。”这是因为，保护私有财产的目的，就是保护人类创造财富的劳动积极性，而这种创造财富的劳动积极性，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因此，人类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实现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即保护私有财产准确地由自己的血缘后代来继承。这就必须绝对有效地防止和排除“一不小心把财产遗传给了别人的子女”的现象。于是就必须对妇女苛求最严厉，甚至是残酷的“贞操观”，而对男子，却始终存在着制度上的放纵。这同样可以从人类掌握了避孕技术以后，盛行于西方的“性解放”的文化来证明。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虽然人类当初还没有完全掌握一夫一妻婚姻对人类遗传和进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也不完全理解为什么必须保护私有财产的科学论断；但人们从保护自己个人财产的“局部理性”出发，才使人类严格地苛求妇女贞澡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得以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普及！而且整个人类婚姻制度的进化和发展过程，自始自终完全符合“不断地提高和满足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程度”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

四、 如果贸易是通过提高商品在异地间的边际效用和效用总量来达到增加以价格体现的财富总量，那么福利制度存在的依据就是提高了商品在本区域的边际效用和效用总量。

哈耶克及其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崇尚贸易及其对经济繁荣的促进作用，如果说，哈耶克“在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上，贸易的贡献一点也不比生产少”【11】的论断的依据之一，就是贸易通过提高商品在异地间的边际效用和效用总量来达到增加以价格体现的财富总量，那么福利制度存在的依据就是提高商品在本地区的效用。如果我们把福利制度也看作是一种自然选择产生的行为规则和文明的扩展秩序，那么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30多年来，无论崇尚自由贸易和忌讳福利制度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可以说是另一种“自负的理性”——在全世界多么地盛行，却没有哪怕一个国家完全地放弃“福利制度”。这就好比是哈耶克自己说的：“不管他们多么不喜欢甚至感到不可思议，这种秩序还是在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占了上风。”【12】

同样的道理，如果说哈耶克创导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宗旨，就是促进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那么这种自由和解放，也应该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和解放，如果哪位自以为是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主张的仅仅是少数精英的自由和解放，那么这实在是从本质上扭曲和亵渎了自由主义的科学内涵。甚至可以说，在这一目标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非常地一致的，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途径的选择上产生了分歧。所以，只要承认这个自由主义的宗旨，那么帮助弱势群体实现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福利制度，就必然地成为人类的道德行为规则、文明和传统的扩展秩序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五、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在市场经济的协作过程中都是自己养活了自己。

哈耶克在本书中非常坚定地反对和批判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劳动养活了不劳而获的资本家”的观点，提出了：“资本所有者的活动使无产阶级得以生存并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资本所有者创造了无产阶级。”【13】我的理解就是哈耶克认为是资本家养活了无产阶级。但客观事实应该是，无论在市场经济的交易过程中，还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实际上是一个“谁也缺不了谁”的协作关系，是他们各自通过对市场经济交换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贡献，“自己养活了自己”。所以，马克思和哈耶克的观点都是片面的！

顺便阐明一个观点：薛涌先生批判了茅于轼先生的观点：“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14】而茅于轼先生自己也承认曾经说过：“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15】而我上面的观点则是：“如果贸易是通过提高商品在异地间的边际效用和效用总量来达到增加以价格体现的财富总量，那么福利制度存在的依据就是提高了商品在本区域的边际效用和效用总量。”“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在市场经济的协作过程中都是自己养活了自己。”所以，客观事实是：贸易创造财富的自由主义观点是正确的，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忌讳的“福利”，同样也是通过增加财富的效用来“创造财富”的。而资本家，或者是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创造财富，就是因为他们的“智力劳动”的成果，同样的道理，工农的劳动也是财富增加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六、人口爆炸性增长“有可能”引起的争夺自然资源的核战争。

哈耶克在本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之一是：“人口增长会让全球陷于贫困，这一近代观点完全是错误的。……由于进一步的分化，人口的增加现在可以导致人口进一步的增加，不仅会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时期内自我加速，而且是提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所以，带来生存率提高的，不仅仅是更多的人，而且是更加不同的任。人们变得强大，是因为他们变得如此不同：新的专业化的可能性为更成功地利用地球资源提供了基础。”【16】“人口爆炸会使大多数人陷入贫穷的恐怖景象看来毫无根据。”【17】

我承认哈耶克的人类幸福富裕的前提是社会分工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的统一市场区域内人口的增加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真理都必然是相对的、有条件和范围限制的。而哈耶克的这个观点只能在人口“适度”增长的条件和范围内才有效。任何有利的因素的量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利弊之间质的变化。一旦生产率的发展造成的人口爆炸，进一步造成的超大量人口的物质消耗规模超出了地球资源的供给，和科技在对海洋和太空资源利用方面的局限性和滞后性，那么超大量人口造成的自然资源的枯寂，必然引发各国对自然资源的争夺的战争。一旦这种资源争夺战争真的打响，那么，人类就完全“有可能”在资源争夺的核战争中自我毁灭。

要知道，人类人口在漫长的成百上千年中保持稳定，并没有爆炸性增加，而恰恰就是工业化引发的生产力的飞跃造成了人口大爆炸——近二百多年来人口几乎增加了10倍，目前全球人口已经超过70亿，而且还在快速地发展，至少是看不到人口增长率减速的任何迹象。而在自然资源的供给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紧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论是切尔诺贝利、还是福岛的核事故，已经给人类发出了现实的警示：核电利用方面大多数事故，都将会给人类生存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打击。但是现实而严峻的问题是，人类的人口规模已经完全超越了自然能源的供给能力，人类已经无法彻底放弃这种内涵巨大隐患的“核电生产”了。这个事实，完全可以视为大自然对人类发出的自然资源枯寂的前兆性警示。

所有这一切，都已经非常雄辩地证明了，当前的世界人口规模已经超越了哈耶克的人口理论的有效范围，哈耶克的人口理论已经不适合了。所以，我们必须放弃和改变哈耶克的如下观点：“人口增长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劝说他们减少人口，更不要说强迫他们这样做，不仅显得自以为是，道德上也难以成立。”【18】客观事实是，人类已经到了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可以说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了。当然，即使迫在眉睫，也不能依靠暴力和强制，从教育和知识程度越高，生育率就越低的事实证明了，以说服、教育和文化启蒙的方式来推行节育政策是可行的。

2012年4月6日星期五

【1】冯克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译者的话》

【2】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3页。

【3】“同上”第6页。

【4】“同上”第10-11页。

【5】“同上”第16-17页

【6】“同上”第17-18页

【7】“同上”第85页

【8】“同上”第1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1976年12月印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8页

【10】“同上”第47-48页

【11】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115页

【12】“同上”第95页

【13】“同上”第127页

【14】薛涌：《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103.html

【15】茅于轼：《与薛涌商榷》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259.html

【16】“同上”第140-141页

【17】“同上”第155页

【18】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