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涵君在《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中开篇就说到：20世纪中国文学事业中，王小波是个特行独立的作家，他坚持独立撰稿人的自由立场，以犀利的杂文和批判意识的小说著称于世，对中国文化走势产生巨大影响。

在此，我不想对已逝去十五年的小波说什么“赞美的谣言”，更不想对他的过去做过多的评价。至少，我所认同的大约就是：李银河先生在关于王小波的文章中给的那个很好的答复。“他的死去，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启示”，“他的文学作品并不入流，这样的‘不入流’并没有显得他的作品是多么的粗糙。”反而，他成为了我们的偶像，也成为了另一代人的“行囊之书”。

殊不知，我有一个不好的“雅好”，就是喜欢在“特定的日子”购买亡者先前的作品，以作怀念。比如说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再如朱维铮的《重读近代史》等。无论怎么说，他们都应该被提到一个尊重的地位，因为他们给予了我们一些影响，而改变我们的思维和看法，怎么不应该去给他一个敬服之心呢？况且，对于读书之人，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惦记无非是继续温习他们的文字与思想。如又一次为心灵按摩，惬意之间，总有片刻的思念之情被满足，却又撩起。同样，在小波离开的十五年之际，我一如既往的翻开《我的精神家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邋遢”之间，一幅个人的塑像赫然呈现在眼前（封面），如昨日一样的潇洒，不，应该用洒脱。那等不及的冲动，纵然让人情不自禁的去酣畅的读一把。岂不快哉？

他如是说：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我听说前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罪师长。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摘自《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第5段）

顿然，一个思念的情绪转换为被遗忘的童年，那个时候的我们，是否在思考活着的问题？不然；那个时候的我们，是否会思索何谓“精神家园”？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未必是用童心去思考问题的，也更别说何谓“我们的精神家园”。事实是：我们有家园，但无精神。唯一让我们至今留念的可能就是后山上的夕阳与一道道被我们踏平的田埂，还有像缶声一般的欢笑。而恰如其分的是，长大后，我们还是没有进入精神家园，这一切却被高尔泰先生“一语言中”，“去寻找吧···”。寻找家园的责任，似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更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毫无方向，一次次的失败在垂暮的夕阳之中，越加的对我们的家园唾弃，甚至是一种遗忘。我们这是怎么了？

提到家园，前不久“心血来潮”在编著一本小书《沉沦的故乡》（未出版）中看到太多的遗憾，我们的朋友，都在呼喊，都在疾呼，都在叹息，他们用文字去呼救，这是一个怎样的尴尬？十年砍柴，熊培云，潘采夫，韩皓月，丰云等，诸者对于家园的呵护之心，都万般的急切。可是，此刻随想而知的却是，家园都无，何以谈我们的“精神”，那可是一个萌发“精神家园”的地方。童年的记忆与整个社会化的经历，足以构成了我们构筑“精神家园”的契机和前提。

声震四起，我们的心在颤抖，如一个抖动的风筝，努力的挣脱现实的束缚，却又逃不出自己给自己“画的牢”。我们在牢里，去呼吸每一滴可以呼吸的氧气，足以让自己不至于被窒息而亡，却又丢却了赏识“作为思想的他者”的勇气。故此，也就没有了“精神家园”。再加上“失真的生活”和“生存的压力”，种种困境，都把路遥的“路”再次曲折的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被生活赶着爬向坟墓边上，等候着被死亡的审判。同样，我们也没有心思去纪念亡者，去珍重思想，去品读生活，去了解自己。只能附和着一个叫做“社会”的节奏，迈入他乡，死于客地。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作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