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我理解的王小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8 次 更新时间:2016-05-31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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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1997年4月的某一天,王小波的邻居听到隔壁房间里一声叫喊,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几天后,不见王小波出门来的邻居报了警。打开房间,见到的只有他的尸体。据说当时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

当时《黄金时代》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书稿几经周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我估计无论是出版社,还是王小波自己,都不会想到它会畅销。那时代的畅销读物跟现在有所不同,那时代人们还把文学当一回事,现在是远离文学或伪文学才有人读;那时代编辑还讲文学,现在的编辑讲市场。这就把王小波打入了无可辩驳的境地——讲文学的时代你都混不出来。作为文学作家,王小波生前被退稿退疯了,即使《王二风流史》等在香港出版,即使《王二风流史》后来以《黄金时代》之名——出不了名的作家一总是改笔名,二总是改作品名——又在台湾出版,还获得《联合报》大奖,但也没能改变他在内地的命运。他的作品发表极少,但这不包括他的杂文。他的杂文在《南方周末》等媒体还挺受欢迎,有一定名气。但我相信,王小波最在乎的是发表小说,而不只是杂文,杂文不是文学,至少不是正宗的文学。几乎所有写作者都有当文学作家的情结,最好是小说,或者诗歌,最少也要散文。这种情况即便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们看到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也不能满足于发表言论文章,一有机会,就把自己的小说拿来出版;即使是很成功的通俗小说家,最受不了的是自己的东西被称为通俗文学;即使是跟传统文学界不尿在一个壶里的网络作家,被传统文学界批评“没有摸上文学的门”,也心虚莫名。

据我所知,王小波当初确实不那么淡定,他是人,不是神。但这一切在他死后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他的小说不仅出版了,而且不止一部,而是三部,并且联成了“三部曲”——“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而且畅销了。据说,“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说家喻户晓有点夸张,应该是文化圈里家喻户晓。只要自觉有点文化的,都喜欢谈论王小波。他一下子成了中国当代名声最大的作家,成为“大家”,乃至“大师”。作家要成为“大师”的途径有两种,一是老而不死,撑到别人都死了,非我莫属。所以现在不少作家在努力锻炼身体,包括练书法,哪怕再写不出好东西了,只要人活者,就仍然可以在文学这个“坛”上积累资历。像川端康成、海明威那样获得“诺奖”了,还因为写不出好东西去自杀,在中国难有。另一个途径就是相反:早死,最好是非正常死亡。海子如此,王小波也如此。

死去的王小波甚至被称作“浪漫骑士”。我不知道“浪漫骑士”这称呼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难道就因为他写的那些情书?我的情书也很浪漫,不浪漫的还是情书吗?或者是因为他的人文理想?但在我看来,王小波的理想并不浪漫,而很沉重。王小波的灵魂是沉重的,这么一个沉重的灵魂被浪漫化,不能不说是对王小波的娱乐;而且还有一群人号称是“王小波门下的走狗”,难道王小波是“山大王”?但据我观察,王小波甚至有点腼腆。当然腼腆也可以当“山大王”,宋江就有点腼腆,但王小波是作家,写作是“占山头”吗?写作是“打群架”吗?至少对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会这样选择,至少对一个文学作家。

很多人号称喜欢王小波,其实并没有分清作为杂文家的王小波还作为小说家的王小波。他们往往夸着小说家王小波,谈的却是杂文家王小波。写杂文和写小说是不一样的,比如鲁迅,写杂文的鲁迅观点鲜明、思维清晰、“三观”正确——至少要竭力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写小说的鲁迅思想彷徨、情绪暧昧,过度敏感。写杂文如果不讲理,那叫强词夺理,但写小说包括诗歌可以,这时候遵循的是另外的逻辑。西西弗斯一再推着滚下来的石头,简直毫无理性、毫无意义,但在文学上,这恰恰符合了文学的逻辑。所以推崇这种逻辑的加缪本质上是文学家,萨特才是哲学家。文学家不必讲理,甚至应该避免讲理,只讲反抗。反抗就是反抗,不是革命,它没有纲领,不顾逻辑,也不描绘理想前景;反抗者不为社会负责,只为自己负责;不为真实负责,只为激情负责。一言以蔽之,反抗者即“疯狗”,作家就是反抗者,作家即“疯狗”。

在我看来,王小波的杂文虽然有独特之处,但谈的无非就是大白话,有人说他是发出了“自由主义”先声,但“自由主义”其实也不过老掉牙的东西,在中国也不是新东西,只不过必须重新说它,这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可悲命运——本来应该是常识的东西,必须一再重申,不厌其烦地絮叨。我尊敬这种“愚公移山”精神,但应该承认这确实是出于无奈。遇到一个差生,你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常识,老生常谈,到头来被教育者不爱听,教育者也勉强说,这样的教育简直悲壮,但也是低效乃至无效的劳动。

若说“启蒙”,100年前“启蒙”文章、言论就已经汗牛充栋了,但现在得重新说、重新写,我想,现在的写作照样将作废。

但王小波的小说却完全不同,令人惊艳。

一是性政治。性是文学的永恒书写对象。不仅是国外,中国文学中也常不缺乏写性。最典型的是《金瓶梅》,但是《金瓶梅》的性写得并不好,庸俗、外在。把性跟政治联系在一起写的也有,比如“新时期”的张贤亮的一些争议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但王小波的性政治与之不同。王小波小说中的性,不完全是政治高压之下的欲望压抑和张扬,而是政治的象征。很难把王二的“搞破鞋”、陈清扬的“出斗争差”乃至动不动就竖起的“小和尚”(阳物)看成写实,也很难把王二遇到“王母娘娘倒马桶”式的命运、他跟X海鹰的关系只看成当时现实的写照。因为象征,于是性与政治的微妙关系也有了更本质的指涉。作为在政治大国中生长的中国人,至少是我,在读王小波的性书写时,总会被尖锐地剐伤。

二是虐恋。要说中国作家最缺乏什么?我觉得就是对悖谬的洞察,究其根源是中国人思维中缺乏对悖谬的理解力,更深层的原因是道德,往往用道德或者科学——诸如“变态”判断,懒惰地抹杀过去。虽然《虐恋亚文化》是王小波妻子李银河所写,但我相信王小波对这领域也深有洞察。他的小说中充满了悖谬的逻辑,即是“反逻辑”,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写的就是“反逻辑”。但这“反逻辑”不是一味地“反”,而是要榨出我所说的“黑暗底下的光”。这是文学书写的最高境界。许多人说王小波是中国文学的另类,我想另类就在这里。

三是非专业性。在专业文学读者看来,王小波小说在技术上是有问题的,比如结构,颠三倒四,杂乱无章,文学教学不可能认可这样的文本,专业写作者也不会如此纵容自己。虽然写作是没有规则的,但实际上规则一直存在每一个有一定素养的写作者的潜意识里。每个写作者心中都有一本教科书。即使是有意反叛,反叛也是在反规则中确立规则的。但我感觉王小波似乎并不知道这个规则。如果没有炒作造成声名鹊起,王小波的小说基本不可能进入专业读者的视野,更不可能成为经典。如雷贯耳,谁都不可能淡定。所以炒作还是相当有用嘀,特别在当今谁都可以写作、作品如山的时代,酒香是也怕巷子深的。炒作并非绝对的贬义词,它虽然能让垃圾成为美食,但也能让被埋没的真金见得天日,让被扭曲的真相得以还原。套一个熟悉的句式:做大就是硬道理。

但即便如此,王小波小说仍是遭到了一些质疑。有个有趣的现象,很少有成名的小说家对王小波的小说发表意见。有人还在技术性上提出了批评。这当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果然招来了“波粉”们的反攻。但不能说那作家说的没道理,只是不幸彼方是“粉丝”,他讲的是事实,而“粉丝”讲的是信仰。所以我告诫自己不跟“粉丝”论理,一如不能跟基督徒谈论上帝之有无,谈不到一块。但回头一想,人生归根结底不就是一种信仰吗?文学阅读不也是如此吗?需要谁来指手画脚?写作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信仰。

信仰与专业无关,与心性有关。

文学到底具不具有专业性?我一直很怀疑。文学不同于绘画、音乐,它需要多高的专业的门槛?我们所谓的专业规范,离文学的初衷有多远?我们时会发现“文坛外的高手”,或者出身于非文学专业的很好的文学写作者,这在绘画、音乐领域,除非是民间绘画音乐是不可能的。

这个王小波,既是非文学专业出身,又在文坛外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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