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他思故他在的王小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3 次 更新时间:2017-04-20 00:01:21

进入专题: 王小波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的图景:有些人生前声名显赫,死后很快被人忘却;另一些人一生寂寞,身后却被发现具有特别的价值。王小波应该属于后一类人。尽管在他活着的时候,曾经得过海外多种文学、电影奖项,但基本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国内的文学圈一直对他保持着沉默——不是出自敌意,仅仅是因为无法理解他。

   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上,王小波似乎是某种异数:不仅其文学风格无法归类,而且这个人也难以理喻。从年龄来说,王小波属于红卫兵一代人,但偏偏最缺乏红卫兵的狂热激情,反过来倒多了一份英国式的清明理性;从思想脉路来说,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但又不似胡适、陈源那样带有自命清高的绅士气。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文化的内部,会有王小波这样的人出现,但其人其书又分明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王小波,成为一个对评论家智慧挑战的阐释对象。

   王小波的一生是实验性的。他只活了四十五岁,但他将这短暂的一生都用来了探索——文体的与思想的。关于文体的探索,因为非我本行,只能留待文学专家去研究;令我更感兴趣的,倒是王小波的思想探索,他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精神独白。

   王小波的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说过这样一段话:

   丨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他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道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

   一个罗素的信徒、热爱理性和思考的自由主义者、独立不羁的民间撰稿人——作为思想家的王小波,留给后人的,就是这样的形象。

   “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

   王小波给人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具有这样理性精神的人,即使在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间,也属于凤毛麟角。

   王小波曾经狂热过。他这一代人,或多或少有过一段失却理性的日子。以十七岁的弱冠之年,相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只身跑到云南边疆,战天斗地。未始不是一种革命时代的青春骚动。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覆盖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想象,王小波开始沉默。“在我不会说话的时候最想说话。在我真正能说,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反倒沉默了。”他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语言的沉默是对流行话语的抗拒,但内心的思考就此启程。在那个狂热的时代,人们说得太多太多,而想得太少太少。说话是为了获取话语的霸权,而思考仅仅是为了求得真知。

   当时,在那些乡村思想家俱乐部里,许多陷于迷惘的红卫兵也在思考。然而,王小波依然是独特的。有些人思考,是因为落入了“失语”的困境,或者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力。为了重新获得“说”的资格、话语的权力,不得不后退一步,磨砺思想的利器。以后,当历史又重新提供了话语舞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出山说话了。这些人,是永远不甘沉默的,“说”的冲动大于“想”的兴趣,渴望话语权力成为思考的终极追求。而王小波呢,对“说”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对权力话语更是兴味索然,有意思的是“想”,是“思维的乐趣”。“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没有思想,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追求思想,而非权力话语,是知识分子更本质的属性。知识分子要有思想,首先须有知识。但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那些风头最劲的顶尖精英,常常是思想有余,知识不足。虽然,他们在公众眼里有思想的魅力,但那些魅力大多来自道德的激情、修辞的华丽和可怜的一点小聪明,背后的知识底蕴却薄得象一张遮羞的窗纸。相形之下,王小波尽管很少以知识分子自称,但他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更知识分子。他喜欢知识,不是由于知识有用,会提高科技生产力,或带来权力话语,而仅仅是因为知识是好的。大学期间,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数学老师在课堂上的一段话:“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王小波所追求的,正是那些好的、却并非有用的知识。否则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学商业经济科班出身的,以后会弃商从文,成为一无凭籍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甚至连某些紧抱铁饭碗不放的人也以“大陆自由撰稿人”自居(因为“自由撰稿人”=“自由思想家”?),但王小波辞掉铁饭碗,仅仅是为了探求好的知识,为了更自由的思考和写作。

   王小波明白,知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最终凭籍。古代的教士和儒士拥有《圣经》或《论语》,因而也拥有话语的权力。现代知识分子不再手握圣书,却拥有知识,知识本身可以取信于人,尽管它不一定能带来权力。这些年,我们谈论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谈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王小波没有参与谈论,但他的处世立身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人格范型。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就在其独有的求知领地;他的所有自由与独立,首先依据于知识的至上性与自恰性。知识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求知本身,至于为人生、为民族也好,虽然未尝不可,但与求知比较,都低了一个层次。

   在回答“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一问题时,王小波幽默地以一个登山家的故事作为答案:“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同样,另一座山峰也吸引着王小波,他感到了登山的有趣。对于一个智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求知更为快乐的事了。热衷于为求知而求知的西方知识分子,常常乐在其中,乐此不疲。维特根斯坦临终时心满意足地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另一个物理学家海森堡说得更绝:“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见上帝。”王小波提到这两件事,就特别感慨: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爱知者,必乐知也。王小波生前一说到探求智慧,就掩饰不住内心的快乐。知识是好的,求知的人生是更好的。

   知识还是表面的东西,知识的背后有一种精神,那就是人类的理性。在一个疯狂的时代里保持沉默,也等于守护自己的理性。王小波看得十分清楚,理性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象空气一样要紧。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因为他只会以理服人,不讲理,毋宁死。王小波是从一个大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盲从年代里走过来的,他对信仰总是持着某种怀疑,因为那种“就是好”的信仰逻辑根绝了任何讲道理、讲理性的可能性。一度他曾经变得极端地排斥信仰。到了美国之后,是他的老师说服了他,令他承认:“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仰才成。” 但他依然警惕着信仰的滥用。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以崇高的名义迫害异己的龌龊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信仰是一条随时有可能咆哮泛滥的河流,惟有理性的河床才能防范它。信仰是为了达到善,但善的里面不能有假的成分,否则就是比不信还要坏的伪善。

   当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上了雅各宾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在中国,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至善,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真与假,事实与谬误,是无法通过信仰解决的,那属于人类理性的范畴。为了防止以善作恶,保持清明的理智是最要紧的。王小波不是一般地反对信仰、反对至善,他所厌恶的仅仅是理性缺席的信仰和没有是非的善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认真的思索,真诚的明辨是非,这就是善,就是一切信仰的根基。

   “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

   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说到理性,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欧陆唯理主义的,另一条是英美经验主义的。现在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哲学常识,但时光倒退十年,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刚刚从盲从时代走出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大声吆喝着思想解放、理性启蒙,却懵然不知理性还有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之分,以至于不知不觉地被唯理主义所摆布。理性变成一个全知全能的人间上帝,变成科学时代的理性神话、理性宗教和理性崇拜。那个时候,黑格尔的阴魂不散,绝对真理的神话尤在,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仍然绵延不绝。

   王小波相信理性,但他选择的是另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即英美的经验理性。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面,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的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王小波喜欢马基雅维里,是因为“他胆敢把信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而“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喜欢中国的墨子,墨子思路缜密,具有实证精神,而且也赤裸裸地谈“交相利”。一说到功利主义,中国人总要吓一跳,以为功利与自私是一家兄弟。但是,按照在功利主义的家乡英国留学多年的储安平先生分析,功利与自私实为两个概念,前者重的是结果,后者为的是享受。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因为与拉丁文化接触较短,其抽象能力比较弱;但生活的智慧、经验的理性大为发达。处理问题一切以实际的环境为转移,决不会象法国人那样,囿于抽象的价值观念。这种功利的、经验的理性主义,成为英美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

   在美国留学多年的王小波耳濡目染,对经验理性大为推崇。在他看来,许多被意识

   形态和乌托邦理念搞得稀里胡涂的问题,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经验理性去判断,立即会变得心明眼亮。比如,大跃进期间放卫星,粮食亩产放到三十万斤,某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还昏昏沉沉地为之论证,但王小波的姥姥,一位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太太,却死也不信。不信的理由十分简单,只是自己的生活常识而已。王小波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认为他姥姥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

   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因而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所谓绝对真理不过是黑格尔制造的神话般的“宏大叙事”而已。对于在中国大陆弥漫多年的唯理主义真理神话,王小波基于自己的经验主义立场,倾注了其毕生的批判。他一再嘲笑中国知识分子虚妄可笑的知识观,从孔夫子到当代的所谓知识精英,为了争夺话语霸权,都要显得一付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模样,好象自己肚皮里的那些货色,可以包治百病。那种大包大揽的姿态,与街头上卖大力丸的江湖郎中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真理,也是具体的、多元的,很经验、很个人的。真理是无法灌输的,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自以为是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宽容,都建立在这种多元、个人的立场上。没有这样一种立场,就会发生知识者相互之间的残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知识分子的悲剧与其说来自政治权力,无宁说更多地来自知识分子同道——那些自以为占有了真理、欲控制所有话语空间的独断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监狱是自我营造的。对此,王小波有十分透彻的认识,他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在这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个人”。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欧陆式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积极自由”,是个人思想与意志的自主。但这还不够。“积极自由”如果过于扩张,没有边界,就有可能侵犯别人的自由。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就是最好不过的现实标本。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恰好能够弥补“积极自由”的这一缺陷,它看重的是“消极自由”,是每个人的思想、言论与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侵犯。“消极自由”尽管目标卑微,不及“积极自由”那般崇高、奋发进取,却是个人自由最真实、最可靠的保障。

   极富英国自由主义精神气质的王小波反复申说的,就是自由的消极一面:“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他对别人的尊重和容忍,不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情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人,有着与自己同样的自由权利,包括选择信仰、判断是非和如何生活的权利。早几十年,胡适之先生曾经讲了一句饱经风霜的至理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惜的是,这种具有英国风范的消极自由传统,在中国大陆早被无休无止的“积极自由”狂热骚动拦腰斩断,如今,王小波以只手之力,续接断脉,其境其情,怎么不能令人感叹!

   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之中,王小波是孤独的,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他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杂文,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太热衷于设置别人的生活了,他们的使命感太强,总是觉得该搞出点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他们不仅想当牧师,而且想做圣人和上帝。

  

  

进入 许纪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王小波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037.html

2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张志恒 2017-04-20 09:18:38

  记得小波描述历史研究所下水道堵塞,满所屎尿遍地,臭气熏人。这哪里是写“实”,而是写“真”。
  怀念王小波!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