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及发展与改革中的若干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99 次 更新时间:2005-01-03 17:27:29

进入专题: 王建  

王建 (进入专栏)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转折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储蓄率的急剧上升和资本市场的迅猛发育势头。本文主要是就这些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阶段

  

  1979-1988年的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就其增长方式业说,具有显著的“由重转轻特征”,在农、轻、重三大物质产业部门增长格局中,由改革前30年长期持续的以重工业主导增长格局,转向以农业而后是轻工业主导增长的格局,这种不同以往增长格局的出现,与197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在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密切相关的。

  

  改革十年中主导产业先农后轻的两阶段变化,基本上是治着消费需求和消费产业主导的轻型化格局发展的,在1988年四季度以后开始的“三年紧缩”中,这种轻型化增长格局仍然没有改变。1991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走出紧缩低谷,但是走出紧缩低谷的中国经济,其增长方式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从1991年9月开始,首次出现了在工业增长中,重工业持续快于轻工业的局面。1992全年高出2.8个百分点,1993年全年高出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增长显著快于消费增长,居民储蓄大幅度上升,就是在这些不同以往的结构变化下,我国经济实现了近几年的高速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在经历13年轻型化过程之后,再现重工业主导增长势头,其形成机制与改革前30年依靠政府行政力量推动的重工业主导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主要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在三年紧缩中出现了升级性变化。由于家用电器消费已经基本满足,下一代消费热点将指向价值高昂,需要较长时间储蓄才能形成购买能力的住宅和汽车,社会为向居民提供这些更高档的消费品,亦需要一个投资与建设过程,所以进入到这个发展阶段,就会出现储蓄与投资的高涨,并形对重工业增长的强大需求拉动,最终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格局的历史性转变。

  

  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国的工业化进入到以投资带动的重工业主导阶段后,都会出现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将长期保持在10%左右,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将上升到60-70%之间,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社会将有能力向全体居民提供住宅、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居民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将基本上得到满足,人民生活消费水平将进入到富裕阶段。所以走过了这一阶段,一国工业化的任务就算是基本上完成了。

  

  日本从50年代中期开始,“亚洲四小”从60年代中期开始,都出现了以投资需求带动的重化工业主导增长方式,大约经历了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后,都进入到完成工业化的阶段。由于我国90年代初期以来也出现了与日本和“亚洲四小”相同的重化工业增长势头,不难看出,中国在未来15年内也有可能完成自己的工业化任务,进入到工业发达国家的行列。

  

  按199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美元,到2010年平均增长速度10%,和到2000年,2010年人口总数分别为13亿与14亿人计算,则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均GNP水平为1137美元,经济总规模为14800亿美元。到2010年人均GNP将达到2750美元,经济总数规模将达到38000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将在我们这次长期规划的发展阶段内,超过2500美元这个完成工业化的人均水平。不难看出,如果中国的未来有如此发展前景,则与日本和“亚洲四小”按现价美元人均收入水平所划分的工业化“起飞”与完成阶段,大体是一致的。

  

  发展经济学说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工业化前期,大量的生产要素停留在生产效率极低的传统农业部门,而在工业化过程,由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产业部门持续不断的转移,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国目前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农业部门的比重虽然已下降到1/4,但农业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仍高达58%,仍有3.5亿农业劳动力停留在农业内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中国可以在完成工业化的最重要阶段,以极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获得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的农村人口工业化过程,也将可能持续到下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农业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到2020年才可能降到5%左右,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可能会创造一个世界纪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有可能在从目前到2020年的长达30年时间里,保持年均增长10%左右的高速度。如果是这样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按15亿人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将达到6600美元,经济总规模就将到达99500万亿美元,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验证明,从人均GNP5000美元上升到10000美元,大约只需要5-6年左右时间,中国如果在2020年人均GNP超过5000美元,就有可能在2030年以前达到10000美元。由此而言,中国在未来40年的长期发展中,将在本世纪未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将在2020年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在2030年以前进入富裕国家行列。

  

  二、 未来20年我国将处在高储蓄阶段

  

  经济增长新阶段到来所引起的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之一,就是在储蓄与投资关系方面,这种变化又首先导源于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居民储蓄率的提高。从城镇居民储蓄倾向看,1988年仅为7·4%,1991年就上升到15·1%,1995年又进一步上升到17·5%。从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看,1984~1988年年均增加额为582亿元,1989~1993年年均增加额为3800亿元,而1994~1997年均增加额为7686亿元。

  

  居民储蓄的大幅度增加使银行的信贷结构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在1984和1988年的两次经济“过热”中,由于是处在“轻型”化增长阶段,居民收入大量转化成消费支出,因此当时信贷收支的基本关系是贷款增量大与存款增量。从国家信贷收支看,1985年为贷差660亿元,1988年为贷差620亿元;而1992~1995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却连年出现“存差”,1992年为420亿元,1994年已达956亿元,而且从1994年开始,整个银行体系在改革以来首次出现存差,当年达4052亿元,1995年达2909亿元,1996年为4101亿元。

  

  由于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金融剩余大量增加,使我国经济的总体储蓄水平不断上升。在整个80年代,我国国内总储蓄率水平一般年份维持在33~34%左右,其中最高年份是1987年,为36·3%,而1990年就上升到37·9%,1993年又上升到41·7%,1995年进一步上升到42·7%。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统计,目前世界上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0%的国家只有新加坡,1992年为47%,如此,我国的国民总储蓄率目前已高居世界第二位。

  

  储蓄是投资的来源,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根据世界著名计量经济学家W·里昂惕夫教授在80年代初期所领导的一个小组的研究结果,当一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4~6%时,平均的储蓄和投资水平必须达到20%或略低;增长率为7~8%时,投资率应为30%左右;而要想维持9~10%或更高的增长速度,投资率则必须高达35~40%。我国80年代的总投资率平均为36·3%,所以可以支持年均9%的高速度,90年代头5年的总投资率则达到40%以上,所以经济增长率也进一步上升到近12%。我国最近在“九五”纲要和到2010年的远景规划中提出,“九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为8%,下世纪头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如果不发生大的意外,我国在未来15年内的国内储蓄率应不会低于40%,用以来保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是富富有余的。

  

  一国的总储蓄率可以由国内储蓄与国外储蓄两部分构成。一般而言,当一国的经济发展处在以消费需求带动的“轻型”化增长阶段时,由于居民收入更多的是转向消费,所以不会有太高的国内储蓄水平。处在这一阶段要想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借助国外储蓄以提高总储蓄率,这样就产生了利用外资的要求。经济理论把这种现象盖括为“两缺口”理论,即由于国内储蓄“缺口”而产生了国际贸易缺口,而补足贸易逆差的外汇来源就是外资的流入。随着一国的经济发展走向成熟,国内储蓄率水平逐渐提高,特别是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后,出现了储蓄率急剧提高的趋势,国内储蓄完全可以满足投资的需求,乃至出现国内储蓄率高出投资率的情况,长期的贸易逆差也会随之转为顺差,对外资的依赖就会逐步减少,乃至最终转变成资本输出国。

  

  在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是韩国的经济成长过程。韩国经济从60年代以后出现高增长,1962~1976年GNP的年均增长率为10·2%。在高速增长过程中,韩国利用外资实现的积累比率开始阶段很高,以后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呈逐渐缩小趋势。50年代海外储蓄占总储蓄率的水平高达70%以上,从1962年到1981的四个五年计划中,海外储蓄占总储蓄率的比重分别为48·2%、39·2%、24·7%和22%,到1993年国民总储蓄率为35%,而海外储蓄率已经下降到“零”了。

  

  利用外资的目的当然不仅仅是补足国内储蓄缺口,还可以通过利用外资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这个目的通过发展对外贸易,用出口创汇来支付技术引进费用同样可以实现。日本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战后日本从5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高速增长过程,到70年代中期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任务。在长达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过程中,日本的总储蓄水平平均在35%以上,其中,1955年为26·2%,1960年就升到35·2%,1970年达到高峰,为40·3%。由于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储蓄率一直很高,又是长期奉行出口导向战略,所以可以基本上不依靠外资,而用出口创汇支付技术引进费用。据有关方面资料,日本在1950~1965年间利用外资所实现的积累,还不到国内总储蓄额的2%;1965年以后,日本不仅不需要外资,反而逐渐凭借日益累积的贸易顺差,转向对外输出资本了。

  

  “九五”期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社会保险方面看,“八五”期间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职工虽然已达近9000万人,但是为了支付已经退休的2240万职工的养老费用,每年收取的养老保险费中,有90%以上用于当年支付,每年能够结余下来的金额还不到250亿元。所以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是现收现付式的,并未能给再职的职工奠定好未来的养老基础,而且它主要只覆盖国有企业,各地非国有企业的覆盖率只有20%。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率太低。从个人看,目前缴费额只为本人工资的2-3%,而据测算,只有提高到8%左右,在加单位所负担的同等金额,一个工作35年的职工,才能靠同期储存的本金和利息,维持退休后18年的生活。所以今后养老保险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逐步提高个人的养老储蓄比例,已及把这项制度向非国有企业普及。类似于养老保险改革的还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及住房、教育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还有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等一系列商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都会促使我国的国民总储蓄率水平,向不断提高的方向发展。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总储蓄率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并在跨世纪发展中长期保持在40%以上。

  

  三、经济发展新阶段发展与改革所面临的新问题

  

  高速增长及高储蓄时代到来,至少向我们提出了以下几个不同于以往的新问题:

  

  (一)如何看待投资率的高低。

  

  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在27%左右,八十年代所发生的两次较严重通货膨胀,也都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有关,所以从保持稳定增长的要求出发,在安排中长期计划的时候,就总是倾向于压低固定资产投资率。尽管“八五”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已经上升到34.5%,但是按照“九五”计划规定,在整个“九五”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只有32%。

  

  从国际比较看,处在高速增长阶段的国家一般固定资产投资率都比较高。比如九十年代以来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都在36-40%之间,日本是已经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王建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07.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