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1年中国投资与消费增长率都有提高，但经济增长率却随出口曲线下降，说明外部需求在主导中国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变化，所以，要看清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就必须先看清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美国经济走势。
美国经济存在巨大的资产泡沫，世人对此已有共识。去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未来前景如何，目前大体是三种看法，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我的看法是美国很可能走出“L”型曲线，而结论不是出自美国，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导致银行体系瘫痪。首先，在过去10年中世界经济并未发生大的萎缩，在美国经济带动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从产业面看，日本始终保持了出口优势，去年外汇储备已突破4000亿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机显然不是来自供给过剩；第三，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经济萧条也会导致银行系统紊乱，但经济萧条是因，银行危机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却出现了因果倒置的情况，是由于银行系统紊乱导致经济萧条，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特点。
认识这个特点需要展开更大的视角。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这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因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运行规律以及爆发危机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从这个新视角看问题，许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远。
例如汇率的决定问题。在传统经济中，本币是否坚挺，取决于产业增长好坏、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储备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经济和亚洲金融风暴中人们却看到这些东西统统不起作用，相反，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制造业处在长期萧条状态，国民消费40％依赖进口，经常项下的逆差超过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却不断走强，所以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资本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决定汇率水平和一国的繁荣与衰退，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虚拟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也有了新内容，即不再是为了争夺物质财富，而是为了争夺金融与货币霸权。欧元统一就有这个意味，而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也是意在打压欧元的势头，维护美元的霸权。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争夺国际资本的冲突正在升级。
日本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日本产业资本由此从物质生产领域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经济泛滥。在泡沫经济膨胀时代，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现金，再到资本市场上炒作，这使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业负债的速度，因此不论从企业还是银行看，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健康，但当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开始破灭，一切就都反转过来。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业债务的清偿速度，就在银行内部形成巨大坏账，但是企业破产后银行却不能破产，否则就是全体居民和国家的破产，经济由此长期萧条，走出“L”型曲线。
美国目前的资产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时的四倍。2000年4月，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开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纳指双双下跌为标志，美国资本市场也膨胀到顶峰，随时有可能崩溃，美国目前防止崩盘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资和个人离场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以维持股市点位，但这是“饮鸩止渴”，会使今后危机的爆发更严重，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可以猜测，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会有三根导火索：一是“安然”风潮继续扩大，使投资人丧失信心而大规模离场；二是由于欧洲经济更加健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三是日本经济危机深化，迫使日本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资产是在美国。
因此，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资产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亚洲金融风暴，今天轮到了美国，美国金融风暴则会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并使全球资产泡沫彻底破灭。如果是这样，不论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会走出“L”型曲线。
没有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哪来如此庞大的全球资产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风暴也是货币制度危机的产物，但用什么来代替现存的货币制度，不仅探讨的文章极少，许多人还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
外需形势不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损害，但不会出现负增长。在若干年后，情况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只剩下中国一个亮点，因此中国迟早会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但是为了避开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又不应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所以，要把引资大门开在香港，把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将会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市场，港币也会成为最坚挺的货币，这对繁荣香港经济，夯实“一国两制”政策基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已经没有了产业霸权，但是还有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货币霸权实际是产业霸权的替代品，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美国人就可以依靠别国的生产锦衣玉食。所以，美国人决不会轻易让出美元的霸权地位，而是要用军事霸权来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以保卫美元的霸权。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就是在欧洲和中国人的家门口事先布下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国资本市场不稳就有可能动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洞察先机，作好必要的准备。
一、 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7年走低，2000年终于出现了转折，增长率开始上扬，许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气，更有乐观者认为，走出增长低谷和通缩阴影的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但是，先是从去年3月到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陆续转入负增长，然后是从7月份开始，广义货币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显示出货币大规模退出交易过程和通货紧缩回归的趋势。从工业生产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长率还高居11·2％，进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进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进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长率只有7·9％，创1998年以来月增长率最低水平。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01年的GDP增长率只有7·3％，不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从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启动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以来，2001年可以说是内需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全年高达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个百分点，是1999年投资增长率的2·4倍！从消费看，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率全年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个百分点。两条国内需求曲线，一条显著上扬，一条平缓上扬，当年只有出口增长率从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条陡直下跌的曲线，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净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曲线不跟随占主导地位的国内需求曲线上升，而是跟随出口曲线下降呢？
这就必须从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结构来看。大约从1995年到中国的“九五”计划全期，从南部的深圳，到中部的上海，再到北京的中关村，短短5、6年的时间里，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形成了巨大的电子产业带，电子通信类产业1994年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还只有3％，但是1999年就超过了轻纺、钢铁、化工、汽车等传统产业部门，成为中国制造业中的第一大产业，产值比重超过了9％，其增长率大约是同期工业增长率的3倍以上，其中，个人电脑和芯片等产业的增长，更是比同期工业速度高出8～9倍。随着电话、手机、网络等通讯方式的高速发展，服务业中信息产业部门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根据有关资料计算，2000年二、三产业合计，电子通讯类产业目前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已达到六分之一，这一比重，甚至高出许多工业发达国家。
在1994年以后中国经济逐步走低的背景条件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产生这一变化的动因，主要不在中国内部，而在中国外部，在于1995年以来美国“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美、日、台、韩等国家与地区的电子通信类产业，在这一时期向中国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转移。这些国家和地区需要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优秀的劳动力素质，提高他们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电子信息类产业的高度外向型发展。在贸易统计中，电子信息类产品出口被统计在机电产品出口中，其中机械和运输工具类约只占20％，其他是电子和电器类产品。1995～2000年，机电类产品出口新增额占全部出口新增额的47·4％，而同期新增出口机电值占同期机电工业新增产值的比重亦高达42·9％，也就是说，在过去6年中，机电工业新增产出份额的40％以上都是面向出口的。由于机电工业新增产值目前已超过全部工业的三分之一，而近年来新增GDP中来自于工业的份额又几乎占到50％，因此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贡献，当在年均1～1·5个百分点之间，如果考虑到机电工业是产业链条最长的产业，则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对总体经济增长就更加具有全局性影响。
正是因为中国近6年来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电子信息类产业的外向型增长，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的衰退，特别是美国新经济的崩溃，使其对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吸纳力大大减弱，就立即引起了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衰退，中国经济增长曲线跟随出口曲线下滑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率，从2000年的24·2％下滑到2001年1～10月的4·2％，不仅低于同期6·1％出口总增长率，10月当月甚至出现了1％的负增长。从最有代表性的电子信息类产品芯片出口看，近三年的出口增长率高达32％，但从2001年初就转入负增长，10月份的下跌幅度甚至超过了30％。
经历了2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早已从封闭走向开放，已经深深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说“世界经济感冒，中国经济打喷嚏”，已经没有任何玩笑的意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直接与间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约已占到全部出口的40％，因此美国经济不仅对世界经济，也对中国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目前大家都在预测2002年的经济形势，我看未言中国经济，先需看清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今年的走势如何，然后才能说中国如何，因为至少今、明两年内，中国经济增长曲线跟随出口曲线变化的规律不会被立刻改变。
二、从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与货币制度危机的视角
认识日本经济危机的新特点
去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只有1·1％，创近10年最低水平，当年工业设备利用率只有74·7％，创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固定资本投资已连续四个季度下滑，失业率已达到前所未有的5·8％，据估计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有些人以为，是“9·11”事件打击了美国经济，其实不是。美国经济此次衰退，可以追溯到2000年4月以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为标志的新经济泡沫崩溃。在纳指暴跌后，4～9月间道指仍挺在万点以上水平，但自9月下旬至2001年4月，不仅纳指再次暴跌，道指也随纳指双双下跌，纳指从3800点跌至1670点，道指从10850点，跌到9480点。美国经济和股市自2000年9月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强劲增长势头，因此“9·11”事件只是使美国经济在衰退的斜坡上下滑得更快，而不是下滑的起点。
既然不是偶然事件造成美国经济衰退，对何时出现复苏就存在着许多争论。目前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大概有三种不同意见，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这三种判断。简单说，“V”型曲线就是认为美国经济可以立即走出低谷，“U”型曲线是认为不可能在短期内复苏，要等两到三年；“L”型曲线则是说，此次衰退的时间会持续很长，何时复苏不可预期。
我对美国经济是持“L”型曲线的看法，但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不是源于美国，而是源于日本。为了说明我的观点，就必须对日本经济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分析。
日本经济在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1％，去年又进入10年中的第四次负增长，以致于日本政府公开发布的对今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就是“0”。号称二次战后“世界经济中的优等生”、曾在国际市场上纵横驰骋40年，把美欧经济打得抬不起头来的日本经济到底出了什么事？
日本经济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85年美、日签署的“广场饭店协议”和其后的“卢浮宫协议”，美国逼迫日元升值和强迫日本政府降息。日元升值后，日本出口受到打击，产业利润随之摊薄，同期日元利率水平又降低了一半，从5％下降到2·5％，引起日本民间的巨额资金纷纷涌入资本市场寻找出路，由此导致日本地产和股市狂涨以及泡沫经济泛滥。1985年日经指数还只有1万点，仅仅过了4年就狂涨到4万点。股市总值占GDP的比重，1985年还在60％，1989年一度超过150％。地产价格比股市涨得还利害，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是美国的1/25，但在最高点时，日本地产的理论价格竟是美国地产价格总值的四倍！由于企业筹资容易，刺激了私人投资的活跃，其占GDP的比重跃升到25％，比80年代前半期整高出5个百分点。这些都刺激了经济增长水平，80年代下半期，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高达4·7％，大大高于80年代平均3·8％的水平，企业利润4年中也大涨了70％。
但既是泡沫就没有不破的时候，1990年初，日本政府由于担心经济过热，开始提高利率水平，股市应声而落，1992年以后，房地产价格也开始跟随股市进入暴跌过程，起初人们以为是暂时现象，谁想到却持续了10年，到今年2月5日，日经指数竟跌破了9500点，早已跌破了1985年股市狂涨前的水平，创18年来最低。1991年有人曾预测，由于泡沫经济破灭所造成的企业年破产坏账损失，放开胆子说总数也就在 8～10万亿日元，但1999年当年日本企业破产所形成的坏账额，已高达15·9万亿日元，2000年又上升到25·8万亿日元，2001年1～11月，日本企业破产坏账月均额达3·3万亿日元，看来全年突破30万亿日元是轻而易举，所以仅近三年企业的坏账损失就已是10年前最大胆估计的7倍！1992年，日本央行的一个内部工作班子曾起草了一份秘密报告，评估泡沫经济破灭对日本银行资产造成的不良影响，其中推测日本银行体系由此所形成的不良债权总额在25～50万亿日元之间。这份报告后来不知怎么流传到社会上，把日本社会各界和国际金融界都吓了一大跳，认为不可思议。但是去年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公开承认，日本银行体系的全部不良债权已达150万亿日元，这还招来日本民间和国际金融界的一片痛斥，说他没讲真话。据日本民间和国外有关机构估计，日本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可能在250～300万亿日元之间，这也大概是10年前日本央行秘密报告估计数的6～10倍！
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年的衰退，起因并不是经常发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危机。从日本外部看，这10年美国经济正处在长期繁荣期，亚洲经济在“97金融风暴”以前也是一片繁荣，欧洲经济在1997年后逐步作出紧缩低谷，经济增长率直追美国。从日本内部看，在这10年衰退中，日本的产业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力，这可反映为日本贸易长盛不衰的顺差。去年8月，日本的外汇储备已超过4000亿美元，遥遥领先于欧盟和亚洲各国，居世界首位。因此，造成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真实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金融体系在巨大的坏账损失面前无以自拔。
日本的“L”型曲线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具有了新的特征，即不是产生于生产过剩，而是产生于金融体系崩溃。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中，最后也会导致金融体系崩溃，但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而在今天的日本经济危机中，我们却看到了这种因果关系的倒置，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只能从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与货币制度中去寻找。众所周知，在二次战前，世界的货币制度是“金本位”制，即各国的货币发行与各国的黄金储备挂钩。二战后，在美国主持下，建立了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金汇兑”本位制。不管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世界货币量的增长在正常的状态下，都要受到“物”的制约，换言之，就是说无形财富的增长要受有形财富的约束。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中也有所谓“虚拟经济”，如证券交易、外汇交易等，但这部分脱离物质生产与交换的货币，必有一部分社会的物质产品剩余与之相对应。
然而，美国由于在60年代的越战中军费浩大，国家财政难以为继，不得不依靠大量发行货币支撑，由此再不能维持美元与黄金的稳定比例，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一纸文告，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金汇兑本位制随之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所谓“牙买加”体系时代，即在货币发行制度中再也找不到“物”的影子，各国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想发多少货币就发多少货币，由此导致世界货币发行象脱缰野马一样膨胀开来。以美国为例，1966年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无关的只占20％，而到1976年，即“布雷顿森林”体系仅解体5年后，其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就只剩下20％，而无关的则上升到80％。到1997年，世界贸易额当年为6万亿美元，而当年世界货币交易额为600万亿美元，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额只占到1％，美国当年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要少，只占到0·7％，可见世界货币运动与物质产品生产流通的关系分离到了何等程度！据德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资料，目前世界各国累积的货币发行总量，已经是世界年度GDP总额的60倍！
各国央行发行货币是供给，既然物质生产与流通所产生的货币需求是如此之少，那么庞大的货币需求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就是产生于股票、债券、外汇和地产等这些虚拟经济的交易。在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券商、外汇交易商和房地产商等，以自己手中的证券、外汇与地产等向银行作抵押申请贷款，获得现金后再到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这些抵押品在炒作中升值后，又可以向银行申请得到更多的贷款，进行新一轮的炒作，如此循环往复，一方面形成巨大的货币需求，另一方面在货币的支撑下使虚拟资产价格不断膨胀起来。在美国，70％左右的银行贷款是流向股市的，再加上房地产等方面虚拟经济的需求，与物质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需求只占不到1％就不是难理解的事情了。
1997年，美国的两个学者墨顿和斯克尔斯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贡献，是在70年代初提出的期权与衍生工具理论。实际上在上世纪20年代期权理论就已经有了完整形态，但是以前研究期权理论的学者没有生活在货币脱离物质生产的时代，不可能提出衍生工具理论，由此也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观墨顿和斯克尔斯，正是由于他们的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形态的需要才能大行其道，而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正是推动货币需求与虚拟经济如脱缰野马一样膨胀的重要机制。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可以与物质产品相交换，所以若货币发行过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是为什么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货币已经膨胀到如此地步，却没有发生严重的、持续的国际性通货膨胀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也在思索当中，初步的认识是，首先，即使在货币脱离物质生产过程而独立运动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依然存在的，这仍然会由于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多数社会物质财富而形成供给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自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主要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都是不断下降的，以致出现了害怕形成世界性通货紧缩的担忧。从世界各国的国民总储蓄率看，在1965～199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是持续上升的，大约从18％上升到28％，同期发达国家从24％略降至22％。由于储蓄是稳定并上升的，货币随时可以转变成商品，因此过度发行的货币主要是在虚拟经济领域导致资产价格膨胀，而不会大规模冲入物质生产与流通领域，导致物质产品价格的膨胀。这就是所谓的“盘子”理论。你可以想象在你家中有10个盘子，但由于你家只有3口人，所以经常被使用的盘子始终是放在最上面那3～4个。你的夫人可能由于喜欢而又买了10个盘子，但你家每餐所使用的盘子决不会因此而增加。当然，资本市场的溢价也会刺激消费，从而引起虚拟经济领域中的货币向物质经济领域回流，就是所谓的“财富效应”，但二者远非对等的关系，例如在美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每溢价1美元，平均只能引起0·04美元的消费购买力。有关分析资料显示，1996～2000年这5年中，美国居民的资本市场溢价收入高达11万亿美元，但平均每年由此增加的消费购买只有不到1000亿美元，还不足美国年度GDP的1％。所以由资本市场回流的这部分货币，根本不足以导致物质生产与交换领域中的通货膨胀。
其次，一般而言，本国储蓄不足会导致贸易逆差，如果没有足够的外资流入就必须动用外汇储备，如果外汇储备告罄就必须限制进口，强制实行贸易平衡。但对于拥有国际货币地位的国家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从理论上讲，只要世界各国接受本国货币作为交换和储备货币，即便是本国的净储蓄为负值，只要在全球范围内储蓄是稳定和增长的，就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满足进口需求，而不会由于本国过度发行货币而引发本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实际是利用本国硬通货的国际地位，向接受这些货币的国家征收“铸币税”。在此条件下，必然是利用国际收支经常项下的逆差向世界输出货币，购买本国所需要的商品。在美国，虽然90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达10年的高增长，但国民总储蓄率却从1990年的19％下降到1997年的16％。从居民储蓄率看，1990年为6·8％，1995年已降到3·8％，1999年竟降到－1％。在此期间，贸易逆差也从1990年120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500亿美元。在这一期间，由于美元的强势沉重打击了本国的制造业，进口消费品几乎占到本国居民全部消费的40％，而自1995年以来，美国每年所吸纳的世界净储蓄份额平均在三分之二以上，最高的1999年竟达72％！一个世界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本国居民可以不事生产，仅凭美元的霸权地位就可以把他国居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据为己有，可见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为何如此紧张美元的强势地位。而没有“硬通货”地位的国家如果过度发行货币，仍会导致物质经济领域的通货膨胀，如刚刚发生的阿根庭金融危机就是如此。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已历30年，庞大的货币资本已逐步演变为独立于物质经济之外的异生体。这个“货币怪物”不仅培育出了极具泡沫化的虚拟经济，也在不断改写许多传统经济中的重要运行规律，甚至成为世界经济运行趋势的主导。例如，在传统的世界经济中，汇率是由贸易决定的，如果在贸易项下有顺差，一国货币就会升值，反之就会贬值。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中，由物质产品的生产与交换所引发的货币交换，是货币运动的主体。但是在货币脱离物质经济运动的条件下，由于围绕物质生产流通所发生的货币交换越来越不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间货币运动的主要渠道也逐步转到资本项下进行，因此货币汇率就越来越决定于一国资本项下是逆差还是顺差，而与贸易项下的变化没有关系。所以，一国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是否强劲，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乃至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国际储备是否充足这些在传统经济中决定汇率的重要项目，现在统统显得无关紧要，而是否可以引入大量国际资本、是否可以保持本国货币的强势，才是决定汇率乃至本国经济繁荣还是萧条的关键。如前所述，日本经济尽管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尽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日元仍然一路走贬，而美国经济尽管制造业凋敝、经常项下的逆差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GDP却仍然可以保持美元的坚挺和经济的繁荣。
所以是否可以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不同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也不同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分析的帝国主义阶段。因为在这两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仍然是发展物质产品生产，但先是在1956年，以美国的“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为标志，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所谓“后工业化时代”，以后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其他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再加上货币脱离黄金的条件，就使虚拟经济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从而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许多基本运行规律，也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在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资本世界的主要矛盾，也是大国利益纷争的目标，也已发生了转移，已从一战、二战时争夺生产物质产品的资源与销售市场，转变为争夺国际资本，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照样可以锦衣玉食。欧盟的统一从欧元开始，也是要与美国争夺货币权，而美国在欧元启动初期就发动“科索沃战争”，目的就是打压欧元的势头，用美国的军事霸权维护美元的世界霸权。从这点讲，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在现阶段也具有了新特点，就是为了争夺国际资本而打，而不象以往那样，是为了争夺生产物质产品的资源与市场。小布什在阿富汗战争后突然提出了所谓“邪恶轴心”论，把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类比成二战时期的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对这种子虚乌有的谎言，许多人感到摸不着头脑，但若用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主要矛盾观点看，则不难看出，美国人是在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家门口布下了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现在先拉开打的架式，一旦出现资金从美国大规模退场的势头，就有可能在这两个方向上动武。欧洲人在科索沃战争后已经开始看清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在小布什提出“邪恶轴心”论后，欧盟和英、法、德、意、西等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发表了反对意见，甚至连一向对美国跟得最紧的英国，也说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下次反恐战争，英国将不会出兵。所以，如果有第三次海湾战争，欧洲人极有可能与美国翻脸，甚至发生或明或暗的军事冲突。
脱离物质经济的货币与不断膨胀的资产价格都不是正常状态，从日本的经验看，是泡沫就总有爆裂的时候，“不是不爆，时候不到”，而一旦到了爆裂的时候，就会对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破坏，再反过来形成信用紧缩效应，导致经济进入长期萧条，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泡沫经济破灭会首先打击一国的金融体系，是由于证券、地产等泡沫的破灭，会在银行体系内部形成不断增加的巨额坏账，这与泡沫经济的膨胀正好是相反的过程。从日本的经验看，在泡沫经济膨胀时期，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取得现金到资本市场炒作，由于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远高于企业负债上升的速度，因此从企业看资产负债状况良好，还可以申请新贷款；从银行看企业的抵押品不断升值，银行发出的贷款有充分保证，因此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也很好，可以不断对企业提供新贷款。况且银行体系本身也在购买大量资产，例如日本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股票占到日本全部股票的30％，股票升值使银行的盈利与资产增加。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规定，银行的自有资本必须占到其全部资产的8％才算正常，但银行的自有资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股东权益，即股东投入的创业投资，第二类是补充资本，主要包括坏账准备、从属债务与所谓“隐性资产”，就是未实现的股利。两类资本各占50％，在日本，在第二类资产中，“隐性资产”又占到45％，所以，银行所持有的股票溢价就可以使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上升，有能力贷放更多的资金，从而成为银行信用膨胀的重要条件。
捅破资产泡沫的形式可能有多种，在日本是因为央行加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是因为外资抽逃，但是资产泡沫破灭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股市与地产价格出现暴跌，这时的情况与资产泡沫膨胀时的情况恰恰相反，企业的炒作资金无法收回，就无法归还银行的借款，银行由于担心更多的企业陷入债务危机，一方面收紧银根，不愿对企业放款，一方面逼企业还债，而企业为了归还银行借款，不得不抛售手中的资产，从而引起资产价格的新一轮下跌。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一时期，资产价格的下跌速度会大大高于企业的债务清偿速度，进而在银行体系内形成不断增大的坏账，这就是日本经济10年来的现实。股市和地产泡沫可以破，企业资不抵债宣告破产，企业的泡沫也可以破，但是破到银行却破不下去了，因为企业是对银行负债，银行却是对企业和个人存款者负债。在泡沫经济膨胀时期，企业和个人都从泡沫经济创造的繁荣中获得了收入，这部分资产泡沫已转换成企业和个人的银行存款，在企业破产风潮中，当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出现大规模减损的时候，如果也让存款方中的泡沫相应减损，银行当然能恢复正常状态，但在银行存款中何为企业和个人的正常收入，何为泡沫经济收入根本难以讲得清，又如何破的了？况且，日本1·2亿人口有近11万亿美元的居民储蓄存款，但日本政府所设立的存款保险金却只有360亿美元，只相当于全部居民储蓄存款的0·3％，所以让银行也大批破产而让政府对存款人负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若在银行与政府都不能对存款人负责的情况下让银行大批破产，就无异于让全体国民和整个国家破产，正是这个原因使日本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无法平衡，这也是日本银行和历届政府找不到解决银行问题出路的根本原因。况且，由于银行所持有的资产在泡沫经济破灭后大幅度贬值，资本充足率相应下降，贷款规模必须随之紧缩，乃至出现全社会的信用紧缩，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尚且难以获得足够的贷款，一般企业就更难获得银行的支持，经济发展由此受到极大阻碍，因此，银行问题找不到解决出路，日本经济必然是走出“L”型曲线。
顺便指出，由于资产泡沫破灭和银行体系破坏才是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的原因，因此10年来日本历届政府想用扩大内需的政策创造日本经济景气，可说是文不对题，因为日本经济根本就不是由于物质生产领域发生问题而造成停滞。现在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从80年代中期的60％上升到160％，利率几乎为“0”，已经没有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去年末以来又转向汇率政策，操纵日元大幅度贬值，可见还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子，反而会加重日本的经济危机。因为日元贬值会进一步降低日本资产的价格，从而在银行内部形成新的坏账损失。目前外国人手中持有的日本证券约占12％，日本资产价格下跌首先会迫使外国人抛售手中的日元资产，由于日元是硬通货，日元资产贬值，也会迫使本国居民抛售日元资产，转向其他国家的资产。正确的作法反而是应该让日元升值，以提高日元资产的价格水平，这样才能扭转日本资产价格的下跌趋势，相应减少银行的坏账，使金融系统转入正常运行。
现在来看美国。如果美国也存在着巨大的资产泡沫，破裂的后果，就必然是与日本一样，走出“L”型曲线。
现在几乎没有人否认美国存在着资产泡沫，对比美日经济，美国的泡沫比日本只大不小。首先，从规模看美国比日本要大得多。东京股市市值最高峰时不到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最高为160％，而美国股市峰值时直逼1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最高为260％；其次，从涨幅看，日本日经指数1985～1989年从1万点涨到4万点，5年间上涨了3倍，美国道琼斯指数1995～2000年从3900点涨到11783点，也是5年间上涨了3倍，美国经济泡沫的膨胀速度比日本不遑多让。
美日的泡沫经济也有所差别，首先是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比美国要大得多。前面已经说过，日本的国土面积虽然只是美国的1/25，但在土地泡沫高峰时土地的理论价值竟是美国的4倍。在日本，房地产的交易虽不活跃，但以地产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却很普遍，因此地产价格下跌对日本银行体系的坏账形成影响很大，而在美国这种情况还不多见。 其次，日本是高储蓄率国家，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主要是本国资金从银行体系流入资本市场所至。而在美国，1995年以来，由于欧元启动过程中从欧洲流出大量避险资金（见拙文“欧元统一与亚洲金融风暴”《了望》1998年7月刊），向美国作短期投资，引发了美国长达5年的股市暴涨。据统计，这一期间流入美国的资金高达2·3万亿美元，其中近70％是来自欧洲。所以与日本相比，美国的资产泡沫更与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具有外生性的特点。
综上所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全球性资产泡沫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个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亚洲金融风暴，今天轮到了美国。
三、美国金融风暴不可避免，并将引发全球金融风暴
以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为标志，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已经破了。2000年9月，美国道指、纳指双双爆跌，自那时以后直到今天，股市虽有反弹，但都未超过那次暴跌前的点位，显示出美国资产泡沫的膨胀也已到达顶峰，已处在高危期，随时有可能破灭。主张美国经济“V”型曲线和“U”型曲线的人，都是基于美国经济当前的问题仍属于传统生产过剩危机的认识，而没有与整个金融制度危机联系起来看，但美国的当权者却早已看清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可怕前景，因此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维持资产泡沫不破，主要作法就是在资产泡沫濒于破灭的时候，拼命向市场注入货币。在“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预计到外资和个人资金会从股市大量退出，因此在重开股市前的两周内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分两次共注入了1200亿美元的基础货币，按美国目前1：9的货币乘数，相当于提供了1万亿美元的信用资金供给，比中国一年的GDP都要大！二是美国证券委宣布取消了对上市公司只能持有本公司10％股票的严格限制，鼓励上市公司大量回购自己的股票。象微软等一些大上市公司，在本公司股票遭抛售的同时大量接手本公司股票，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比例很快就升到40％以上，由此维持道指在短期深跌后重上万点。美国人深深懂得，美国的经济繁荣来自于美元的强势，而美元的强势则来自于美元资产的价值，一旦美国股市崩溃，美元资产变得一文不值的时候，美元的强势就会一朝土崩瓦解，而没有了美元的世界霸权，美国经济就会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和严重萧条。不难想象，一个仅靠发行货币而维持国民40％消费品供给的国家，当其他国家视同本国货币为废纸的时候，与今天的阿根庭有何区别？
但是，是泡沫怎能不破？美国人用供应更多货币的办法补充资本市场的资金溢出，从而维持住股市点位，这种作法只是把泡沫吹得更大，使资本市场更具泡沫化，因此是“饮鸩止渴”，只能推迟泡沫破灭的时间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美国人一直在吹嘘在“9·11”事件后经济可以迅速止跌，甚至已经出现了复苏势头，但美国去年10月份的消费反弹，主要是因为实行了汽车按揭贷款“零”利率的政策，刺激了汽车消费，但到11月和12月，汽车消费一落千丈，消费增长也再现颓势。最近美国商务部公布了1月份的先行指数，10项中有8项上升，特别是建筑业的增长令人瞩目，有人因此乐观地说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最关键的制造业定单和股市点位这两项并没有上升，能认为美国经济已经摆脱了衰退的阴影了吗？至于建筑业创记录的增长，也马上有分析指出，这是由于人们对股市恐慌，将资金从股市转向房地产，但是近些年美国房地产的泡沫也不小，美国在90年代的10年中，年均租售的办公楼面积是8800万英尺，而去年由于经济衰退，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1·12亿英尺退租，所以建筑业的景气并非反映着需求的增长，而只能预示出房地产业的进一步泡沫化。
美国资产泡沫的总体破灭和发生金融风暴，我看也就在未来两到三年，捅破美国资产泡沫的直接诱因我看可能有三个：
第一，欧洲经济复苏引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国际资本的移动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流向经济增长率高的地区，二是流向利率水平高的地区，三是流向国家安全度高的地区。在整个90年代，欧洲经济长期处在启动欧元的准备工作中，为了达到启动欧元的统一标准，欧盟各国实施了强度极大的宏观紧缩，从而把公共赤字占GDP的比重，从90年代初的6％以上压到1999年3％以下。但是这带来了长达10年经济低增长，而美国经济却在90年代的10年中如日中天，所以经济增长率看是欧盟低，美国高。在2001年以前，美国的利率水平也高于欧洲，国家安全度就更不用说，在欧洲的心脏和周边不断有战争爆发，而美国则稳如泰山。但是从2000年开始，欧洲经济强劲复苏，2001年虽然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增长率下降，但当年美国衰退得更严重，因此去年是欧洲经济近10年来增长率第一次高于美国；去年美国为了摆脱衰退实施了11次降息，而欧元区只有4次降息，因此也是在去年欧洲利率水平高出美国；“9·11”事件的发生，更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对美国本土的袭击，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并没有抓住本·拉登，却发现了恐怖分子对美国本土准备发动范围更大、后果更严重的恐怖袭击线索，所以美国的安全性也比欧洲更差。利率、增长率、安全性这三个条件都在去年同时倒转过来，必然会引起国际资本环流逆转，从美国流向欧洲。
欧洲资本市场虽然也有泡沫，但从总体上看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例如以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为指标衡量，1999年美国为203％，而意大利为46％，德国为54％，法国为64％，英国最高，也只有96％。2000年欧洲的经济复苏，也主要是以传统产业的增长为主体，所以从目前看，欧洲经济增长比美国要健康得多。今年1月1日欧元纸币开始流通，欧元区各国的物价开始统一用欧元标签，立即显示出欧洲各国间同一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存在巨大价格差距，从而反映出欧洲经济通过资产重组与优化资源配置的巨大空间，欧元以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优化的功能开始显现，这正是欧洲人在设计欧元过程中早已企盼的结果，并将形成促进欧洲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欧洲在上千年历史中始终没有出现过统一、强大的国家，因此今天欧洲的政治家普遍缺少大国政治的头脑与全球战略意识，这使得欧洲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始终落在美国人的下风，甚至被美国人利用。然而欧元的统一，开辟了欧洲走向统一国家的道路，从来都是历史创造英雄，世人已经看到，欧盟国家领袖在政治上正在逐步成熟，有能力领导欧洲加快经济与政治整合，从而形成对欧洲经济和欧元的信心。
第二，“安然”风波继续扩大，捅破美国资产泡沫。安然公司在80年代末还只是美国二、三流的公司，但在90年代这10年中竟跻身于美国500强中的第七位，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神话一般的安然曾经是美国人的骄傲，但曾几何时却轰然倒下，内幕被揭开后人们才发现，神话原来是假话。近些年安然股价之所以会不断飚升，原来是安然公司勾结美国政府中的某些当权人物，修改美国有关法律，以适应安然进行能源产品衍生交易的需要；勾结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编造虚假公司业绩欺骗股民；勾结花旗、摩根等美国著名银行，在安然外围设立公司，一方面掩盖公司负债的真相，一方面通过与外围公司的关联资产交易，造成公司盈利大幅度增长的假象。2000年，安然公司的利润中来自传统能源生产与销售的部分竟然只占到2·3％，绝大部分利润都是来自于资产交易，难怪人们说安然已经越来越不象一家生产公司，而更象一家投资银行。为了编造虚假经营业绩，安然在1999年创立了一家进行能源衍生产品交易的网络公司“安然在线”，当年的交易额就达到了1万亿美元，而奇怪的是，在这个网上交易中，几乎所有卖主都是把产品卖给一个买主，就是安然，而几乎所有买主又都是从一个卖主手中买到东西，这个卖主还是安然！这样的交易怎能不亏钱？亏到一定程度再也作不成假就只有宣告破产。安然公司从市值最高时的900亿美元到目前只剩下不到5亿美元，以及一大堆债务甩给银行。
问题并不是只有安然造假，在安然事件后美国证交会已经接到“潮水一样”的举报信函和电子邮件，仅2002年初以来就对20家上市公司发出了资产冻结令，而2001年全年却只有4家。自去年10月安然事件被揭穿以来，美国著名企业被揭露出造假、爆出财务情况不稳和宣布破产的消息简直是一个接着一个，在短短4个月中，已经发生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第四与第七大企业破产案。已经卷入企业丑闻和爆出财务不稳情况的著名企业已有惠普、IBM、福特汽车、爱克森美孚、泰科国际等这些国际知名大企业，甚至麦当劳和可口可乐这些国人所熟知的美国老牌公司也被卷入其中，除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被指配合企业造假外，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另两大事务所毕马威和永道，也相继爆出帮助企业造假的丑闻。
这种情况与日本当时的情况何其相似！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过程中也是大量爆出企业与政界、银行人士勾结造假的丑闻，例如著名的“野村证券”事件、“青山建设”事件、“尾七逢”事件等等一大批股市丑闻。这说明在资产泡沫急速膨胀的年代，人们在金钱欲望驱使下，普遍开始失去理智，铤而走险，不惜采取各种非法手段从资本市场获利，这在日本和美国都是一样的。而一旦造假行为难以为继，丑闻开始被揭露，由于人们对资本市场的普遍不信任与恐慌，会纷纷逃离股市，股市的崩溃就会随之而来。
第三，日本危机继续深化，牵累美国资产泡沫破裂。从目前情况看，日本经济危机没有任何好转的势头，反而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首先是日本在过去10年中虽然泥足深陷，但外部经济环境尚好，可是自去年以来却出现了美欧经济同时衰退的情况，对日本不外是出现了新的不利情况；其次是今年3月，日本将实行新的会计制度，要求银行按股票现价计算资产，会暴露出日本银行真实的资产负债比例，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信用紧缩和银行业破产，并破坏经济增长；第三，日本政府继续宏观政策的误操作，诱导日元贬值，招致日元资产大幅度贬值，引发停留在本国的资金外流，从而加重银行业危机。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从目前情况看，日本企业和银行应付危机的最后措施就是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的海外资产一半以上是投放在美国，据说仅日本人持有美国国债的比例就高达20％。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人在内，早已对美国的资产泡沫胆战心惊，因此一旦日本人开始大规模抛售美元资产，就有可能诱发抛售美元资产的狂潮。
以上三方面，都是捅破美国资产泡沫的潜伏条件，到底最终是以何种方式捅破，或者是综合性的发作，还要继续观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以美国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如果发生美国金融风暴，势必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以美日直接密切的经济联系，日本自不必说，欧洲经济即使再健康也会被不同程度的卷入。亚洲金融风暴后受到沉重打击的东盟主要国家都还没有恢复元气，美国发生金融风暴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体系会进一步混乱，甚至引发社会动荡，拉美国家与美国联系一向紧密，并已有阿根庭发生金融危机，被美国金融风暴卷入并不奇怪。因此世界各大洲的主要经济体会无一遗漏，都会被卷入这场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当中，而且都会步日本后尘，走出“L”型曲线。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们明知道现存的货币制度是危机的根源，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新的货币制度来取代。人类社会少有走回头路的历史，因此可能不会倒退回金本位制，况且黄金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工业用途，只能作为装饰品，这与黄金在过去年代在物质生产中的地位已大相径庭。如果说日本金融风暴还不代表世界资产泡沫的总体破灭，美国金融风暴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就已经使世界进入了资产泡沫总体破灭的时代。既然过去的货币制度已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人类社会理所应当进行新的选择，但是路在何方呢？这不仅是全球经济理论界的难题，更是世界经济的难题，因为如果找不到制度创新方向，金融风暴过后还会卷土重来。
四、准备迎接世界资本中心向中国转移
发生美国金融风暴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时间，有可能是明天，也有可能再拖上两到三年，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可以“一枝独秀”，在短期内我不这样认为，从中国经济增长去年跟随出口曲线走的情况不难看出，世界经济不好，中国经济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全球金融风暴的脚步已经越走越近，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千万不要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千万不要使人民币国际化，否则就会被卷入其中。正象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而侥幸逃过亚洲金融风暴一样，坚持过去的作法，我们也可以成功避开全球金融风暴。
在此前提下，如果发生全球金融风暴，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拉美和东盟国家都会出现较深幅度的负增长。中国经济虽也要跟着走一段下坡路，但决不会出现负增长。而一段时间后，或许是三年，情况就可能会发生极大变化，可能会出现世界经济继续下行，而中国经济出现拐点，开始上扬的变化，这是因为世界资本中心可能出现了向中国转移的趋势。
“九五”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这个趋势方兴未艾，还可能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在传统经济条件下，制造业的中心也会逐步演变成金融中心，就象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样，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货币运动主体逐步脱离物质经济而独立，制造业中心出现了与金融中心分离的趋势，就象今天欧洲的金融中心伦敦。所以，如果没有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中国从世界制造业中心演变成世界金融中心的过程有可能被拖得很长。
从当代世界资本中心看，欧美各大基金的管理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很有限，这体现在在欧美的大基金机构中，专门研究中国和作中国生意的人员，100个人中一般只有1～2个，而在香港，100个人中则有70～80人。所以，中国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在香港“H”股、“红筹股”可以被炒得火热，但是在纽约上“N”股，一级市场上市以后，二级市场基本上没有交易，这说明在中心资本市场，中国概念的投资价值并不高。但是如果发生全球金融风暴后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停留在中心资本市场的国际资本，由于欧美主要国家经济持续严重萧条而缺乏投资机会，全球只有中国经济唯一一个亮点，他们的眼睛迟早会转向中国，就会迎来世界资本中心向中国转移的时代。
在最近北京开的许多会议上，当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总有人问我，你既不同意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又说要准备“大引资”，这二者不是矛盾的的吗？因为“大外资”都是国际的大基金，这类资金一般只作间接投资，即只投资于资本市场而不投到项目上。我说，“不要忘了，还有香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着一个在其境外，又仅为其服务的国际资本市场，只有中国有香港。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对内地投资平均占到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50％以上，这并不是因为香港人特别有钱，而是因为香港是世界第六大资本市场，在其中上市的1万多家公司，90％以上对中国有投资，由此形成了“中国概念股”。香港上市公司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从世界各地的投资人手中筹资，再对中国作直接投资，这样在发生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就不会发生投在中国内地的外资大规模抽逃的情况，这种“既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又充分享受到开放资本市场的好处”的情况，只有拥有香港的中国大陆才办得到。
当然，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也会碰到要求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问题，因为外资进入中国，已大量涉及到收购中国企业的问题，这类问题必然涉及到收购后股权和资产溢价收入如何实现与如何汇出境外等问题。目前外资的本金和红利汇出已有相关政策可以解决，但是如果允许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并允许其将股权和资产溢价收入汇出境外，则无异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彻底开放，外部的金融风暴就难以避免，而把口封死，又解决不好外资的退出机制问题，人家就不会放开手脚到中国来收购企业。如果可以设计出好的办法，把外资参、控股企业的上市问题放到香港去解决，这个矛盾就可以化解了，因为外资的股权和资产溢价收入可以在境外实现，对外资不开放境内的资本市场，一样可以解决还他们的股权和资产溢价收入的回收，所以并非只有开放中国资本市场一条路。
把外资进入主渠道放到香港，也有利于香港经济的繁荣，夯实“一国两制”政策的基础。香港过去的支柱产业有现代轻型产业、运输贸易业、地产业和金融业，但是在80年代初期现代轻型产业转移到“珠三角”后，90年代以来，贸易和运输业的优势被中国东南沿海新建的大量港口和贸易人才与渠道分流，金融业的优势被上海所分享，泡沫化的地产市场又成为经济增长的包袱，香港经济实际上已由于缺乏主导产业而陷入困境。相比较而言，香港目前的真正优势是健全的法制环境和一大批高素质的金融业人才，所以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资本中心开始向中国转移，这一进入中国的主渠道如果建在香港，则不难预言，香港将在较短时间就可能变成世界第一大资本市场，港币也会随之变成世界最坚挺的货币，这对香港经济繁荣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把外资入口放在香港，还需要作好其他相关政策准备。比如，允许更多企业到香港上“H”股、红筹股的政策，国内的二板市场还要不要上也值得研究了。
欧洲的金融业向以保守著称，但保守也有保守的好处，就是泡沫小，丑闻少，所以一旦发生全球金融风暴，欧洲会先于美国复苏，欧元也会相对于美元更坚挺。我们不应只看到欧洲经济和欧元还弱于美国这些眼前的情况，而应在未来的引资政策、贸易政策和外汇储备政策等方面，把欧洲因素放得更大。
自90年代以来，日、港、韩、台加中国大陆的出口额增加了大约1万亿美元，其中50％以上是这五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出口，说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整合速度正在加快，“西太平洋经济区”已经呼之欲出。日、港、韩、台过去长期以美欧市场为出口导向，90年代以来正在朝中国方向调整，而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他们对美欧的出口将会受到沉重打击，只有加速与中国经济的整合才会找到出路，因此全球金融风暴会给“西太平洋经济区”的整合提供新动力。“西太平洋经济区”的核心问题是中日关系，因为以日本的资金、技术加中国的市场和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引导“西太平洋经济区”从经济贸易联盟走向货币联盟，形成与美欧抗衡的能力，但目前中国经济与日本的整合还存在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诸多方面的障碍。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条件下，日本经济会更加糟糕，并很难得到美欧的援手，因为他们自己也自顾不暇，因此会推动日本主动消除各种障碍，加速与中国经济的整合，这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五、 结语
发生1929～1933年全球性资本主义大危机后，欧美资本曾大量涌入前苏联，当时所建立的大批钢铁厂、机械厂、拖拉机厂等，为前苏联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前苏联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条件。今天，如果我们在可能发生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把握好机会，作好各种制度与政策储备，一旦出现世界资本中心向中国转移的情况，就不会措手不及，就会使中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提前10年到来。
我必须承认，以上分析还是更多地基于经济学的分析，但是既然
国际资本已成为大国利益纷争的焦点，大国的政治、外交与军事也必然以此为中心。从全球范围看，美国仍然是世界大趋势变化的主导，就美国的霸权而言，制造业的优势早已不复存在，新经济是有明天，还没有今天，所以已谈不上什么产业霸权。美国所真正拥有的优势，是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制造业中心所培育出的全球金融与货币霸权，还有就是冷战时代所培育起来的全球军事霸权，这两个霸权互为依托，形成美国控制全球资本流动的能力。我们已经从欧元启动后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看到，美国是如何运用军事霸权来维护其货币霸权，如果真的发生国际资本向欧洲大规模回流的情况，事关美国生死命脉，美国人怎么可能会坐以待毙，而是会未雨绸缪，准备许多战略防御措施，前面已经说过，所谓“邪恶轴心”论就是美国布下的一步棋，所以，美、日、欧等大国间将围绕国际资本流动进行政治、外交与军事方面的何种战略与战术博弈，在这些非经济因素影响下国际资本的最终流向如何，就远非上面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概括。也许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围绕争夺国际资本所进行的第一次战争，到那时什么世界制造业中心、金融中心向中国的转移，统统都会被打乱，别忘了中国也是国际资本的流向地之一，也是美国需要防范的战略目标，一旦出现国际资本向中国大规模转移的趋势，美国肯定会在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海问题上大做文章。所以，在山雨欲来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更需要立足于不利的考虑，作好充分的战略防御准备。
2002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