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二十)——中国:需要心平气靜地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3 次 更新时间:2012-03-19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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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路浚  

近几天,我从网上转载了一组从中央高层、地方领导到草根的关于“重庆” 的话题。请注意,我在“重庆” 的上空加了引号,不说大家也明白。

我是浙江衢州的农民,1990年代初在辽宁沈阳待过四年,最近最近四年在广东佛山,可惜没到过重庆。中国的辽宁广东浙江三地曾经的或在位的封疆大吏都同重庆有缘。

重庆那个市长,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在去年的全国人代会上,那个市长接受了浙江媒体专访。杭州《都市快报》记者问道:作为一个浙江人,您如何看待浙江商人和浙江的民间资本?重庆那个市长答道:

——从古至今,浙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浙商活跃于大江南北,为各地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浙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敢为人先,敢于“无中生有”,不仅善于捕捉商机,还善于创造商机。浙江桐乡不出羊毛,却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余姚不产塑料,却有全国最大的塑料市场;海宁不产皮革,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嘉善没有森林,却有全国最大的木业加工市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浙商精神是一座思想“宝藏”,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学习。浙商是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有20多万浙商在重庆投资兴业,投资总额超过700亿元,年营业额超过40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30余万个。浙商除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宝贵的浙商精神。我们期待,更多浙商来重庆投资创业,传经送宝,共谋发展。

《都市快报》记者又问道:您曾对比过,重庆经济发展模式和长三角地区的模式。您能否给我们解读下什么是所谓的重庆发展模式,目前看来这种模式效果如何?能否复制?重庆那个市长答道:

——过去因“两头在外”,进出项物流成本高,加工贸易主要布局在沿海,内地几乎是空白。为突破这一困局,我们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国际电子信息产业重组的机遇,在转变内陆地区加工贸易发展模式方面,重庆作了两大创新:

一是建立整机加零部件生产的全流程产业链,变水平分工为垂直整合,通过零部件70%-80%本地化制造,变零部件供应、销售“两头在外”为“销售在外、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在内”,使进项物流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归零。

二是改变高附加值的结算业务长期滞留在外的格局。在引进惠普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过去普遍存在,但大家都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把美国惠普公司在新加坡的1000亿美元结算量的亚太地区结算中心搬到了重庆,由此,每年结算产生的大额税收和银行中间服务收入留在了重庆。通过这些模式创新,成功构建起以惠普、宏碁为龙头,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和硕、仁宝六大代工商和2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的“2+6+200”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形成1亿台产能、1000亿美元进出口的亚洲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重庆经济结构也将由此产生重大变化。

——这种模式对广大内陆地区来说,的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内陆地区不少省份都来渝考察和交流,也有些省份正在积极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我认为,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模式。发展经济应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大胆创新,而不是简单照抄照搬模式。我相信,每个地区都会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好路子。

《都市快报》记者再问道:您曾经说过,“十二五”期间重庆要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而刚刚过去的2010年重庆新诞生的微型企业是1万余户。15万个微型企业至少带动15万个家庭、150万人创业或就业。重庆如何推动这些微型企业的发展,具体做法有哪些?您知道在浙江也有很多小老板、小作坊,重庆的做法是仿效还是继续创新?重庆那个市长答道:

——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在我国大中小企业发展上,一直缺少微型企业这一环。微型企业,是草根经济,十来个人就可启动;也是民生经济,会激发出全社会自主创业的活力和智慧。在发展产业、扩大就业过程中,我们按照国际惯例补上了微型企业这个缺环,制定实施了三方面政策:一是对每个微型企业,按照注册资本的30%-50%给予资本金补助。二是按实际投入的资本金,等额返还应税地方留成部分。三是给予资本金总额1-1.5倍的融资贷款。为加强对微型企业的管理,确保“存活率”,我们要求“三个不允许”:即不允许空壳经营,不允许抽逃资本金,不允许拿财政补助炒股炒房。去年仅半年,就创办微型企业1万多户,带动10多万人就业。预计今年可发展2.5万户,今后五年将发展15万户,解决150万人就业。英雄不问出处,小企业也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浙江是“草根”企业的重要集聚地区,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将认真借鉴和学习。

上面的问与答,2011年03月04日08:21曾转播到腾讯微博。

这么多年下来,我心目中的浙江是一个改革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前沿阵地。对于“重庆” 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唱红打黑”, 而是那个市长将“重庆” 依然是置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之上的 而且要学习借鉴“浙江” 的“重庆” 的定位 ,引起我对“重庆” 的关注与思考。“重庆” 的这个定位,就是我关注与思考“重庆” 的基点。

这里,用不着像专家教授学术大师那样对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界定来界定去。从组织生成视角,商品经济有简单形态与发达形态之分,简单对应农业社会,发达对应工业社会。发达形态的商品经济,就是工业社会的市场经济。从组织生成视角,我们也可以说,现代社会是置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之上企业社会,现代经济是置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之上企业经济。企业无疆域,其触角可以伸向全球,除非退回到1970年代以前。所谓市场经济内在逻辑,最通俗的理解是,个人能管的事个人管,企业能管的事企业管,社会能管的事社会管,只有个人企业社会不能管的事政府管。亚当-斯密那个纯粹的“自由” 在现代社会现代经济中是不存在的,反之,由一个全智全能的政府全面介入个人企业社会领域,就不叫市场经济了,如1970年代以前将近30年的中国。这段话加上前面那么多的“问与答”,无非说明这么一句话:

——因“文革” 的复辟或流毒而剑指“重庆”, 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错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重复忘记历史的错误。

如果将时光逆转到30年前。今非昔比。30年前的拨乱反正,说的就是拨“文化大革命” 之乱,返1949至1966年的十七年之正。今非昔比,如今却成了返“文化大革命” 之正,拨改革之乱了,也就是说大有一股势力托“文革” 之亡灵而痛批改革了。我在文(二)中这么说道: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之中 ,从而被动地为后来30年的社会历史走向铸下一个大漏洞,使人们迷惘错失于这个漏洞之中!

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是因为,多年来在思考1978年,这一后来者看成是思想解放与改变国运之年,并在“真理标准大讨论” 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两个特定的政治显词中,看到当代中国的思想与行动蕴含着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我是农民,在追寻“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时发现:

——“真理标准大讨论” 还没有认识到“包产到户”的历史真面目;

——“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批评极左路线的同时, 继续强调用法律保护“人民公社体制”;

——1979年,国务院在京召开的七省农口和安徽三县负责人会议形成的精神是“不许搞包产到户”;

——直到1980年9月才在“贫困地区” 为“包产到户” 开了一个口子。

——1978年“洋跃进” 宏伟规划滑铁卢之后的三年,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的修理型的“改革” 终究未能再现农村曾经有过的繁荣,“包产到户” 成了一条别无选择的选择——也是农民无声无息不停地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包产到户” 根本不是什么“英明决策”, 也是最不值得替高层“歌功颂德” 的一项由农民自己创造自自选择的历史性政策。

这一系列的发现,又使我发现,1978年的真实的历史走向。

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仍然为“文化大革命” 高唱赞歌。继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中心”, 宣布“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直到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之际,“文化大革命” 作为过去时代的神圣历史不容否定。可是,“好” 景不长,随着被排斥在“文化大革命” 体制之外的老同志归队,体制内就凸现了“文化大革命” 既得利益集团与“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的交锋。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形对“两个凡是” 实为反“文化大革命”。 起源体制內的“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为自已寻求掌控国家权力合法依据以及社会潜存的广泛的但却是自发性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两股力量至少在南京大学一位哲学教师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前,还没有契合。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式发表,已经不再是南京大学那位哲学教师的原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式发表,并不是哲学作为时代的精华,充当了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的先导,其真实的意义在于使体制內的“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为自已寻求掌控国家权力合法依据的动机与社会潜存的广泛但却是自发性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之间确立一个契合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个直接的成果是,“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最终掌控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意义无需赘言。这次全会也有不少排斥在“文化大革命” 体制之外的老同志重新获得党内重要领导职务。这无疑标志着“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迅速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

多年来,我有一个想法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十二大,整整5年,“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迅速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后,并没有新的独立的东西——仍然停留于1956年八大的历史框架之中。或者说,新的东西不在中央,而在地方和民间。另外,“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在建国初头7年及“文革” 前10年,都在体制内,“文革” 使他们处于体制外,“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很自然会剑指“文革”。 这就遗留下一个历史问题,因为历史从建国初头7年及“文革” 前10年走来,事实上,“文革” 及后来的改革的种子早在建国初头7年就已埋下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 既宣布了结束“拨乱反正” 又对“文化大革命” 作出了不无仓促牲的论断。今天回过头来看,至少在党的十二大之前,“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的全面掌控之后,前脚跟上赫鲁晓夫后脚又深陷于“文化大革命” 之中。因此,他们的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只能限定在巩固刚刚谋得的权力范围之内,绝不允来自体制外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新建立的权力结构的冲击。因此他们不可能彻底反“文化大革命” 的。如在法律上明确宣布废除“四大”(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封査西单“民主墻”, 朦胧诗“爆炸”后,查封《今天》文学杂志等,都是“老一辈革命家集团” 反“文化大革命” 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 的目的指向与行动纲领的具体表现。

时隔30年的今天,至今不敢正视1949年到1956年的历史。就是直到今天人们仍然用阶级斗争扩大化,对经济规模规律认识不足以及用苏联斯大林模式为自己开脱历史责任!特别是对攺革的失误又形成了“张果老倒骑驴——背道而驰” 的解释:一种是“文革” 遗毒说,另一种是因否定脱离“文革” 所引致失误的复辟说。而这些统统是割断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历史推论。

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因“文革” 的复辟或流毒而剑指“重庆”, 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错误”!?

“重庆” 近几年经济成就已引人注目,用不着多说。

回往1949至1978年近30年。在社会被国家掩抑的前提下,以往所谓的“阶级路线斗争” 都是虚拟的——势不两立的左右的前提都站不住脚!因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影无形!我们从土生土长的社会国家主义走来(详见文十)!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整体化改造,消亡了传统中国数千年的那个对抗对立依附国家的“民间” 或“社会”。 一 次又一次的社会整体化改造另一个后果是消亡了个人立足的空间,这使个人的日常家庭生活、一举一动都被动地置于公众之前,人与人之间直接相联系,个人受社会环境摆布没有独立性;个人的言语行动思想又直接是社会的,一人动就是全体动,全体动一人也必须跟着动;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一次又一次地易于进行社会整体动员组织却表明,个人既非自己的主人又非社会的主人——个人被动地置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社会的社会——国家化的社会之中。在国家化的社会——社会国家主义时代,消亡个人立足的空间之后,,如同封闭的物理系统中抽真空,在社会真空的条件下,验证了劳动与公有制能够达于宇宙统一的社会主义鸟托邦。

“重庆” 依然是置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之上的 而且要学习借鉴“浙江” 的“重庆” 的定位,包括五个重庆、开放高地、共同富裕、核心价值观、民主法治等很难在1949至1978年近30年的历史中找到“影子”。 对于改革30年的历史而言,“重庆” 有许多开创性的东西在里头。“重庆” 绝非“天则” 的茅等人及“乌有” 的张等人两个极端的说法。相反,“重庆” 都可以在左、中、右三方找到“恰当” 的评价。如“共识网” 发布的《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时间:2012-01-10 10:39)、《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时间:2011-12-31 22:09)、《萧功秦: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时间:2012-01-03 10:03)、《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时间:2012-01-04 09:48)等文章。

“重庆” 走到今天的结局,里面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反思。如,“重庆” 依然是置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之上的 而且要学习借鉴“浙江” 的“重庆” 的定位,至少是一条实质上的反“文革” 的复辟的道路,可是为什么重庆公安局以官方名义隆重接待《乌有之乡》时,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作为官方重要机构,这样的做法当然会向社会上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重庆就是文革左派的大本营与政治后台。又如,去年上半年上海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为什么还要请毛泽东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就是“四人帮”时代的红人戚本禹和朱永嘉。人们不知道采取大幅度的左的符号效应,重庆方面想向社会传递什么信息。我们还能用“文革” 中流行的“形左实为极右” 来宣判“重庆” 吗?

对于“文革” 我的研究结论是:

——“文化大革命” 绝不是一个民主的时期。相反是一个对民主与法制践踏的时期。对“文化大革命” 作这样的认识还不够,还要加上一条,即“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军队介入的权力争夺战。记得十大政治报告中有这么一句,叫做天下大乱乱了敌人。其实,天下因农村相对安定而没有大乱,只不过是左方与右方为争夺从意识形态到国家政权全面掌控策动了一场发生在城市的大动乱。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攺造运动及后来的大跃进运动真真实实地再现了“农村包围城市” 一幕。历史前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农民身上的血已抽得差不多了,再也不可能从农民身上寻找到所谓的革命动力了。革命的动力只能到城市中去寻找。所以,天下大乱实际上只能说城市大乱。在那个时期哪里来民主与法制?“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军队介入的权力争夺战这一点,似乎人们还不太理解。文革第一阶段,也就是三支两军之前,文革的主要对象是行政官僚们。这一阶段,军事官僚体系虽然也有参与,但更多的只是观望,卷入并不深。这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官僚体系实际上也对行政官僚们长期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主导军事官僚体系的老帅们在政治上相对而言比较谨慎,趋于保守。但是,随着行政官僚体系的逐渐垮塌,军事官僚体系在政治上的卷入也越来越深。同时,由于中央文革急于冲击军事官僚体系,军事官僚体系与行政官僚体系开始结盟,行政官僚体系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军事官僚体系,而军事官僚体系也越来越多地支持行政官僚与中央文革斗争。二月逆流就很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结构下的冲突,中央文革为一方,军事官僚与行政官僚为另一方,双方直接冲突。不过,二月逆流的结果是分裂的,一方面是原来的军事官僚在中央的代表中央军委的老帅们靠边站了,另一方面却是在地方上军队实际上接管了原由行政官僚拥有的权力。最明显的是,许多军区司令员都兼任了本省或本地区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这样,在原来的老军头们倒下的同时,新的军头们不仅继承了原来的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而且有相当程度的扩大。而在另一边,即中央文革一方,随着大规模大范围的群众造反运动进入低潮,以王关戚的被捕为标志,中央文革在与军事官僚的斗争中实际上已经输掉了一个回合。这一时期,虽然看起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的地位仍然在上升,但实际上失去了群众基础的他们已经没有了与官僚体系对抗的武器,因此在斗争中只好经常性地借助于毛主席的权威。到九大时,军事官僚体系的权力达到了顶点,军队代表占九大代表的一半以上,而文革造反派与原来的行政官僚体系的代表加起来还不到一半。在这种实力对比失衡的条件下,江青等人实际上无法替代行政官僚来约束军事官僚,以致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居然站到了军事官僚体系一边去,汪东兴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军事官僚仍然没有满足,意图彻底清除文革新势力。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派与康生、张春桥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军事官僚体系驱逐文革新势力的最后决战。作为文革中崛起的新军事官僚体系在九一三之后土崩瓦解了,老行政官僚体系里的一部分人被重新起用,登上政治舞台。不过,老军事官僚体系并没有得到恢复,而是一批立场相对模糊、政治上倾向于中立的人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重新获得权力的行政官僚体系也没有完全恢复,只是恢复了一部分人的权力,而是一批政治立场模糊的人进入了最高权力中心。这些新崛起的代表人物便是吴德、纪登奎、陈锡联和许世友等人。但是他们也未能形成对老行政官僚的有效制约,老行政官僚在1971年到1976年迅速膨胀,直至最后形成“右倾翻案风”。文革新势力在此过程中虽然地位也在上升,但是政治经验并没有增加多少,在与老官僚体系的斗争中仍然处于下风。文革新势力的政治不成熟将政治上中立的华国锋等人推向了老官僚一边,以致于最后发生了怀仁堂政变——粉碎“四人帮”。

今曰“重庆” 极不能等同于“文革” 的复辟,也不能无限上纲为否定攺革。

“重庆” 的结局,围绕着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天平倾斜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表象。真实的问题是左、中、右各路人马已不满于中央,都想在“重庆” 找到政治契合点,当然也不排除重庆“笫一把手” 入“中常”的竟争动机。

“重庆” 的结局,传递出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

——1954年2月17日,高岗自杀未遂。终于在1954年8月17日服“速可眠”自杀身亡。亨年49岁。高岗生前不可能预知,在他死后,不断地有反党联盟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暴露”出来。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文艺界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受到了打击。1957年反右斗争,几乎每一个从1949年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家庭都受到牵连。1959年庐山会议又出了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1962年又出现了“习仲勋反党集团”。一部没有出版的小说《刘志丹》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习仲勋等一大批原陕宁边区的老干部老党员都受到打击,有的被迫害致死。1965年底又出现了“彭、罗、陆、杨”事件。1966年又出现了“三家村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总政阎王殿”案件,几乎所有同刘少奇、邓小平有工作联系的人都受到牵连,共和国主席、党中央的总书记在劫难逃,悲剧达到了高潮,成千上万为此付出了无辜的生命。当年同高饶反党联盟作坚决斗争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陈毅等人,除周一人外,几乎统统被打倒。当初他们信誓旦旦如何防止党内分裂,防止出野心家,结果自己却莫名其妙地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首脑人物。历史开了一个莫大的讽刺玩笑。1970年后又出现了“陈伯达事件”。“林彪反革命集团”露出水面。1976年4月5日又出现“天安门反革命暴乱”事件,邓小平被认为是暴乱的“总后台”第二次被打倒。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共产党内高层领导,除毛泽东周恩来等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到“反革命集团”中走了一遭。可以这么说,1953年并不复杂的高饶事件,是新中国的“帝王将相”之间为分配权力而进行的或明或暗的政治逐角的一个插曲。中国共产党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来解决两位党内高级干部所犯错误的问题,这在中共党史上是没有过的,足见其规格之高。后人,几乎已忘掉了1949年到1956年期间毛泽东那代人共同推翻了旧传统又共同树立了新传统的历史悲剧,而用仅仅用“文革” 作炮弹了 。

“重庆”, 走到今天,原“笫一把手” 的命运结局如何,已不重要了,今曰重庆,谁是封疆大吏也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举国上下,需要心平气和地反思,使“重庆” 的战车依然前进在置于市场经济内在逻辑之上的 包括五个重庆、开放高地、共同富裕、核心价值观、民主法治的历史定位的道路上。

201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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